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方向：中国政府形象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_文献计量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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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源起

      政府形象是现代政府最大的无形资产，良好的政府形象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对政府体系公职人员具有聚合、感召和激励作用。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成为政府形象塑造不可缺少的力量，但也给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转型时期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事件等对政府形象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作为政府打造自身形象的理论指导，学界以政府形象为主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本文尝试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中国20多年来政府形象研究的现状，以期在政府形象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缺乏反思的境地，更好地指导当前中国政府形象塑造。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哪些人在做政府形象研究，是否形成了成熟的研究队伍？第二，研究者关注哪些议题，有哪些研究热点？第三，研究者使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做研究，是否规范？第四，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知识有无推进？

      二、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一)样本选择

      虽然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政府形象”为篇名，不限制数据库和时间，可得到557篇文献。但是，为了提高研究质量，确保研究结论的效度，研究者在综合考量期刊来源数据库的质量、学术影响力和学科代表性的基础上，选择了CSSCI数据库、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作为本研究样本的来源数据库。样本的搜索和筛选过程如下：(1)以“政府形象”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作为来源数据库，共收集154篇文献，剔除书评、新闻报道、文献综述等13篇，得到141篇文献；(2)以“政府形象”为篇名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得到7篇文献，由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二次引文文献，为避免样本重叠，删除与前重复文献3篇，得到有效文献4篇。将两个选取来源的样本合并，得到本文所评估的样本文献数量为145篇。

      (二)指标设计

      基于研究问题和评估的需要，本文选用的评估指标如下：

      1.论文发表年份。设计这一指标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在不同时间段，政府形象研究文献的基本分布状况，总结研究的总体趋势。

      2.论文来源期刊。基于每种期刊在选择论文方面有基本倾向与旨趣的假设，设计这一指标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政府形象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学术阵地，进而理解政府形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3.研究资金来源。为检验中国政府形象研究成果是否受到制度性资金支持，本次评估设置了资金支持这一指标，具体操作化为：国家级社科基金(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企事业单位横向项目和无资金支持等。

      4.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这两个指标主要用来分析“有哪些人在做政府形象研究”，“作者单位”操作化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或无标明等6个维度；“学术地位”细分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下，博士研究生，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等层次。

      5.作者队伍的成熟度。可采用“作者发文情况”来测量，该指标反映了稳定核心作者群的形成状况。可操作化为：(1)作者发文量，采用研究“论文—著者”科学生产率频率分布的洛特卡定律；(2)科研合作，进一步操作化为合著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3)活跃作者群，通过核心作者和高产核心作者两个指标来衡量，可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 Law)来确定核心作者和高产核心作者。

      6.研究的学科门类。为了解政府形象研究的学科基础，该指标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其他类别等。

      7.研究主题。本研究通过词频分析软件ROSTCM6对145篇文献的标题、关键词及摘要进行了分词与词频提取，并结合当下研究领域的大致分布，确定将政府形象研究主题划分为政府形象的内涵、表现和价值，政府形象塑造，政府形象传播，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新媒体与政府信息化，政府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国外理论与经验等。

      8.研究热点。该指标反映了某一个时间段内，学术界对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用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平均增长率排序(R)、文献增长量排序(Q)和文献平均总量排序(T)的总和来衡量。其中，研究热度=(T+Q+R)/3，平均总量=(历年文章数之和)/年份，平均增长量=Average(当年文章篇数-上年文章篇数)，平均增长率=Average(当年文章增长量/上年文章篇数)。

      9.研究类型。该指标涉及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秉承指标尽量简单、便于统计和分析的原则，本研究将其区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类。

      10.所处研究阶段。操作化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和变量分析等三个指标。

      11.资料收集方法。为了侧面考察文献的研究质量，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将资料收集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文献资料法，除了第一种，后面几种皆为经验主义方法。

      12.统计方法层次。包括无统计运用、统计描述、单变量推论、双变量相关分析、双变量回归分析、多变量分析(因果分析、多因回归分析、多因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

