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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1-0104-07
“范式”(Paradigm)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研究科学史时提出这个概念，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库恩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①按照库恩的解释，广义的范式就是指学科的基础，其中包括组成整体并共同发挥作用的四种要素，即象征性的概括，形而上的假定，价值观的表达和可以仿效的研究成果。简而言之，“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
问世半个世纪前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理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相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一直属于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学者安那贝丽·斯雷伯尼曾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传播范式划分为“传播和发展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和力图寻找某种一致性理论样式的“文化多元主义”。②与此有别，另一个英国学者科林·斯巴克斯则提出另外一种三段式的分类：从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到70年代的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国际关系背景下的传播学概念有一种正反的过渡，随后从80年代开始，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占据学术主流位置，形成一种正反合的学术观念的逻辑进程。③两个学者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发展传播理论看作二战以后国际传播的出发点。
作为学科发展的生成机制，发展传播理论的范式转换投射出国际关系自20世纪中期以后的现实演进和传播主体的身份变迁：民族国家的成长，市民社会的兴起，全球治理的压力，文化认同的焦虑，叙事话语的膨胀等等。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发展传播理论的粗略线性分析，归纳出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转换，即从强调媒介传播效果的功能主义模式逐渐过渡到重视社会主体参与性质的社会属性模式。前者有现代化的诱导和国家主义的想像，后者有多元现代性的反思和主体间性的期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平行。
一、从人的神话到国家想像
发展传播理论的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源于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四点”演说，④属于冷战延伸的产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范式是在东西两大政治集团开始相互对峙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按照西方的理念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国际传播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认为国际传播是现代化过程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关键，通过国际大众传播来传播现代化的讯息，可以把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传达给第三世界国家，以有利于改造传统社会。这种具有媒介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
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曾经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心理战专家，后来成为发展传播理论的开创人物之一，1958年出版代表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勒纳把现代性主要当作一种渴望进步，期盼增长和准备改变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推进社会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流动性和稳定性。流动性三阶段(物理、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中最重要的是心理流动性，他用移情(empathy)来描述它，即一种个人在深度和广度上改变自己，从而使社会变化得以保持的机制。相反，具有高的移情能力或者是强的心理流动性被同一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型人格特征⑦。所以，早期的发展传播理论往往把失败归咎于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blame)，而没有与更加宏观的政治和制度联系起来。之所以勒纳把现代化的重心放在发展中国家个人主体的心理转变上，是因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价值观是政治参与和经济活动的主要障碍物，而政治参与和经济活动恰好又是发展的关键元素。”⑤要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就得推广传播媒介的使用，因为大众传媒是一个流动加速器(mobility multiplier)。所以，一个国家的大众媒介的普及率等同于现代化的水平。
现代化范式的心理学理论是行为主义，如勒纳所说，行为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成员实现有效功能需要所有其他成员都实现有效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大家相互作用，换而言之，一个社会体系或子体系的运作，是由每一个组成它的部分的数量上的相加。所谓“现代性是一个互动的行为体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成分是互动(任何人的有效作用需要所有人的有效作用)、行为(只有通过个人活动才能实现)、体系(一个成分活动的显著变化与其他成分的显著变化密切相关)。”⑥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地理阶段”过渡到“社会阶段”而后到“心理阶段”：“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计划依靠社会变革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人们必须理解最基础的人的因素。因为心理动力(在别处我们管它叫移情作用)是这样一种机制：个人最大限度改变自己以使社会变革自给自足。”⑦换言之，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调度社会和个体的“移情”能力，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在他看来：“现代化进程始于新的公众传播——新思想与新信息的传播可以激励人们想要按新的方式行事。”⑧然而，勒纳又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人同时是大众媒介的受众和手持选票的选民，其暗含的前提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实现，而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不现实的。勒纳的意图自然是把作为流动加速器的传播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把传播的心理-政治投入经由个人利益转变为公共机制。⑨
