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的人生道路与《紫钗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人生论文,汤显祖论文,紫钗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汤显祖是我国明代的戏曲大家。他的剧作不算多，只有四部半，但其表现的思想意义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不仅在明代堪称独步，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直可追逼王实甫《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发展的高峰。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八月十四日，生于抚州府临川县（今江西省临川市）。史载他幼年即“颖异不群”，入学读书，成绩惊人。十四岁即补为县诸生（秀才），二十一岁在南昌参加江西乡试，以第八名中举。第二年，隆庆五年（1571）春参加会试，落第。以后他又四次参加会试，直到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时三十四岁），才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进士出身。他在屡试屡受挫的十多年中，结交了许多颇负盛名的文士朋友。1575年他二十六岁，在临川刻印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显露出他的诗人才华。1578年他二十九岁，又刻印了第二部诗集《问棘邮草》（包括三篇赋）[①]。戏曲名家徐渭读过这部诗集后，为它作评，惊叹：“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又说：“其用典故多不知，却自觉其奇，古妙而又浑融，又音调畅足。”[②]1579年，他三十岁，又创作了传奇剧本《紫箫记》。
以汤显祖的学识、文才以及当时的名声，断不应在会试中如此蹭蹬。这实在是与他清正的思想和刚直的性格有关，主要是他一再拒绝权相张居正的笼络。张居正自穆宗隆庆元年入阁，至万历初，他已掌握朝廷大权十年，正炙手可热。他想让他三个平庸的儿子结交名士，好象很有才学似的与名士一同考中进士，曾两次托人邀汤显祖与他的儿子同游，并“啖以巍甲”[③]。这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好事，汤显祖却以受权相利用为耻辱，说出“吾不敢以处女子失身也”[④]的话，断然拒绝了。封建时代，科举是士子求功名的唯一途径，无数读书人为之奋斗终生而不可得，而汤显祖却宁可抛弃送上门来的功名，也要保持自己完整的人格！可以说，他一踏上人生之旅，就表现得风格高标，迥乎寻常。
汤显祖不受拉拢，得罪了张居正。他中进士是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和他同年的有宰相张四维的儿子张甲征和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申用嘉。明代官场宗派习气很盛，讲究师门，新进士多投拜主考官或宰辅大臣为“师”，作为援助。张四维、申时行让他们的儿子招汤显祖来拜师，答应他可以在京城翰林院安排职位。他仍拒绝了。他既不愿依附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人品还在张居正以下，他更不屑依附。与其在京城仰人鼻息，勾心斗角，不如离他们远一些好。查继佐《汤显祖传》记载：“癸未成进士，时同门中式蒲州（张四维）、苏州（申时行）两公子啖以馆选，复不应，自请南博士。”“南博士”即明朝在陪都南京所设之太常寺博士，管节庆祭祀礼乐之事，是一个闲差。他在这里除读书游乐外，于1587年三十八岁时完成了新传奇剧本《紫钗记》。
明朝后期政治黑暗，主要特点就是首辅专权，树党营私，压制言论，排斥异己。它既造成首相一手遮天的威势，也培养出不少直言敢谏的诤臣。汤显祖从走上进士之路起，耳闻目睹了朝廷内许多钻营干进、党同伐异、黑白颠倒的事实。这些对他的政治理想都是很大的打击。万历四年，他的江西同乡刘台上疏劾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倾陷原辅臣高拱等罪状十余条，受到张居正的残酷报复，朝野震动。此事对汤显祖认识张居正的为人深有影响，是促使他第二年春试时拒绝张拉拢的直接原因。万历五年，张居正贪恋权位，父死不赴丧，受到朝臣交章指责。张居正竟然以大棒对付言者，连打四人。新进士邹元标（江西吉水人）尚未受职，正在“观政”，仗义直言，被毒杖一百，发配至贵州都匀卫。汤显祖的好友、新科状元沈懋学本来是张居正新笼络的奇才，因此而忧愤成疾，请假告归，不久即郁郁死去。《明史》在谈到张居正对逆己者打击报复的作为时说：“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⑤]张居正死后，朝廷党争越发激烈，宗派林立。尽管这时汤显祖对仕途功名还不能完全舍弃，仍然孜孜矻矻地一再进京参加会试，但对政治的困惑已愈来愈甚，对仕途进取的想望已愈加黯淡。他在《酬心赋序》谈到自己的性格和对政治前途的打算时说：
