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和陈衍——论诗坛盟主对清诗发展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盟主论文,袁枚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赵翼《论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揭示出清代诗坛才人辈出、标举风流的盛况。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才人”，就是代表着一个时期特点的诗坛盟主。对清诗的研究，离不开对清代思想风气变化的研究，离不开对诗坛盟主的主张及其作用的分析，也离不开对清诗流派乃至对清诗特征的探讨。诗坛盟主的频繁兴替和诗歌流派的变化纷呈，形成了清代诗歌兴盛的局面，也构成了清诗的重要特点。正因如此，对盟主和流派之间的关系研究也就成为清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着重从诗坛盟主影响一代诗风的角度，分析清中叶袁枚和清末民初陈衍的诗学观如何影响诗歌流派，又如何影响诗坛风气，进而探讨清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清诗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
一
袁枚是“性灵派”魁首，而陈衍则为“同光体”巨擘。“性灵派”与“同光体”都是清代诗坛上声势浩大的流派，其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力的形成，与其首领袁枚及陈衍的努力倡导是分不开的。
袁枚(1716～1798)与陈衍(1856～1937)的生活年代相隔百年左右，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但两人的人生追求以及在诗坛倡导流派的经历却颇相似。袁枚天资聪颖，为学自成，少举博学鸿词，旋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官溧水、江宁知县，“总督尹文端公（继善）绝爱其才。既丁忧，再起至陕西，与总督贡文襄（廷桂）臭味差池，上书万余言。不省，遂乞病归”（王昶《湖海诗传》）。可见袁枚壮年辞官，主要是因为仕途不顺。他自视甚高，起初因不谙满文而失去供奉京职的机会，已是牢骚满腹，后来长期沉沦外放小官，在仕途上蹉跎困顿。这种压抑郁积的苦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益深重，最终使袁枚走上了辞官“市隐”的人生道路。他在江宁修葺随园后并决定告病退隐时曾感叹过：“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随园记》）当官的处境与他的个性格格不入，“官苦原同受戒僧”，使他难以忍受。当他厌倦了常为大官作奴的知县生活时，就渴望清闲自在的园居生活，并毅然地抛弃官职。他后半生的生活追求、诗歌旨趣以及诗学观点都与此密切相关。
陈衍生活在清季动乱之世，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都，为《戊戌变法权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经济特科，招绩学异能之士，张之洞以先生荐。及终试，之洞索先生卷不得，则已为他人所抑”（据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从这次受挫之后，陈衍便绝意仕进，专心于国学研究，讲授南北各大学，垂四十年。他对清末民初诗坛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后四十年中产生的。可见陈衍与袁枚一样，都是天怀高旷，有经世之心而无用武之地，经过一番蹉跎挫折之后，便引退于“市隐”之途。
袁枚与陈衍不仅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而且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也颇为相似。他们都用力于诗歌创作，篇什丰富，自成名家；他们又都撰写诗话，评论诗作，倡导风雅。袁枚在当时被誉为“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陈横扫千军强”，俨然是声名显赫的诗坛泰斗。他自己也承认：“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人嫌太滥。余笑曰：子不读《尚书大传》乎？东郭子思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医门多疾，大匠之门多曲木，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近又有伶人邱四，计五亦来受业。