这个传播路线图分为内外两个圆圈：首先，新公共传播是要促进社会人群的新的利益方式的表达和聚集，由此产生更大范围的新公共传播，形成社会效果和政治动力。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发展传播理论所提供的现代化模式是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结构：市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型的工业化，试图通过一个线性传播模式来寻求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际化。
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现代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构建自身的主导路径。发展传播理论家和发展政治学家以及发展社会学家一起分享了现代化的概念预设。勒纳的研究局限在于他仅仅把政治的作用当成个人心理特征的一个副产品，从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世界国家对传媒技术的引进，首先目的是制造政治共识。和当时的施拉姆一样，勒纳虽然注意考察现代化和传媒技术的互动，包括创新扩散、教育娱乐或健康计划，把发展想像为一个信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亦没有充分意识到传媒技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的努力促成政治社会学的创新。作为发展传播的理论家，施拉姆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⑩一书中强调，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是社会变化代理人的角色，传媒的主要任务是在“态度、信仰、技能、社会规范”几方面来影响社会变化。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精英和那些仍处于传统状态之中的芸芸大众之间，大众传媒起到了桥梁链接作用，以求把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带给他们，并由此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当中的发展主义模式。
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为代表的研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理论家强调西方民主、机制建构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通过一种有效的传播过程，人们可以更快地获得理解政治动机的有关领域的现实感。”(11)同时，多党体制、世俗化和民族国家的主权被强烈地鼓吹和支持。政治发展主要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整合的过程，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壮大的运动；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把中心的传播网络扩展到以前处于隔绝的社会区域中去。(12)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等级结构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民族—国家的精英阶层。(13)
曾经积极推动美国对外发展和援助计划的经济学家罗斯托也在回忆录中承认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的发展计划出于三点战略考虑：世界人口总量的增长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和机遇，通过军备来制止共产党的武装或者通过消除饥饿来阻止共产主义。(14)这充分说明曾经在一个时期盛行的发展传播理论不能脱离冷战痕迹的历史背景，如马特拉所说，“几乎不可能把握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压迫性的一面”(15)。马特拉并为此提出历史证据，即现代化观念赋予民族国家内部正在上升的军事权力的合法性，在1967-1972年，被军人统治的国家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同时，军队成为建构国家意识最有效的社会集群，因为军队的组织特征如职业能力、装备、劳动力、奖惩制度和好胜心模式成为其他社会阶层模范的榜样。从而带动整个国家行为把人口、空间和环境转化为封闭系统，以便观察和控制。
就一般状态而言，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强大的行政权力来推广和实施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革命想象的乌托邦色彩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公民社会的匮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论争和拉美学者提出的“依赖”理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震撼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民族、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都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挑战现代化范式下的发展理论。发展主义模式的衰落很快在知识层面上和现实进程中成为“失望增长的革命”(阿芒·马特拉)。究其原因，按照美国政治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的总结，有如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的抽象性和理论化公式往往简单套用“利益的聚合”或者“规则的裁定”来剪辑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本土特色。
第二，美国推广的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着政治和军事干预，如在东南亚地区，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三，发展主义的论著往往假设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宪政民主是同步发展，但现实结果往往是骚乱和崩溃。
第四，研究方法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很难套用发展中国家。
第五，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现代交通、信息传播、全球化、战争和冲突、国际贸易等等复杂的国际依赖关系，自主性质的发展机遇有限。
第六，发展中国家的时空压缩式的发展过程使得内部的各种制度因素相互挤压，形成复杂局面。
第七，发展主义模式认为，诸如家庭、部落、种族、庇护关系网等传统制度会因为自然的原因而逐渐消亡或被现代化的发展所瓦解或破坏。事实上，这些传统制度仍然保持着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功能。(16)