      13.研究的基本规范。任何学科的学术论文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以便展开最基本的学术对话和促进知识累积。已有经验研究主要从是否有理论预设、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否有文献评论、文献引用情况如何等四个维度来评判论文的规范性。然而，研究者浏览所选的样本发现，不少政府形象研究的论文甚至不具备“文献引用”这一基本的学术规范。本研究将该指标界定为三个层次：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有理论对话。

      三、样本分析

      (一)样本的总体情况

      1.论文发表年份。从图1可知，从1990年到2014年期间，政府形象领域研究从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这说明“政府形象”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其中，2001-2006年、2008-2013年出现了两个较高的波峰，文献数量分别为44篇和74篇，分别占总体的30.3%和51.0%。

      

      图1 中国政府形象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

      2.论文来源期刊。就政府形象文献发表的学术阵地而言，《中国行政管理》《党政论坛》和《现代传播》均以刊载7篇文献并列第1位，占总体的14.5%。《新闻知识》和《新闻爱好者》均以刊载6篇文献并列第4位，占总体的8.3%。《前沿》和《新闻界》分列第6位和第7位，《湖北社会科学》《国际新闻界》和《江海学刊》等6本期刊并列第8位。这13本学术期刊共刊发了60篇文章，占总体的40%以上。综合考虑期刊在选择论文方面的基本倾向与旨趣，可以得知，政府形象是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三门学科关注的交叉话题。

      3.研究资金来源。就制度性资金支持而言，表1显示出有高达91.7%的研究未获得资助。当然，其中可能的原因没有标明，然而根据国内论文发表的潜在规则，这种情况不会很多，更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形象研究还比较缺乏制度性资金支持。明确标明获得资金支持的文献仅有12篇，占总文献数的比例不到10%，且资金支持对象全部为高等院校。其中，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的研究分别占4.1%、0.7%和3.4%，没有研究得到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企事业单位横向项目的支持。

      表1 研究资金来源

      

      (二)哪些人在做研究，是否形成成熟的研究队伍

      1.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就作者单位而言，来自高等院校的研究共有108篇，占总数的74.5%，这说明高校是政府形象研究的主要阵地；来自党校系统(行政学院)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成果分别为11篇和7篇，占总体的7.6%和4.8%，这说明政府部门和党委理论教育部门也高度关注政府形象问题；来自民间研究机构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成果都不到5篇，分别占总体的2.1%和0.7%；其他或无注明的文献为15篇，超过总体的10%。

      就研究者学术地位而言，由表2可得知：明确标明学术地位的文献达六成以上，而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的文献接近四成。在标明学术地位的文献中，教授(研究员)和副教授(副研究员)这两类群体的研究者居多，共占总文献的约40%，这说明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和副教授是政府形象研究的主要贡献群体。讲师、助教(助理副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占总文献的10%以上，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这两类学术群体的研究成果分别占总文献的7.5%和3.4%。

      表2 研究者学术地位的分布情况

      

      2.作者发文量。作者发文量可间接反映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和研究队伍的成熟度。洛特卡定律的数学公式为：F(Y)=C/Xn(其中，C和n参数的理论值分别为C=0.6079，n=2)，即作者数量和论文数量的关系遵循一个平方反比。洛特卡分析得出，著文一篇的低产作者(Y1)在作者总数中所占比例应为60%左右。在选取的145篇文献样本中，涉及第一作者124人，发文量仅1篇的作者有114人，占总体的比重高达91.9%，高出洛特卡定律限定的“60%”。这说明，大多数“政府形象”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有限，研究队伍尚不成熟。

      3.科研合作。科研合作在论文的外部特征中表现为论文作者的合著现象。在对于合著现象的研究中，论文的合著率和合作度是两个最直观和最重要的量化指标。根据合著率可以得知某一学科领域作者的合作能力、研究的配合程度及科研的交流深度。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研究将1990-2014年以5年为标准划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作者独著和合著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1)合著率。作者合著率是指在特定的时域内某种(某类)期刊发表的合著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一般来说，合著率越高，学科的发展水平就越高。政府形象研究的总体合著率为33.1%，主要以2人合著为主，最多合著为3人，而独著率高达66.9%。大量的独立研究，一方面说明研究人员的独立研究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形象研究的主题和方式的难度相对较低。从五个阶段看，合著率在不断上升，特别是2000年以来打破了过去政府形象个人独著的格局，且总体合著率(33.1%)大于五个阶段的平均合著率(21.6%)，这符合科学发展规律，表明研究者有逐渐向群体化发展的趋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府形象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步发展的趋势。

