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建设应加强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这为我们发展繁荣中国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①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什么关系?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中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再进一步追问: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更进一步追问:中国在18世纪之前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欧洲历史为典型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有差异:虽然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对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独特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产生了一统多元的经济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明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可开垦土地的减少(边疆地区开垦成本高于收益),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宋以后中国的城市规模就反映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商品经济的规模,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以及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最近20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在1840年以前的农业可以说是接近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占有和转让耕地的使用费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上说,众多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唐中期以来,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流通交换制度和规模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文化等等。 大量农业剩余的存在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它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②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其发展不是封建国家政权可以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便是生动的写照。③因此,封建国家政权除了通过赋税、政治歧视等手段外,还试图通过官营、专卖等手段,将商品经济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是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这一矛盾运动中,官营工商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官营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一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巩固以农业为主的地主制经济。后者可能更重要。正如《盐铁论》所说的“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明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有区别的,它抑制的只是私营工商业,而官营工商业的发展则是完全符合地主阶级的总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 第二,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范围。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的局面,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可以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与以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相适应,则形成了大一统的主流政治观念。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以农为本;第二,将国家和社会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家庭和个人的荣辱依赖国家的兴衰;第三,追求“有序”和“和谐”,表现为强调社会和家庭秩序的“三纲五常”,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天行有常”、“顺天知命”等等。 在资本主义产生前的传统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面对着各地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高度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各自特点,灵活地采用了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这就是说,在坚持由一个政府统一领导全国行政工作的前提下,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采用了多元化的具体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安定的重要原因,也是保证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运行模式和实施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为此在制度设计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不但规定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官僚体系,经济上高度统一的财政、货币和经济政策,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官本位正统文化,而且采用了与这种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正式制度、规则相对应的政府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它与“大一统”制度的正式规则相辅相成、高度适应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以及不同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的需要。首先从民族上关系上来看,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就包含了要对众多的民族及其各具特点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分别管理的原则;从政治上看,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不同时期的“大一统”政府对于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实行了不同的管理体制的;在经济上,“大一统”政府的管理更显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比如,从所有制结构看,官营经济、领主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以及商品经济性质的雇佣制、合伙制等并存发展;从市场发育看,不仅早就具有全国通行的货币,而且土地、劳动力也都早已成为商品,可以自由流转,全国性的大宗商品集散地、钱庄、票号,甚至期货交易也已经出现。从文化上看,尽管主流文化是“格物致知、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但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很大的民间文化也是色彩纷呈的。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多元”的前提,正是维护而不是损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的,越过了这个界限,就是违反了“大一统”制度的正式规则,这时多元一体管理模式中的“一体”原则就会发挥作用,对其进行压制。 二、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 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精神、思想层面的冲击,丝毫不亚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这个古老国度产生的影响。中国在这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所经历的失败和屈辱促使中国人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自1840年起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在自强和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从继续维护封建集权帝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变动甚为迅速;在思想观念上,则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 尽管西方国家从制度到经济,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都被视为样板,但“全盘西化”的努力仍没有找到能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侵略者不会也不愿意给中国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复制西方的先进制度与强大实力。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和继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推动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此前被无限推崇和向往的西方制度似乎也不是那么地完美无缺。晚年的梁启超在游历欧洲之后就曾提出,年轻人首先应当存有“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继而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补助我们的文明,以成就“一个新文化系统”。④这意味着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反思和重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努力,这种反思的出现是必然的,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对自身文化和历史在感情上的认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放弃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做到与传统的完全割裂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收。但是反过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近百年来抵御西方侵略过程中却屡战屡败,已经被证明不能解救民族危机和重新振兴中华,这也是1915年后全国兴起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同样,新文化运动的应运而生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文化和探索民族独立与振兴之路。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的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示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好感和向往。更何况这种体制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理想色彩,即使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而言,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⑤而所谓的苏联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确定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中国人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却可以让中国走向独立、平等和富强的道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险恶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为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其所选择和建立的经济模式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1939-1940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⑦ 此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内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⑧ 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又一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几个构成要素。⑨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被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⑩“新民主主义经济”肯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则是处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的准则。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不仅保障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充分发挥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走出旧中国极端残破混乱的状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大量数据表明,在1949-1952年的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极为迅速,不仅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改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宝贵探索。无产阶级在获取政权之后并没有立即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而是采取了更为稳健的举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继续发展,这种做法与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有明显差异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通过计划指导和市场机制来规范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和二战后许多国家通行的混合经济颇为相似,但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运行的。(11)由此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也为新中国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使中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稳定并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新中国30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机制两个基本点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无二致。(12) 三、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背景和条件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严峻国际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工业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自然地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促成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13) (一)国家安全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从1953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1950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等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驻军台湾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1953年8月,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美国与中国台湾举行了首次海空军联合演习。