王梦楼见赠云：‘佛法门墙真广大，传经直到郑樱桃’。布衣贡允修客死秦中，临危，嘱其家人云：必葬我于随园之侧。自题一联云：‘生执一经为弟子，死营孤塚傍先生。’”（见《随园诗话补遗》）可见袁枚诗是通俗的，除了下层文人喜诵之外，广大平民百姓包括妇女和出家人之中都不乏袁诗的爱好者。陈衍的诗不像袁枚诗那样“通俗”，但在文人中受到普遍的尊崇。特别是入民国后，许多人给他献诗，尊他为诗坛教主、泰山北斗。还有更多的人把诗稿寄给他请求鉴定，这与他注意奖掖青年，积极倡导风雅是分不开的。他撰写的《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当时后生奉为圭臬。之后复有续辑，海内诗流，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袁枚与陈衍在诗坛上标榜声华，自树旗帜，都能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袁枚倡导的“性灵”说，其主旨是强调诗人应具备真情感、妙诗才和独创性，对当时诗坛影响极大。其诗作清灵隽妙，善解人意中蕴结，“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雍正、乾隆时期，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诗论观点经过一时的流行，即迅速暴露出在理论和创作中的流弊。在这种情况下，袁枚以其新颖通俗的诗论和才气横溢的诗作登上诗坛，横扫陈腐的诗学观，创立清新灵活的诗派，很快便形成应者云集的局面。王豫《群雅集》中指出：“大令弱冠天藻独富，蜚声艺苑。性极警敏颖异。每一操翰，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名人献老，皆相钦服。晚年论诗专以性灵为主，谓规尚古始为摹剽，意欲抹倒王文简、沈德潜两家，单出独创，自竖眉目，以游戏为神通。”一时间，以袁枚为主帅，以赵翼、张问陶、孙原湘等人为羽翼的性灵诗派风起云涌，称雄诗坛，几达“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境地。袁枚之后，能与之相比唯有陈衍。陈衍在清末打出“同光体”的旗号，标举导源唐人、宗法宋诗的“三元”之说，又极力主张“学人之诗”，借以抬高“同光体”诗人的地位。他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在《庸言杂志》发表《石遗室诗话》，至1914年就印行了十三卷。1915年以后，继续在《东方杂志》发表并使之增加到十八卷。到了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三十二卷的全本。以后又继续在《青鹤杂志》发表《续编》，到抗战前一年结为六卷刊行，二十余年中影响及于全国。此外，陈衍又选编出《近代诗抄》二十四巨册，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陈宝琛以后的入选者计，其中大约五分之一强的人是“同光体”作者。陈衍以耆年硕学，标举诗派，俨然为广大教主，海内宗仰，其影响之大并不在当年袁随园之下。时人胡先骕有《论诗绝句》云：“元和元祐世难企，儇薄空疏俗所夸。继起随园辑诗话，同光终见胜乾嘉。”就指出陈衍与袁枚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作为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都代表着当时的诗歌风气，并深刻影响着诗歌的发展方向。
二
袁枚和陈衍都对清代诗坛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清诗特色的形成，与“性灵派”与“同光体”密切相关。研究清诗特色，就离不开分析这两位诗坛盟主对其诗派乃至对整个诗坛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倡导真性情，使诗笔趋向平实真挚。
清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纪事纪实的内容多。从清兵入关、南明史事、三藩战事、文字之狱、康雍之治、乾嘉之盛衰，到近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八国联军、辛亥革命等等，清代发生的大小历史事件，无不成为诗人长歌短吟的题材。清代诗人中普遍存在的纪实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与各时期诗坛盟主积极倡导诗写真性情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方面，袁枚和陈衍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也特别重要。
