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设置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馆学的直接实践来源是体现信息自由价值理念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而中国情报学的重要实践依托是具有辅助决策的软科学功能的科技情报事业。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准则，中国情报学所具有的软科学性、智能性和竞争性的本质属性，可以清楚地表明它完全不等同于具有强烈公共管理功能特征及其人文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或图书资讯学[1]。本文将在上述观点基础上对中国图书馆学、资讯学、中国情报学三者关系作进一步的界定，并依此来探讨当前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设置调整问题及其现实紧迫性。
1 正确认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自的学科内涵
1.1 资讯学作为图书馆领域中的信息科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必然组成部分
信息科学具有跨学科性[2]。纵观信息研究的历史，至少在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由申农信息论发展而来的通信工程这三个学科领域中先后出现过三种信息科学，即“计算机与信息科学(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通信工程与信息科学(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一直到现在，以上三个领域中的“信息科学”都还存在着，共同构成了一个信息科学学科群，即西方的information scienc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LIS）这一术语被中国港台地区翻译成“图书资讯学”，但在中国大陆因为历史原因而被错误地翻译成了“图书情报学”，对于这一失误下文还将作专门阐述。LIS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也即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信息科学”，在中国港台地区被翻译成“资讯学”，该门学科的研究宗旨和任务曾被时任美国资讯学会（1968年由美国文献学会更名而来）主席的Harold Borko在会刊《美国文献》（该刊名随后也变更为JASIS）上所发表的《资讯学是什么？》一文予以了明确阐述：“资讯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信息的特性和行为，调查支配信息流的力量，以及开发加工信息以达到最佳存取和利用的工具。它涉及与信息的产生、收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传播、转换和利用有关的知识体系”[3]。可见，资讯学在本质上就是传统的library science在信息研究领域中的延伸、抽象与升华，或者说，是library研究在information层面发展或派生出来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美国的Rubin指出资讯学有时被贴上了非社会机构化的library science，也即没有围墙的图书馆这一标签；认为其定义强调了图书馆的核心目标，即对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两者目标存在着实质相似性[4]。因此，资讯学作为一门体现图书馆本质和理念的信息科学，传统library研究同它之间应是一种具体表象与抽象本质的对应关系，两者必然地是作为LIS这样一个不能被拆分开来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着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专门撰文进行了详细地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LIS这一由资讯学和传统library研究所共同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映射对应关系，中国图书馆学在早期是传统的library science，在当前则就是西方LIS[5]，此外还有专家也撰文指出目前LIS的中文名称五花八门，如图书馆情报学、图书资讯学、现代图书馆学等等，令人无所适从，但比名称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LIS是一个融贯的、统一的学科，有其统一的且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使命和视域[6]。
至此，我们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内涵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并有着统一的且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使命和视域的LIS研究领域，资讯学作为图书馆领域中的信息科学，也即LIS研究领域中的Information部分，必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组成部分。
1.2 中国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是情报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讯学
起始于1956年的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创建之初便被专门地赋予“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与重任，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科技情报工作能够在动态跟踪中起着“耳目”作用、在科研与生产中充当助手担负“尖兵”作用、在管理决策和社会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强调科技情报工作要能够在“耳目”、“尖兵”作用基础上作为“参谋”主动参与进科技、管理等领域中有关的决策谋划中来。可见，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支撑科技决策的软科学特性与功能，这就决定了情报事业和情报工作绝不会等同于图书馆事业、图书资料工作。因此，新中国的科技情报事业中的“情报”这一术语名称确确实实是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情报就是intelligence，它是为特定主体决策和行动提供信息服务的核心概念[7]。而以“情报”这一术语名称为逻辑起点的中国情报学在本质上应该归属于软科学研究范畴，其核心内容应是面向竞争、为优化决策服务的情报研究工作，属于思想库（智库）范畴，与国外的Intelligence Studies相对应。
