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看历史决定论的合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波普论文,历史论文,形态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尔·波普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尖锐批评曾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轰动，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喝采。对于波普的思想，我国理论界也已作了相当多的评论。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评论大都只是针对波普个别观点的反击，全面分析波普思想的并不多，深入反思历史决定论自身的更是鲜见。因此，这些评论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本文试图阐明：波普攻击什么样的“历史决定论”？他与马克思的根本分歧到底在哪里？历史决定论应具有怎样的形态？最后指出，只有作为历史决定论合理形态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才能真正有效地回应波普的挑战。
一
对于历史决定论，波普确实怀有极深的敌意。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不仅在学术上危害甚大，而且在思想上将导致对现代民主的否定。波普不掩饰自己理论的政治居心，明确表示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书是“为战斗而作的努力”，因为它们“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注：波普：《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第1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那波普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指什么呢？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简言之， “历史决定论”就是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并肯定社会历史可以预测的一种方法论。波普把这种“历史决定论”分为“反自然主义”和“泛自然主义”两类，分别加以批评。
“反自然主义”是“反对”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倾向，它试图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其结果却使历史学成了纯粹主观的东西。这种历史观的主要思想是：其一，历史学的选择性。历史学家不仅要选择史实，而且要选择理论，这导致历史学不可能真实再现历史；其二，历史学的“不确定性”。自然科学所处理的课题是简单的，而历史学所面对的课题要复杂得多。此种复杂性，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又表现为历史解释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其三，历史学的直觉性。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则是对以往事件的描述。自然科学可借数学公式对事物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性质上去把握对象，用“民族性”、“时代精神”等来理解历史的发展；其四，历史学的整体性。历史学不应采取个体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因为社会决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传统的整体。“反自然主义”历史观因此认为，“物理学方法”对社会历史是无能为力的、不适用的。
波普对“反自然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研究工作避免不了选择，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一样，仍存在选择问题。在自然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理论决定的；在历史学中，“若坚持能避免，唯有导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用心”。（注：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0页，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版。）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只是在承认自己这种选择性的基础上，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而维护历史学的科学品格。波普基本上同意历史学的“不确定性”，但他认为，仅此并不能说明历史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历史学的“不确定性”，只能说明我们更加有必要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排除在科学的门外，任其由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结出有损于人类进步的恶果。对于历史学的“直觉悟性”，波普认为其错误不在于历史学方法上，而在于对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这种观点相信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对其认识也只能是神秘的直觉悟性，这实际上还是局限于神学教条中。波普特别抨击了历史学的整体主义观点。他认为，这样一种思想，对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整体主义的要害就是对社会历史大规模预测的信仰，而忽视了渐进性的社会改革，并从根本上忽视了人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对于整体主义，波普“有两点反对意见：（a ）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 （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渐进实验”与“整体主义实验”是波普的两个重要概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称之为“渐进工程”和“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渐进工程”所相信的是人类理性的能力，相信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通过“渐进的技术师”不断批判和不断改良而实现的。它的品格是开放的，所引来的必是一个民主自由和稳定发展的社会。反之，“乌托邦之工程”则是对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批判理性和创造热情的扼制，所引来的只能是政治的极权独裁和社会的动荡停滞。
“泛自然主义”是“赞成把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倾向，它企图“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这种历史观的主要思想是：其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受制于自然因果规律，其过程不会断裂，没有飞跃，呈现“连续规律”；其二，人类社会历史是一种运动，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步也符合动力学原理，社会历史研究就是发现和分析这种动力；其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进化规律，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并“大规模地”预测未来前景；其四，人类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有自身的成长历程和生命周期，因而对其未来的发展形式可以作出预言。“泛自然主义”历史观因此认为，“物理学方法”完全适用于社会历史。
波普批驳了“泛自然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固然存在因果规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虽然也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释，但是，人类社会的因果规律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规律截然不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果性解释与对自然的因果性解释也不能混为一谈。在自然领域，因果关系是重复出现的，而人类社会却没有这种重复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连续规律”是不存在的。波普不同意社会发展的动力学观点，认为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虽然可以把社会发展作为一种运动来描述，但这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把它真正看成是一种运动，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与物体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对之不能用动力学原理予以说明。对于社会进化论观点，波普指斥说，那完全是社会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神话，也是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理论。进化论基于对生物界的大量观察，得出相关的物种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学假说，虽然包含某些普遍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突变规律等。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4～85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因而不存在进化规律，只存在动植物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就不能指望对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规律，也就不可能预见其未来，正如同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再仔细的观察也不可能预见它会变成蝴蝶一样。波普激烈批评了建立在社会有机体论上的历史预测论，认为那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他不否认某些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8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也就是说，社会历史不会重复，不具备可逆性。这种特性决定着它不可能有终点，更不可能作圆周运动。
