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旅游体验视角的旅游规划形式与内容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视角论文,形式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中写道，水的表面有时变幻为一本奇妙的书，游客不会读到这样的书，只看到其中各种各样的美丽图画，有太阳描绘的，有云层荫庇的，然而对于训练有素的眼光，这些根本不是图画，而是最严厉的和最棘手的解读。太阳意味着来日有风；水面上斜斜的标记提示有一处垂直的暗礁；高大的枯树仅存一根活着的树枝，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因而没有古老温暖的标记[1]。在此，马克·吐温描述了由河流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体验：一种是游客在欣赏“各种各样的美丽图画”时所获得的旅游体验；另一种是训练有素的眼光借助专业知识而获得的对河流的认知体验。马克·吐温还暗示出这两种体验是相互排斥的，或者最起码是相互干扰的。他认为游客如果知晓河流潜藏的意义，则会遗落一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东西，所有的优雅、美丽和诗意在这条伟大河流之外消逝了[1]。以此而论，旅游体验只涉及形式的鉴赏而排斥了对内容的关注。那么，这种观点在目前旅游体验的理论研究中是否存在呢？
旅游体验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提出。但在国内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则始于谢彦君对这一概念的经典论述，也正如其所预示的，旅游体验已经成为旅游学理论体系中最厚重的模块和最有力的支撑[2]。此概念的核心是将旅游体验解释为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并以超功利性体验为主。更进一步，将旅游体验划分为旅游审美愉悦和旅游世俗愉悦。所谓旅游审美愉悦是旅游者在欣赏美的自然、艺术品和其他人类产品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一种在没有利害感的观照中所得到的享受[2]，也就是说，旅游审美愉悦是一种对日常功利(如实践或个人利益)的隔离而形成的无利害性静观，用康德的经典表述来说，这种审美愉悦不涉及对象的任何功利、概念、目的，只涉及对象的纯粹形式[3]，更具体地说，就是对象的纯粹形式所引起的想象力和知解力之间的和谐合作。这种概念可以解释马克·吐温在旅游审美体验和认知体验之间发生的冲突：旅游审美体验只涉及到形式的鉴赏而排除了对内容的任何关注；前者不需要理解意义的知识，后者需要这种知识，但因为知识从审美体验中被排除出来，所以理解内容的意义无论需要哪种知识，至少与审美鉴赏不相关，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与审美体验发生冲突。在这样的观点中，无利害性概念容易使旅游审美愉悦成为一种罕见的纯粹经验，脱离了与体验对象实质内容和表现意义的联系。这种概念会误导旅游规划工作者将目光不恰当地放在旅游资源的感官与形式属性上，甚至将其无限夸大而放弃旅游资源的内在体验价值，游客的旅游体验也会被误导。此外，谢彦君将旅游审美愉悦以外的愉悦归为旅游世俗愉悦，是建立在对感知对象功利性认识的基础上，通常通过视听感官以外的其他感官来获得，是人生的通常愉悦形式，游客甚至宁愿把这种愉悦的追求当做旅游体验的主要目标[2]。这很容易引发质疑：难道旅游体验究其本质而言，无非是一些主观、琐碎和肤浅的认知吗？
如何才能为游客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呢？不同的规划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途径重视旅游资源的感官与形式属性，并努力带给游客较高的旅游审美愉悦；市场途径紧随游客脚步，强调旅游产品的创新，为游客创造满意的旅游体验；生态途径重视对游客旅游体验的引导，倡导游客如其所是地去体验；伦理途径强调游客旅游体验中的人文关怀，更加关注旅游业发展中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公正。旅游规划实践必须明确4种规划思想存在的局限性，4种规划思想不应孤立存在，而应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对于游客旅游体验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以旅游体验为切入点，致力于旅游规划形式与内容的反思，规避旅游规划工作中所存在的潜在威胁。
1 艺术途径
1.1 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
