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两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与非论文,关系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自唐朝景教来华、元朝天主教东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再度而至，直至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传入，数起数落。如果说，在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前三次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话，那么，第四次则伴随着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初逐步渗透到中国教育界，力图通过独立的教会教育体系来影响中国青年，这是近代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从思想上看，在近代民族意识的支配下，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向基督教发出挑战的思潮，知识界开始了对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宗教的深刻剖析和批判。1922年迅速爆发并蔓延至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宗教批判思想的必然结果。众多名人、团体纷纷投入运动之中。从表面上看，积极从事反对基督教斗争的是各地非基督教同盟，但实际上，在它们背后还有政党的关注和指导。非基督教运动(第二三阶段)正逢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大多对运动持积极态度，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
1.对基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
1922年2月7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青年学生率先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召开第十一次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非基督教运动由此爆发。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加入了反对基督教的行列。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发表《非宗教宣言》，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武器，对宗教的本质进行剖析，抨击宗教违背科学、阻碍进化，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其罪恶之处莫过于毒害青年、笼络青年。5月10日，非宗教大同盟通过同盟章程，李大钊、邓中夏等三十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干事会决定召集全国各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刊物，开展定期演讲，并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其中收入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等人的文章及演说词共31篇。
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批判逐渐从对宗教本质的剖析和批判发展为对民族主义的宣传。恽代英说：“我们恨见外国的兵舰在内河游弋！我们恨见外国的陆战队在上海、汉口上岸！我们恨见那些怪模怪样的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教会学堂，散在中国各处！”[1]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更是把反对宗教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指出他们“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2]
1922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沈谦士、沈士远和马裕藻五位教授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指责非宗教同盟对基督教的态度是非理性的。对此，共产党人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陈独秀指出，他们打着信教自由的旗帜而对反对宗教者的自由不加考虑，一些地区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被禁止，说明基督教自有强有力的后盾，用不着他人去为之要求自由。5月初，陈独秀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促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的决议。鉴于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存在的幼稚行为，5月22日，陈独秀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告诫学生在反对宗教时，对宗教与非宗教要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化。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共产党人在对基督教进行抨击的同时，将其与民族主义、科学和理性等理念结合起来，使运动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化色彩和反帝性质，使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进入了理性批判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基督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
2.对非基督教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指导
虽然非基督教运动并非由中国共产党发起，但是，运动初始，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关注运动的发展并逐步引导运动走向和指导运动的发展。1922年3月9日，党的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表示：为拥护人们幸福而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形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明确团组织领导非基督教运动的方针：“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所必然要反对的。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团体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桎梏思想，并且在历史上看来是常与旧势力结合的东西。反对宗教，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于革命的路途。因此对于此种非基督教、非宗教团体应尽力帮助进行。并宜在此种团体内组织青年团同志的小团体；此种小团体应尽量活动以达到指导的地位。”[3]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国各地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专门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对如何指导运动的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要求团组织“从普通的文化宣传推进为主义的宣传，引导学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9月27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派恽代英等人专门负责学生工作。
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运动的发展，1924年8月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重建，被推举的5名委员中就有3人，即唐公宪、柯柏年、张秋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同盟执行委员、国民党人高尔柏离开上海后，接替他的也是共产党人施存统。共产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必然对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1925年1月，正当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进一步要求青年团联合各地非基督教同盟和“新学生社”以开展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同年1月召开。大会讨论通过的《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提出，应在全国范围内，设法发展非基督教同盟组织，并成立一个统一机构将其联合起来以指导运动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共产党人参加非基督教运动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在执行组织任务。这一时期从事非基督教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言行与党的思想方针和政治路线完全一致。