其实，民族—国家的角色功能在发展主义模式推广过程中起着相当的主导性。按照亨廷顿的观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主义模式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向度上呈现出相反的关系。如在经济学上，是从财富创作转移到分配，政治学上则上从分配权力以实现民主转到为实现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的焦点回到民主制，经济学反过来从强调计划走向强调市场。(17)这一历史场景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西两大政治集团在国际范围内对信息传播的流量争夺及其政治影响。一方是倡导信息自由流通等于商品自由贸易的美国，另一方是主张国际传播活动应该成为一种和国家主权相一致方式的前苏联。敌对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从而使得国际传播真正成为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赌注，即国际信息和传播的流量在什么意义上循环？就全球范围而言，大国立场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中代表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利害关系？围绕着空间和太空等传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负责技术层面管理的国际传播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和其它集团性或私营性国际传播组织，如何颁布调解国际传播信息流量的规则等等。
二、从技术扩散到社会参与
现代化范式在传播理论中的重要代表是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E.M.Rogers)及其创新扩散理论。他的成名作《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在1962年问世，(18)然后在1969年出版了《农民中的现代化》。在后一本著作中，罗杰斯完美地概括了指导他的发展概念：“发展是一种社会变化的类型，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被引进的新思想的目的是增加人均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通过更现代的生产手段和一种完美的社会组织来完成的。”(19)当然，和现代化观念始终强调对人的改造一样，罗杰斯也很重视新技术接受者的农民的个体属性的改变上，这些属性一共有十条，其中有人际关系间的不信任、满足感的缺乏，缺少创新意识、有限的激励，低的移情能力等等。罗杰斯的主要贡献无疑是创新扩散本身的性质(兼容性、创新性等属性所占的比例)，传播渠道和社会结构，但是他把这种采纳过程界定为“个体从第一次听到创新到采纳它的一个精神过程”，这就暴露了他对当时把传播作为线性传递给离子化个体这一假说的依赖。
罗杰斯的这本名著先后在1962年、1971年、1983年、1993年、1995年和2003年不断再版。他认为创新扩散是社会成员在某一时期通过某种渠道传播创新科技的过程。尽管他坚持这是一个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而与此相关的社会性批评则始终可以找到现实依据，从而使得传播技术的表面中立性始终难以摆脱社会身份的定位。第一，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发展的前提是要有政治和经济的投入。引导发展肯定需要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法发展。获得传播技术的差异或从技术扩散中获取收益的多少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和分配分不开。第二，有投入，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过程，产品，消费物资资料、服务的增长，构成发展的本质和通向收入和机会的分配原则是什么？显然是按照市场权力的差异来进行分配，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公平机制。第三，生产力提高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这不可能不过问谁从中获利，谁受到伤害。马特拉异常精辟地指出：“被困扰的‘个体’被置放在形成决策的社会份量的阴影中，‘领袖’隐藏精英或寡头，‘世界主义’化装成城乡权力之间的利益群体，‘参考群体’稀释了社会力量关系的现实，农业经营者成为牺牲品的内部支配。”(20)直到20世纪80年代，针对创新扩散理论最有力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该理论的去政治化和自然化方面，这几乎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性特征，即往往容易用传播过程的技术透明性来模糊或过滤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属性和文化特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战，发展传播模式不再把发展的问题简化为大众传媒的信息功能问题。作为发展传播中扩散主义的理论先驱，罗杰斯从放弃“支配范型”出发，打破种族中心主义的视界，尤其是参考了来自中国和巴西等国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实践层面上的现实经验，从理论上反思发展的数量概念和它的传播逻辑的可靠性。罗杰斯认为，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参与社会变化的一个伟大程序，它试图争取大多数人在社会和物质方面的进步，使他们赢得对环境的更大控制；而这是一个更大的平等，更大的自由和另外一种质量的价值。”(21)面对第三世界的真实图景，罗杰斯开始重新思考发展传播理论的背景，发展的含义和对平等和自我参与的关注，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带来的互动性和及时性对社会的影响等，把自己称之为“软性技术决定论者”。莫斯柯认为罗杰斯的修正发展论的实质上继续输出西方科技，并将重点转移到电信产业上，即便不输出具体的西方节目，也会结合西方媒介模式，只不过在实践过程中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有更大的依赖。(22)
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的扩散理论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管理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引导出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是开始重视推广传播技术中的政策制定(rule making)。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法国和日本率先启动以电子通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发展规划，关于新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推广过程中的制度堡垒、资源配置和市场模式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议题，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受众市场的差异化浮出水面。(23)随着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推进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面临着发展诱惑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信息生产和流通、市场区域的划分等方面随时调整内外政策的差异。