波普最后揭示了“泛自然主义”的神学目的论面纱。在他看来，“泛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科学的推崇，实际上是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不过是神学目的论的翻版。因为这种社会历史理论把“规律”推到了神的位置上，完全成了一种宿命论，一种十足的迷信。“它认定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能有收获；它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随着历史的步伐，一切自能平平坦坦，毋需我们作重要的决定；它试图将我们的责任转移到历史上，然后玩弄超越我们个人的邪恶权力；……”（注：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63页，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版。）波普进而指出，这种理论的要害是对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否定。既然一切都是由“规律”决定的，那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余，因而人自身的意义也就成了问题。
应该承认，波普对他所理解的“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还具有一些“真知灼见”。“反自然主义”完全把社会历史与自然界对应，视若水火，片面夸大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从而把它看成纯粹主观的产物；而“泛自然主义”则把社会历史与自然界等同，混淆区别，用自然科学方法解读社会历史，二者各偏一隅，其实殊途同归。这种“历史决定论”实质是机械决定论，波普对其的批评是有相当深度的。但是，波普自己是一个“泛自然主义”者。他曾一再表明，他对历史科学的一切努力，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成功地将“物理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他之所以抨击“泛自然主义”，实在是因为在“如何运用”“物理学方法”上与之有分歧。这种分歧表现为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对应。波普是一个非决定论者，因而也是一个“反自然主义”者，他批评“反自然主义”显示了他的自相矛盾，但也表明他对非决定论有一定程度的不满。这样看来，波普与“历史决定论”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泛自然主义”内部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较量。这种“泛自然主义”的处境，使波普不可能理解社会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最终没有驳倒“历史决定论”，甚至没有从他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中走出来。
二
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有一致的方面。马克思曾对那种把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方法不适当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形而上学倾向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责难也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那么，波普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为抨击的主要对象，是否是完全的误解呢？在笔者看来，波普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当成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即机械决定论，确实是莫大的歪曲，但波普与马克思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其一，社会历史规律是否存在？其二，社会历史发展能否预测？波普自己明确表述过他与马克思的对立。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通过发现历史的规律来预测历史未来进程的历史主义方法。而他的观点却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不可能有社会运动的规律，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根本原则。波普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关键就是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他认为，“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像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9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指出社会历史领域不存在像牛顿发现的那种物体运动规律这一点，的确是有见地的，因为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确实有不同的特点。支配自然界运动的是因果必然规律，原因和结果之间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联系。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自然因果规律仍然起作用，但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规律已有本质的区别，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了人的意志、目的的作用。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是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人的意志、目的进入了因果锁链，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结果变成不只是合规律性，而且是合目的性的存在。在社会历史领域，目的性因素不仅在因果规律中，而且在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中，也同样起作用。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这是社会历史规律的特点，是社会历史规律复杂性的主要表现。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所肯定的“规律”就是这种规律。
波普看到了社会历史运动与自然界运动的不同，认识到社会历史自然的特殊性，但他把这种不同夸大了，把这种特殊性片面化了，这使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他宣称：“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注：波普：《猜想与反驳》第 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不存在进化规律，“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思想流行病”。（注：波普：《猜想与反驳》第4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波普不仅把每个个别的历史事件，而且把整个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事实。既然在我们考察领域内只有一个不重复的客体，那么发现这个客体固有的客观规律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规律需要归纳、概括和检验，而我们永远面对着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占有与我们的研究客体——人类社会同类的其他事实，任何规律都无从发现；即使发现，其真理性也无法证实。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波普没有理解社会历史领域单一性和普遍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他肯定了社会历史的单一性，却否定了贯穿于其中的普遍性；他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但排斥了隐藏于其中的必然性。波普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泥潭。