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秘密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根据协定,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岛,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本来美国第七舰队是以朝鲜战争期间“维护台湾海峡中立”为借口而进驻的。而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台双方又签定了这样一个协定。它是继1950年6月美国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企图长期把台湾地区置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又一严重步骤。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美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2月,台湾当局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954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相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1954年9月8日,美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此时,中国台湾成为美国完成对中国大陆环形包围圈的最后一环。 1955年1月24日和28日,美众、参两院分别以410票赞成3票反对和83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为保证国民党控制台澎,可动用美军保卫国民党控制的任何区域,也可采取其他必要措施。(15) 同年3月6日,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台海局势迅速恶化,美国不能在中共攻击金、马时袖手旁观,他认为形势的发展需要美国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观点表示同意。3月7日,杜勒斯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Walter George)说他认为美国应当协防金、马,并指出这样做需要美国使用原子弹来摧毁中共在金、马对岸的军事设施。(16) 3月10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并指示,为美国介入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使用原子武器制造舆论,使盟国与国内民众在思想上能有所准备。(17)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多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美国有可能会采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进攻。(18) 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经,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面的,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面的。朝鲜战争时期的火力较量主要以弹药和钢铁的倾泻为标准,战时美军共消耗弹药330万吨(其中航弹69万吨),而志愿军在战争中共消耗弹药25万吨(大部分从苏联进口),火力强度尚不足敌1/10。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得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 以工业为例。1952年当中国完成经济恢复任务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从直接关系到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虽然当时的钢产量已经是1949年的3倍,但是与当时的敌人美国相比,差距如下: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是224倍。1952年,中国天然原油年产量已达19.54万吨,为旧中国天然原油最高年产量8.2万吨的约2.3倍。2010年我国原油产量接近1.9亿吨,消费量则达到4亿吨。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20)为此,我们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21) (二)工业化面临“贫困陷阱” 当时中国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尤其紧迫地是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又与当时中国经济贫困、资金匮乏相矛盾。新中国建立后,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中国当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22)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23)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我国不仅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24)195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25)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对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急需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发展模式的接近,是因为中苏两国在近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必然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手段,对苏联经验的接纳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26)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27)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28)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使投资达到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29)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三)新中国前30年的探索与经验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其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同时,也立刻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怎样改革和完善这个发展道路,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个发展模式,虽然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工业体系建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却掩盖了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不足;而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毛泽东还拥有非常熟悉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激励机制,并且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的改革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保证了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升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三分之一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领域;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来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问题是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 另外,从思想和认识层面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已经达到了创新的临界点。由于中国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新问题,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必须承认,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济体制的诸多方面都与苏联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反思是与“模仿”同步进行的,以下四个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反省最多的地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上,中国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对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修正在于合作化并不是像苏联那样采取突然的、混乱的形式,而是被设计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分三步走的过程: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最后是高级社。(30)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中国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赎买政策。这些做法都与苏联有所区别。其次,中国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予关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领导者对于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以及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的觉察。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反思,一是陈云提出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二是李富春提出的“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思想。中共领导集体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既应当有计划性,又应当有多样性和灵活性。(31)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2)这几乎是当时全党的共识。第四,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33)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协调发展方针。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是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在微观经济方面,提出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的关系;在实践方面,则有过农业“包产到户”的经验;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经验;技术引进的经验;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经验(例如分灶吃饭);等等。尽管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新中国成立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失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一,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对外部环境的看法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的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对其的正确判断,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的,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和突出成效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准备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并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3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增长了20余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的。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上,而且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 ③《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文集》(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⑤陈红军、赵波:《缅怀伟人,传承友谊》,《光明日报》2011年4月26日。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56页、第662-71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1100页。 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87-1206页。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11)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2页。 (1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3页。 (13)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14)徐焰:《朝鲜战争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兵器知识》2010年第11期。 (15)《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16)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17)"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0th Meeting of the NSC,March 10,1955",FK Eisenhower Papers,FS NSC Series,Box 6,NSC Summaries of Discussion,Eisenhower Library. (18)Thomas E.Stolper,China,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New York:FS M.E.Sharpe Inc.,1985,pp.89-90.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0)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4-23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22)汪士铎:《乙丙日记》,载于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23)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第4页。 (2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2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6)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2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10、536页。 (28)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 (29)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 (30)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7-351页。 (3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3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经济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