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哲学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11-0021-05
冯契(1915—1995)，是20世纪时代风云的见证人，他的广义认识论哲学体系是对近代中国现实与哲学问题的一份答卷，笔者欲从述评冯契的哲学思想研究为起点，逐步进入先生广阔的思维天地。
一、冯契的哲学史方法论
冯契的哲学研究是从哲学史开始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最能体现其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三册）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部著书，可以看作是冯契哲学理论体系批判与会通环节的展开。
冯契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着力于历史与逻辑一致、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的阐述和运用，对比中西哲学史，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逻辑及自由人格学说的高明；对近代哲学史研究的独见在于注重逻辑分析，主要总结了近现代哲学运动的革命进程和积极成果，揭示其局限性和理论思维教训，为中国哲学如何进一步会通中西、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而得以继续发展的问题作了有创见的探讨（萧萐父）。冯契哲学史研究的特点，从历时态来看，以发掘和提升传统智慧为基础，既克服了胡适把获得实证知识的科学方法等同于传统智慧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冯友兰把传统智慧局限于人生领域的片面性，他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同时重视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识应在理性的基础上化为人生智慧的要求，解决了胡适和冯友兰或偏重科学知识或偏重人生智慧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陈卫平）；从共时态来看，与80年代批评理论“激烈地反传统”相区别，冯契对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立足于民族精神，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和反思，在辩证法的意义上使用“革命”的概念，认为传统哲学走向近代是亦断亦常的过程，既融合了西洋哲学的要素，又经过近代哲学家的创获，共同造就了哲学的革命，以往现实的失误在于哲学革命的不足而不是过分（高瑞泉）。
对冯契哲学史方法论逻辑主义倾向的批评，最早由李泽厚在1985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提出。近期再度有学者撰文认为，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哲学成果的认识没有突破认识论的视野，而且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似乎也未进入冯契的哲学视野，因此他的哲学史观仍停留在形而上学思维的境遇里（方旭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冯契对近代哲学理论的构建已矫正了此偏向，在标志其哲学思想圆熟的著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冯契通过融汇中西学脉，克服逻辑主义的努力更加成功。黑格尔主义的偏向，究竟是个人理论的偏失，还是时代思潮的趋动，笔者认为应适当予以分疏。无论是以哲学家个案或以哲学问题的演进为基础客观叙述的哲学发展史，还是以哲学观来归纳和构建哲学发展史，研究者的个性总是体现在哲学发展的共性中。冯契的哲学观，强调在批判总结前人理论成果中创造哲学理论，并且强调这些理论应该在哲学史的展开中得到论证，这种双向互动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无疑具有启迪和推进作用。
二、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思想体系
德国古典哲学和清华学派对冯契哲学思想影响重大，康德对冯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问方式和哲学体系的构造形式方面，黑格尔则从哲学观点上对冯契影响颇大（童世骏）。总的说来，学者们对冯契思想学缘和时代背景的分析，主要集中于1949年以前，一致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分的问题是冯契致思的起点，我国当代思潮对冯契的影响学者们却少有分析。实际上，冯契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真理观、以及用辩证法作为构建思想体系的方法论等等，都显示出建国以来有关真理标准问题、实践论与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主体与主体性等等问题的讨论均为冯契提供了大量的学术养分。另外，李大钊和鲁迅的思想对冯契建构社会思想与自由人格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统统都应纳入冯契哲学思想研究者的视野。
广义认识论是冯契哲学史研究的总结与创新的阶段。实践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它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原理，对感性实践活动的强调，使实践唯物主义有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的基础，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学世界观（邓晓芒）。它使广义认识论立足于现实和人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期、可信、可爱的价值理想（成中英）：终极理想—性与天道的认识；社会理想——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自由联合体；个体思想——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讨论了理想实现的机制：转智成识。辩证法是广义认识论的动力，如果说，辩证法在冯契哲学史研究中发挥的是批判和革命的特性的话，那么，在广义认识论的建构中，辩证法则表现出推动和创造的特性。它使自由理想的实现成为主体与客体双向流动的动态过程，并让主体在认识论、价值论和美学领域处处显示能动性。加之辩证法立足于实践，保证了理想的可实现性：对于道的把握，走向改造世界的实践；对个性的把握，走向造就自己的实践。因此，广义认识论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性与天道的认识何以可能？性与天道的认识如何可能？
冯契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对人的认识能力持肯定态度，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实践的辩证认识运动，得到功夫即本体的人本主义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可算作以乐观主义认识论为导论的本体论，兼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意义（高瑞泉）。但也有学者表示不同的意见：冯契统摄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广义认识论，消解了金岳霖的太极境界，过分强调了实践基础上的活动和平民的自由人格，对宗教之境有所忽视，显示出对人的有限性认识不足，对人的主体性与个体性及其价值创造过于乐观（郭齐勇）。广义认识论由此让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问题域：知识是否能够为本体境界提供依据？智慧与宗教是什么关系？冯契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理性直觉实现转识成智。
可以说，广义认识论中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旨在为性与天道的认识提供方法论依据，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论述则通过在价值论领域的探讨，为性与天道的认识提供主体于有限中把握无限、于现实中超越的能力的证明。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是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这是许多学者都论述到的。
