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开创科技出版工作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化改革论文,抓住机遇论文,工作新局面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我国科技出版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我国科技出版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5月底，党中央、 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决定》，认真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9月，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展示了今后15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光辉前景，是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长治久安，胜利跨入21世纪的宏伟纲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五中全会精神，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科技出版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前不久，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有关科技出版工作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科技出版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科技出版是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一个越来越高技术化的产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要“重视科技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传播，加强科技图书、资料和数据库的建设”；“宣传和普及科技知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设施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普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用科学战胜迷信、愚昧和贫穷，把人民的生活导入文明、科学的轨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在“科教兴国”这一伟大战略进军中的神圣使命。新闻出版工作者直接从事着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等的编辑、制作和发行工作，这些出版物是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是“科教兴国”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没有一个功能齐全，体系完备的出版体系，要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是不可思议的。无论是从事着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还是在第一线具体进行着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生产的同志，都必须牢固树立为“科教兴国”战略服务的思想，研究工作和考虑问题，都要以此为重要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同志还要代表国务院做重要讲话，我先代表新闻出版署就促进我国科技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的有关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党和国家对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一向十分重视。新中国刚成立，即批准建立了三家科技出版社。到50年代中期，科技出版社已经达到20余家。1957年，全国出版科技图书5600种，即已超过旧中国40多年所出版的科技图书的总和。196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报告》，同年11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1978年，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春天。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首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指明了方向，扫除了障碍。同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出版局、国家科委《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科技出版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发展规划和有关要求，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繁荣科技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十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科技出版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出版队伍逐步发展壮大。
1978年全国共有科技出版社30家，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各部委，从业人员不到2000人。目前全国科技出版社已达到160余家， 科技期刊4300家，总计从业人员已达到50000余人。 其中中央有关部委（包括科研院所）所属科技出版社60余家，地方科技出版社40余家，大学科技出版社50余家。这些科技出版社在出书内容和特色方面各有侧重，分别承担着为所在部门、行业、领域和地区的科研、生产、教学和为社会服务的任务。除此之外，全国还有近百家具有一定科技书出版能力的综合性出版社，还有科技音像出版单位70余家，电子出版单位30余家。科技出版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和壮大，而且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等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涌现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出版意识和思想水平的科技编辑家、出版家和发行家。同时，一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经过正规专业教育的青年专业人才进入了出版领域。
2.科技出版管理工作在改革发展中逐步规范完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整个国家的建设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科技出版工作，也同整个出版工作一样，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适时调整了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解放了科技出版生产力，调动了广大科技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
为了适应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科技出版社面临着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历史性转变。许多科技出版社在这个转变中表现出开拓进取和主动创造的精神，走出了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步。