袁枚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乾隆年间，他倡导的“性灵”诗说，要点首先在于真性情。袁枚对南宋诗人杨万里“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辩”的观点极为赞同，并且认为：“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随园诗话》卷一）认为性情为本，格律为末；性情为里，格律为表。他还强调性情需真需实，才有价值。如云：“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由于重视写真性情，袁枚诗歌趋向平实真挚。在其笔下，有不少感人动人的纪事纪实佳构，如《苦灾行》、《征漕叹》、《火灾行》、《南漕叹》等实录民生疾苦；又如《王卿华挽辞》、《哀两生诗》、《李郎歌》等反映下层文人困顿生活，皆写出了生活的真面目，也写出了诗人的真性情，是“近取诸身”，“率意言情”之作。
特别应该指出，袁枚的倡导真性情，其核心内容在于愤世嫉俗与嫉恶如仇。他为人如此，写诗写文章也如此。钱振锽《袁枚传》曾详细介绍袁枚的为人品性：“使枚在朝列，必与文镜为仇，与黻、济世为朋矣，岂非奇男子乎？使当时有发枚文字为谤书者，枚又何辞。枚固幸免于当时文字之狱耳，然且以死奋笔，岂寻常绳墨文字、漫无痛痒者可几及哉？好接引人物，寒士得一语即信气。其所荐士或不受，则贻书骂之。蒋编修士铨尝曰：‘使公为宰相，三百六十官皆得其才而用之，天下宁有废物？’此语也，固非枚之所难。不信佛、老、阴阳，见人祸福，不论因果，平生最恶一‘庸’字。世但知枚以性灵为诗，不知枚以肝胆为文；但知枚有乐天之易，不知枚有史迁之愤。”“性灵为诗”与“有乐天之易”，只是袁枚其人其诗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在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一股忧国忧民的忠义正气。钱氏看到了袁枚有“以肝胆为文”与“有史迁之愤”的一面，这确是袁枚为人为诗的本质内容。在盛行文字狱的雍正、乾隆年间，袁枚敢在碑传文中指斥雍正宠臣田文镜，赞扬被雍正批为“朋党”的谢济世，冒死奋笔，主持正义，这是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与胆量的。因此，袁枚不仅是循吏，而且还堪称直臣。
袁枚这种与清廷的离心倾向在其辞官闲居的诗作中也时有流露。处于严厉专制的乾隆年代，袁枚的这种离心倾向的表达只能是隐晦的，但明眼人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清末的文廷式《琴风余谈》曾指出：“袁子才诗：‘其上感太伸，其下气尽挫。君看汉武朝，贤臣有几个？’又云：‘养鸡食小虫，鸡肥则烹之。主人计诚巧，不可使鸡知。’语颇有识，不愧风人之旨。龚定庵诗云：‘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又云：‘观理自难观势异，弹丸累到十枚时’，则忧生念乱之情，尤为迫切矣！”文廷式列举了袁枚的两首诗，第一首把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比为穷兵黩武的汉武帝，以古讽今；第二首则更巧妙，用养鸡者杀鸡的生活现象，讥讽指责君王愚弄百姓、奴役百姓的卑鄙手段。这样的诗篇，有胆有识，似匕首投枪，对封建帝王专制的揭露是极其深刻并且一针见血的。这些诗篇是袁枚大量纪实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最能反映袁枚其人其诗的本质。于此亦可知袁枚的半生不仕，趋避韬晦，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对清王朝政治的不满与失望，在其以诗酒自娱、放浪形骸的过程中，内心的不满与失望并未得到淡化和消除，而经常流露在诗文创作的字里行间。明末清初时，黄宗羲倡导的真性情就偏重在写国破家亡的惨痛，把湮郁不宣的民族情感发于诗文，袁枚诗作中亦继承了这种笔法。从袁枚到龚自珍，这种“忧生念乱”之情代代相传，通过他们对诗坛的影响，促进了清代纪事诗的繁荣与发展。
与袁枚一样，陈衍论诗也强调真性情，认为保持真性情是为人处世和写诗作文的根本。针对清季民初诗坛上出现内容空虚玩弄技巧的不良诗风，他尖锐地指出：“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石遗室诗话》）陈衍这番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有道理。当时确有一批复古派诗人，把精力和兴趣只放在模仿古人面目上，过份注意遣词用典等雕虫小技，写出来的诗语言讲究、结构精巧，但就是没有自己的真实怀抱。陈衍最反对这种“精美”之作，他曾告诫初学诗者说：“作诗第一求免俗，次则意足，是自己言，前后不自雷同。此则根于立身，有本末，多阅历，多读书，不从于诗求之者矣。”