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货膨胀仍是199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访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张卓元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仍是论文,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工作论文,所长论文,抑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卓元，1933年7月生。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到当时的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起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获1984、1988和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张卓元选集》、《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主编）。
记者：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1995年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首要问题，并相应提出许多重要措施。请问：您对此有何体会和评价？
张卓元所长（以下简称张）：我拥护中央的上述决策。连续两年的物价的过大幅度上涨，已对我国的经济稳定和人心安定构成威胁。目前老百姓首要关心的也是不断上涨的物价问题。因此，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使1995年物价上涨率比今年有显著的回落，并逐步把年物价上涨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已成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环节。1994年，由于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名义工资大幅度（30%到40%）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也有大幅度提高，加上政府采取许多措施补助一大批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众，所以尽管出现了物价的20%以上的上涨幅度，仍未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1995年我们不可能再象1994年那样，大步提高工资和农产品价格，以免陷陷入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型上升的可怕循环中，这样，公众就不可能容忍象1994年那样的20%以上的物价上涨率。这是不容置疑的。还有，高通货膨胀带来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扭曲和对资源配置的误导也日益显露。因此，中央的决策抓住了当前经济生活的矛盾焦点，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克服困难、顺利前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加强和改善经济调控。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投资的飞快增长和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过高发展速度适当降下来。1995年的经济增长率控制在9%最高不要超过10%，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也要控制在10%左右。与此同时，大力和切实加强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产品供给，缓解“瓶颈”制约和结构矛盾。这样，就不仅能为经济发展，而且能为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条件。如果舍不得适当降低发展速度、降低投资增长率，不愿花大力气加强和发展农业，通货膨胀就有可能继续奔腾发展，并强迫人们用“硬着陆”的办法来恢复经济的协调，那时代价就太大了。但愿不要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
记者：张所长，1994年下半年我国通货膨胀趋重，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对1994年高物价上涨率的起因，有人认为是需求拉上，有人认为是成本推动，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流通领域秩序混乱。我们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好的。从1994年高物价上涨率的现象来看，直接起因是成本推动。因为连续几年特别是1993年几种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超过社会零售价格上涨率，工资成本也不断上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成本都提高了许多，由此推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涨。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呢？还是同这几年投资过旺有关系。1991年开始，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连续几年过猛，引起了投资品的短缺；投资品短缺，造成了投资品价格上涨，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成本上升，包括工资成本上升。所以，1994年高物价上涨率的起因从现象看为成本推动，而实质上主要是由这几年投资过热引发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需求拉动，造成了现在表现出来的成本推动。
当然，这两年物价的过大幅度上涨同流通中的秩序混乱也有关系。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变型之中，流通领域存在着秩序不好，管理不严等一系列问题。有的企业乘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之机，乘国家进行价格改革，放开物价之机哄抬物价；也有一些地区、部门，特别是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利用对某种产品的垄断地位，随意提高价格。除此之外，1994年国家主动放开了一些商品的价格，出台了一些调价措施，对物价上升也有一些影响。但是，这次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主要起因，还是1991年以来投资过热，先是带动投资品价格上涨，然后带动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了工业品和农产品成本提高，最后推动物价全面上涨。投资过热也使农业的“瓶颈”制约更为突出，农产品供给出现短缺，食品价格带头上涨，涨幅也最大。
记者：前些年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次通货膨胀，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底有哪些影响？
张：我认为，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从我国这次严重通货膨胀看，最起码有这样几方面不利影响：首先，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因为通货膨胀有一个机制，在物价过大幅度（在中国为超过10%）上涨的情况下，会使人们收入差距拉大。有一部分人靠投机、靠在流通领域中追逐高额利润发财。而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靠固定工资为生的人，收入会相对甚至绝对下降。这包括尚未脱贫的居民、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部分大中专学生、开工不足企业的工人、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工人、效益不好企业的工人、机关干部等等。这样一大批人在物价超过两位数上涨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没有多少提高，甚至会有所减少。人们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之后，会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这对社会经济稳定是很不利的。