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时代：中国青年择业心理的多元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位制论文,中国青年论文,取向论文,心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单位制时代：择业自主性的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以前，在具有高度计划性特征的社会经济体制下，青年和广大社会成员一样，并不存在选择职业这一问题。当时的所谓“参加工作”，完全是由组织上进行安排或分配的。而一个人自参加工作之日起直至退休，在具体工作单位和工作类型方面几乎是“从一而终”的，很少有可能进行工作单位或工作类型的调换，更不用说根据个人的意愿或兴趣爱好进行单位或岗位的选择。因此，一个人的从业、收入、医疗、住房、孩子入托、自身养老等几乎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其工作单位加以解决。于是，工作单位在其功能上就完全成为了一种小型社会。我国的这种特殊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单位制”。从结构上看，“单位制”成为了将国家与社会成员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形式之一，它是广大社会成员被组织进国家设立的各种制度之中，并以此为中介发生多种联系的资源配置与资源分配制度。因此，单位化就表现为当时我国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之一，单位制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单位制从具体社会体制环境的角度，为分析改革之前社会结构体系较为封闭、社会成员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的状况，提供了一个特别典型的说明。
“择业”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现实，尤其是目前青年一代能够越来越多地亲身体验到、而且未来的青年将会更加充分地体验的社会现实，完全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青年人根据自己的个人需要、主观兴趣、素质条件等，并发挥一定的能动性去进行职业选择的可能性逐渐地出现了。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青年选择职业的机会将不断地增多。随着我国在就业制度、用人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日益深入，许多原来由单位履行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渐地社会化。这无疑更加扩大了有关就业机构用人的开放性与灵活性。而且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国家就业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使适龄者的就业完全以市场选择为根本取向，以自主就业为主导模式，以素质能力为竞争之本，并且将在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时，充分考虑这种就业机制方面根本性的“换代”现象。
这就是说，单位制的逐步解体，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于是，在一个“后单位制时代”，即市场经济进一步走向成熟、深入的时期，人们择业、就业的自主性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程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择业。
新生代：择业心理的日趋多元化
人们的思想认识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其中价值观念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其他心理方面和实际行为都能产生重要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只是对于当前时效性较强的社会形势和现象的直接反映和表征，而价值观念才体现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内涵及其本质性。
从价值观念层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身上最重要的变化趋势表现在：开始从重理想向重现实的方向发展，从重义务向重利益的方向演变，从重集体向重个体的方向转化。价值观取向的这种变化趋势则会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心理的各个方面。就人们的择业心理而言，一方面受到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两方面再与人们的主体特征相结合，于是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择业意愿与行动。
当今青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常常被称作“新生代”。其意指由于生活和成长在全新的时空状态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所支配的行动取向，表现出了与前几代人极为明显的差异性。而他们的在择业心理上则表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在择业目标上，更关注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近年来的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当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所考虑的主要标准上，职业能否为自己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否为个人的潜能开发和自己的价值实现提供机会，这一类条件被排序在第一位。此种情形表明，在小康社会临近的今天，青年求职已不再停留在仅仅将职业当作谋生手段的初级阶段。换言之，自我实现这种高层次的需要，正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并成为支配其择业、从业行动的首要动因。
第二，随着“铁饭碗”意识的式微，职业风险意识正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实证调查结果说明了这样一个显著的趋势：在影响选择职业的因素方面，过去曾受到极度重视的“职业的稳定性”这一因素，逐渐地被更多的人放在较不重要的地位上，它总是被排序在“职业所能提供的个人发展前景或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职业所能带来的理想收入”这两种因素之后。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风险意识正在青年中间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