笔者认为，冯契“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具有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它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认识自己规定自己”的动态过程，而且还表现在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起点都是由灵明觉知的能动主体——统觉的我立足于实践来承担和实现的。辩证法的这种巨大的创造力，不仅克服了“刺激—反应”僵化的反映论排除非理性主义倾向，也克服了具体—抽象—具体单线性推演认识过程的偏向，恢复了认识论鲜活、生动的特性，这也是冯契广义认识论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是辩证法、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四者统一。或许，我们需要加以追问的是：四者是如何统一的？
对冯契来说自由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理想的热情的生命方式，广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自由和真善美也是自由不仅仅是认识必然和改造世界，而且还是人的本质力量（知情意统一）的内在建构和全面发展。
具有德性之智的平民化人格是冯契对内在自由的设定。平民化人格不同于传统的大人理想、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和英雄人格，它不是一种静态的、具有孤立意识的个人精神，而是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在类与自我、自我与现实的交往活动中不断丰富的精神主体；它不是静态的乌托邦理想，而是普通人经过努力可以不断趋近的永无止境的人生境界（吴根友）。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自由联合体，是冯契对外在自由的设定。这种自由王国，既要求社会组织不断趋向合理，使之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求人在实践中不断体察天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融合，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闵仕君）。
个性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实现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自明自主自得主体的内在结构是在求科学之真、向道德之善、趋艺术之美的动态过程中的不断展开。真善美的价值来自人的心性，而人的心性又植根在宇宙本体，故人的价值世界既是人的心性的呈现，又是宇宙本体的呈现。价值既是心性的创造，也是宇宙的创造。真是价值创造的起点与基础，因真而求善而求美，因善因美而求善之真、美之真，并因此改善真的表现内涵与表现方式，如此构成一个真善美互基互动的诠释圆圈（成中英）。
冯契的自由是知情意内在统一的主体不断地进行求真向善趋美的认识活动，也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理想的实现。
冯契对自由和真善美的阐述很明显区别于科学主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相较于科学主义来说，冯契并不否定知识与智慧的相通性，他立足于经验知识领域，在实践中即名言而又超名言，致力于名言与超名言的融通，这种思路无疑具有现实性；相较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冯契强调主体的自主和完善，强调主体在认识、价值和审美领域中的能动性和自我造就，并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互相促进，这种思路无疑具有开放性；相较于新儒家来说，不同于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形上的进路，冯契采取的是基于实践的自下而上的形上思路，不过两者相同的是，都倾力于现世中践履的贯彻。
冯契留下的难题也很明确：实践基础上的动态认识过程，虽然保证了人类理想的现实可操作性，但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自由王国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转识成智是冯契广义认识论中最深妙之处，也是学界中争论最多的部分。有一种较为统一的意见认为：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和德性自证三个环节是转识成智实现的机制。理性直觉经过“破”与“立”的辩证转化和矛盾动力，主体即把握了超名言之域的性与天道的智慧，这种智慧要在辩证综合中进行论证并表达出来，即用范畴的辩证综合来表达元学的理念，以构造元学体系；另外这种智慧还需要对自己具有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杨国荣、陈晓龙、钟兴锦）。
从学者们的论述看，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和德性自证三者的关系似乎不甚分明。笔者对此有些自己的看法。冯契转识成智理论，改造了唯识宗由业识到智慧的理论，但同时强调逻辑分析和实践论证。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和德性自证并不是三个递进的推演环节，而是具有特殊的关系层次。超名言之域的性与天道的认识主要由理性直觉来达到。理性直觉既是理性的直觉，即可突破有限的理性知识的主体力量；又是直觉的理性，即可检验，可论证的理性飞跃。德性自证是对具有理性直觉能力的主体要求和主体准备。它既是一个成于内（知情意统一）的凝道成性的自由活动，也是一个显于外（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显性弘道的创造活动。而辩证综合则是理性直觉与德性自证的方法论原则。它既是理性直觉与德性自证的前提根据，也是理性直觉与德性自证的理论保证。理性直觉与德性自证在辩证综合的方法论中不断展开深化，最终指向由识到智的不断实现，这也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最终落实。
转识成智，是实现知识到本体境界体验的理论尝试和探讨，它迥异于新儒家转智成识的思路，或许我们可以问：转识成智之后如何？即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是否可以互动？化理论为德性与化德性为理论是否可以互动？
三、广义认识论思想体系总体评价
哲学的魅力在于它所探讨的人生智慧的永恒问题，在于追寻者的个性魅力。冯契理论体系的魅力正是透过他的人格力量来显现的。他的理论体系，是面对现实回答时代问题的不倦探索，也是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的人格实践。也许，王元化先生对冯契先生的评价颇为妥切：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冯契是一位融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哲学家（汤一介），一生致力于真善美统一的哲学追求（方克立），他基于对时代的感觉，探讨了“转识成智、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体现了从认识论构造元学（本体论）的理论特色，是融会中西古今哲学以解决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对立的创新典范；他以“实践”范畴贯通知识与智慧，突破了传统马哲教科书体系的认识理论结构，不仅在认识论上多有创新，而且在本体论上揭示了实践的认识论辩证法对于构造人的自由意识、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一种回归（何萍、李维武）。
冯契是经过实证主义洗礼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体系是沉潜于中国传统哲学，改造并吸纳西方传统哲学，并在对中西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会通和创新的基础的，创造的富于独特个性的哲学理论。冯契哲学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的有益起点，它拓展给我们的广阔思维空间，是现代哲学研究应当充分展开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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