3.引导学生反对基督教会染指中国教育
关于教育权，国人的认识并非始于非基督教运动。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就已经对西方人在中国办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不满。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国人民族意识的增强，教会教育遭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1924年，“收回教育权”成为全社会普遍的要求。为此，共产党人积极努力，使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与收回中国教育权合二为一，使非基督教运动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目标。
1924年春，在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广州学生联合会重新改组，提出“学校革新”和“学生自治”的口号。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开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深受影响并酝酿组织学生会。校长闻讯后声称：未经我许可不得擅自组织学生会，不得在校内开会。4月9日，校方开除了梁福文、刘天真、邓汉钟3名学生领袖，禁止学生集会并规定凡要求组织学生会者不得在校住宿。面对校方的行为，学生们发表宣言：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回教育权，誓死不愿多受一日的奴隶教育，许多学生愤而退学。圣三一学校学生退学风潮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压制下教会学校的沉寂，使酝酿已久的抵制教会教育的思想化为政治行动。它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在各地教会学校产生巨大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10个省，19个城市，47所学校发生退学风潮[4]。
圣三一学潮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指导，陈独秀、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罗章龙、杨贤江等共产党人表示对学潮的支持；陈独秀指出，不要寄希望于外国人和中国政府，要收回教育权就必须靠教会学校学生自己起来破坏外国人在中国的教育权；退学或转学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而治本的办法只能是铲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教会制定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那么，中国的公私立学校就应该进行改革以战胜教会学校，收回中国教育权。
1925年初，恽代英发表《打倒教会教育》一文，既称赞教会学校学潮是“民族精神的怒潮”，又对教会学校学生的境遇深表同情，深情地发出“救救教会学校下面的青年”的呼吁。他指出，百万民众正在帝国主义者派遣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持。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5]。
中国共产党敏锐地看到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的呼声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明确开展运动的具体策略：“随时宣布教会教育之黑暗与不合中国的需要，说明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阴谋，诱导教会学校学生做革新教务校务等运动，在此种运动中，应引导做更进一步的运动(如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等)。”[6]
针对有些地区没有将一般教徒与教会、正当的宗教活动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加以区别，以致出现否定一般教徒和拒绝教会学校学生的倾向及发生反对正当宗教活动的现象，恽代英提出，在反对文化侵略的过程中，第一，要正确对待宗教，重要的是要让基督教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对于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如不能使其脱教，也可以劝其“努力谋教会的自立”。第二，要正确对待教徒、教会学校学生，不应藐视受文化侵略政策欺骗、迷惑的人。他指出，在教徒、教会学校学生中间，“除了极少数完全受帝国主义者的收买豢养的人以外”，多半是受“欺骗而不自觉的”，其中有不少真诚爱国的人。对于他们，“我们要特别亲近，而且尊重他们，使他们了解我们，不但是为中国民族的利益，而且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反对文化侵略的。”“我们最希望他们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巢穴里打出来，与外面反对文化侵略的人相呼应，只有他们能起来反对文化侵略，才能掘到文化侵略的根基，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7]在此引导下，各地学生的退学斗争持续进行，一些退学学生转入非教会学校，也有一些学生在秋季开学时，不报考教会学校，学生们纷纷投入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来。
五卅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从反对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进一步朝着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纵深方向发展。1926年，中国共产党用“反对文化侵略”一词代替了“非基督教”的表述以强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明了对运动的深入理解和正确指导。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
1.一些国民党要人明确申明其反教立场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国民党人士的反教倾向十分引人注目，许多国民党要人参与并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运动初起，朱执信便撰写文章表明立场，不仅在《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中表示出对耶稣的不恭，而且在《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一文中以“宗教就是鸦片”告诫学生“千万不要犯着这宗慢性精神的自杀”，号召人们“合力去打破”这青年学生发展的障碍[8]。
最早发表电文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的国民党人是汪精卫。他公开批判基督教，甚至以广东教育会会长的身份与基督徒进行论战并致电北京，对北京的运动表示支持。他指出：宗教与科学不并立，与进化学尤其不并立。虽然站在科学立场上反对基督教，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强调的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较大的差异，但这又确实是早期非基督教运动获得社会舆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汪精卫指出，我们对于宗教，除了要采取研究的态度并尊重他人的信仰外，还有一种不得已的“抵抗”的态度。“因为所谓尊重是彼此相互的，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他如果不尊我，时时来做无理的侵袭，我就不得不抵抗。非宗教大同盟，就是这种抵抗的精神发生出来的。”[9]
2.积极促进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重建
1924年7月，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重建，重建大会由国共两党联合举办，在由国民党人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举行。吴稚晖在大会上作了《基督教在西洋之状况》的演说。大会通过同盟章程，推选出由5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其中既有中共党人唐公宪、柯柏年、张秋人，又有国民党人高尔柏等。在“同盟”中较有影响的还有廖仲恺、汪精卫、邹鲁等人，而吴稚晖不仅是“同盟”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还是同盟章程的起草人，宣布秉爱国之热忱、以科学的精神和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上海，反对基督教的同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3.支持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圣三一学潮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召见圣三一学生代表，表示对学生行动的支持，他鼓励学生，要得到自由，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罢课学生前往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收回教育权时，孙中山亲自批示，表示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在收回教育权问题上，为支持和激励学生，廖仲恺、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经常出席各种演讲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也曾出席在中山大学举行的非基督教集会并发表演说。