旅游体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环境体验，这与艺术欣赏不同。在艺术欣赏中，观众很明确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能够清晰分辨哪些是艺术，哪些不是艺术，也能够区分艺术作品的不同审美属性。而旅游环境是一种无定性的对象，具有充足的多样性，而且寓意深刻，游客有极大的自由去选择和组织，这使得艺术途径在处理旅游体验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观众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所关注的是这件作品中与审美相关的感官与形式属性以及这件作品所具有的某些抽象的表现属性，这与作品所处的周边环境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艺术欣赏途径可以称之为对象模式[3]。旅游规划中，这种模式能够反映旅游环境中旅游资源的自然属性，但容易忽视其所处的环境，割裂旅游资源与本土环境的“胎息”，容易误导游客的旅游体验。例如，我国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方法中对旅游资源感官与形式属性的分析是非常详尽的，而且至今仍有学者试图寻找一种定量评价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然看上去是那么直观形象，但对环境因素的排斥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旅游规划工作非常不利。比如，古敢水族乡是云南省唯一的水族乡，有5个近乎清一色的水族聚居村寨，俗称“水五寨”，“干栏式”民居依山傍水，分布在黄泥河、补掌河沿岸。但在近年来的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特色的水族民居被白墙青瓦的建筑所取代，这满足了游客的旅游审美愉悦，但其对水族建筑文化的认知却是片面的。旅游资源与周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环境营造的推动力才能彰显出本真的魅力。香格里拉青稞架有着单调的结构，却承载着人类赖以存活的阳光。那粗犷结实的原木，经过大刀阔斧的处理，靠自身的卯榫结合在一起，将伟岸的身躯伸向蓝天，到了秋天，青稞架上搭挂着金色的青稞，青稞贴近木架，十分地亲切生动[4]。青稞架在创造它的环境之中，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属性，这些属性与环境相伴而生。正是这些具有表现力的属性使其更为亲切生动，并为游客展现出它与环境间的相互联系。
景观模式与风景画这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5]。在风景画上，绘画的重点集中在对绘画起决定作用的属性上。与此类似，在处理旅游环境欣赏时，景观模式也常常将重点放在环境中那些如画性的属性上，这要求游客将环境如同风景画般感知。比如，旅游规划工作者惯用的一种景观处理手法是将自然环境分割成单个的场景，并设定风景视点来引导游客欣赏；旅游地也通常凭借相片、明信片来宣传其如画性的景观，这些做法有助于激发游客的旅游审美愉悦，而且通过观景点的设置，这种愉悦的体验会得到增强，游客也渴望这种完美的景观。但这种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将旅游环境分割成的场景或片断需要从特定视点并设定适当的空间距离来欣赏。这就需要静态地再现旅游环境，并将旅游环境简化成一幅场景或一个视图，游客仿佛置身于户外画廊。但是旅游环境既非一个场景，也非一个再现。一个简单的例子，游客欣赏一幅画所获得的感受与他们走在真实环境中所获得的感受并不一样。因此，景观模式在为游客创造如画性景观时应关注游客环境感知，并引导其如其所是地去欣赏。
1.2 规划者的景观
秉持艺术途径的旅游规划者很容易将旅游环境视作艺术品来塑造，并期望游客按着他们的意图来欣赏，游客所体验的是“规划者的景观”。这经常导致规划者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旅游环境中那些可以与艺术品相媲美的旅游资源上，并追求那些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体验到的审美愉悦。在此视角下，旅游资源通常被理解为视觉上能为旅游者带来愉悦感的东西，而且旅游资源价值的决定和测量是建立在规划者经验判断和主观偏好的基础上。这种经验研究由于概念的单一、知觉上的趋同和高度的臆测而忽视了游客与旅游环境的基本互动。一言以蔽之，游客所欣赏的无非是旅游规划者所塑造的个人作品。那么，规划者所构建的图景是否真如他们意想的样子得到认可和实现呢？最为人熟知和遭人诟病的例子是，尽管有的旅游规划图件做得非常精美，景观与设施看上去就像它们应该如此一样，但往往在后期的实施中产生诸多问题。
综上所述，艺术途径使游客以一种静观的态度关注与自身分离的对象，从一开始就很武断。规划者在选择和组织旅游环境时如果只注重景观形式的立面，势必会割裂它们与所处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紧密联系。旅游体验不完全是视觉的，它是综合的，包括了所有的感觉形式，需要一种开敞的、积极的方式参与，游客对旅游环境感觉特性和直接意义的内在体验应该占有支配地位。此外，规划工作中也应该规避艺术途径规划者容易产生的自负心态。
2 市场途径
2.1 真实性与满意度