癸未春，予举进士。经房秀水几轩沈（即沈自邠）师，年少于予，心神迫清，而予方木强，故无柔曼之骨。五月馆试，房举各得上其门士。时冯君梦祯谓沈师曰：“子门中，固无愈汤生者耶？”师曰：“固也，恨生骨相凉薄，不如徐闻邓生。”予闻斯言，服师人鉴。分以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无敢更攀师门，重累知已。
赋后又自注：“予官止郎吏，沈师邓生久逝矣！”看出来，汤显祖在政治上已没有太大抱负，不想在仕途上化费太多精力了。而他人生道路的转捩点，是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越职所上的《论辅臣科臣疏》。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天上发现慧星，朝廷以为不详。神宗发布上谕责备科道诸臣“无一喙之忠”，“归过于上，市恩取誉，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⑥]。其时，汤显祖在南京祠祭司，此事本与他无关。但他对神宗压制正当言论而偏袒劣迹昭彰的辅臣申时行和贪赃枉法骗取升赏的科臣杨文举、胡汝宁的颠倒黑白谕旨非常不满，就列举种种事实对神宗的上谕逐条驳斥，指出皇帝有四“可惜”。其第四“可惜”是：“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可谓义正词严，酣畅淋漓。对这封奏疏的后果，汤显祖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乘兴偶发一疏，不知当事何以处我？”[⑦]在回答一位以前的座师询问时还说：“顾弟子意气，时尚有之，不似往时辄发。睹时事，上疏一通，或曰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月不下。弟子不精不神，盖可知矣。”[⑧]神宗虽然很恼怒，但他自知理亏，四月二十五日下诏对汤显祖切责，并未重罚。谕旨说：“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⑨]贬汤显祖为徐闻县典史，地在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当时还是很荒僻的地方。
汤显祖在徐闻时间不足一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升任他为浙江遂昌知县。这是一个山区小县，没有县学，县城连城墙也没有，虎患严重。他在这里呆了六年，营建了学舍、射堂和尊经阁（图书馆），修葺城墙，组织县民灭虎。简政爱民，廉洁奉公。他自述：“生在平昌（遂昌旧名）四年，未尝拘一妇人；非有学舍城垣公费，未尝取一赎金。此又可质之父老子弟而无择言者也。”[⑩]他离开遂昌后，当地人为他建生祠画像纪念。他在《与门人时君可》的信中说：
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昔人云，天下太平，必须不要钱不惜死。生或不愧此文官耶！
他以古代“武官不惜死，文官不要钱”的治官格言要求自己，在污浊的官场中做到了清白坦荡，使他的人格又经受了物欲的检验。万历二十六年，他四十九岁，在按规定“上计”时，决定辞官回临川，为他的清官生涯，过早地划上句号。
汤显祖要把他宝贵的精力用到更有价值的事业上去。回临川当年，他完成了中国戏剧史上划时代的杰作《牡丹亭》，确立了他伟大戏曲家的历史地位。第三年完成传奇剧本《南柯记》，第四年完成传奇剧本《邯郸记》。他在临川家中平静地生活了十九年，读书交友，切磋戏剧，教育子女[(11)]，奉养父母。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他八十八岁、八十五岁高龄的父母相继辞世之后的第二年，他只六十七岁，也溘然而逝。
二
汤显祖开初并未想当戏剧家。对将要走的人生道路，他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汤显祖青少年时期“俊气万人”，对前途曾有过浪漫的幻想，那时他把政治想得过于简单。万历十七年，他三十七岁，曾写了一首诗，题目即《三十七》，回忆自己自幼至长的思想变化，说：
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
认为辅佐皇帝安定天下，几招就能解决问题，然后入深山做隐士。经过二十余年的波折，如今“壮志若流水，幽意似秋日”，对仕途他已心灰意冷。经历了现实政治的洗礼，他这时唯求葆有自己纯洁的本性。“雪白有本性，雪清无俗娱。”[(12)]他曾把兴趣转向研究历史。在南太常初期，化费很多时间从事宋史的重撰工作，已经写出“本纪”、“志”、“表”和列传部分的初稿。[(13)]还准备编写明代嘉靖隆庆两朝史，被他的一个和尚朋友劝止了。此事在他《答吕玉绳》信中叙之颇详：
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14)]
政治不可为，史学又不可为。汤显祖苦闷、彷徨。他不断地摸索、探求自己的人生之路通向何方。他青年时期向理学家罗汝芳学过道。中年，向和尚达观学过佛。但他既未入空门，也没有成为理学家。他在《与陆景邺》的信中曾叙述过他志趣转换的情况，说：
仆……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乃求为南署郎，得稍读二氏之书，从方外游，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赋；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犹未能忘情于所习也。[(15)]