第二是社会观念的广告化使得社会营销成为社会运行本身的重要机制。凡是涉及到大众层面的活动，首先是按照受众观念来核实传播诉求中的三个问题，即从消费、认同和知识三个指标来探测目标人群。(24其次是把这个劝说过程按照“创新的扩散”所归纳的推广模式，严格地编码成不同阶段：知识、利益、评估、试验、采用，再有效地使用媒介和最合适的动机图式发动一场劝说。这体现了现代商业销售技巧，即不仅强调改变价值和态度，还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传播过程也成为一个需要不同信息和不同传播途径的阶段过程。社会营销战略不仅在服务业中越来越强调受众细分、市场调查、产品发展、信息刺激、利润指标等要素的整合，并成为其他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信息模式。
不断修正的扩散理论虽然越来越注重匹配心理行为模式的社会和文化外延因素，但始终追求一种单纯的因果关系，从而激发产生一种现代性的同质性和霸权模式的社会景观。正如美国学者雷讯马所指出：“现代化理论往往不只是一套被用来产生特定结果的分析性和操作性的工具。它也是一种在各种相互强化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形态。”(25)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步出二战后三十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发展减缓，失业率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各种社会运动表达出危机征兆，选民政治冷漠更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危机，曾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的意义开始丧失。在“依赖模式”理论的鼓舞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结合本国的实际和对早期传播实践结果的反省，探索出有别于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以下的议题成为发展传播的基本要素：平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富于意义的工作、丰富的和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观念性的转变催生了对环境和本地文化的保护，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一个毫无个性的整体，发展传播也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实践(Praxis)、一场对话(dialogue)和一个参与过程。与强调追逐现代生活模式的发展传播范式相比，“参与范式则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或者说至少是更加激进的一种说法：大众传媒的任务是帮助穷人说话，使他们能够争取被剥夺了的权利。”(26)
这种立足于主体的自我反思性和社会参与性的传播观念，成为巴西著名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主要论题。他坚持人性化是人的使命。“不公正的待遇、剥削、压迫以及压迫者的暴行妨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但是被压迫者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以及他们要找回失落的人性的斗争，也证实了这一使命的重要性。”(27)因为，“被压迫者尽管已经将压迫者的形象内在化并接受了他的旨意，但对自由心存担忧。自由会让他们抛弃这种内在化的形象，代之以自主和责任。……自由不是身外的理想，也不是可以成为神话的想法，而是人们追求人性完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28)要完成这一使命，就必须首先用批判的眼光找出根源，探索以实践为中心的解放性的途径。就传播者而言，应该缩小与传播对象的距离，在行动和反思中形成共同学习的关系。他举例说：“某个特定的事件发生以后，对各种报纸发表的社论内容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为什么不同的报纸对同一事实有如此不同的说法？’这种做法有助于培养批评意识，使人民对报纸或新闻广播的反应不是作为‘公报’发布的被动对象，而是作为寻求获得自由的意识存在。”(29)
作为民众教育家，保罗·弗莱雷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在理论分析和实践场景之间为知识的建构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性语境，而知识的生成又会在实践中得到系统地检验、改变和扩展。“对话—自由论行动的目标不是让被压迫者‘脱离’神话的现实，以便把他们‘固定’到另一现实中去。与之相反，对话行动的目标是使被压迫者认清自己的依附关系，从而使他们选择去改造不公正的现实。”(30)
保罗·弗莱雷的重要贡献在于把公众参与建立解放自身的教育学观念引入发展传播的语境，对话—自由论被提升为一种伦理上的传播选择，使得人们在探索自身社会身份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可能性，从而对线性模式的传播观念所想像的设问、目标和策略提出挑战。这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性是要提高人们对现存处境的认知；其次，知识的获取方式是集体的和民主的过程；再其次，借助反省和批判的自我评价，走向参与性的社会行动。这种政治人类学式的方法探索，旨在把公众参与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使得信息传播的意义成为传播和实践的主体间性的产物，从而在知识—权力的话语创新中主导社会转型的过程。
无庸置疑，全球化的平行推进使得很多重要的发展问题都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问题，如环保、贫困、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传播成为每一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性成为多元性命题。按照艾森斯塔德的说法，这体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不断重释日益多样化；一方面是多元的全球趋势和相互参照点的发展。(31)这种论断的可援用性在于发展传播的技术变量和社会变量的相互启发。一方面是信息传播的技术范式的更新不断修正全球范围内关于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的社会实践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的新组合方式把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需要和社会政治语境产生互动。“随着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传媒媒介以时空分离的方式建构媒介化的社会情境，重组社会关系，它超越或取代了其他社会化力量和控制力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影响的新兴社会力量。在无数虚拟社区中，人们在通过新的传播手段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想像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形式。网络时代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也开辟了新的身份认同，这种新的身份政治学是指在国际、国家和本土权威控制之外，为具有相同身份及利益的人们建立全球网络，特别是NGO(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如妇女权利、反战和平、技术教育、环保生态，当然也包括反全球化运动，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当中新的平衡机制的组成部分。”