市场途径对游客的需求有着宽容的心态，游客的满意度是评价旅游规划工作的重要指标，这极大地激发了规划者的创造力。他们工作的重心就是创造具有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旅游产品，为游客创造满意的旅游体验。迪斯尼世界的诞生增强了市场途径的自信心，并树立了可供效仿的范式。游客在迪斯尼世界中真情释放、无忧无虑，正如阿诺德·柏林特所描述的“尽管到处都是人群和不停的活动，但从来不会让人感觉到压抑，游客仿佛置身于仙境，日常生活的态度和行为已全然忘却”[6]。迪斯尼主题公园在20世纪90年代对我国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华大地一时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主题公园。同时人们也对市场途径借由夸张的想象力所营造的旅游环境开始担心。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必要的，市场途径本身所具有的光明前景指引着规划师的冲动，真实性在有些人心中变得无关紧要，他们不会害怕产生什么不快的结果，因为市场途径所产生的成就感足以取代这种担心。以全国各地的民族村为例，村寨中拥有民族景观的复制品、民俗风情以及民族工艺品等，当然还包括民族主体的人。有些规划者们试图通过这些来传输民族文化的信息，但这些复制的景观以及灿烂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层面的虚构，即使某物自身是真实的，但其所处的背景也让它变得虚假。在这种没有民族真实生活场景的环境下什么是真实的呢？是否还有一种真实的事物存在呢？
2.2 催眠性和剥削性
市场途径注重为游客创造没有生活中各种限制的地方，详细的规划和精心的管理保证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流畅性，景区内的每一个旅游项目、每一件东西似乎都是为了让人放松和愉悦而规划设计的，消费文化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游客会发现在这里消费是件非常容易而且非常舒服的事情。在优美闲适的环境中，游客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而无心去考虑这些微妙的渗透性。这种温和的方式是市场途径惯用的手法，它可以使游客放松警惕心而完全陶醉其中。以丽江古城为例，2007年初冬，第一次走进古城，清晨的古城非常安静，哗哗的流水声显得异常清亮，当时正下着小雪，雪中漫步古城别有一番情调，如梦境，如仙境……渐渐地，雪停了，平静的古城开始热闹起来，古城的门窗打开了，映入眼帘的并不是期盼的纳西人民，而是琳琅满目的商店，后来才发现在古城内与纳西人民邂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游客在古城内乐此不疲地购物、尽情地消费似乎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一家披肩店内，一位纳西族装扮的女孩正忙着织布，并不时向游客推销她的产品。这种表演式的销售策略确实奏效，一会儿工夫便成交几笔生意。丽江古城俨然成为“消费主义者的仙境”，免费门票让人产生了一种金钱上的错觉。
市场途径几乎可以将每一件事物转化为可供消费的形式，比如，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甚至还有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这些改造影响着游客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在景观所制造的兴奋以及愉悦的购物环境中，隐藏在背后的文化信息被篡改的事实却被有效地接受了。当游客在温和的哄骗中愉快地接受市场途径所营造的环境时，游客们实际上正在遭受着某种程度的剥削。这种剥削表象很精湛但其弊端很隐匿，为了表现一种永久的美好形式，旅游地的现实被单向地摒弃了。生态环境恶化、民族文化信仰丧失、社区冲突加剧逐渐显现，但这些伤痛被一种温和的方式掩盖了。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泼水节被转化为可供游客消费的旅游产品，民族文化的实践意义却被过滤掉。再如，傣族园内不同的文化实体组成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规划者试图以此来描绘傣族的真实风貌，但这种文化碎片所构成的民族文化实体几乎不可能使游客真实地了解傣族。虽然这些精湛的形式具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性，能够带给游客愉悦感，但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文化内涵，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2.3 旅游体验被过度包容
市场途径对旅游体验需求的宽容心态有时也会转变成一种过度的包容，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首先，市场途径的过度包容使旅游成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使规划者与其支持者如旅游地政府、社区以及旅游企业等陷入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经常因力量的悬殊而使规划者对旅游地的责任感缺失。有些规划者在发展旅游的名义下任意侵犯旅游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甚至出现篡改、挪用的现象。他们认为旅游地的真实与虚构不是游客关心的主题。丽江古城虽然还保留着民族建筑，但这仅仅是表面的真实，这里已没有纳西人民生活的场景，文化脉络已被切断，丽江古城实际上已经“易主”。其次，一旦旅游规划致使游客的旅游体验仅仅局限于一些主观、琐碎和肤浅的认知，旅游规划工作也就出现价值观的扭曲，失去了其存在的本真意义。
