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科技进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起始于本世纪中叶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局部质变，来势迅猛，影响深远。对于这场革命，国内外有多种说法。有人称之为产业革命，有人称之为科技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等。国内学术界则较多地使用第三次技术革命或新技术革命这个词。
新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有些什么主要的特点呢？第一，以往的技术革命往往是从几项科学发明和少数产业部门开始，逐渐扩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技术革命一开始就是多学科、跨领域的革命，如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光通讯、新材料、新能源等，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对国民经济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以往的技术革命主要是解放人的体力，而新技术革命则主要是解放人的脑力。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都是人的智力的扩大和延伸，因此，“智能化”在新技术革命中居于重要地位。第三，以往的技术革命从科学发明到应用于生产，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新技术革命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体系，改变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格局，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的时间，加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世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西方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不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去了解高技术世界的现实。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就象在有了电子显微镜的时代，还是只用放大镜。”他还说：“马克思讲过‘劳动价值说’，我们现在大可以搞一套‘信息价值说’”。（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0页、第22页）国内学术界也有类似观点。
我不同意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的说法。下面就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谈一谈个人的意见。
（一）在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否也创造价值？
这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说法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随着生产的发展，把从来没有过的高新技术组合到生产体系中，实行自动化，创造价值的主要不再是劳动者的劳动，而是由技术自动化决定了。也有人以机器人和“无人工厂”为例证，说明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劳动资料在增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再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即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已经不能解释现实。其实，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已经有人以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为由，提出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创造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世时就曾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所以，从本质上看，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十八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渐代替了手工工具。后来，机器大工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来。机器体系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分工逐步深化，新产业不断涌现，新产品层出不穷，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迅速扩展，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地增长起来。有资料表明，英国的产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完成时，由于机器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二十倍。与此同时，机器大工业还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机器体系及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需资本比手工工具要昂贵许多倍；另一方面，机器越是先进，越可以大幅度地节省人力。以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产业革命的起始点——棉纺织业为例，手工纺工每人每天只能纺4绞纱，采用机器之后，每人每天可纺1000绞纱，也就是说，原来需要由250个工人干的活，现在可以由一个工人来完成。 以上这些变化，从现象上看都明显地呈现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产品产量和利润量却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资本、土地、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固定资本产生利润等错误观点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吸取古典经济学的正确观点，批判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观点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针对前人的不足，创造性地提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旧价值，抽象劳动产生新价值的观点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观点，从而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劳动二重性的论点，它不但如马克思所说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也是正确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关键。马克思正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回答了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问题。他说：“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225页）又说：“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产品的唯一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2 页）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明确地区分了机器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指明了机器如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只能转移原有的价值，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关于这一论断，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中得到启示。例如，他说：“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4页、216页）至于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我认为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论述是极其深刻和非常科学的。过去和现在，国内外一些否定或者歪曲劳动价值论的说法，往往是因为有意、无意离开了劳动两重性的原理造成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劳动价值论仍然是有效的呢？
生产力的运动有它的规律。其中，生产力发展的延续性就是一条重要规律。本文开始时谈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讲明第三次技术革命是前两次技术革命的延续。马克思指出：“正象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为了完成个别过程，已经采用机器了。……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2 页）从人类社会不同经济时期劳动资料的相继更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就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力大规模并入生产过程的结果。在十九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机器的性能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单机发展为机器体系，单一的机器体系发展为复和的机器体系。本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进展迅速，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加快，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机器体系更加复杂。它的运转速度，相互间的紧密连结和巨大的作用范围，都使人力直接操纵机器越来越困难，从而产生了自动控制的迫切需要。本世纪中叶以后电子技术在生产中的迅速推广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电子技术与机器相结合出现了机电一体化，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又在高度自动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智能化。由此可见，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并没有离开马克思所说的普遍规律。它是以机器大工业和本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的。而且迄今为止它取得的进步还只是实现了生产力的局部质变而非根本质变。机器人本质是高度自动化和一定程度的智能化的机器，它不但需要人来操纵，而且需要人来设计和制造；所谓“无人工厂”当然并非真正“无人”。仅从使用单位内部来看，它还需要启动机器体系的人，监督活动仪表的人，排除故障的人，进行维修的人等等。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用在不同的机器体系上，其存在形式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在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之外，增加了自动控制系统。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第一次技术革命已经完成，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他们早就预见到，由于使用机器而使活劳动相对减少的情况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日趋明显。马克思曾经预言：“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 页）当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包括机器人和“无人工厂”，从实质上说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见，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呢？
（二）知识产品能不能创造新价值，“知识价值论”能不能取代劳动价值论？