马克思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存在，必然肯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可预测性，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可预测性是相联系的。波普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当然反对社会历史发展可以预测。他断言：“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页，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因为：其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其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其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社会历史的未来进程。在波普看来，人类知识的增长，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知识的增长即历史的进步。但是，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将来的知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知识，那么它就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如是，预测就失去了意义。与此相应，人类社会历史由于受知识增长的影响，因而也是不能预测的。波普认为，真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就是很好地把握现在，并始终抱着理性的批判精神看待现在的一切。社会运行的合理步骤，是事先通过批判的考察，发现错误和潜在的问题，而不是消极地静候它在实践中暴露，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是开放社会的品格，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它所依赖的是人民的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的玄想。相反，强调历史预测的人，只能把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计划”或“控制”。因为在此种以整体主义思想为前提的理论里，人民是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历史的“连续规律”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和把握，并用以对社会的“控制”。
波普还把普通的科学预测与历史预测对立起来，将前者称为“科学的预测”，将后者称为“无条件的历史预言”。在他看来，普通的科学预测是有条件的，如根据水壶中温度的升高，人们可以作出壶中的水将沸腾的预测。波普进而认为，有时从这些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加上断定有关条件可得到满足的历史陈述，可得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但是，只有在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如太阳系和生物有机体）中，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引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波普认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情况则完全不同，“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系统”（注：波普：《猜想与反驳》第48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尽管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但是，“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这种有条件的预测方法的运用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的。条件变化，时势流转……，一切都非复当年。所以，我们能预测日食这一事实并没有为我们预测革命这种期望提供一个有效的理由。”（注：波普：《猜想与反驳》第4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这里， 波普从自然与社会的不同出发，否认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可预测性。
波普不相信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只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不断修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即“渐进工程”的产物。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如果一切都是前定的，那么人类既可能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实体化的“历史”，从而回避错误，并可能继续犯错误，同时又可能对未来采取守株待兔的消极态度，一切听从规律的必然性摆布。相信历史的预测性功能，在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中世纪的上帝历史观、近代的机械历史观，都坚执历史的可预测性。在他们那里，社会历史是上帝“安排”的，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湮灭了，历史规律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普的批评不乏深刻之处。但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这种预测论。毋宁说，那种类似于神学目的论的历史预测论正是马克思本人所痛斥的。波普对历史预测论的反驳是不“成功”的，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是不能抹杀的，历史预测功能也是无法否认的。如果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未来全是渺茫不实，那么不仅人生的意义会成问题，而且人的创造性也将成为不可能。历史预测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反，正是其主体性的体现。科学预测固然与历史预测不能等同，但自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有一致的方面。历史预测论不仅能够成立，而且对人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尽管马克思早就对那种机械决定论的规律论和预测论作过深入得多的批判，但从波普对历史规律论和历史预测论的批评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且不说波普对马克思的误解有多深，就是他那些自视很“致命”的反驳理由也很难成立。他主要是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别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区别，更没有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他看不到人类活动的实践本质，只看到了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并企图用经验性的方法加以把握，而这是办不到的。波普囿于自然科学家的狭隘眼界，不仅没有战胜机械决定论，而且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当然就谈不上驳倒马克思了。
三
由上可知，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是有一些道理的，但那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评。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为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的典型来攻击，实在是一种严重的歪曲。那这种歪曲有没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呢？
历史可以提供一些说明。波普大力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主要是在本世纪中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教条化了，甚至受到了曲解。在苏联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中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和曲解的表现。这种社会历史观，忽视人及其实践活动，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等同于自然规律的主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不讲人的意志、目的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否认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也说成是合规律的。这种倾向的存在，不仅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而且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和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一些马克思的追随者曾有把社会历史可预测性绝对化的倾向。他们看不到偶然性的作用，不承认社会历史存在不可预测的方面，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是机械决定论的典型。这种看法不仅不能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反而把历史决定论扭曲为宗教宿命论。因此，波普的攻击在一定意义上并没有“无的放矢”。