综上所述，市场途径拥有创新的激情，也有着仁慈的、宽容的外表，游客沉浸于令人愉悦的旅游产品中，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避免缺乏责任感的规划行为，尊重旅游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增强游客对旅游环境的认知，体现旅游规划工作的本真意义。
3 生态途径
3.1 生态适宜性
生态途径尝试将旅游环境视为一种多层的、有着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追求旅游体验的生态适宜性。生态学强调自然世界是由复杂、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所组成，每一种生态系统必须与其他生态系统彼此间相互配合，追求生态适宜。没有这种适宜，无论是单个有机体还是整个生态系统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以此为基础的生态途径认为，旅游环境中没有一个对象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得以充分欣赏，并强调只有将旅游环境视为一个相互联系、功能上相互配合的生态系统，旅游环境才能呈现出某种有机的连续性。实现这种生态功能的适宜性最主要的是将旅游环境塑造成为相互适合的整体。比如，香格里拉纳帕海湿地公园内，极具特色、错落有致的藏式土掌房、藏族人民的生活情景与高原湿地牧场在功能上相互适合，塑造出美丽的高原湿地景色。相似地，在婺源等诸多美丽的乡村地区，这种适宜性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当生态适宜性在这些地区得以实现的时候，这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便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看上去应当如此的氛围。但是，这种自然的氛围并不像想象得那样容易维持，为满足游客骑马的需要，纳帕海已变得满目疮痍。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生态适宜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乃至破坏。
3.2 如其所是地欣赏
生态途径还强调旅游环境应该被“如其所是”地欣赏。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旅游体验的应然需求，旅游体验应该由旅游环境的真实性所指引。依据生态适宜性，旅游环境的真实性指引着游客的旅游体验。在梅里雪山雨崩村调研时发现，诸多游客主动请当地的村民做向导，并乐于体验原汁原味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游客关注的已不仅仅局限于雪山、冰川、湖泊等壮丽的自然环境，其他的方方面面也都可能成为游客的兴趣点，哪怕是高山牧场的牛粪也可能成为旅游体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值得一提的是，雨崩村的一种区别于星级酒店的藏族客栈备受青睐，虽然条件简陋，但游客没有任何芥蒂地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3.3 生态途径的窘境
生态途径不仅关心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还涉及环境的保护问题。它尝试将美学层面的“美”与生态层面的“好”联系起来，实现旅游体验的生态适宜[7]。旅游环境中的所有旅游活动能够营造出一种正确或恰当的氛围，一种看上去应该如此的氛围。这不仅能够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需求，而且在生态上也是健康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态途径在处理自然环境方面显得得心应手，因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把握自然环境的规律性，但是文化似乎没有这种相似的规律性。文化在旅游环境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使环境中的不同有机体或者系统彼此间配合得非常默契，看上去就如同它们应该如此。这是生态途径所要极力维护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可以提供更多的旅游体验趣味和价值。但是，由于文化规律难以把握，将环境塑造成看上去如同它们应该如此的这些因素可能会遭到质疑，它们的价值甚至不会得到认同。因为这些因素在社会层面上可能会涉及民族情感问题，在经济层面上可能会涉及资源掠夺，甚至在政治层面上还会涉及腐败堕落[8]。生态途径想直接将这些因素带到游客面前，因为这些负面因素也是构成旅游地生态适宜性的有机部分。但是这种方式无疑是在纵容那些伤害民族情感、资源掠夺以及腐败堕落的行为继续“塑造”旅游地的环境。难道存在这样一种规划思想，使得规划者做出这些在道德层面上不负责任的规划吗？因此，如何将文化考虑带入旅游规划中，并通过寻找文化在旅游规划中的必然性，使得文化和自然协调一致，成为生态途径所面临的窘境。
