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年来中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观点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发展阶段论文,中外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55(2008)03-0014-08
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作出“两个必然”[1](P284)的论断160年，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宣告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2](p843)9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而且仍在主导世界事务呢？这是迫切需要当代共产党人深思和科学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回答这一问题，科学判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我们党才能据此制定正确的内外方针政策，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大幕徐徐拉开，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中外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开始了广泛交流与合作。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今日的资本主义不仅与17-18世纪时的情况不同，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19世纪、与列宁生活时代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情况相比也有了许多新变化。但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原因和资本主义当今所处发展阶段的看法，则因阶级立场、学术背景、利益关系的不同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20年来中外学者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0种，对这些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评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发展动因，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将大有裨益。
1.“全球资本主义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通过政策调整，成为全球资本主义。[3](P12-13)国内学者李景治、齐兰教授也认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形态和突出特点，[4]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全球垄断阶段”。⑤德里克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的跨国化使生产过程全球化了，同时赋予资本和生产极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场所，人们努力建构超越国家范围的区域性机构来协调经济的运作，各种全球性组织大量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资本的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实践带进了所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正式的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所淹没。尽管仍然有资本控制之外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是作为资本全球结构化了的空间”，“甚至那些空间也没有幸免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响”。[3](P13)全球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第三阶段。
德里克正确地指出了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由此得出已出现“全球资本主义”的结论则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使得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现代化的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方向，世界上9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市场经济的同一游戏规则，于是德里克便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了。持“全球资本主义说”观点者显然陷入了两个误区，即把资本和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其实，资本和市场经济的产生都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它们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外资和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说明这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更不能说明这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世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得出全球资本主义的结论是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的。
2.“后资本主义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1989年到1990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同时也代表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种“摧毁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体制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6](P13)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职能、经济动力和社会问题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矛盾和冲突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在这个新社会里，“真正有支配性的资源、绝对有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掌握在广大劳动者头脑中的知识。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6](P12-13)信息技术与网络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后资本主义”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缺乏唯物史观指导的人面对这种扑朔迷离的变化难免产生关于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看法，后资本主义概念就是这种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看法的表现。根据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只要这一生产方式不改变，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不管它的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知识经济已现端倪，但我们很难说知识经济已取代了生产经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矛盾。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阿里夫·德里克在评价后资本主义时，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他的确对管理科学的产生作过重要的贡献”，但“他在其著作《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他著作中也有一种倾向：把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是真实存在的现实”；[3](p13)“只要剩余价值的榨取和资本的积累还是经济行为的目标，那么就不能说对这一范式稍有偏离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着一种不同生产方式出现。”[3](p40)
3.“晚期资本主义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展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说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他认为“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摧毁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制度结构与有目的——合理的子系统的特殊格局，从而，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7](P426)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已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破坏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传统意识形态(公平交换观念)，就远远不能适应于这种新形势的需要了，而科技意识形态又难以胜任为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合法性进行辩护之重任。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就必然要发生转移，即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变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危机。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和令人钦佩的理论勇气对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做了深刻的理性分析，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合法性危机的风险和趋势，指出其腐朽性与垂死性的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不仅与某些宣告资本主义全面胜利、意识形态终结的西方“理论家”划清了界限，而且与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一些东方“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本质具有重要启示。但哈贝马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也表现出了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他用对科技工具理性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剥削的批判，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用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淡化经济危机，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归结为文化系统出了故障。并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垄断权力和工具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他试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如建立交往理论等等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事实上，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是以维护而不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科学技术作为物化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中的人的智力和技能，是劳动者的脑力劳动发明创造的；同时，其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只有渗透到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对象、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中才能发挥作用，它不可能成为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命运，消解社会革命的意义。哈贝马斯从维护整个制度的目的出发，把晚期资本主义看作是根本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分析其危机的病根，寻找解救的良方和摆脱矛盾、危机的对策，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想。
