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1]2000年在《报纸自办发行初探》文中提出15年前，大陆的报纸的发行一直是通过邮局“垄断”的渠道发行的。当政府不在给予报纸“政策性亏损”的补贴之后，报纸靠邮局单一渠道的发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报社在经过“阵痛”之后，自办发行方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各个报业集团创造性地完善了由邮发到自办发行转变的路子，把握销售报纸的主动权。本文对近年报纸的自办发行成功策略和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报纸在产业化进程中少走弯路。本论文使用实地调查法和内容分析的方法，结合传播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理论对报纸自办发行，特别是通过对广州三大报的自办发行半年的实地考察，从而对自办发行在报纸产业经济中的地位、西方国家报纸自办发行主要方式、产业化为何使报纸走向自办发行之路、自办发行对报纸产业化的影响、影响自办发行的因素、广东报纸自办发行的实践、自办发行中出现的问题及可行性对策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提出建立新的报邮关系，把自办发行网络要建成物流配送网络，实现资源共享来应对互联网的冲击，让自办发行成为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吕响亮[2]2007年在《南昌报业自办发行的建构与规范研究》文中认为针对目前报业的发行竞争白热化的现状,报业市场中存在的无序竞争问题,笔者以南昌报业市场自办发行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寻报纸自办发行更佳的建构与运作模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规范措施。文章首先从全国报业自办发行的宏观分析出发,而后聚焦于中国东部省会城市南昌的报业,采取调查法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悉这个城市报业发行竞争现状,并以《江南都市报》等南昌报业市场中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报纸自办发行为案例,从南昌报业发行系统中观及系统微观两个角度分析南昌报业自办发行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两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从南昌报业自办发行的中观层面规范和南昌报业自办发行操作流程内部的微观层面规范等几方面对南昌报业的自办发行提出建设性的规范意见。
游梦华[3]2007年在《制度变迁与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重点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得出制度变迁与新时期报业发展密切相关之结论，即制度的变迁是新时期广东报业迅速发展的动因，广东报业要进一步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也同样要从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入手。本论文把1978年报业申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至今的一段时期界定为新时期，以制度变迁的视角，详细分析了新时期广东报业的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的过程，揭示了广东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即广告经营、发行、集团化、资本运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形态发展、拓展农村市场和专业镇以及人才制度改革等，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制度可以限制报业的发展，制度也可以推动报业发展。本论文将历史分析和现实比较分析相结合，将产业经济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将新闻学原理与经济学原理相结合，将实证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逐层逐段剖析广东报业的发展轨迹和面临问题，并提出具备一定可操作性的对策。本论文按照下述步骤展开论述。首先，阐述新制度经济学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和特点，介绍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有关文献综述。其次，厘清报业的基本概念，展现广东报业的历史与现状。再次，着重分析广东报业的广告经营、发行、集团化、资本运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形态发展、拓展农村市场和专业镇及人才制度改革等诸多发展关节点，揭示制度变迁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在对比报业与其他传媒、广东报业与日韩、英美报业的制度原因后，提出目前广东报业存在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本论文从制度变迁入手，又回归到制度变迁，并不是同语反复，而是通过翔实的数据、事例和细致的分析，得出制度更替与报业发展的同步互动关系。本文试图揭示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结合，直接影响广东报业发展的进程和速度。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是首次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具体分析广东报业新时期的整体发展情况，总结和提炼出广东报业发展的具体经验启示，以期供全国报业进一步参考与借鉴。同时，梳理出广东报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主要对策结论，供政府决策部门和报业实践部门参考。
张东[4]2002年在《都市类报纸品牌建设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报纸的传播对象、运作环境以及操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入世”后的中国报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业逐步回归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规律与新闻传播规律日益发挥其强有力作用的今天，如何在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更多地考虑受众需求，并根据受众需求的变化及时改造媒介产品，以增强其在媒介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力，是媒介主持者和研究者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从中国社会变迁到报纸面临的媒介新境遇，报纸的品牌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新任务。市场营销，是一个应该适度借鉴的新概念，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最突出的特点是倡导消费者导向，这和报纸的受众本位思想是共通的。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虽然是针对企业的营销而提出来的，但是对于报纸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本研究在实地考察广州、北京、成都等地的报业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报纸的营销，不能单靠新闻一种产品打天下，它同样需要一种全面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调查法，以都市类报纸为侧重点，参照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框架，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国内都市类报纸不同营销范本的加以探析，并在对都市类报纸的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读者报纸忠诚度的若干方法与途径。