4 伦理途径
4.1 旅游体验的伦理诉求
对于旅游规划而言，如果不考虑任何伦理问题，有可能会导致不负责任的规划行为。例如，如果规划工作倡导游客如其所好地参与到旅游环境的欣赏中，并以游客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挪用历史、文化甚至是科学，那这一问题产生的后果是惊人的。可能因为旅游规划隐藏着的虚伪操纵，致使游客意识不到社会、文化与环境正在出现的有害后果，已经发生的伤痛也在其营造的轻松氛围中被忘却。如果游客认识到不负责任的规划行为，他们还会对那些令人兴奋的旅游产品表示满意吗？
4.2 价值判断与伦理途径
旅游环境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方面是指旅游环境中对象的物理属性，可以称其为“外在价值”；另一方面是指旅游环境带给游客的内在知觉价值，可以称其为“内在价值”。比如，当游客漫步于孔府时，看到的不单纯是那些令人愉悦的建筑，感受到的也不单单是那肃穆的文化氛围，这里的一切深深侵染着游客的记忆与游览过程中的感受，从而焕发出一份深厚的文化情感。旅游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内在价值通常是那些能够反映形成旅游环境本质的动力要素。这些要素涉及旅游环境的自然属性及社会文化属性。内在价值得以表达常常涉及两个价值判断：一是规划人员对原生环境的评估；二是游客对旅游环境的感知。规划师的任务不仅要解决旅游环境如何欣赏的问题，还要涉及到它为何这样欣赏。如果后者涉及民族问题、资源掠夺问题或者是腐败堕落问题，那么这些价值的表达就会与伦理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规划师应对其进行评估并做出判断。当道德问题和旅游体验发生冲突时，促成前者的价值应该高于后者。无论是社会文化伦理还是环境伦理，其关注点在于旅游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公正。一旦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就需要相互协调、按照公正的原则加以妥善地处理。
5 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每一种规划思想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艺术途径经常因过于关注旅游资源的自然维度而忽视其环境维度，限制甚至误导游客的旅游体验；市场途径也潜藏着巨大的威胁，如果规划人员以过度的功利心态去开展工作，也会使游客陷入极具催眠性的愉悦中，并导致不负责任的规划行为；生态途径倡导游客“如其所是”地欣赏，但在处理文化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伦理途径强调游客的旅游体验应多一些伦理关怀，但在规划工作中仅限于原则性的指导作用。因此，科学的旅游规划工作应拓展思路、兼收并蓄，积极吸纳不同规划思想的精华，规避其存在的潜在问题。综合以上分析，科学的旅游规划思想应该具有4个方面的特质。
5.1 连续性：环境体验的视角
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这样评价自己田园风格的作品：一个建筑应当看上去如同从场地中生长出来，并且被塑造成与周围的环境仿佛和谐共生一般。草原有其自身的美，应当认同(草原所具有的)恬静(韵味)，并加以强化。因此，舒缓的坡屋顶、低矮的体量与恬静的天际线完美地融合在一起[9]。同样的，旅游规划也应该尝试保持旅游环境的连续性。比如，文化景观是与特定地理环境相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10]，已与环境形成了良好的融合关系。沿海居民的海草房、黄土高原的窑洞、红土高原的土掌房以及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等，它们与环境之间均呈现出某种必然性。但是，社会的变迁使当地居民逐渐摒弃这些建筑。如何权衡原著居民的生活需求与乡土建筑的保护常常是旅游规划工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当环境被概念化为一种景观时，有些规划者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乡土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上，而是转向了景观的整体构图和形式属性上。他们惯常用的手法就是选择某个视角、某个尺度，并运用标准的艺术手法如取景、框景等来展现景观的美，这样的景观虽然审美属性被大大增强，但经常是没有历史和内容的虚无的立面。但是，换一种视角，将旅游环境看成是具有独特地质结构、地表形态和地域文化特色的环境时，在处理上述问题时会有所改观，至少不会为了追求华丽的立面来牺牲旅游环境的连续性。
