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士论文,唐代论文,明经易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 —0214（2002）01—0034—05
近几十年史学界流行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一直无人提出异议。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加以考察。
一 关于两科的录取率问题
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一是两科录取率相差悬殊。范文澜说：“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 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1］（p100）这里根据的是两种文献中的结论性说法。其一出自《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二出自《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说进士年应试约一千人，录取率百分之一二，共录取一二十名；明经年应试人倍之，约两千人，录取率十分之一二，共录取二百至四百名，是进士的二十至四十倍。事实果真如此吗？
唐代进士及第者有机会担任校书郎、正字等名望颇高、升迁便捷的职务，进而当上学士，再当宰相。明经及第者也有这种机会。韩愈说，“以明经……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2］（卷五五五）。欧阳詹也说，“目睹进士出身， 十年二十年而终于一命者有之；明经诸色入仕， 须臾而践卿相者有之”［2］（卷五九六）。士人们绝不至于傻到只认定进士科一条路，他们会转向明经科，这样必然会形成调剂，导致明经录取率不可能同进士相差过于悬殊。
进士录取数量多的是咸亨四年（673），为79人，少者一二十人， 一般年录取数为三四十人。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开元二年（714）， 各科“登科者仅满百人”［3］（卷一○○）。开元十七年， 国子祭酒杨玚上疏：“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2］（卷二九八）据徐松《登科记考》：开元八年57人， 九年38人，十年33人，十一年31人，十二年21人，十三年不详，十四年31人，十五年19人，十六年20人。依照文意，“每年不过百人”应是明经、进士录取总量，那么明经每年录取的人数顶多在43至81之间。贞元八年（792），宰相李绛说，“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4］（卷一六二）。贞元十三年，欧阳詹说，“明经登者不上百人”［2 ］（卷五九六）。贞元十八年，唐德宗下敕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 5］（卷七六）。权德舆从这一年起，连续三年知贡举，共录取明经“三百余士”［2］（卷四九二），进士“七十有二人”［2］（卷六九五）。两科皆略有突破。大和八年（834）， 唐文宗敕令明经及第不得超过110人，次年下调至100人，进士由25人上调至40人。开成四年（839 ），明经恢复为110人，进士下调至30人。直至唐亡， 大体维持着这个数字。可见，科举制走上正轨以来将近二百年间，明经年录取人数有时同进士相当，有时是进士的二至五倍，通常为三四倍。《通典》二十至四十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明经、进士录取数的多寡并不说明孰易孰难，因为还存在从多少人中录取的问题。进士举子人数，前引文献概括为“大抵千人”、“不减八九百人”。我们来看看具体时期的数字。贞元七年（791）， “时入策五百余人”［6］（卷八），录取30人，录取率约6％。贞元十九年，主考官权德舆统计，“计偕者几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盖二十五之一也”［2］（卷四八三），录取率4％。稍后，应举人数增加，韩愈一则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2］（卷五五五），一则说， “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2］（卷五五六）。大和九年（835），中书门下奏称：“每年贡士，尝仅千人”［7］（卷二一）。 录取数由25人增加至40人，录取率4％。大中四年（850），进士刘蜕上书主考官，说：“请与八百之列，负阶试诗”［2］（卷七八九）。录取30人， 录取率3.75％。据《登科记考》记载，咸通十一年（870）停贡举， 咸通其余年份，录取30人者计有8年，25人者3年，35人、40人者各1年， 13年共录取390人，平均每年30人。“咸通中……场中不减千人”［6］（卷一五）。总录取率约为3％。总之，进士举子每年五百人、八百人、 一千人不等，以一千人左右较为常见，录取率是《通典》说法的两三倍。
明经举子对于进士举子的倍数，远远大于《通典》的说法，早在唐朝初建，就形成传统。武德五年（622），诸州奉诏上贡明经143人，进士30人，明经是进士的5倍。经考试，进士录取4人，明经全部落第。中唐时期，韩愈说，“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2］（卷五五五）。这还只是明经中通二经举子的人数，已是进士举子最高数字的3倍，通三经和通五经举子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加在一起， 倍数更大。如果不考虑明经科其他举子，把录取最高数110 名全部划拨给3000名通二经举子，录取率也才是3.67％。支持这种分析的数据尚有：大和元年（827），仅京兆府乡贡明经即有孙延嗣等三百人， 加上东西两京各国立学校（从下文可知仅西京国子监明经举子即有350 人）和各州、 府的举子，数目应该相当可观。 《唐摭言》卷一载《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要求全国各地的明经、进士举子隶名于学校， 分配的指标是：“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东都国子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当时全国共41道，每道或为进士15人、明经20人，或为进士10人、明经15人，或为进士7人、明经10人， 都是明经多于进士。