第三，在就业机构选择上，单位意识或“皇粮”意识已很大程度地淡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深入，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人们所提供的生存、发展机会的日益增多，青年在考虑从业问题的时候，更少前辈们身上那种较强的单位依赖心理、“官本位”意识，而是更愿意选择自由度更大、自主性更强的从业方式，更愿意选择现代特征更为鲜明、管理体制更为规范的从业机构。
第四，在职业流动方面，主动变换工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跳槽”心理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择业心理，只不过它是从“再次择业”的角度表现出来的。自主择业带来的一个伴随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职业流动的速率和程度的加快和扩大。据北京青年研究会2000年的调查，在2002名16-35岁的北京青年中，有25.6%的人曾经换过工作单位。而在最近3年内换过单位的情况是：换过1个单位的人占12%，换过2个单位的人占4.9%，1.7%的人换过3个单位，0.3%的人换过4个单位，换过5个单位的人占0.4%，换过6个及以上单位的人占0.4%。可见，在今天，青年的职业流动意识和职业流动率已经大大提高。（参见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五，择业上的自主意识、求职时的能动意识日益凸显。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最倾向于听取意见的对象，依被选择率分别是：自己(59.3%)，父母(19.0%)，朋友、同学(9.9%)，周围大多数人(5.8%)，其他(2.5%)，新闻媒介(2.4%)，党团组织(2.1%)。这是北京青年研究会2000年的调查结果（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可以看到，有近六成的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是自我决策的。换言之，就个人主观意向而言，当今青年在择业上的自主性或者说择业上的独立意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具体透视：两个社会现象个案
当今中国青年择业观念、心理的深刻变化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可从较具典型意义的两个社会现象个案中窥见一斑。
现象一：“自由职业者”
所谓“自由职业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或企业，而是以其个人特有的知识与技能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以独立劳动的方式获取合法的收入，他们自行计划和管理自己的活动。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他们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绝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是青年人。
可以说，在1978年之前“自由职业者”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术语。它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类型的出现，有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价值观念变迁等多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存发展境遇和机会的增多，以及社会价值观念深刻变化的影响，使得一些个性较为突出、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社会生存能力较强的人，最早进入了“自由职业者”的行列。于是，“自由职业”似乎既成为他们独特的工作方式的代名词，同时又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随着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社会发展需求的逐渐增多，加之社会政策方面的调整，“自由职业者”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多。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城市，例如据上海劳动部门统计，该市的“自由职业者”有近50万人。
由于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是青年人，所以这些人不仅有着较鲜明的独立意识，而且有着较独特的“一技之长”和社会适应能力。也正因为他们必须直面这种职业类型随时都可能存在的风险性，所以他们以较前沿的知识和较先进的技能占领社会新兴职业岗位的动向也特别明显，例如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行业，市场营销策划、广告策划、媒体运营策划等策划行业，企业管理咨询、平面设计、资本运作、融资代理等新兴现代市场行业，以及写作、翻译、文秘、家教等较“传统”的行业，都是“自由职业者”所热衷的从业领域。他们中不少人具有较高的学历或受过某种较专业的训练。他们重视个人的自主性与个性，追求工作的创造性与成就感，且把注重较可观的经济收入作为一种合理的追求。
“自由职业者”在我们的社会中毕竟还算是新生事物，尽管一些传统观念的歧视可能还影响着对于“自由职业者”的看法，但是在我们日趋迈向现代的社会中，“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正得到人们的承认，对其职业声望的社会评价也逐渐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更为重要的是，“自由职业者”的生存、发展问题已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开始在社会政策方面逐渐把应有的关怀加以落实。北京、上海以及许多大中城市已经对“自由职业者”的养老、医疗保险做出了规定。逐渐健全的社会保障措施，将为“自由职业者”解除种种后顾之忧。也就是说，过去曾多少被视为非正当的“自由职业”，正在被纳入正式的社会职业体系当中，“自由职业者”正在享有与其他职业者同样的社会权益。
现象二：“北漂一族”
2001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在北京海淀区这个我国高新科技发展的特殊社区，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是在北京高校毕业后，没有去所分配的外地而在北京找到工作；有的人则是在外地高校毕业后，离开最初的工作单位而前来北京寻得岗位。尽管他们实现了就业，但是从就业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这种视角来看，他们仍然属于“漂”的一族。
近来出现的“北漂一族”一词，在特定的意义上是指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迁移”应是“漂”的第一层含义），在北京生活但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他们或已经有职业，或正在寻找发展机遇（“未扎根”应是“漂”的第二层含义）。这些人几乎都是青年人，多数人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找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一展抱负。