丁永芳[5]2003年在《中国报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运转失灵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理论作了艰苦的摸索和实践。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的经济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统一的体制和机制；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党和国家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演进，使中国的媒介获得了走向市场的土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媒介从单纯的“党和人民的喉舌”机构向信息传播机构的转化不断与媒介的产业化相伴发生，并且成为了媒介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进行过两次新闻改革，第一次是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以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革为标志；另一次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历史上时间最长，改革范围最广，迄今仍持续进行着的的新闻改革。在这次改革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管理变革，如出版系列报纸，自办发行，扩大广告业务，更新部分设备，以及扩大许多非本业经营项目等。有些变革对中国媒体走向商业化和集团化具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革因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暂时搁浅。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得出五个结论。 1．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的新闻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经营分配的制度的改革，少部分涉及采编运作制度的改革，从宏观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极少。 2．中国报业创收收入主要靠发行、广告和多种经营这三种，尤其是广告收入是目前中国报业主要财源，至1997年占报社收入的60％，中国政府希望到2010年，广告收入能提高到70％，报社多种经营由于是非本业经济和缺乏人才，以及体制限制，多数报社的多种经营项目不是达到规模经济，处于亏损状况可能高达七成。中国报社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报社有万全准备，否则投入非本业经济，可能绝大数是会亏本的。目前政府要求国有报社自2000年起要自负盈亏，中国主要报业集团的作法，多是自办发行，希望能提高自费报，增加发行数量，带动广告收入，多方增加收入。 3．一般而言，国家在逐渐减少对报社财政拨款后，各报社必须走上商业化的道路，而为增加创收，各报社商业化的走向将越趋向市场经济，为增强市场竞争力，报社也势必走向集团化的道路；只要报社走向商业化、集团化，在经济上将越独立，将创造中国报社走向新闻自由的必要条件。中国报社走向报业集团化，其运作不无与其现行制度产生矛盾。例如报业集团如何面对政府的行政干预、主报与子报子刊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主报是否有权支配附属单位的大部分利润等。报业集团化就是国家要逐步摆脱对媒体担负的经济责任，并维持其政治控制，所以新闻自由化的理想，仍有一段长路要走。 4．中国报纸在互联网冲击下，为避免被淘汰，也纷纷开设新闻网站。据统计，报纸上网的达到上千家，而且数目还一直在增长。不过，大多数的报纸的新闻网站，因为投资或报社领导重视不够，大多是把报纸版面新闻照搬上网页而已，除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较大的网站外，很少有滚动新闻，只能称为报纸的电子版。目前，国家为规范网络新闻，正积极制定新的新闻法规，同时为争回网络新闻的发言权，也规划五家中央级新闻网站作为中国重要的新闻入口网站。中国媒体看到了未来网路的征重要性，以及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但在反映上，受政策和财力的限制，大多数新闻网站都尚处于“未开发”状态。 5.随着中国加入w TO，国外传媒资本将逐渐进入中国，西方的传媒产业己经是一种发育成熟的产业，形成了一批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世界知名传媒集团。一旦这些传媒进入中国，利用其品牌优势、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抢占市场。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媒体必须要充分利用加入世贸后的保护期，培育和发展报业产业，从管理模式、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等方面提高自己，实现集团化、产业化、多元化经营，以增强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抗衡的实力。此外，中国政府还将在政策的制定、实施节奏的控制上逐步实现中国媒体与国际水平的平稳接轨。 6.21世纪，中国将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更为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中国报纸的地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大报的“霸主”地位将被进一步削弱，面对传统媒体和各种新媒体的挑战，中国报纸的生存环境将更加严峻。而随着媒体竞争的有序化，强大的报纸将向集团化方向顺利发展。同时，报纸将进一步在内容上和服务形式上为读者着想，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也将日趋多样化和高科技化。