其次，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各个国家都追求经济能够协调、平稳地发展。通货膨胀会严重干扰和破坏经济协调、平稳发展，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使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受到损害。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往往不是鼓励人们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经济效益来增加收入；而是鼓励一些人搞投机倒把，追求流通中的超额利润。这对经济正常发展显然是很不利的。再次，对深化改革也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比如，这次通货膨胀，使我国价格改革的许多措施不能出台。原来准备放开的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能放开，甚至比原来统得还要死。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不这样做也不行。再比如，这次通货膨胀，对金融体制改革也很不利。因为在高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银行利率实际是负数。结果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相差很大。这就助长了有权发放贷款的官员和有机会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搞“寻租”活动，把国家资金按银行贷款利率弄出来，再按照市场利率贷出去，转手就可以赚到成倍的利差。总之，通货膨胀对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社会稳定都没有好处。
记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十几年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一快，过一两年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您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
张：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是存在的。因为过去在经济发展中，我们总是追求太高的速度。而由于现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外延型的，即通过多投入来增加产出；不是通过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来加快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要加快发展，就要多投入，搞基建，上项目，铺新摊子；多投入就要增加投资，增加贷款，货币供应超前增长；投资过热，供给就会出现缺口，其中“瓶颈”部门（农业和其它基础产业）缺口更突出；最后势必导致物价上涨。所以，在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因为这种超高速发展都是要靠银行多发票子来支撑，通货膨胀自然无法避免。由此可见，单纯通过高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记者：我们能不能做到，即使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使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抑制呢？
张：我想应当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控制在9%左右，平均不要超过10%，这样就可能把物价上涨控制得好一点，比如控制在两位数以内。遗憾的是，前些年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控制的不够好，经济发展速度快了还要再快，10%还嫌慢，连年在百分之十几。这样，物价的超过两位数的上涨自然无法避免。
记者：对这次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1994年下半年工作的重点。从现在情况看，通货膨胀加剧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那么，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怎样呢？
张：如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贯彻下去，整个宏观调控从紧掌握，1995年物价上涨指数可以控制在15%左右，但控制在两位数以内恐怕还做不到。因为治理通货膨胀也同治病一样，下药不能太猛，只能逐步治理。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较大的就业压力。如果我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治理措施，物价上涨指数是可以下降到10%以内的。但是，紧缩过猛，生产大滑坡，有相当一批企业会因为开工不足而倒闭，大量工人就会失业，也会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1995年我国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比如增长9%左右，包括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这样，通货膨胀的压力只能逐步缓解，不可能一下子根本治理好，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10%以内的目标也许要移到1996年去实现。因此，我主张对通货膨胀要逐步治理，不要企求迅速到位；否则，代价太大。
记者：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同国有企业改革有什么关系呢？
张：关系很大。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是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如投资饥饿、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负盈不负亏等。企业行为不规范，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使货币供应量超前增长，带来通货膨胀。不少企业还钻改革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的空子，哄抬物价，乱涨价，从中牟取暴利，给物价上涨火上浇油。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也需要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依法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比较有效和到位。当然，企业改革不可能在一二年内完成，能在本世纪末以前基本完成就算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反通货膨胀也不只是近一二年的事情，很可能是一件长期奋斗的任务。
记者：抑制通货膨胀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您认为1995年，我们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张：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国家宏观政策要往偏紧方面掌握。贷款、投资规模等不能放松，货币供应量也从紧控制。虽然宏观政策有时要紧一点，有时要松一点，但总的倾向应该偏紧一些。为了有效地控制通胀，我们要采取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提高利率，逐步改变实际利率为负值的不正常状态。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要巩固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果，使我国财政逐步走出困境；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一个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建立一个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总之，1995年，宏观政策必须从紧掌握。除此之外，还要依法管理物价，把物价管理搞得更完善一些。
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使我们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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