可见终唐一代，明经举子人数始终保持着多于进士举子的势头，而年录取数为数十名至一百名稍多，录取率不比进士高，只能说大致持平。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传记资料中不乏十多岁便取得两经举、明经高第的人物事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早慧和聪颖才留下雪泥鸿爪的。韩愈讲到明经举子参加由地方而中央的考试，层层过关，连续数十年，到最后录取时，“有终身不得与者焉”，幸而得第者，“班白之老半焉”［2］（卷五五五）。 哪是什么“三十老明经”！而进士科年少得志者，往往有之。 大中六年（852），进士及第28人，其中苗台符16岁，张读18岁。有人在西明寺他们的进士题名处加注调侃，云：“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6 ］（卷三）当然，录取进士也会考虑老人。光化四年（901）放榜录取26人， 其中5人在54至73岁之间，仅占1／5，便被人戏称为“五老榜”。54 岁已算做“老”，哪是什么“五十少进士”！这说明通常情况下，老人所占比例不会大于1／5，青年、壮年才是主要成分。会昌三年（843）， 中书省奏称及第进士是所谓“初获美名，实皆少俊”［6］（卷三）。 唐代习俗，新及第进士在曲江宴饮、泛舟，“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6］（卷三）。 假若进士们不是“实皆少俊”，而是“五十少进士”，怎么可能设想：衮衮诸公都有挑选五六十岁的老头做自家女婿的怪癖；而进士举子为了侥幸成为公卿家的乘龙快婿，垂垂老矣还保持着光棍身份，岂不怕考不上会断子绝孙！因此，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来描述进士难、明经易，也是靠不住的。
二 关于两科的考试问题
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二是两科考试内容不同。岑仲勉说：“明经［比进士］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明经］口试［儒经大意］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8］（p189—191）韩愈的看法不然。他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2 ］（卷五五二）韩愈初见诗赋试题，觉得容易到了“无学而能”的程度，若不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自己绝不至于连考四年才中举。然而对于明经科，他一则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2］（卷五五五）。再则说， “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由是而层层考试筛选，最终登第，“厥惟艰哉”［2］（卷五五五）！ 岑韩说法大相径庭，具体情况如何，须对两科考试作比较分析。
唐朝建立后，承隋旧制，明经、进士两科一样，只考策问。调露二年（680），主考官刘思立奏请两科皆加帖经，进士加杂文， 遂成为一代常式。当时规定九部儒家经典为“正经”，按照字数多寡，把《礼记》、《春秋左氏传》叫做大经，《毛诗》、《周礼》、《仪礼》叫做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叫做小经。明经科中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并小经一部，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并通。具体经书皆由举子自选。正经以外，《孝经》、《论语》是明经、进士等科的共修课，因而是必考课目，还加试过《老子》、《尔雅》。明经科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帖经，类似填空。正经两部，每部十帖，另有《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考官只露出经文一行（天宝十一载，752年， 改为前后各加一行），用纸片帖住本行三个字，由举子答出何字，答对六成及格。第二场试义。起初是“口义”，即口试经书大义。考官就儒经的正文和注疏出题，《礼记》、《左传》、《周礼》各四题，其余正经各三题，《孝经》、《论语》共三题。通二、三、五经的举子，按照不同标准，就自选经书和共修课回答，以辨明义理为符合要求，多数题答对为及格。建中二年（781），主考官赵赞上奏说：“承前问义，不形文字， 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5］（卷七五）这样便把口试改成笔试，称为“墨义”。 墨义迄未坚持执行，贞元十三年（797）主考官顾少连奏请罢试口义， 恢复墨义， 获准。元和二年（807），贡举院又奏请恢复墨义，又获准。元和七年，主考官韦贯之奏停墨义，恢复口义，又获准。第三场试时务策。这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实行的， 当时规定适当减少帖经和口义的题量，“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 5］（卷七五）。
进士科起初只考时务策五道，贞观八年（634）加读经史各一部， 其考法与时务策同，还不是帖经。经上述刘思立建议加试帖经和杂文，到神龙元年（705），才确定为三场试。帖经有时作为第一场， 有时第二场，比明经科分量小、要求低。起初帖一部小经，包括经文和注疏，答对六成以上，并帖《老子》正文和注疏，答对三成以上，算做及格。开元二十五年规定，依明经科例，帖一部大经，答对四成为及格。第三场试时务策，比明经科多两道题，要求也高一些， 以“义理惬当”［9］（卷四）为通。杂文有时作为第二场，有时第一场，所作诗赋以“华实兼举”［9］（卷四）、“洞识文律”［9］（卷二）为通。