随着我国科技进步步伐的加快，科技工作对出版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大量优秀的有重大学术价值或科学积累价值的科技著作如何能及时得到出版，成为科技出版工作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8年，在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山东科技出版社率先设立了“泰山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在科技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广东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江苏金陵优秀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等相继设立。 到目前为止， 专项科技著作出版基金已近20家，还有10余家包括资助科技著作在内的综合性图书出版基金。可用于资助科技著作出版的基金总额近3000万元，每年资助出版的优秀科技专著有百余种，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设立，对于促进科技学术著作出版繁荣，缓解专著出版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3.科技出版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科技出版既是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出版物的生产与传播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国家的科技出版水平是衡量这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于科技出版事业来说，关键是要把握科技出版与科技工作密切结合。
科技出版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科学劳动是“部分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又以前人的劳动利用为条件”，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今人的协作与前人的劳动利用，最主要的是以科技出版物为载体的科技信息和知识。事实上，任何一项科研工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从查找科技资料入手，到科技出版物发表科研成果作为阶段性结束，一般说来，主要靠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手段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占全部科研时间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科研人员花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
科技出版对科技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把出版的手段印刷术看成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事实表明，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科技工作的日益复杂化，科技工作对科技出版物的依赖不断增强，科技出版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日益重要和显著。科技出版物作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的例子不胜枚举。科技出版物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将科技知识和成果的传播大大延伸开去。从时间上看，人们从书中可以获得前人数十年，乃至数千年积累的各种知识，从而能从较高起点进行新的实践。从空间上讲，科技出版物可以跨越国界，为全球所共享。日本和韩国由于注重利用科技出版手段为技术立国服务，以致创造了短期经济起飞的奇迹。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若不能实实在在地利用科技出版这一简捷手段，就可能会大大延缓其进程。
科技出版是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科技教育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而科技出版又是科技教育的基础。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出版的科技图书中，科技教材约占2800余种，占科技图书总数的13%，科普图书4500多种，占科技图书总数的20%，两者共占科技图书总数的33%。尽管同国外比较（如澳大利亚为60%）相距甚远，但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77年7月， 邓小平同志要求把教材工作首先抓起来，他指出：“关键是教材”。1978年2月， 国务院连续两次发文，要求在1980年以前编审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通用教材。随后，国务院有关各部所属科技出版社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分别出版了理、工、农、医各科统编教材，1979年至1981年底三年内共出版科技教材2000多种，初步解决了大中专教材的有无问题。此后，各类科技出版社都较好地完成了科技教材的出版任务。可以想象，没有科技出版事业的支撑，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是个什么状况。
1978年我国出版科技图书3474种，1994年达到了20128种， 平均年增长速度约10.6%。粗略分析一下1994年出版的科技图书，其中学术著作约2000余种，近总数的10%；应用技术类著作约5000余种，约占24%；科普图书4500余种，约占20%；科技教材约2800余种，约占13%；各类科技工业书近2000种，近总数的10%；其他部分为工程标准、技术规范、科技史、科技古籍整理等等。可以说，在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软科学各个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许多都以各种出版物的形成加以记载和传播。科技图书出版工作基本上形成了门类分布齐全、学科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图书内容涵盖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科技出版工作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一大批优秀科技著作的问世。《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专著丛书》是近千名科学家（其中五名科学家为此献出了生命）对青藏高原进行数十年科学考察的成果，完整地载录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农业地理、地质构造及动植物生态状况，填补了人类对青藏高原认识的空白，是一套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著作。《中国土壤》是以著名土壤学家熊毅教授为主的上百位科学家历经30年，对我国土壤的性质、特点和改良利用等问题做全面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全面代表我国土壤科学应用和发展水平的学术著作，是国际土壤科学百花园中一枝独秀的奇葩。《中国蝶类志》收载了生长在我国的1223种蝴蝶，突破了以往文献记载中国蝴蝶不超过1200种的极限，纠正了很多历史性错误，首次确立了我国蝴蝶分类系统。此外，还有《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等数以千计的大型科技巨著，在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和科技出版专家辛勤汗水的浇灌下结出硕果，满载着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高学术成就，广为传播，受到了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科技出版，使科研成果迅速走向科研、生产、教学和整个社会，释放出巨大的潜能。
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科技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把袁隆平教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载录下来，传播出去，推动了农业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稀土的溶剂萃取》使徐光宪教授提出的“串级萃取理论及工艺”深入国内各大稀土生产厂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1988年广东省科委对珠江冶炼厂使用该技术的情况进行了鉴定，认为该技术“一年可为企业创产值1188万元，利税380万元， 节约试验投资费用143.6万元”。 《水库群调度与规划的优化理论和应用》一书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澜沧江中下游河段开发方案优化补偿调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常规方法增产4%（29万千瓦）， 节约国家大量投资（约6亿元），相当于增加一座丰满水电站。