      表3 1990-2014年作者独著和合著的统计表

      

      (2)合作度。合作度是篇均作者数，即作者人次与文章篇次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Na指平均一篇论文所需要的作者数(合作度)，Ns为统计论文的总篇数，M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Ni为发表i篇论文的作者数。25年来政府形象研究人员的总体合作度为1.39(人/篇)，高于五个阶段的平均合作度1.26(人/篇)。2000-2004年突破了个人独著状况，合作度达到1.07(人/篇)，2005-2009年这一阶段相对于上一阶段更是飙升了67.3%，达到1.79(人/篇)，2010-2014年这一阶段又出现回落，下降了接近20%，下降到1.44(人/篇)。这说明，政府形象的合作研究的潜力还很大，这正符合政府形象这一交叉学科问题研究的内在规律的要求。

      4.活跃作者群。活跃作者群主要是用来衡量政府形象研究是否形成了稳定的研究团队和核心研究专家，是否形成学术集中话语权。

      (1)核心作者。所谓核心作者是指学科领域中发表论文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集合。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 Law)，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

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

有如下数学关系：只有发表文章在

以上的作者才能被称为核心作者，只有“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50%”的时候，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9]。根据表4可知：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共发表了7篇学术文章，即

=7，依据

，可计算得出

=1.98。也就是说，发表文章多于或者等于2篇的作者都可以称之为这段时间内政府形象研究的核心作者，其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现有的核心作者发表论文量占总论文的21.4%，远远达不到普赖斯理论测算的数据，说明政府形象研究的核心作者尚未形成。

      表4 活跃作者群

      

      (2)高产核心作者。高产核心作者是指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较多、学术影响力强的研究者，一般是该领域的顶尖人才。根据普赖斯定律

，其中，N为核心作者人数，n为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根据表6可知，核心作者人数为10，也就是N=10，而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n=7，依据

，可计算得出R=3.069。将核心作者发文量由高至低进行排列，取排名前4位的研究者为高产核心作者，如表5所示。

      表5 高产核心作者统计

      

      (三)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研究热点是什么

      1.研究的学科门类。由图2分析可知，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等三个学科研究政府形象的文献分别为74篇、38篇和25篇，占总文献的比重分别为51.0%、26.2%和17.2%，共占总文献的94.4%；环境科学和大气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文献比重刚超过5%。这说明“政府形象”研究已经形成了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等三门学科交叉研究态势。

      

      图2 研究的学科分类

      2.研究主题。就研究主题而言，排名第一的是“新媒体与政府信息化”，有37篇文献，占总数的25.5%；排名第二的是“政府形象塑造”，有34篇文献，占总数的23.4%；“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研究位列第三，发文总数为25篇，占总数的17.2%。“政府形象的内涵、表现和价值”和“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占总文献的13.8%和11.0%，而“政府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和“国外理论与经验”的文献占总文献的比重不到10%。

      3.研究热点。表6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4年，中国学界关于政府形象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按照热度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新媒体与政府信息化”，平均发文量为7.4篇/五年，平均增长量为7.5篇，平均增长率为7.04，三项指标都高居榜首。可见，“新媒体与政府信息化”(信息公开、政务微博、新媒体)主题是近年才兴起的新主题，时间虽短但增长速度非常快，有愈加热门的趋向。热度排在第二的“政府形象塑造”，平均发文量为6.8篇/五年，平均增长量为2.00，三项指标都排在第二位。研究热度排在第三位的是“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2000年以来，研究关注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表6 研究主题领域的研究热度

      