要指出的是，1992年原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司改名为科技信息司之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出现了对“情报”和“信息”不加区别而叠加使用、混淆使用与理解的混乱状况，以至于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出现了“情报”一词多义现象：一方面将西方LIS翻译成“图书情报学”——此处的情报对应着英文information；另一方面又是将西方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翻译成“竞争情报”——此处的情报又对应着英文intelligence，其结果，出现了源自于“情报”一词多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报学。第一种类型的情报学产生于information既可译成信息，又可译成情报的做法，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就是与西方LIS严格地相互对应的，图书情报学与图书资讯学只是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地区对于西方LIS不同的翻译罢了，两者是一回事。这种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实际上是将中国情报学简单地等同于LIS中的资讯学。而第二种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源自于反对将information既译成信息又译成情报，强调必须要科学地对汉语“信息”、“情报”进行学科规范这一做法，认为information既译成信息又译成资讯，资讯与情报(intelligence)不是一回事，图书资讯学和图书信息学两种表述才是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地区对于西方LIS不同的翻译罢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根本就不能与西方LIS严格地相互对应。第二种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其实也正是本文所主张的观点，即中国情报学是以情报(intelligence)为逻辑起点的，因而绝对不等同于LIS中的资讯学。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之争也被有的专家视为是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两种不同的情报观之争[8]或中国情报学的information学派与intelligence学派之争[9]。参照着前述有关资讯学的本质及其与中国图书馆学的关系之论述，我们认为，第二种类型的情报学解读与社会的情报实践相吻合，做到了正本清源；而在第一种类型的情报学解读中，之所以将资讯学误当作了中国情报学，其根源就在于：改革开放后，一是由于兴办的科技情报教育主要是依托已有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的，二是由于国内一开始没能对英文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内在涵义及其区别进行仔细地推敲，加上只看到了国内科技情报事业的information工作表象，而没有认识到它的intelligence工作实质；以及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到如前述文献[5-6]所揭示出来的从library science走向LIS的这一必然趋势，以及LIS是作为一个不能被拆分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资讯学与library研究实际上是一回事，两者最终要走向融合、合二为一，结果产生了一个重大失误，将西方“LIS”这一术语翻译成“图书情报学”并将这其中的“情报学”（注：实际上只是资讯学）与科技情报事业相对应。相比之下，中国港台地区则极为明智且清醒地将LIS翻译成“图书资讯学”，而没有误将LIS中的information翻译成与之并不对应的中文“情报”，这种做法对于与国际接轨、走在中国大陆前面的中国港台地区而言，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英文翻译的习惯问题那么简单。
2 通过学科设置调整使新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自回归其本来面目
有关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两种类型的情报学解读之争。由于改革开放背景下兴办的科技情报教育主要是依托高校已有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先人为主地将国内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西方的LIS教育相互对应起来加以看待，因此，中国情报学被简单地理解成是资讯学这种观点，也即前述的第一种类型的情报学解读（information的情报观或中国情报学的information学派）在1992年原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司改名为科技信息司之后，逐渐在高校中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观点。在此背景下，不同于经院学派的实践学派阵营里的专家不得不发出了当前中国情报学已是“情报(intelligence)”缺失严重[10]的呼声，和当前中国情报学界万马齐喑，情报学研究模糊了耳目、尖兵、参谋的历史重任，整个情报学界出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奇异景象[11]的感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出现了对中国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存在之合法性的质疑声音，认为图书情报本来就是一家、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必然会融合，如认为两者的学科宗旨与任务相同，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走向融合。
其实，上述两方面的学科设置争议之所以存在，其根源就恰恰在于没能像本文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正确认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自的学科内涵所在，以及认清并区分开如前所述的两种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虽然当前在以高校为主体的情报学教育界处于主流地位的是“information的情报观”，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技情报工作实践所内在具有的intelligence本质决定了“information的情报观”的学科理论及学科教育建设必然会脱离情报实践，而当前在“information的情报观”主导下的情报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能对内涵日益丰富、变化日新月异的情报工作实践发展起到有效支撑和超前的先导作用，并由此在学科理论及教育和现实中的情报工作实践之间所形成的较为突出的“两张皮”现象则在充分证明了这种脱离的同时，也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intelligence的情报观”才是中国情报学学科理论建设之真理所在。至于中国图书馆学界对情报学的质疑，其根源也在于没有像本文前面所阐述的那样去认识资讯学的本质所在，而且还误将资讯学当作就是在理论上去指导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情报学；以及在于没有认识到资讯学就是传统的libraryscience在information层面的延伸、抽象与升华，它与传统library研究一道作为LIS这样一个不能被拆分开来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着的。