4.科技出版方面的对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出版的科技著作，除了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从海外归来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方法和成果，翻译著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翻译著作的主要内容多限于前苏联等少数国家的科技成果，但是大量的、多方位多层次的翻译著作及时出版，的确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我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快建立起符合自己特点的科研、生产、教学知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之后，面对我国科技工作停滞、我国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整个社会呈现书荒的紧迫形势，出版科学译著又一次发挥了投资小、见效快、传播面广、直接吸收先进成果的特点，大量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国的科技能力迅速跟上世界现代科技发展步伐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我国的科技出版业逐渐开始直接面向国际图书市场。从了解到介入、从初步接触到深入合作、从单纯引进到大量输出、从以外商进来为主到主动走出国门、甚至派员学习，在海外发达地区建立我们的窗口和基地，科技出版工作开始了全方位的中外交流。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来，我国科技出版界参加诸如法兰克福、莱比锡、莫斯科、开罗、新加坡、东京等地的大型国际性书展以及在海外举办专门的“中国书展”近百次，数十家科技出版社与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签定了数百项合作出版协议，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科技书达数百种。国内出版的外文版科技图书出口量达2000多种，数十万册。中文图书出口品种达数万种，数百万册。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出版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科技出版工作的发展和繁荣，也又一次证明了党中央对我国出版工作的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所做出的估价是完全正确的。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广大科技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也离不开各有关部门包括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二、认真按照五中全会精神，推进科技出版工作实现阶段 性转移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社会变革中。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既给科技出版工作带来了活力，又使之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地研究和解决科技出版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科技出版工作实现健康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
去年年初，新闻出版署党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新闻出版工作实现由以规模数量的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这一工作思路得到了关根同志、铁映同志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批准。今年1月12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原则同意这个报告，并由“两办”转发了这个报告，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工作思路，也是指导科技出版工作进一步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文献。
经过广泛研究讨论，特别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全国新闻出版战线基本统一到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上来了。大家认为，阶段性转移这样一个工作思路，符合江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根本指针，四项主要任务”的要求；符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精神。阶段性转移针对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新闻出版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个能够提纲挈领，统揽全局的工作目标，对认识和解决实践中出现和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样一个基本态势的形成，对于正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版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一个根本性转变，是指生产关系的改革，可以看作是“体制转轨”；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生产力发展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也可以看作是“增长转型”。“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的相辅相成，是改革与发展的最佳组合。两个根本性转变这一重要指导思想的提出，确实标志着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和策略方面都已经十分成熟。
近来，我们结合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对阶段性转移提出一年多来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反思，认为“阶段性转移”从改革的角度看，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需要；从发展的角度看，是希望把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从简单的规模扩张引向讲求质量和效益。我们一定按照五中全会精神，采取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把新闻出版行业的阶段性转移引向深入，引向更高的水平，更新的层次。目前，新闻出版署正在制定《新闻出版事业“九五”发展规划》、《新闻出版事业阶段性转移的目标体系》、《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等几个重要文件，就是要力求把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明晰化，具体化，做到可操作，能检验。
科技出版工作同样要进行阶段性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科技出版工作也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的出版还不能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学术价值和编校质量不高的平庸之作还不少，重复出版问题突出，“出版难”与“出版滥”还在一定程度上并存；一方面，一些科技著作大量积压，另一方面，许多读者迫切需要的著作又无处去买。由于发行渠道不畅，“卖书难”与“买书难”的问题在科技出版领域比较严重。一方面，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科普读物出得很少，不适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另一方面，一些实际上是在宣扬伪科学、假科学，甚至封建迷信的出版物时有出现，有时还呈泛滥之势；一方面，科技出版单位数量增长很快，另一方面，科技出版单位普遍感到投入乏力，经营相当困难，举步维艰。科技出版工作目前遇到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质量不高和效益低下。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通过阶段性转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出版体制逐步建立来予以解决。