4.“金融资本主义说”。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等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8]他认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发展的结果。信息革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因有三点。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信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信息业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二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调整的需要。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以及股权分散化等等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三是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剥削和统治关系也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值形式却发生了变化。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和国际剥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破坏作用。德罗奈认为，应该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看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断言，它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但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包含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沿着克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
德罗奈看到了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于生产、贸易、服务、技术等方面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并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消除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过度剥削、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雇佣劳动的弹性和不稳定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的减少”。[8]但他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括则是本末倒置的。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正是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经营活动才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复杂有机体，具有多方面特征，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它进行考察、描述和揭示，但区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准只能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是金融流动范围的大小和作用。同时，划分事物发展阶段的标准应有逻辑一致性，应从同一角度或同一层面观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并划分发展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既不处于同一层面也没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5.“后帝国主义说”。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克拉和戴维·贝克尔等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一个管理者资产阶级。它包含了私人企业精英、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政府官员等精英群体，是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级。面对跨国公司的进入，这个阶级一方面与跨国公司合作，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资产阶级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而隶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公司资产阶级”也情愿接受东道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条件。国际阶级力量出现了一种新的组合，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被管理者资产阶级与跨国的“公司资产阶级”之间的新的利益联合所取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后帝国主义的阶段。[9](p25-27)
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拓宽人们的视野和研究问题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跨国公司与阶级关系问题的注意，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这一理论关注的是阶级的对立，而不是国家的对立，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因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导致人们过分关注南北国家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而忽视南方国家国内阶级状况的倾向，具有一定的意义；此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跨国公司与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也毋庸置疑，这一理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首先，这一理论的基础概念“管理者资产阶级”是不科学的，因为它赖以形成的前提不是经济关系，而是“权力关系”。其次，这一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国际资本进入欠发达国家，管理者资产阶级日益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通过相互之间的利益渗透而结成伙伴关系，并通过调节国外的资产阶级与国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以削弱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使特定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斯克拉和贝克尔的主张与考茨基在20世纪初提出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在考茨基看来，随着生产过程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不断加速，各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将会趋向缓和。[9](P13)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与当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具有同样的非科学性，因为他们的分析都脱离了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
6.“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徐崇温、李琮、胡振良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从一般垄断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0](P2-9)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实行对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以维护资本主义生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证垄断资本获取最大利润。[11]现实资本主义仍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表现出其向国际垄断、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端倪。[12](P283)徐崇温先生特别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无疑在某些方面削弱和侵蚀了国家权利，例如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影响的增大，就超越了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等。但这些因素并不削弱国家这个概念，跨国公司依然依赖于在民族基础上运作的国家。这种依赖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大多数跨国公司的资产和雇员大都集中在母国，如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日本拥有其63％的资产和雇员；大多数跨国公司把其大部分生产集中在一国及其近邻国家中，如日本本田、丰田的全球产量中有70％到90％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3]
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承认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的变化，但否认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在理论逻辑上是不周严的。事实上仍然停留在列宁当年的论断上。列宁在1917年就曾讲到：“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4](P164)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在二战后，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与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然也就结束了。
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但实际情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为克服滞胀，宣称放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国家对许多部门的管制，实施减税，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民营化)，国家垄断资本已大为减少，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已大为减弱。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全球有64000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达870000家，2002年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额达18万亿美元，在海外雇用了约5300多万员工；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其全球活动冲击着国家领土主权的束缚。事实与徐崇温先生说的是不一致的，2001年按海外资产排序的世界最大25家跨国公司中，根据国外资产额、销售额、雇员人数三个比率的平均数计算的跨国指数超过50％的就达19家。日本本田汽车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20.56亿美元，其中国外资产额352.57亿美元；销售总额为559.55亿美元，其中国外销售额400.88亿美元；雇员总数为120600人，其中国外为59000人，平均跨国指数为62.8。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447.93亿美元，其中国外资产额684亿美元；销售总额为1088.08亿美元，其中国外销售额598.8亿美元；雇员总数为246702人，其中国外为186911人，平均跨国指数为59.3。因此，徐崇温先生引以为据的数字可能不够准确，其以“大多数跨国公司的资产和雇员大都集中在母国”为依据，断言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缺乏说服力的。