国民党人密切关注运动发展的走向，随着运动的发展，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抨击并引导运动朝这个方向发展。1925年圣诞节的演讲大会上，汪精卫做了题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专题讲座、陈公博做了《基督教与不平等条约》专题讲座，深受欢迎，而廖仲恺的一席话则代表了国民党人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对基督教的态度。他指出：“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他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他了。若说到它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世界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10]
在他们看来，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是妨碍民族主义运动的阻力。因此，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中说：“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分离，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11]，从而表明了对运动的策略上的指导。
三、在分析中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1.非基督教运动并非政党发起
虽然国共两党的一些人曾经参与运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运动并非由国共两党发起，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双方也并未主动担当起领导角色，国共两党著名人物的参与仅仅是个人行为，他们只是以个人身份来阐述观点的。非基督教运动第一阶段的学术性特点以及一些非宗教团体明确表示他们与政党无关正说明了这一点。
2.以政党的名义介入和引导运动
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不断深入，国共双方明确意识到引导这一运动有助于实现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因此，都有目的地以政党的名义介入和引导这一运动。例如，在广州圣三一学潮问题上，不仅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采取积极态度，而且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也给予了积极的指导。据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工作报告记载，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罢课后曾多次派代表到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请求援助。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先后派代表参加罢课学生会的会议，切实指导，在调停无效，该校停办后，又函请广东大学设法接纳圣三一学校的学生并给予优待。
3.国共合作的实现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非基督教运动正值国共合作由酝酿到正式合作的时期，国共合作的实现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上，国共合作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的事件，是双方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包含着对社会思潮的引导，这其中包括了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引导。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之下，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一方面，配合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提出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另一方面，配合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反帝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张。
在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非基督教运动正处于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非基督教运动，国民党人则以个人身份加入并发挥作用；由于此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成为国共的共识，因此，在国共合作确立后，指导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一种政党行为，成为两党一致的行动。在国共合作期间有许多成功合作的例子，指导非基督教运动就是一例。
国共合作在组织上为非基督教运动增加了凝聚力，为反教人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之所以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且步调一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参与和指导。1924年12月开展“非基督教周”活动的号召发出数日后，全国数十个城市里的非基督教同盟几乎同时行动起来，喊出同样的口号，行动整齐划一。如果没有有效的组织，这是不可思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关注程度。五卅运动以后的非基督教运动也得到国共两党的领导。这一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从形式上是由全国学联及各地非基督教同盟组织进行的，但真正运筹帷幄，对运动的目的、性质、斗争方式及发展方向做出策划的则是政党。由于国共两党的积极参与，反帝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口号，从根本上规范了五卅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方向。
4.国共两党的退出最终使非基督教运动走向沉寂
如前所述，非基督教运动的勃兴与国共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1927年初，国民党开始改变政策，对包括非基督教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逐渐从积极支持变为消极对待乃至防范，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地位的变化和国共两党合作出现危机。正如台湾学者叶仁昌指出的那样：在全国渐趋统一的局面下，国民党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由挑衅的在野角色转变成为执政党。它现在要求的不再是革命，而是安定与秩序，共产党也不再是同志，而是敌人。这使人们继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事反教斗争成为不可能，南京政府虽然仍坚持收回教育权的立场，但却强调政府干预，而不再鼓励学生运动。1927年4月，蒋介石指示北伐东路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并保证教会、学校、医院不受侵扰，南京政府也向各省政府下令，要求他们告诫民众不要使用武力干扰宗教信仰自由。随着国民党政府放弃反帝立场，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内涵的非基督教运动亦遭禁止。面对“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从危难中摆脱出来，对于非基督教运动已无力再进行指导。
综上所述，从1922年到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吸引了各界人士参与，在国共两党的关注和指导下，知识精英与民众结合起来，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大发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党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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