      (四)在做怎样的研究

      1.研究类型。就研究类型而言，非经验研究占文献总数的87.6%，有127篇之多；实证经验研究仅有18篇，仅占文献总数的12.4%，充分暴露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的严重失衡。通常认为，非经验研究可以被称为“规范研究”，然而如果将规范研究定义为“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读和阐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严谨的逻辑构造来回答某个学科乃至人生与世界的大问题”，那么，浏览中国政府形象文献中大量的“非经验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也难以划归到规范研究行列，而是一种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通行的“问题—原因—对策”三段论模式的“中国式”规范研究。

      2.所处研究阶段。就研究所处阶段而言，绝大多数文献还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共有121篇文献，占总文献数的83.4%；处于概念界定和变量分析阶段的文献分别为11篇和13篇，占总文献的比重均在10%以下。在处于“问题描述”阶段的文献中，都会涉及一些政府形象的识别和政府形象重塑的探讨，但其研究呈现出模糊化、粗糙化倾向，没有对变量的详细梳理，更没有对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严格论证。因此，就已有文献来看，当前的政府形象研究还经不起“研究阶段”这个学术标准的衡量。

      3.资料收集方法。现有文献的资料收集方法呈现出严重的比例失衡，87.6%的文献采用了非经验主义方法，采用经验主义方法的文献仅占总样本数的12.4%，如表7所示。在经验主义方法中，尚未有文献采用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和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等资料收集方法，仅有4篇采用问卷调查法，14篇采用文献资料法，分别占总文献的2.8%和9.7%。这表明“坐在书房里做研究”的学者在政府形象研究领域也比较严重，研究结论都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

      表7 资料收集方法

      

      4.统计方法层次。在统计方法的运用方面，超过90%的论文无统计运用；在不到10%的有统计运用的文献中，一般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占总文献的6.9%；而采用其他统计方法运用较少，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变量分析的文献分别占总体的2.1%和0.7%，如表8所示。

      表8 统计方法层次

      

      (五)研究的规范性如何

      就研究的规范性而言，“有文献引用”的文献共有101篇，占总文献的69.7%；“有文献评估”的文献仅有4篇，占总文献的2.8%；“有理论对话”的文献有29篇，所占比例为20%；而同时有文献引用、文献评估和理论对话的“三有”文献仅有4篇，占总文献的2.8%；同时无文献引用、文献评估和理论对话的“三无”文献有43篇，占总文献的29.7%。这些数据显示出20多年来政府形象研究的规范程度还不高。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形象研究的描述性统计，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当前中国政府形象研究的整体状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政府形象研究做了如下总结并进行初步讨论。

      (一)研究队伍结构不尽合理，还不够成熟

      目前，中国政府形象领域的研究队伍存在着结构不尽合理和作者队伍还不够成熟的问题。(1)研究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政府是政府形象的主体和实践者，研究的理论成果要服务于政府的自身建设。但是，源自政府的研究者仅占总体的4.8%，很显然其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相反，来自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占总体的74.5%，而政府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文献却寥寥无几。这种研究队伍结构失衡不大符合政府形象作为一个亟须关注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研究密切服务于实践的要求。(2)作者队伍的成熟度比较低。中国政府形象领域的研究队伍虽然已具有相当规模，且新人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稳定的高产核心作者队伍，作者合作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表现在：研究能力有限，著文一篇的低产作者高出洛特卡定律限定的“60%”；研究人员分散，科研合作程度不深，统计显示合著率和合作度都明显偏低；高产作者稀缺，统计得出目前政府形象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发表论文量仅占21.4%，远远达不到普赖斯理论测算的数据。

      (二)学科知识呈现出碎片化倾向，亟须跨学科知识整合

      政府形象研究融合了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是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文的定量评估也揭示了该领域中各种学科研究途径并存的现状。然而，遗憾的是，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真正交融在一起，而呈现出相互隔离的碎片化倾向，每个学科阵地的学者都囿于自身的学科语言和思维视角，对政府形象的研究也陷入了各说各话的境地。对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和知识整合无疑是必要的，这有利于积累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更为有力地指导政府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实践。