(32)信息技术的使用呈现出社会参与的可接近性(access)，关于传播权力的话语分析不得不把信息技术的社会格式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如信息分配与占有的不平衡，信息传播的垂直模式的象征效力受到质疑，而横向的自发模式同样面临着阶层、种族、性别、技术和教育水平的制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成为越来越微观的社会赌注，流动性、柔韧性和人性成为其主要特征。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今天的发展概念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资本和管理的功效，越来越强调社会参与和公平发展，实际上强调个人以主动的身份来参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关于发展的传播不得不把发展的传播定义为社会变革的制度性介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发展为了谁？通过谁而发展？为什么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发展的一个价值评判。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增长不只是一个数量概念，一个技术概念，还是一种社会概念。
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认为，在全球化进程的国际力量的主导下，“被视为现代化缩影的现代民族、革命国家及运动的制度、象征、意识形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33)在他看来，这些变化主要分为四点，第一是固定、僵硬、单调的生活模式容易淡化，家庭、共同体、空间和社会组织定义越来越柔性。第二，职业、家庭、性别和居住越来越和国家、阶级、党派政治的制度框架产生联系。第三，社会群体的职业角色和公民角色在重新定义，文化和社会认同的新中心得到发展，超越现存的政治和文化边界。第四，最重要的制度变化是各种半阙限结构不断展现新的文化取向和意义模式，成为社会空间重构的出发点。(34)结合到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发展传播理论的范式转换，亦证明这种变化的轨迹：以前稳定而有秩序的一元性现代性体系让位于分散而零碎的话语中心，生产主体的多元和利益主体的多元通过信息传播的象征界面进行合法性的博弈，信息传播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作用日益凸现，这不仅是因为传播的逻辑折射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而且是信息传播的界面生成使得无数个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
注释：
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⑤[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③参阅英国西敏寺大学教授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于2002年提交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From media imperialism to globalisation，and back again?
④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并着重阐述了第四点，即对亚、非、拉美不发达地区实行经济技术援助，以达到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这就是“第四点计划”。又称“开发落后区域计划”。(前三点计划是：支持联合国、战后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和援助自由世界抵御侵略)。
⑥⑦⑧⑨Daniel Lerner,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Modernization:A Set of Considerations,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Revised Edition,by Wilbur Schramm and Donald F.Robert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Fourth printing,1977,p.864,p.867,p.886,p.886.
⑩[美]施拉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11)[美]白鲁恂：《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12)Hamid Mowlana,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Theoretical and Paradigmatic Development,I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 action :Building Understanding and Creating Participation by Andrew A.Moemeka,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pp.17-37.
(13)(22)[加]文森特·莫斯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26页。
(14)[美]华尔特·罗斯托：《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15)[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16)[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 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4页。
(17)[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8)[美]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9)(20)(21)[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74、174页。
(23)[法]诺拉、孟克：《社会的信息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4)(3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338-339页。
(25)[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26)[英]科林·斯巴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27)(28)(29)(30)[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正文第1、4、65、107-108页。
(31)[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页。
(33)(34)[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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