何子明[6]2012年在《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产品在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现代社会政府功能定位的逐渐清晰和社会发展机制的日臻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充当的角色和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的供给机制能够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达到效率最优化和公平最大化,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提高供给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公共产品理论的框架里并不包含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点,精神产品又有其独特属性,因此,本文以公共产品概念为理论平台,结合精神产品的特性,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按照文中设定的概念内涵,本文把公共精神产品的种类分为报刊、广播电视和公共图书馆。电影和剧院演出可以在技术上对消费者进行限制,不能满足“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的非排他性条件,况且每次消费的成本支出与消费次数成正比,而报刊和图书的重复阅读不会增加成本开支,边界成本很低,这是本文设定公共精神产品范畴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这样的理论建构,本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1949年以后的精神产品输出体制进行了研究,探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内在发展规律,并以《湖南日报》为个案,研究其发行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路径。本文主要以公共产品概念为理论支撑,以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为例证,以两者的交叉为创新点,研究了我国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通过分析我国建国以来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并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为参照,结合湖南日报自办发行的内容、成绩,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本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章是公共精神产品的学理界定。本章是论文的理论平台。第一节,通过研究公共产品理论和精神产品的特点,拟定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第二节,根据公平含义和公平原则,建立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的价值观——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第三节论述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对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分别研究了几种供给模式的优劣,提出“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级是政府和市场角色分工的关键”,并从技术上合理区分普通精神产品与公共精神产品,实现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与社会资源的共享,即按照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供给公共产品。第二章对美、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报刊、广播电视和公共图书馆的供给体制进行探讨,研究发达国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共性特征,提取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和做法,希望对我国的公共精神产品输出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三章是对我国公共精神产品的输出体制研究。本章对我国1949年以来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进行了研究,按照各个历史节点对形成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论文把我国的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沿革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探寻我国当下公共精神产品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判断其是否随着历史背景的更迭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为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提供思路。第四章是对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党报的自办发行体制改革论述。通过对《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的过程、内容和成绩进行研究,分析改革出现的问题,并探究其原因。第五章是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本章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发行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和路径。第六章结论与展望。我国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是社会发展逻辑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其公共性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供给水平的提高与供给对象的不平衡性并存是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最基本的特点。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思路是供给水平提高和体制改革并举。附录是我国城市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调查,在全国18个城市采集了1160份调查问卷,首次全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调查述明了调查方法、测量方式和样本构成,然后对公共精神产品供应状况的整体状况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以及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张晓明[7]2003年在《地方党报发行策略初探——浅析《临沂日报》自办发行得失》文中研究表明"发行是报纸的生命线"。在当前报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态势下,报纸发行量的高低、市场份额的大小、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报纸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几乎所有的办报人都将报纸的发行当做关系报纸存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局部乃至全国市场上争夺阵地的发行大战一度风云四起,遍地狼烟。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一直在媒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地方党报,因其垄断性、权威性与独有性而成为当地的主要媒体与主流媒体,并由于倍受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指令性发行而成为当地的第一品牌。当然,其发行有着其他媒体不可多得的优势,亦居于垄断地位。但是,在90年代后期晚报、都市报崛起之后,党报的发行受到了冲击,即便是以党委与政府名义下达的红头文件,有时也并不能保证党报发行份额的流失。在这种状态下,探索地方党报的发行趋势与应对方法就显得重要而迫切。