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使我们反省历史决定论自身。历史决定论的合理形态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回应波普的挑战？有的同志在反击波普时，把波普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完全等同，似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就是波普所理解的形态，以此作为批判波普的前提，这实际上是与机械决定论没有划清界限，反击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些同志在批判波普时，则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叙述成历史选择论，马克思成了一个选择论者。这样固然可以避开波普对历史决定论批判的锋芒，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原则却被掩盖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既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选择论，而是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历史的辩证决定论，这是历史决定论的合法形态，只有坚持这一合理形态，才能有效地回应波普的挑战。
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不仅与非决定理论根本对立，而且与机械决定论严格区别。就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认识性和预见性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有一致的方面。但是，这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在本质上却是有极大差别的。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只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客观性，否认或然性存在，是一种完全的、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表现为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只承认因果规律的客观性，否认其他规律的存在。由于机械决定论把因果联系只看作两个个别事件之间的直接的、确定的、必然的联系，把因果必然性看作是个别的、直接现实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了偶然性和非确定性的存在。机械决定论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否认二者的本质区别；只承认规律的决定性，却否认人的主动性、目的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把历史看作脱离人及其活动的经济必然性自动发生作用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仅承认因果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而且承认包括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在内的其他规律的客观性；不仅承认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并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演变，认为历史必然性不过是偶然性中的一般性和可能性，而且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人的活动始终有人的主观性、目的性的参与，因此造成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不同，社会历史进程和自然发展进程的差异。马克思把社会历史规律看作是主体即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把历史进程看作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已经实现了历史决定论的根本性变革，已经从非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中超拔出来了，是现代历史决定论形态。从历史的辩证决定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尤其是对马克思的责难有点“屠龙术”的味道，因为不仅机械决定论，而且波普自己所持的非决定论，都是马克思早已扬弃了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已经内含了历史选择论的合理因素，因而用历史选择论来取代历史决定论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强调历史的选择性，对于消除机械决定论的确功不可没，但如果因此而把决定论改写成选择论，那就会丧失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决定作用，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前提。规律的决定性表现在：决定历史进程的一般性、共同性；决定历史发展可能性的范围和趋势。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就不能否定他的历史决定论的本质。马克思扬弃了旧决定论，但并没有超越一切决定论，它是一种新的决定论——辩证的决定论。为了克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揭示并阐明选择论的意义，这是很有必要的。但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已经内含着选择论，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论。在马克思那里，决定论和选择论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实践。每个个人和每一代“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页。），这些生活条件是前代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它作为既定的东西是不能随意选择的，这种决定性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新一代绝不会永远受这些既定的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物化自己的目的和追求，使既定的生活条件发生改变，并且创造出新的生活条件。这说明通过实践活动，人们可以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表现出主体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在承认客观决定性的基础上对主体选择性的发挥。因此，用历史选择论替代历史决定论是不合适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有界限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他的历史决定论作了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而物质生活中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又是为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1页。）生产关系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而它本身又为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力本身则又“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因此，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这样，在历史过程中，尽管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是选择性的，但不可选择的既定的物质条件已经限定了人们的目的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范围，因而历史过程作为人的活动就必然是客观的，必然的。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在肯定规律客观性、必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主体选择性的。它克服了旧决定论的片面性弊病，不是机械决定论，也非单纯的选择论，而是把决定论和选择论相结合，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在这一合理形态面前，波普的批评显得苍白无力，不攻自破。
综上所述，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评，他把马克思当作这种“历史决定论”的代表来指责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歪曲。他与马克思的真正对立在于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原则对立。马克思坚持的是历史的辩证决定论，这是历史决定论的合理形态，这一形态在波普的批评面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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