至此，依据本文前面对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自的学科内涵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类型的情报学学科解读的剖析，我们认为，要透过上述争议而看到一个更为迫切的实质性问题，这也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对已有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设置进行深入反省的时候了。我们的观点是：西方libraryscience发展成为LIS之后，当前正在朝着I-School方向发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却要将LIS理解并拆分成library研究和资讯学（也即第一种类型的情报学）这两门学科并行发展，这种与国外同行背道而驰的逆向做法，以及用这个拆分来的“情报学”去与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相对应的做法，均值得反省。当前无论是图书情报实践的发展，还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呼唤着要对已有的学科设置进行反思并给予有针对性的调整与改进。我们主张：图书资讯是一家；但图书情报要分家，分家不是说中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要各奔东西，而是说两者需要依据各自的实践基础来进行符合各自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学科设置调整与优化，以此来使两门学科做到各自具有一定高深内容、各自发展轨迹清晰、各自发展方向明确、各自所依托的实践基础明了，而且彼此在各自的分工之上实现相互紧密协作。所应进行的上述学科设置调整的实施理念具体地说，就是新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自回归其本来面目——中国图书馆学回归其实质内涵就是西方LIS的本来面目，在与LIS相对应之后还要像西方同行那样进一步向着I-School的方向发展；而中国情报学则必须要回到以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为核心的发展轨道，也即是回归到“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的本来面目，这一回归可具体表述为以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为核心，以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LIS)范式研究为基础和前提，以基于信息管理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为学科新的发展点，紧紧围绕着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这一中心点，在三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12]。依照上述理念，所应进行的学科设置调整的具体实施内容就是：(1)新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既进行表象层面上的library研究，也进行着library研究在information层面上的抽象与升华研究——这也即是与library研究相对应的抽象层面上的资讯学研究，它所从事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信息序化这一中心而体现为信息组织、信息构建、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可视化、信息计量、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信息传播与交流、信息服务与利用、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信息生态环境、信息空间、信息经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与评价、信息网络、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技术等主题内容；前一方面的library研究面向实体的图书馆机构而具有浓郁的人文属性，而后一方面的资讯学研究则面向抽象的图书馆（也可以说成是诸如知识集合、信息资源体系之类称谓的信息库）而具有强烈的技术色彩。(2)新世纪的中国情报学则是在中国图书馆学所从事的信息序化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信息转化（包括知识激活在内）这一中心来进行有关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警用情报、安全情报、科技情报、工商情报、经济情报、竞争情报、预警情报、社会情报等intelligence分支领域和文献情报、电子情报、信号情报、人际情报、图像情报等intelligence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研究涉及国家竞争与安全、企业竞争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其核心主题内容包括情报研究（信息分析）、反情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决策支持与智能信息系统，以及围绕intelligence的用户行为、政策法规及伦理规范研究等。
要指出的是，实施上述学科设置调整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两门学科分道扬镳，而是使两者成为各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彼此紧密协作的一个互动共同体，从而既推动将资讯学纳入其中的中国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真正完整无缺的科学化的学科，也推动中国情报学在有效整合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基础上实现的可持续发展；既有利于彼此的各自对外学术交流，也有利于彼此与各自的实践基础和行业依托实现紧密关联互动。这种紧密的关联互动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面向基于信息序化之上的information提供、面向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而中国情报学研究则面向基于信息转化之上的intelligence提供、面向用户实际难题的解决，前者充当了后者的基础与前提，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客观、准确、及时地将有序化了的信息传递给特定用户，为后者的主要任务——智库中的决策方案的提出，或者说智库的运作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信息平台（信息库）支撑。
