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背景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现状论文,道路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西方传统的左、右政治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认识。右翼保守主义始终坚持市场的根本原则，而不同形式的左翼则更为强调社会公正，强调以社会再分配，如国有化或扩大福利等政策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左翼政党的这种意图与福利国家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高税收、大政府、社团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
但进入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陷入困境，而福利国家积累的弊端成了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问题，左翼政治模式因此而受到普遍的怀疑。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动下，以个人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为手段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复兴，并主导了80年代的政治思想，而西方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了政治上的低落。政治竞争的压力迫使左翼政党改变传统的思想政策体系，由此而出现了90年代西方左翼政党向右或向“中间路线”偏向的普遍趋势。
“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种趋势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理论。它紧紧抓住了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一方面，它抓住了因冷战结束而突出的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紧紧抓住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不能简单地用传统左、右政治来容纳新的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经济及金融市场的规范，全球化对民族和国际层次“控制”的挑战，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等。
这些问题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并强烈地冲击到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突出了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政治制度滞后间的矛盾。由此，欧美各国左翼政党的改革者们打出了一个共同的旗帜：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三条道路”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强烈“共鸣”的现实基础。
90年代欧美左翼政党战略上的转变带来了其政治上的复兴，这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现实起点。最初，它只是在现代化旗帜下的一种左翼改革，还没有上升到新道路的高度。1993年克林顿执政后，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及其思想库改革政策研究所为其设计了一套取代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政策、使美国政治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体系。与此同时，英国工党的改革思想者们打出了超越传统左右政治的“第三条道路”旗帜。而在布莱尔公开表示接受该道路后，布莱尔及其思想顾问杰夫·马尔甘和吉登斯等人成了该理论最全面的解说者。尤其是在工党1997年重新执政后，布莱尔和克林顿不遗余力的宣传急剧扩大了“第三条道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而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施罗德上台更使得“第三条道路”出现了一个高潮。
虽说“第三条道路”是左翼政治复兴的一种体现，但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它并不为所有的中左政党（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所接受。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极力回避使用该词。不过，纵观近年来的发展形势，“第三条道路”显示了以下发展趋势和特征。首先，欧美对“第三条道路”认同扩大。起初，欧洲大陆对布莱尔和克林顿鼓吹的“第三条道路”持谨慎态度，实际是回避其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色彩。1998年9月， 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条道路”讨论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除了布莱尔外，仅有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而1999年4月， 当今公开接受“第三条道路”的五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和荷兰首相维姆·科克）聚集在华盛顿，讨论该道路。而这五国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显示出欧美对“第三条道路”的认同感扩大的趋势。
其次，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实际理解并不一致，但以下观念可谓其共同的基点：重新界定国家（政府）的作用，促进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主张以积极的福利取代注重再分配的传统福利；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由于思想及政治环境的差异，“第三条道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美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点：针对着改革德国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发表的《经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一条道路》可谓德国式的“第三条道路”纲领；荷兰的工党明确采纳以约翰·罗尔斯为理论来源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第三条道路”代表了北欧福利发展模式的改革方向；而达莱马更强调“第三条道路”应致力于寻找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与一个团结、安全的发展体制之间的汇合点。显然，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它所体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