5.2 本真性：科学知识的指引
旅游体验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侧重点的生理感知。如同艺术欣赏需要艺术学知识一样，旅游体验也不应该将知识剔除在外，科学知识应该在旅游体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科学知识的指引下，旅游体验会转化为富有意义的精神财富。例如，游客欣赏的焦点不再局限于环境中如画性的景观上，而是对其内在的价值进行探索，从而唤起更为丰富的情感升华。同样，游客所知晓的知识将产生对旅游体验而言适当的限制。比如，科学的生态知识可使游客与旅游环境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11]。所以，科学知识不仅与游客欣赏什么这一问题有关，而且也与如何欣赏有关。旅游环境有多种类型，需要不同的欣赏方式。游客所知晓的知识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去欣赏。这就如同艺术一样，必要的艺术知识有助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因此，科学的知识可以为游客提供合适的欣赏焦点和欣赏边界以及相对应的欣赏方式，从而使游客更好地认识旅游环境的真实本性。同样的，旅游规划工作也应该由科学的知识所指引，在进行规划之前，必须知晓不同环境类型的性质、功能以及构成要素。同时，其规划行为也应该有利于引导游客采用正确的欣赏方式，因为不能期望游客一开始就具有相关的科学知识，也不能奢望游客去主动地接受这些科学知识。这也正是旅游规划的重要任务：如何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积极引导游客在科学知识的指引下去认识旅游环境的真实本性。
5.3 功能性：旅游环境的结构
旅游环境是一种功能性的环境，但功能性的实现不仅仅局限于空间的组织，还应把时间和感知等因素纳入规划的考虑之中。旅游环境不单是各种景物、景观的聚集地，也是游客进行各种旅游活动的场所，具有复杂的结构。如果认识不到旅游环境内部所包含的时间概念，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旅游环境。作为特殊参照物的游客在旅游环境规划中占有中心地位，旅游环境的功能性要反映游客的旅游体验要求。要获得一个以人为参照的旅游环境，首要的一点就是控制影响游客感知的条件。游客所处的旅游环境包围着游客，这种事实衍生了多重结果：游客不但身处体验对象之中，而且体验对象也构成了游客的体验环境。因此，当游客身处其中，体验对象也就会强烈地作用于他们的全部感官，无论是停驻其间抑或是活动于其中，游客目有所视、耳有所听、鼻有所闻、肤有所感，甚至是舌有所尝。简而言之，旅游体验一开始就是开敞的、紧密的而且是包容的。因而，除了空间组织上考虑游客的需求以外，旅游规划需要创造一个主题故事的旅游环境，调动游客的多种感官，重视旅游体验的联系过程和不同的体验模式，使游客能够更好地去感受异域文化空间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12]。
5.4 伦理性：人文主义的关怀
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人始终独立于环境之外，而另外一种则认为环境是有包容性的，包含着人类及其他一切。艺术途径和市场途径常被责难成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其规划思想漠视环境的真实本性，始终将人独立于环境之外。这些观点也同样影响着旅游规划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标准。旅游规划工作会涉及非常复杂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主体在根本上有着密切联系。想要使旅游规划取得成功，必须改变通过否定或者消灭一方来照顾另一方的做法，必须要正视和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并不表示所有的价值主体都拥有同等的地位，但必须承认每一方都有权被正视和认真对待。当想尽一切办法优化选择和做出抉择时，必须付出同样的努力，保持同等程度的尊重，而不是厚此薄彼。比如，在环境脆弱的生态旅游区修建公路，虽然保证了游客旅行的方便，也使环境看起来整洁许多，但它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会在华丽的外表下被湮没的；再如，许多旅游地为保证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将世代生活的原居民外迁并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将文化浓郁的生活环境变成消费主义的场所，为保证原汁原味的魅力标签，积极吸引原居民参与表演或者服务，虽然经济补偿弥补了物质损失，但民族情感的伤害却是无法抹去的。因此，旅游规划必须被正确的伦理标准所指引，要尊重所有的价值主体。
综上所述，旅游规划应该使旅游体验走向一种开敞的、参与式的和创造性的环境体验，这才是其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