还是把培养真性情，陶冶真胸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由于生活在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清末民初，陈衍所强调的真性情就带上了更明显的愤时感事的色彩。他说：“余生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赍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曰挚、曰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山与楼诗叙》）论诗主变风变雅，就是认为诗歌应反映政治衰乱时期的社会生活，应讽时政，评政教得失，正如《诗大序》中所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陈衍论诗，借古喻今，带有积极现实意义。他如此持论，也这样写诗，如其《七月初三后杂诗五首》中云：“孤军深入黄天荡，盛事争传采石矶。百姓倾城避兵去，将军下马捷书飞。”又云：“敢信佛狸饮江死，颇疑老鹳凿河新。丸泥既欲封函谷，捧土又闻塞孟津。”这些诗篇记光绪十年中法马江之战，感时愤事，爱国激情洋溢诗行间，此即陈衍自言之“挚”与“横”，也就是老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真性情。
陈衍倡导真性情，这成为他写诗、选诗和评诗的基本准则。他选编的《近代诗钞》二十四册，影响极大，其自序云：“夫文简、德潜，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顾其才力为正风则有余，为正雅则有不足。文端、文正时，丧乱云
。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还矣。”又云：“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上下数十年间，其近代文献得失之林乎？虽位卑身隐，不敢比文简之有《感旧》、文悫之有《别裁》，然以数十年见闻所及，录其尤雅者，都为一集。”可见选诗之旨，与孔子删诗之意甚为接近，皆有感于诗歌与时世密切相关，欲借选评时人之作来纪实事、申事理、明是非、宣教化，汇集出一代诗史，描画出时代风云，这便是陈衍倡导真性情的主旨，也是陈衍写诗、论诗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他的影响下，“同光体”诗人中注重抒写真性情蔚然成风，象沈曾植、陈三立、沈瑜庆、林旭、陈宝琛、李宣龚、林庚白等主要诗人，都写出了真胸襟，写出了时代与国家大事，使近代诗坛涌现出不少具有诗史性质的佳篇力作。
其二，倡导真学问，使诗旨趋向典雅。
袁枚和陈衍都倡导多读书，重视诗人要有深厚功力，具备真学问，在这样的基础上融汇贯通，自然流出，才能使诗歌在保持平实晓畅的同时，又显出典雅深厚的旨趣。
对于袁枚的诗作受到“游戏浮滑”的非议，当时人郭麇《灵芬馆诗话》曾有一段公论：
浙西诗家颇涉饾饤，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然未尝教人不读书也。余见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圈无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学者既乐其说之易，不复深造自得，迄今轻薄为文者，又从而嗤点之，转求诟病，比少陵所谓汝曹者也。孙伯渊观察谓余言：前辈何可轻议，今之訾随园之诗者，果能过随园之学否？未敢遽信也。
确如郭氏所言，袁枚从未轻视过读书，只是反对在诗中用堆砌典故卖弄词藻的“学问”来代替或冲淡真性情。他重视用“笔性灵”写出真性情，认为“诗人无才不能”和“役典籍，运心灵”才是诗人努力争取具备的真学问与真才能。袁枚《读诗品·神悟》：“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强调诗人的通灵妙悟，这是在多读书、活用书之后达到的境界。这样努力的结果，就能使诗人在构思篇章、捕捉形象及表现能力等方面都能显出独具性情的“生气”或“生趣”，这便是袁枚所倡导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性灵”诗风。
陈衍倡导真学问，同样身体力行，在经学、文字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下过功夫，取得了出色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研究方面，陈衍长期辛勤钻研，探骊得珠，其说诗论文，出言精辟，眼界之广阔与见解之高明都是其他人所难以企及的。这充分显示出他那广博精深的真学问。由于强调真才实学，陈衍与袁枚一样，都对清初标榜“神韵”的王士祯给予抨击，认为其最大弊处在于摹拟痕迹太重，缺乏实实在在的真性情。袁枚《随园诗话》曾说过：“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又在《论诗绝句》中表态曰：“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諆。