李自强[8]2002年在《报纸发行发展趋势初探》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加入WTO,报刊发行将逐年放开。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发行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发行工作将如何应对竞争,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本人试就报纸发行的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一、竞争性据有关资料表明,去年全国各报社的广告收入下降20%-30%,发行费率普遍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报业外部的竞争,即电视、广播、期刊以及网络媒体的竞争,而区域性报纸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内外两方面的发行竞争,使得发行成本逐年上升,使得报业生存环境更加艰难,要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就必须走集约经营、规模效益的路子,进行资源整合。我讲的资源整合主要是发行方面的整合(组合或联合),即利用各自的发行队
潘荣华[9]2010年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著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顾万全[10]2008年在《综合性日报改制探索及难点分析》文中认为近代中国的报纸特别是民营报纸,在组织形式上,基本都沿袭了境外报纸的组织形式,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几大报纸,几乎均以企业形式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报纸逐步转变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了“事业单位”,享受“吃皇粮”的待遇,报纸不再为经济来源而担心。由此,报纸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纸逐步由“事业单位”逐渐转型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这次转型中,由于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性没有丝毫改变。使得报纸不得不面临的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要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一边又是涉及生死存亡的盈利问题。正是在这种“喉舌”与社会经济组织的双重身份的交织之下,使得报纸在“企业”与“事业”之间摇摆。而这种不彻底的“企业化”,也进而导致了报纸的产权关系无法明晰,导致报纸无法具备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因此,报纸的企业化经营及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被实质性的调动起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报业公司化是指按照市场规律经营报纸,以取得最大利润为主要出发点,使报业的综合竞争力(如社会影响力、盈利能力等)不断扩大,成为拥有相当资本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组织。2001年开始,我国有关管理部门从就开始陆续出台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但正是因为报业属性的混沌状态,使得我国报业特别是综合性日报的体制改革,在文化产业改革纷纷启动甚至尘埃落定后,报纸的改革仍成为最后一块堡垒,没有被攻克。理论界也缺乏对报业体制改革的完整理论体系。本文作者结合相关企业理论与管理学理论,通过对报业体制改革的现有模式进行归类与分析,总结出了目前综合性日报的改革的模式,并指出,尽管这些模式的体制改革尝试各有优点,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作为2004年上海新闻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改制方案的执笔者,笔者在方案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深深感到了报业在现实改制中的困惑与迷茫。在随后的探索与调研中,笔者发现,那些试图以改制突围的媒体无一例外的都遇到了类似的难题,即便有个别媒体有所突破,也是采取了“曲径通幽”而非在政策“阳光”下的尝试。本文通过对《新闻晚报》2004年经营(广告与发行)剥离成立上海新闻晚报经营有限公司以及2006年发行再度从上海新闻晚报经营有限公司剥离,并尝试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实践的分析,对综合性日报的改制的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倡导报业公司化的同时,笔者指出,改制不是万能的,我国报纸在启动企业化尝试近15年来,一些报纸的改制不但没有给报纸一双腾飞的翅膀,反而使得报纸经营状况更加恶化,甚至被宣告破产(如《惠州晚报》)。但这并非是公司制度本身的错,任何一种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专业化、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执行。因此,归根到底,“团队”不仅是目前体制下的报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公司化后的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报纸自办发行初探[D]. 罗雄. 暨南大学. 2000
[2]. 南昌报业自办发行的建构与规范研究[D]. 吕响亮. 南昌大学. 2007
[3]. 制度变迁与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D]. 游梦华. 暨南大学. 2007
[4]. 都市类报纸品牌建设初探[D]. 张东. 广西大学. 2002
[5]. 中国报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D]. 丁永芳.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6]. 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D]. 何子明. 武汉大学. 2012
[7]. 地方党报发行策略初探——浅析《临沂日报》自办发行得失[J]. 张晓明. 中国报业. 2003
[8]. 报纸发行发展趋势初探[J]. 李自强. 中国报业. 2002
[9].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
[10]. 综合性日报改制探索及难点分析[D]. 顾万全. 复旦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