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阶段性转移，要按照五中全会的精神，切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粗放型与集约型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也就是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后者则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合理构成和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从1978年到1994 年， 我国出版社的增长率为422%（从105家增加到560家），而总印数的增长率仅为59%（从37 亿册增加到60亿册）， 总印张的增长率仅为45 %（从135 亿印张增加到297亿印张）。很明显，这一期间， 图书出版业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远远大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应该说，我国出版业的集约化经营水平与许多行业相比，都是较低的。由于国家实行的是出版权专有，专有带来的高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我们经营的低水平。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众多的产业部门中，像图书出版这样经营管理水平并不算高，但利润却比较丰厚的行业，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粗放型经济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问题，在整个出版业，包括科技出版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努力通过阶段性转移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出版业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规模经营的能力较低，这在科技出版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科学出版社是我国科技出版界的“龙头老大”，每年需要补助300万元，而这300万元在补贴了该社所办的几十种学术期刊后，已所剩无几。由于投入能力太弱，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长期难以出版，出版社本身的经营状况也相当艰难。许多地方科技出版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同志也许会说，这是由于专业分工造成的。不可否认，专业分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规模经营能力较低，不仅在科技出版业存在，也是困扰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书报刊音像和电子出版业，编印发诸环节都存在这个问题。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出版界应该说产品结构和规模经营的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该社1994年的销售实洋为4653万元，实现利润672万元。前不久， 我接待了随科尔总理访华的德国著名的出版企业贝塔斯曼股份公司的老板马克·魏斯纳先生。该公司所达到的规模、经营水平使我很受启发。1994年该公司的总销售额为200 亿马克，约合1100多亿人民币（用美元作比价，一马克约合人民币5.8元）， 其中图书销售约为70亿马克，约合人民币400亿元左右。 我国去年列入国家统计的图书总销售为134亿，即使将未列入统计的部分高估后， 也就是200亿人民币左右。 一个贝塔斯曼公司的图书销售额就远远超过了我国图书总销售额。这里面当然有书价这样的不可比因素，但差距是明显存在的。如果说光看销售额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再举一个出版实物量的例子。我国去年包括书报刊在内的纸介质出版物的总用纸量为156.67万吨，而日本讲谈社去年一年的书报刊总用纸量为40万吨。人家一个出版社的用纸量竟为我们全国总用纸量的四分之一强，应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有一段时间，舆论上曾宣传我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了，理由就是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达到了10万种。姑且不论这种仅仅以规模数量来作为唯一标准的衡量方法是怎样的不科学，由于统计项目上的差异，实际上我们也不是世界第一。日本去年出版新书约五万种，而年再版图书一般都保持在20万种左右。可供书目，也就是能够长年在书店货架上销售的书是最能衡量一个国家出版业集约化水平的指标。日本出版业的可供书目约为30万种左右，而我国现在也就是五万种左右。造成这种状况，客观原因是有的，但出版单位办得没有特色，质量和效益都不太高，集约化水平低，规模经营能力差，是我们应该很好进行反思的问题。所以，通过阶段性转移，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出版界在“九五”期间和下个世纪初叶必须完成的一个历史课题。
中国新闻出版业在“九五”和到2010年期间，实际存在着两大主题。从改革的角度看，就是要真正实现阶段性的转移，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体制呈现一个雏形；从发展的角度看，则要使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方面，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出版产业要占据更加引人注目的地位，一方面，中国出版业要真正走向世界，至少要在世界华文出版界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中国的出版物市场终究不可避免会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出版界终究不可避免的要与贝塔斯曼、斯普林格、牛津大学出版社、讲谈社这样的大公司、大集团竞争。不进行最深刻的变革，我们就可能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三、努力深化科技出版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出版事业的更 大繁荣
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江总书记说：“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科技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改革。我们召开这次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深化科技出版体制的改革，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科技出版事业的繁荣。促进繁荣建设，对科技出版工作尤为重要。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宋健同志的主持下，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出版繁荣的措施和工作建议，包括：
1.增加对科技出版的投入。
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出版发展基金。面向全国，择优资助出版国家重要科技出版物。发展基金实行多元来源筹集机制，除由政府拨款外，还要寻求国内外社会赞助。由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负责管理，会商有关部门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出版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宋健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大家建议，有条件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建立科技出版发展基金，择优资助出版本地区、本部门的重要科技出版物。还建议各地区、各部门把科技出版纳入科技计划之中，在科研经费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科技著作、科普读物和科技译著的出版。国家支持的科研计划、攻关项目和重要科研课题的资金中必须包括该课题成果的出版费用。