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虽然是批评，话却说得比较客气。陈衍的话则说得不留情面，《石遗室诗话》云：“渔洋最工摹拟，见古人名句，必唐临晋帖，曲肖之而后已”，“渔洋自夸学王、孟、苏州，则非有真兴趣，而才思骨力亦不足以赴之。”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袁枚和陈衍都强调作诗要讲“实在工夫”，靠学问见识，靠真实的人生体验，而不能全凭灵巧天才；论诗也要老老实实，琢磨技巧规律，而不要故弄玄虚，自欺欺人。正因如此，他们对倡导“虚灵”、“含蓄”、“妙悟”的“神韵”诗说都持批评态度，而在自己的论诗及写诗中又都积极倡导真才学、真功夫。袁枚和陈衍的言行，对清代诗坛上扫荡模糊惝恍的习气，形成求实真率的诗风，无疑起了积极的表率和推进的作用。
其三，倡导通百家，使诗格趋向灵活。
清代在诗学研究方面是集大成的，前代各种诗学观点都经过清代诗论家的总结分析，而前代的各种诗歌格调也都经过清人的整理和评述。如何对待丰富多彩的诗歌传统，如何从前代众多的诗歌格调中经过学习模仿而变化出独具特色、富有新意的格调，从而开辟诗境，拓展诗界，就成为清代诗家、尤其是诗坛盟主非常重视的事情，袁枚和陈衍都主张通百家而不倚门傍户，重在抒写真性情，至于诗歌形式，则主张不拘一调，才能更好地形成自己的风格面目。
袁枚论诗主张不受形式法则的束缚，任凭性情自由流露，是为真诗。基于此论，袁枚提出“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的观点，也就是认为诗歌之妙是不可偏执一端的，各个朝代的诗皆有其特色，而这些不同的特色不应该成为后人评判诗歌优劣高低的标准，诗只有真假工拙的区别，而不应该有朝代格调的成见。袁枚这一论诗主张，对当时诗坛影响很大。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如赵翼、郑燮、蒋士铨、张问陶、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黎简、宋湘、舒位、王昙、孙原湘、王文治、李调元等，尽管诗作面目不尽相同，但在理论上都拥护诗写真性情，反对界唐划宋，主张不拘一格。比如赵翼《论诗绝句》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宋湘《湖居后十首》之八曰：“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之十曰：“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真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出，当时在袁枚的倡导下，已形成讲性情、重独创的风气，诗人们大多强调诗中有自我，注重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与独特个性，而且也相信今人有今人之诗，不必规唐模宋，拘束于前人格调。这种倾向与风气对清诗的健康发展，无疑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陈衍论诗也主张变通百家，博取众长，不偏执于宗尚家数，更重视具备变通前贤格调的脱化之功。陈衍在《沈乙庵诗序》、《石遗室诗话》中揭橥“同光体”的宗旨为“不墨守盛唐”或“不专宗盛唐”，实际上是以宗宋为主而溯源于韩、杜，说得更明确些，就是以宗王安石、杨万里为主，而不欣赏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江西诗派。他还说过：“宋诗人工于七言绝，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意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一部分脱化而出也。”（《石遗室诗话》）陈衍赞赏南宋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人对唐诗诸家的“脱化”功夫，他从宋诗中学到的主要也就是在深浅、曲直、正反等方面的笔法技巧。不过能看得出，陈衍倡导博学百家诗法，其要点还是在于变通。无论唐诗、宋诗，其妙处都从变通前代诗歌中而来。后代人学唐学宋，最应学的就是这种变通脱化功夫，而不是固有的格调。正因为如此，陈衍论诗才不墨守陈规，这样做就为诗人开创灵活多变的诗歌格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光体”诗人中的诸大家，正是在这种论诗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广学博取，变通百家，创造出旧体诗歌的种种新格调与新境界，促进了旧体诗在清末民初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