      (三)实证研究严重短缺，研究方法运用还不够娴熟

      现有研究存在着实证研究严重短缺、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形象知识只是简单的、重复式增长，绝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一方面，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实证经验研究的文献仅占总体的12.4%。政府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构建政府的公信力尤为重要。如何理解转型时期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给政府形象带来的挑战，以及新媒体赋予政府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新手段。这些问题无法从回答“应该怎样”层面来求解，而只有通过扎实的经验调查，根植真实世界，才能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框架和形成本土化经验。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形象研究中的经验研究极为有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规范研究的丰富。事实上，政府形象领域中的规范研究也同样贫乏，其中主要是因为现有的规范研究自身就不规范，规范研究的质量标准缺乏应有的学术判断；再就是“中国式”的规范研究都立足于宏大叙事，太沉迷于空泛的体系建构，宏观化、对策式研究盛行，缺乏针对中国政府形象塑造与传播实践的原创性理论。

      研究方法运用还不够娴熟和深入也是其缺陷。在本文的文献评估中，采用经验主义方法的文献仅占12.4%，87.6%的文献采用了非经验主义方法。非经验主义研究大行其道，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引用官方数据、新闻报道或其他二手资料获得经验资料，而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实地访谈等收集资料的方法运用得极少，绝大部分文献没有运用任何统计方法。很多文献并没有明确其研究方法，而且还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清晰认识。经验研究匮乏，经验主义方法运用不足，富有价值的经验材料难以获得，如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研究很难保证质量，更不要说形成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并推进该领域的知识积累了。

      (四)研究的规范性有待提高

      研究的规范性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基本前提，是形成理论对话的基础。文献引用和评估是研究的基本规范，一项好的研究必须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的结果，与已有的理论成果形成理论对话，这样才能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增长有所贡献。但从本研究的文献评估来看，政府形象领域的研究情况并不乐观，研究文献的规范性有待提高。统计显示，仅有2.8%的文献有文献评估，20%的文献有理论对话，“三有”文献仅有2.8%，而“三无”文献高达29.7%。由此可见，大量的研究文献没有文献回顾、研究假设，甚至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更不要说有理论对话了。缺乏文献评估和理论对话的文献只能导致现有研究只是在不断地生产重复性知识，使得研究成果很难形成连续性，知识难以进行累积和沉淀。因此，只有提高研究的规范性，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形象研究领域的有效知识累积。

      (五)制度性资金支持严重不足

      毋庸置疑，近年中国政府形象的研究力量正在不断增强，高等院校得到了有力支持。样本中的12项基金都是支持高等院校，其他单位均未获得支持，呈现出结构失衡的状况；同时，总样本中高达91.7%的文献缺乏资金支持，这无疑对政府形象研究构成了严重限制，也应当被看做是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形象源自受众的感知，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政府形象，这就需要实证研究来构建认知，需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方式来收集实证资料。但是，经验材料的收集需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也必然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制度性资金支持的不足会使得大量研究难以取得经验资料，也就无法改变当前文献中经验主义研究匮乏的问题。

      尽管近年中国政府形象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是经过计量学评估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研究队伍成熟度不高、研究合作也不够深入，不同学科间的多元知识视角亟待整合，研究大多是对策式、宏观论述、非经验主义的，缺乏方法论意识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文献的规范性程度亟待提升。政府形象被看做是问题导向的研究领域，但是以目前的研究质量显然难以承担起指导解决其在新媒体时代和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当然，这既受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的制约，又与制度性资金支持的缺乏、研究者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不足等有关，中国政府形象需要在持续的反思中才能前行。

      对于政府形象研究而言，我们既需要通过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科研合作来优化研究队伍结构，更需要建设以稳定的高产核心作者为核心的成熟的研究队伍；既需要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持续贡献，更需要跨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融合；既需要构建和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标准，更需要在经验材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既需要加大制度性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提升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意识和技能。政府形象作为一种孕育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构筑政府权威合法性基础的政治资源已然成为影响国家治理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议题。在经济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有充分的责任和使命对这一极为要紧的问题继续作出知识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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