再者，把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职能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是不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把现代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当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微观经济的管制，是一切现代国家共有的经济职能。如果把这些都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那么，一切市场经济国家岂不都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7.“社会资本主义说”。高放、鲁从明、成保良、董崇山等专家持此观点。[15][16][17][18](P10)高放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那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为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资本主义具有六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更高了，出现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四是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五是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六是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集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当代资本主义已超越了列宁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进入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阶段。[15]
高放教授跳出竞争与垄断关系的框架，以现代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三次科技革命为坐标，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具有一定的道理与合理性，但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是值得商榷的。一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应使用统一的依据，不能既使用竞争与垄断关系作依据，又使用社会化的程度作依据，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反映的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二是按照高放教授的逻辑推理，可以因势利导，顺水推舟，逐步把社会资本主义(即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推进到资本社会主义(即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再发展到未来完全的社会主义；这难免有趋同论之嫌，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也不会趋同的。另外，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仍然存在，阶级剥削仍然存在，虽面目全非，但本质依旧，因而说当代资本主义已发生某种质变还为时尚早。
8.“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学者罗文东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逐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是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因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19]
这一观点虽然也根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察，正确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但认真加以分析，便会发现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且缺乏有力的证据。首先，该观点存在逻辑矛盾。罗文东先生认为，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既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那就不需要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应仍是帝国主义阶段；显然论者是为了表明“新意”，才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从逻辑上讲，帝国主义之后的阶段应是超帝国主义阶段，怎么变成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了呢？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当年考茨基曾提出过超帝国主义论并受到列宁的批判，所以，可能是为了避嫌才把这个本应叫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改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样一来，逻辑上自然就不周严了。
其次，“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提出的论据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罗文东先生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点，已经难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所解释，需要建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无非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形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显然，这两点所能证明的只是学术界已经存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观点，[20]而不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9.“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说”。学者王亦楠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私人垄断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国家垄断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有效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主要途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1]
王亦楠用以论证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突破了国家的地域疆界，并且力图超越国家的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增值。由于生产高度集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竞争和信用这两个杠杆的作用下，资本高度集中，私人垄断资本结合成更庞大的国际垄断资本，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垄断同盟。王亦楠在这里正确地看到了，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生产的国际性和“国际垄断资本”；[21]他极力地想论证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却是在不自觉地论证学术界已经存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观点。[20]而且根据汉语的习惯，从逻辑上讲，继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也应该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1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刘昀献、靳辉明、黄素庵、顾海良、柳瑟青、李长久、赵汇等专家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国际生产、国际投资、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资本主义。[20][22](p80-98)[23](p70-78)[24][25][26][27][28]
刘昀献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跌宕起伏、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运动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已经走过了近370年的里程。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至19世纪末，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计算机的不断普及，全球互联网的出现，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化”，以及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社会化由国内扩展到全球，当代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2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正在形成全球寡头垄断市场；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式更加高级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全球霸权。[22]
纵观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有的是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为依据，有的是以经济上的竞争与垄断为依据，有的是以资本社会化发展程度为依据，有的则是以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程度为依据来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横看成岭侧成峰”，仅以某一根据都难以客观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大阶段的划分是这样，对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再划分为若干阶段也应是这样。遵循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以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出发点，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的演变进程，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应该是主要依据。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决定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危机，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使资本占有方式相应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反映为经济运行体制的变化，资本占有方式的变化反映为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反映在经济运行体制上就是市场主体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反映在资本占有方式上就是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二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体制先后实现了从自由竞争到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资本作为经济运动的主体，也完成了由个人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到私人垄断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再到国际垄断资本的转化过程。
把当代资本主义定位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相吻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与以前有所不同，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和资本社会化的发展，它或许还会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只要资本社会化的空间尚存，资本主义就还会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但一旦资本社会化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敲响了，资本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历史的辩证法将向世人昭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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