自开元二十五年定制后，标准最高而虚设六七十年的秀才科突然活跃起来。“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10］（卷一五）。主管部门不愿更改制度，故对秀才科举子一律不予录取。进士渐难，难在帖经和杂文两项考试上。这时帖经的确很难。“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5］（卷七五）“甚者或上抵其注， 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10］（卷一五）。“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11］（卷三）。阎济美大历九年（774）冬在东都进士及第。他回忆道， “天津桥作铺帖经”，自己“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考官说，“礼闱故事，亦许诗赎”，遂出题《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由于考官“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天寒水冻，书不成字”，阎济美只作出四句便交卷。考官读后，“遂唱过”。［12］（卷一七九）可见多数进士举子不害怕杂文，只害怕帖经，但制度规定可用杂文替代帖经，他们便可以避难就易。明经科举子帖经，却不允许用别的考试代替，而且分量更大，要求更高，要说帖经困难，他们承受的困难更大。
进士考试还能享受开卷待遇。乾元二年（759），李揆主考， “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对举子们说：“经籍在此，请恣寻检。”［3 ］（卷一二六）举子白昼答卷不完，可继之以夜，持续燃完三支烛，甚至通宵达旦。 到长庆元年（821），白居易还说：“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13］（卷四三）明经科考试却没有这些方便。
进士考场纪律很差，交头接耳，抄袭代庖，屡有发生。例如：贾岛手持纸条，“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6 ］（卷一二）！温庭筠“多为邻铺假手”［14］（卷八）。再加上种种复杂的因素，庸劣之辈难免也会录取。长庆元年录取进士矛盾激化，状告到唐穆宗那里，于是不得不复试。复试题为《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不许携带书籍，到燃完两支烛时截止。结果，原录取的25人中只有14人合格，保留了资格。穆宗下诏说：“重试……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似不知本事。词律鄙浅，芜累亦多。”［2］（卷六五）不难想象，平常稀里糊涂，无人深究， 庸劣之辈也就蒙混过关了。
唐代不断出现过对进士举子学识浅薄和明经举子素质低劣的批评。早在仅试时务策的阶段，唐高宗诏令就指出：“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2］（卷一三）实施三场试后， 唐玄宗诏令又指出：“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 5］（卷七五）主考官杨绾指出，进士举子“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 《三史》则皆同挂壁”［3］（卷一一九）。主考官赵赞指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5］（卷七五）。进士举子的这种缺陷， 是考试内容规范的结果，反映出考试的知识覆盖面比较狭窄。诗须作五言排律，12句，往往由举子自选诗题中的平声字作为韵部。赋由考官规定八韵，平仄相间，篇幅在320至350字之间。比如贞元七年（791）， 考《青云干吕诗》，青、云、干皆可为韵；《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诗赋是命题作文，所限韵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些关键词，启发举子的思路而又约束其不至于漫衍无归，以便切题。汉字多达数万，一字多义，一义多字，构词力强，语序灵活，修辞手段丰富，对于调整平仄，限韵写作，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诗赋是文学作品，需要举子具备创造性，这同时便意味着含有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表达作者自己的想法，可以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考官不可能对诗赋拟出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对照衡量，评定成绩便含有相当的伸缩性。因此，进士考试的难度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至于明经举子，他们的通病是擅长死记硬背，对儒经的精神不能理解和发挥。这与其说是明经考试制度训练出的思维模式所致，毋宁说是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专制集权制度钳制人们的思想，颁布标准说法以统一口径。明经举子不得不用自己的头脑去追随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嘴巴去复述别人的说法。他们必须认同、理解和吃透那些遥远年代传下来的已有隔世之感的经文和注疏，才能避免纰漏，符合规范。其间不能藏拙，不能回避，不能独出心裁，举子几乎失掉了自我。因此，明经考试的难度应该不比进士小。