2.落实中央赋予科技出版的优惠政策。
各级财税部门对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94）财税字089 号文件中关于科技出版增值税先征后退和所得税全部返还的优惠政策一定要予以落实。建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将此优惠政策的期限延长，使之成为一项稳定的、长期性的优惠政策，以扶持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
3.建立优秀科技专著、科技教材和科普读物奖励制度。
由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选活动已历七届，我们聘请卢嘉锡、吴阶平等著名科学家来主持评奖工作，效果很好，在全国科技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江泽民总书记曾两次写信，对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奖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对科技出版的评奖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提高质量和水平，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力。
4.建立优秀科技专著包括译著、科普读物、科技教材的选题审核推荐制度。
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优秀科技专著和译著选题的审核推荐工作；由中国科协负责优秀科普读物选题的审核推荐工作；请国家教委负责优秀科技教材选题的审核推荐工作。推荐的优秀科技专著、科普读物和科技教材选题，由国家科技出版发展基金资助，由新闻出版署会同有关部门汇总并编制科技出版发展规划，做好出版协调与落实工作。
5.把科技出版纳入科技发展规划。
要使科技出版与科技紧密结合，必须把科技出版发展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经济战线和一切部门的长期共同任务。要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且建立必要的物质保障，逐年增加投入。”这对发展科技出版是极为重要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思想认识、规划制定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出版与科技结合的不利因素。特别是一遇到经济投入问题，有的主管部门就将其划在计划之外，有的部门包括部分高校甚至还将出版单位作为摇钱树，一旦略有盈余就想作为本部门额外收入，而不顾及出版社今后的发展。这些前进中的困难和认识上的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6.大力加强科技出版物发行工作。
科技出版物的发行问题，要通过发行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来逐步加以解决，但针对科技出版工作的特点，有些工作可以先行。要在各大中城市设立一批科技专业书店；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门市要保证供应较多品种的科技出版物；各大学均应设有书亭并销售科技出版物。要重视农村科普出版物的发行工作，组织科普读物下乡，促进科技兴农。要扩大和完善科技出版发行网络，逐步建立一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新的销售渠道和工作方式。科技出版社要规范和完善自办发行，加强直销、邮购和电话销售等多种行之有效的购销形式，提倡行业联合搞专业书店、连锁书店和超级市场售书。
7.进行中外合资办科技出版单位的试点。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建立合资合作出版单位，目前只选择有条件的科技类出版单位按规定报经批准后，进行出版科技类出版物的试点。”进行中外合资办出版单位的试点，有利于引进国外优秀科技出版物，以满足我国国内市场和科技发展的需要。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我们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审慎试验。严格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审批。进行试点要坚持以下原则：（1）要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 不得有损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要有利于引进国外最新科技成果，有利于使我国的出版物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2 ）我方申请单位必须是国家正式批准的科技类出版单位，任何非出版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同国外合资办出版单位。（3）同我国进行合资的国外单位， 应是对我态度友好并有可靠资信，同时在科技出版方面有一定基础和影响，有能力较强的发行渠道。（4）合资出版社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和法规， 遵守出版管理规定，按新闻出版署核定的专业分工出书，出版物的终审权必须由中方负责。
8.深化科技出版体制改革。包括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促进繁荣的重要保证。
从整个出版业改革发展的进展来看，科技出版体制的改革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大大推进。
在出版社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要继续推行社长负责制、干部聘用和任期目标制。加强党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建议各出版社的主管部门尽可能挑选事业心强熟悉出版社业务、善于经营管理的人选担任社级领导。认真做好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
9.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和各项保障措施。建立健全各种出版物的质量审批和评估制度；继续进行利用社会人才和资金扩充出版力量的试验，鼓励自费出版，规范协作出版，杜绝买卖书号现象发生。
1992年，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调整科技出版社出书范围的通知》，提出了科技出版工作可以“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总体情况是好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因为它的确有利于解放科技出版生产力，有利于科技出版社形成规模经营能力，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江泽民同志在今年5 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他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他还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学科相互渗透这样一个客观变化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面向大科技，是以立足本专业为前提的。希望科技出版社能够眼睛向内，练好内功，形成自己独有的出版风格，真正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繁荣和发展科技出版事业，必须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科技出版的管理部门和科技出版单位，一定要主动争取领导，这是繁荣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我们相信，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科技出版工作，“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再过五年，我们将跨入辉煌新的世纪，数代先烈志士孜孜以求的民族振兴和国家的现代化，即将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幸从事科技和科技出版事业的同志们，让我们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加速科技发展，加速科技出版的进一步繁荣，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于友先署长去年12月26日在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