3 学科设置调整方案对于当前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现实意义
国内情报学界曾有专家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情报学（科技情报学科）的学科独立性问题，主张图书情报要分家，指出当前我国教育部门把情报学和图书馆学、档案学归并在一起，显然是与把科技情报工作视为科技图书文献工作或科技文献资料工作这一理念有关，其实从信息的本质和科技信息工作的本质上来看，“情报学”应该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中独立出来。即使不能人为地（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也要以一个不同（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独立学科的要求来对待它[13]。本文所提出的上述学科设置调整方案，一方面从理论角度阐明了图书情报要分家的内在缘由，并从实践角度提供了图书情报如何实现分家的可操作性思路；另一方面也从理论角度阐明了图书情报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所在，使得两门学科能够成功地实现彼此的紧密关联互动，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最终均能成为具有高深研究内容的科学化的学科，这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研究及其教育建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本学科领域具不具备高深的研究内容对于当前国内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之生存和发展而言已极具现实紧迫性。西方的library science发展成为当前的LIS之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所面临的学科发展困境和学科教育危机以及提升本学科地位，在进入21世纪后，由美国一些著名LIS学院牵头，又掀起了“I-School”运动[14]，在名称中彻底取消Library，将学院更名为纯粹的information名称，通过扩充学科的内涵和容量，来努力地使本学科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高深之研究内容、能赢得其他优势学科之尊重的研究领域。西方的library science经由LIS而在当前朝着I-School方向发展的这一变革趋势，使我们不得不反复地去仔细体会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在对该校的图书资讯(LIS)学院进行改造时所讲的一番话。1993年起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里的LIS学院开始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到1995年以“信息管理与系统系”这一崭新的面貌和名字出现。校长田长霖对LIS学院采取了全面改造的做法，在制定新的学术发展规划时，特别强调优秀的大学看重两点：第一是学术内容，即这个领域是否具有高深的研究内容来吸引一流的教师去从事对这个领域的探索，这些教师对学校来说是一种荣耀；第二是教学内容能否吸引有能力的学生来从事对这个领域的学习，他们毕业后能否成为领导先驱者。田长霖校长的上述演讲内容是否就是另外两所美国常青藤联盟名校——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里的LIS学院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被迫关门的关键原因之一呢？因为你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不够高深，吸引不了一流的教师来从教和有能力的学生来学习，与你所处的名校地位极不相称，所以你要么被迫关门，要么被迫进行改造。时至今日，美国最好的大学或者说成员是由美国最杰出大学所构成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当中，竟然没有一所开办LIS学院（LIS教育）!而对于那些残留在普通大学中继续办学的LIS学院而言，教育的危机、关门的压力、被边缘化的趋势依然存在。在全美排名第一的伊利诺依大学LIS学院院长在2000年参加数字时代中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时坦然承认：在我当院长的初期，一个前任校长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可能是路边的第一个苹果（即马粪），但是你们终究只是一个苹果”。对他来说，我们LIS学院即使排名第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LIS并不值得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改变学校对LIS以及对我院的看法[15]。田长霖校长的上述两点讲话内容，是否也正是全美排名第一的伊利诺依大学LIS学院院长亟待向所在学校要改变的对LIS研究领域以及对LIS学院的“看法”呢？!这些身处非名校中的LIS学院，为了拓宽研究与教育的内容，使本学科能够改变外界对它的一贯“看法”而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具有高深之内容的学科领域，不得不掀起了如前所说的“I-School”运动，以此变革来求生存求发展。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与美国高校中的LIS教育变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高校的“主流”做法却是将在西方同行看来学科的内涵和容量还不足以成为一门有着高深内容的LIS学科领域，人为地一分为二，把LIS拆分成所谓的“中国图书馆学”和“中国情报学”两门学科并行发展，并以此来办高等专业教育，这一与国外同行背道而驰的逆向做法，违背了本学科的历史发展潮流，应当予以否定。我们暂且不谈这种拆分来的图书馆学并非是完整的中国图书馆学、这种拆分来的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不是真正的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我们只从研究与教育内容够不够高深的角度来看，上述开历史倒车的逆向做法明显不符合当前国内高等教育的“宽口径、厚基础”这一要求，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遴选高校、学生遴选专业，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求生存求发展的客观现实呼唤着我们必须对学科设置方案进行变革，以达到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门学科均具有高深的学科研究和教育内容这一目的。这种变革已是迫在眉睫，否则，随着国内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地与国际接轨，我们不能排除从1978年开始的美国高校LIS学院的关门潮和改行转向现象不会在国内重演！
收稿日期：2009-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