他在寻求能够适应自己性情，施展人生抱负的事业。当他最后“学小词无成转而学道”时，这个“道”已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学，而是他自己所总结归纳出的“情学”。而最能体现表发“情学”大旨的就是戏曲。他认为：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以至巴谕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16)]
人生而有情。经过现实的正反对比，这“情”比官场中的争权夺势，名利场上的争名夺利都真诚，都美好，都深刻，是个人能够保有、能够自主的东西，最有力量也最值得信赖。它比道学更理解人，比佛学更关心人。“情”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无论哪一种情，发挥出来都是值得赞美的，能够感染人的。他的老师张位曾劝他：“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他回答：
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17)]
他把真情看成是人生的根本，人生的美好全在一个“情”字。情愈真愈美，愈深愈美。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云：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8)]
这话虽然有些不可知论的味道，但他充分估量了情的力量和价值，对戏剧表现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是有意义的。他甚至认为戏剧演员演练情，受到情的陶冶，就是“道学”。他在《复甘义麓》信中说：
弟之爱宜伶学二《梦》（指汤氏之《南柯记》、《邯郸记》二剧），道学也。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总于伶无与。伶因钱学《梦》耳。弟以为似道。[(19)]
戏中的善恶之情本来与演戏的伶人无关，但他们通过学戏演戏而学到了善恶，并传染给观众，岂不就是“道学”。所以他认为杂剧传奇最善于表现情的美好方面，发挥不可比拟的感染激励作用。他说：
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拙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20)]
这样有意义的事业才值得自己全力以赴，自己也能够全力以赴去从事。大约在他任南太常博士至南礼部祠祭司主事期间（1585—1591年），是他思想矛盾最激烈、发生思想转变的时期。万历十七年（1589），他被提升为祠祭司主事，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四十为郎忽欲老，海月江花真草草。／何处烦忧著此身？谁人未老思仙道？客卿行色满烟霞，王孙故国多梨枣[(21)]。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人生无着而产生的“烦忧”和苦闷。这时，他不但打消了去做京官的念头，而且甘冒风险奏上《论辅臣科臣疏》，表明他决心与朝中的宰辅权臣决裂，有意识地摆脱仕途对自己的诱惑，要无牵挂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时期所创作的《紫钗记》正是他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标志。我们拿此前十年他所创作的《紫箫记》与《紫钗记》比照，从中处处都能看出他思想转变的痕迹。自此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戏曲创作上。即使在遂昌任知县那几年，他的主要兴趣也是在创作戏曲上。在那里，除进一步修改润饰早已完成的剧本《紫钗记》[(22)]外，还构思并动手起草另外几部作品。“相传谱四剧时，坐舆中谒客，得一奇句，辄下舆索市廛秃笔，书片楮，粘舆顶。盖数步一书，不自知其劳也。”[(23)]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坐轿访客，正是他任知县时的事。而当知县任满，他就辞官回家，专心创作他的精彩戏曲了。
三
学者们已往在论到《紫钗记》主旨时，对于汤显祖把悲剧的唐传奇《霍小玉传》改成大团圆结局，多不以为然，认为是大剧作家也免不了受时代风气所囿的例证[(24)]。这是不了解汤显祖创作思想的表面化说法，不足为训。当我们考察了汤显祖的思想转换历程以后，就会知道，汤显祖之所以对唐传奇《霍小玉传》感兴趣，一而再地把它搬上舞台，让万口传唱，不是震惊于霍小玉极端的报复，要平复他们的恩怨，也不是有感于李益可悲的“妒痴”，提出一个供批判的典型。触动他创作灵感的是他看中了霍小玉那一往而深，死生以之的真情。霍小玉以坦诚待李生，委屈求全求李生，卖钗舍财寻李生，最后以身殉情，令人感动。但如果全部搬演小说情节，其悲剧结局对表现小玉真情会形成冲击，减弱其美好程度。如果像小说那样让霍小玉气死，然后向李生复仇，那样，霍小玉的情就不是一往而深，而是发生扭曲，她要作害自己所深爱的人而成为一个厉鬼形象。那是不符合汤显祖创作思想的。要之，他只是要表现霍小玉能死能生的“至情”。死而无生，不是至情。而要其生，必须团圆。
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自述其对剧中人物的看法是：