西方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提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奈比斯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似是而非，不能成立的。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自然科学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的积累、深化和系统化。自然科学应用于劳动过程必须以技术为中介，所以我们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察。信息是指事物存在和变化的状况。自然界的色、声、味是信息，语言、文字、图表等一切有特定含义的信号也是信息，所以，信息是自从有了社会生产以来就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中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知识的积累，生产经验代代相传，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科学文化的交流，都包含着信息的储存和传输，否则就无法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延续性了。所以，信息并不是在新技术革命兴起后才出现的。但是，由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发生了质的变化，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现在我们要问，知识、科学、技术、信息，它们本身有没有价值、能不能产生价值？回答是否定的。一者，它们有的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如一项新的科学技术还在经验阶段，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再者，它们有的还未经劳动过滤。如自然存在的、未经处理的信息。三者，它们有的还没有进入劳动过程，没有实现同生产相结合。
那么，知识产品有没有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知识产品，如一项发明专利，一份研究报告，一个设计方案和图表，都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而且往往是复杂程度很高的活劳动的结晶。它们不同于服务行业，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有形的商品而不是劳务。它们也不同于文学、艺术创作。艺术品靠的是艺术家个人的文化素养、技巧和经验、天才和灵感。因此，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也不存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而知识产品，比如电子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类似的高技术的知识产品，是以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它们可以重复生产，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并且在竞争中形成市场价格。所以，知识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们的价值量归根结底也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现在要问，知识产品能不能创造新价值呢？回答又是否定的。知识产品的使用价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渗透在劳动资料之中，而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以信息产品为例。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融为一体，信息的加工、处理、储存、综合和传输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专门生产信息产品和传输信息产品的信息产业。它们的渗透力极强，发展速度很快，但它们的作用，还是要同劳动资料相融合，才能取得提高功效，增加品种，减少消耗，改善质量等效果。信息产品自身的价值也往往同固定资产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常常同时购买有关软件和“诀窍”。这些都列入引进费用之中。所以，它们也和劳动资料一样，通过具体劳动保存和转移自身的价值，而并不产生新价值。
由上可见，西方未来学家提出“知识价值论”“信息价值论”，只是说明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当然更谈不到取代劳动价值论了。
（三）怎样认识在当代的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在劳动价值论是否适用于当代的讨论中，有些论者是从宏观角度提出质疑的。他们往往列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证明半个世纪来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并以此作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的依据。这是一个近年来争论热烈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把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视为价值总量，是把价值当作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这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再者，一定时期社会投入的活劳动总量也很难准确计算，劳动力总量不等于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而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又不等于实际投入的劳动时间，这里面因素很复杂。所以，在这些同志看来，把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同活劳动总量相比较，和非劳动要素能不能创造价值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
我的看法与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尽相同。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这一类指标当然不等于价值总量。但在剔除了币值变动的因素之后，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观察，社会的商品价格总量总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不能说完全与价值无关。劳动力总量等指标也不等于实际投入的活劳动量，不过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观察，各种短期波动的因素，其影响都会大大冲淡。所以，这类指标也能大体反映活劳动投入量的变动。有资料表明，从1950年到1990年，美、日、西德、英、法五国的总产出相加，从21620亿不变美元增加到93310亿不变美元，后者为前者的4.3 倍。而同一时期上述五国的劳动力发展，则从1950年的16777万人， 增加到1990年的26669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6倍。这两组数字的比较大体上反映了价值量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这一经济现象如何分析，如何认识。我不赞成以此为理由说劳动价值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相反，我认为上述经济现象完全可以用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作出说明。
第一，先进的劳动资料在生产中的应用尽管代替了大量工人，但是，一方面由于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同类商品的工厂大量增加，从一个行业来看，工人人数反而有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社会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新产品、新行业层出不穷，它们吸引了大量工人。所以马克思说：“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资本论》第1卷第492页）。这种趋势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并未改变。这就为价值量的增加提供了一个条件。
第二，形成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并不是任何一种劳动，而是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劳动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因此，研究社会总价值量的增加，不能不同社会生产劳动的变化联系起来。我国学术界在60年代和80年代曾两度掀起讨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高潮。但迄今为止对于两者的划分原则和划分范围仍然众说纷纭。本文的主题并非正面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生产社会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分工和协作越来越发达，劳动的整体性无论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还是全社会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不同职能的劳动直接、间接并入生产过程，使生产劳动的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直到现在还在继续。马克思面对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居统治地位，对生产劳动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一台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接的商品形成过程，……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0-101页）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我们认识今天的生产劳动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过，结合新技术革命以后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需要有新的发展。例如，什么叫物质财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强调的是用于生产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如机器、钢铁、煤炭、棉花等等。那么，在电子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已有长足进步的今天，知识产品在生产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电子计算机软件、发明专利、经过加工处理的信息等等，它们虽然并非物质资料，但却是重要的社会财富。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的内涵也应该丰富和扩大。在当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新技术、新工艺的创造，电子计算机的操作，信息的传输，大型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如CIMS），恐怕都在生产劳动的范围之内。因此，一项高技术的的最终产品，尽管在最后这个环节上占用的活劳动可能很少，同转移的物化劳动相比可能不成比例，但是从“总生产机器”来考察，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原料开采，机器制造，中间产品的生产，所有参加这些劳动的人都是生产劳动的承担者，所有这些活动耗费的活劳动和形成的新价值，都会一步一步地被当作物化劳动保存和转移下来。从一项产品看是这样，从全社会总产品来看更是这样。这是我们在分析社会总价值时必须加以考虑的。
第三，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从全社会看的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马克思关于国民工资差异的分析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他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相比，其劳动的中等强度较高，从而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也比较高，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来临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我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出现总价值增长趋势快于劳动力增长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