权德舆主考期间，对明经考试做了一些改革。柳冕给他的信函说到改革针对的弊病是：“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2 ］（卷五二七）权德舆所出墨义试题流传下来22道，有三道是《毛诗》题，试看一道：“风化天下，形于咏歌，辨理代之音，厚人伦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奥区，岂无其什？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南陔》、《白华》，亡其辞而不获；《谷风》、《黄鸟》，同其目而不刊。举毛、郑之异同，辨《齐》、《鲁》之传授。……解颐之言，斯有所望。”［2］（卷四八三）这里问到十五国风多达160篇，小国的诗歌尚且收入，何以偏偏没有楚、宋这些泱泱大国的诗歌？《小雅》中的《南陔》、《白华》，为什么只留下篇名，诗却未留下来？《国风·邶风》收有《谷风》，《小雅·小旻之什》也收了一首《谷风》，都是弃妇之词。《国风·秦风》收有《黄鸟》，《小雅·祈父之什》也收了一首《黄鸟》，内容不同。编辑《诗经》时为什么不对它们加以刊削改订？这些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可能解决，只能做些推测。“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这是大问题，若不熟悉文学史，举不出实例，根本无法作答。至于毛、郑、齐、鲁，是注疏和经学史方面的问题。唐人利用的仅仅是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的《毛诗正义》，“举毛、郑之异同”，题目甚大，从何下手？答出哪些方面才算合乎要求？而《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唐人已无缘见到，怎么去“辨《齐》、《鲁》之传授”？窥豹一斑，据此可见明经考试并不轻松。
岑仲勉、韩愈资质不同，岑仲勉博闻强记，自然认为背诵典籍不在话下，韩愈工于吟咏，自然认为创作诗赋轻而易举，各有侧重，各执一端，遂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今天没必要强分谁是谁非，倒是应该综合看待，辩证分析。
三关于两科的录取程序问题
其实，进士科考试的难易并不具有多大意义，因为考试成绩在录取中不起多大作用，录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有多种情况。
其一是行卷邀名。“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15］（卷八）。这是说进士举子把平素的诗赋习作抄写装裱成卷子，呈现给显贵名流，并通过他们介绍给主考官，以便顺利录取。牛僧孺即是这样。李珏说他“举进士，轩然有声。时韦崖州作相，网罗贤俊，知公名，愿与交。公袖文往谒，一见如旧，由是公卿籍甚，名动京师，得上第”［2 ］（卷七二○）。这样做，算不上是把平时作业同考试成绩一并考察，因为还没有考试成绩便定下了录取名次。唐代诗文冒充剽窃，十分普遍。时人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16］举子李生在京师书肆买到诗卷，冒充自己的作品，招摇撞骗20年。他谒见李播，才知道全是李播的作品，竟提出“欲希见惠”的要求。李播答应“奉献可矣”，李生居然“亦无愧色”。［12］（卷二六一）可见行卷邀名由于真假难辨，含有相当大的水分。
其二是行贿请托。上文所说进士复试一事，其根由便是行贿请托。杨浑之谋求及第，把家藏历代珍贵书画都用来向酷爱图书古画的宰相段文昌行贿，请他打招呼。段文昌即将调赴四川，就杨浑之录取事对主考官钱徽既当面托付又致函保荐。翰林学士李绅，托付钱徽录取周汉宾。钱徽未录取该二人，却录取了中书舍人李宗闵托付的其女婿苏巢和右补阙杨汝士托付的其弟杨殷士。段文昌、李绅大怒，告到穆宗处。结果，苏巢、杨殷士复试落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贬官。这种行贿请托、打通关节的现象在进士录取中屡见不鲜，平常没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就被遮掩过去了。
其三是权贵胁迫。权贵们插手进士录取，气焰嚣张。京兆尹李实是李唐宗室，“托私荐士”，递给主考官权德舆一份20人的名单，威胁道：“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3 ］（卷一五）权阉仇士良写信，要主考官高锴录取裴思谦为状元。高锴说：“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裴思谦毫不让步，说：“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5］（卷九）高锴只好照办。
其四是姻亲效应。裴筠被萧楚公选做女婿，很快便进士及第。唐代以“折桂”比喻进士及第，罗隐于是以月宫中桂树、嫦娥为典，作诗讽刺此举，云：“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5 ］（卷九）
这些因素起作用，表明进士录取根本不存在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举子若利用不上这些因素，只能指望答卷令考官拍案叫绝，才有希望录取。这只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临场发挥出色，才能奏效。众多举子难以企及，进士难必然成为他们的喟叹。那么，所谓进士难，难在进士科内部，难在朋党关节，难在不正之风。这与明经科毫不相干，因为不是明经挤占了进士的指标，即使明经大幅度压缩录取数，进士难的情况照样不会缓解。
明经的录取肯定也夹杂着诸多因素。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不及格。主考官之子拜见杨国忠说：“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落。”杨国忠骂道：“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主考官父子惊恐不已，认为“国忠恃势倨贵”，“奈何以校其曲直”，于是“致暄于上第”。［17］这是仅见的一例，表明明经录取中的劣迹绝对比进士少。进士同榜录取，彼此为同年，自称门生，称主考官为座主，前往谢恩。这样形成同年关系及门生座主关系，结为朋党，排斥异己。明经没见有这种现象。韩愈说：“吾未尝闻［明经］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于其门者。岂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举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将然乎？”［2］（卷五五五）正是由于明经录取相对公正一些， 当时明经难的喟叹才不像进士难那样声势浩大。这只是明经内部的事，与进士科毫不相干。因此，以比较进士、明经录取的难易来推断孰难孰易，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在唐代，进士不比明经难，明经不比进士易，而是彼此难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