自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我国实行户籍制度以来，进京工作的人必须是由组织或单位调入，个人与其户口是配套的。户口仿佛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集装箱，如非农身份、工作单位、住房医疗、粮油供应等等都与城市户口捆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后，户籍所在地与个人工作地相分离的现象逐渐增多。在北京，这种情形更多地表现在一些文化、文艺单位，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文艺演出团体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加速和深入，所谓的“北漂一族”更加引人注目，并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如他们也分布在演艺圈、IT产业、文学界、考试群体（自考、考研、考G）等等方面。究竟这一群体共有多少人，很难得出准确数字。据有人统计，演艺圈的“北漂一族”在1992年约有2万人，到目前已达到30万人。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可以说，“北漂一族”的形成及规模的逐渐扩大，是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当今青年主体的特征与北京具有的优势这几个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一种产物。而青年择业心理所发挥的影响力似乎表现得尤其明显。
随着近期全国一些地方不断涌现的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与举措，北京这个曾是全国范围内户口最珍贵的城市，已经在不久前做出规定：用人单位招聘时，不用再加上“应聘人员必须具有北京户口”这句话。这意味着北京的大门将对一切人才敞开。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与完善，无疑将有利于从体制背景上消除“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区分，使每个人在自由选择的居住地能够公正地获得平等的参与竞争、寻求发展的机会。
然而，谁能不承认：“北漂一族”这个词及其所指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却将极富历史意识地记载着后单位制时代青年择业心理的某种“前卫”性的变化。
理性选择：导向更有序的社会行动
当前中国青年择业心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引发的实际行动层面的变化程度是巨大而深刻的。特别是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分界，将此前和此后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的话，这种变化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从青年迄今表现出的择业心理来看，一种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务实性特征，以及开放化、多元化取向的趋势已经呈现出来。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青年的择业心理的多元化取向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
其一，作为一种结构分化的合理性，它是职业类型多样化的一种主观反映。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它在结构上的封闭性、同质性、单一性，因而使整个社会缺少流动、缺少活力。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在结构上则必然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特征。现代社会一个具体的表现则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行业的类型将不断增加，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职业的类型也会越来越细化。而青年择业心理上的多元化取向，正是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主观再现与预期。
其二，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合理性，它是多元价值选择的一种结果。价值观的多样化是一个开放社会、复杂社会的必然结果，它将导致人们在行为取向、生活方式方面变得丰富多样，并且进而引起从业方式的多样化、个性化。青年在多元化价值观及其影响的择业心理引导下的行动也必然是多样化的，他们所从事、甚至创造的职业类型，将以新的途径或形式不仅及时地弥补了传统职业结构中的空缺，而且也会生长性地履行着社会系统存在、运行、更新所需要的特定功能。
当今青年择业心理的变化，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中一种从传统取向向现代取向的演化正在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这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方向是相一致的，也将能够从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社会转型是一种艰难的过程。因此，新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并充分发挥其功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当中，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价值观冲突在一定时期内还在所难免，急躁心态、模糊心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人们的发展需求、成就动机因社会发展而日渐增强的背景下，如何更客观地认识自身与环境，如何更理性地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更有效地选择目标与手段，仍然是需要青年认真加以思考并从行动上切实解决的问题。个体行动的合理性无疑将有助于社会运行的有序性。
中国社会发展已取得的成就积累效应和未来可预见的目标实现，在强有力地吸引着青年努力的方向。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有序化、协调化，同时也通过青年自身的不断探索、努力，一种更具合理性的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所促成的健全的择业心理状态，将会在青年中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