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衣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域。
有情达到“痴”的程度，可谓至矣。在这样的创作布局下，《紫钗记》中的人物展现出与小说《霍小玉传》，甚至与其初稿《紫箫记》完全不同的全新面貌。
《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一个妓女。小说虽然没有写到霍小玉以前从事妓女的生涯，但所描写的霍小玉是妓女这一点却是明确的。先是李生“博求名妓”，求得小玉。小玉母是老霍王“宠婢”，生下小玉，本自卑贱。小玉“音乐诗书无不通解”，这是古代妓女的通常技艺。李生和小玉没有结婚，既无结婚仪式，也无婚帖鸾书。所谓“媒人”鲍十一娘，不过是一个原本妓女，后“折券从良”的皮条客。小玉也自称“妾本倡家”。由于小说《霍小玉传》的流传，甚至“小玉”一词后来成为妓女的代名[(25)]。但汤显祖在剧本《紫钗记》中，把小玉母的身份提升为霍王“宠姬”，使小玉先已有了虽不算高但也不低的出身。王死，“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这样，霍小玉本人就成为一个“尽日深帘人不到”（第三出）的闺阁少女，为她能够对李生产生“至情”准备了前提条件。
《紫钗记》中的霍小玉是一个绝代佳人。“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第四出），色、情、艺都无与伦比。经过说媒、元宵月下相亲、下聘礼、婚仪合卺，与李生结为夫妇，“夫唱妇随长自好”（第十六出）。她和李生的婚姻是有一定情感基础的。
李生赴东都春试，高中状元，被权奸卢太尉计贬到玉门关外任参军。小玉在长安家中独守。李生的从军长别是对小玉至情的第一次考验。小玉虽处在新婚幸福中，但她聪颖悟发，深知今日的幸福是出“以色爱”，“一旦色衰”就会“恩移情替”。她不仅让李生写下“粉骨碎身，誓不相舍”的誓言（第十六出），而且在李生走后，买嘱李生的两个朋友经常通报消息，可谓爱之深，关之切。使韦、夏二生也不由地叹道：“女侠丛中他可也出的手”！（第二十六出）
李生离家三年，奉旨还朝，却又被卢太尉选中，要招赘为女婿。这是对小玉至情的第二次考验。小玉听到消息，先是写一首情真言切的诗：“殷勤展心素，见新莫忘故。遥望孟门山，殷勤报君子。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第三十九出）唤起李生的情愫。又变卖家财求神佛保祐她夫妻团圆。最后把她和李生的定情物紫玉燕钗卖掉，“赂遗亲知，使求消息”（第四十四出）。对小玉来说，紫玉钗虽为无价之宝，但她深明大义，视情高于一切。如果自己所爱的人“他既忘怀，俺何用此”？“倘那人到来，百万与差排，赎取你归来戴”！世人一般视钱为最宝贵的东西，终日奔波只为钱。而小玉却说：“一条红线，几个‘开元’，济不得俺闲贫贱，缀不得俺永团圆”，“俺把他乱洒东风，一似榆夹钱”！（第四十七出）现实的波折锤炼了她的真情，使她情的表现超出凡庸，达到新的高度。
小玉因情成疾，病且不治。垂危留连之际是对她的第三次考验。小说《霍小玉传》表现的是霍小玉愤怒的最后爆发：“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从批判李生负情来说，这几句话足以大快人心，但霍小玉对自己曾经爱过的人说出这样疾厉仇恨的话，毫不体谅，终显得有些狭隘，有伤温柔。汤显祖让小玉的情更深沉，更冷静，更富于人情味。小玉听说李生入赘卢府，百请不来，她已绝望：“彩云轻散，好梦难圆。是前生姻缘欠，又
了今生命填。”这时她反倒平静下来，最关心的是留下老母无人照顾，希望传话给李生：“教他看俺萱堂一面，半子前缘”。对李生她不怨恨，甚至对李生的新人也充满同情：“教他好生儿看待新人，休为俺把欢情惨然。倘然他念旧情过墓边，把碗凉浆瀽也。便死了呵，也做个蝴蝶单飞向纸钱！”（第五十二出）她的情已包融了所有的人；她即将逝去，而把爱留给世间。
有的人不以小玉最后的宽容为然，认为是宗教的以德报怨，减弱了小说原有的斗争精神。这都是停留在原小说从诋诬李益角度看问题的说法。小玉和李生的恩怨，不论怎么说，都仅具有个人性质。爱情是排他的，但也是双方自主自愿的。无论男女，在爱情问题上，都只能要求自己的情如何纯真，如何深挚，如何持久，希望并且创造条件使对方给以同样的回报；但不能强制对方必须如何如何，如果那样，在你是喜剧，在他岂不是悲剧了吗？我们不能只强调一面而抹煞另一面。《紫钗记》中所表现的小玉不同凡响处在于，她以真情待李生，采取各种办法争取李生，而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她的情仍在。她的精神在情的煎熬中得到升华。当情摆脱了个人恩怨的困扰以后，小玉必将得到新生。这就是小玉形象的意义所在。
《紫钗记》对情的展现，汤显祖意犹未尽。稍后几年，他又创作了关于能死能生的情的同一主题剧作《牡丹亭还魂记》。
《紫钗记》中的李生虽然富于才学，下笔万言，对小玉的情感也是专一的，但在社会权势的控制下，性格软弱，行动犹疑，只会黯自垂泪，实行起来，无所作行为。离家三年多回到长安，竟然被卢太尉软禁在卢府别院，不敢回家见小玉一面。又怕卢太尉威势，又怕悍仆们的“白棍儿”。对来劝赘的人，不敢说一句干脆的话。李生这一性格弱点，是造成小玉痛苦的直接原因。读者对他有怒其不争的责备，是自然的。但性格软弱不是品质问题。它的形成既有主观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客观的社会因素。李生与小玉不同，他科举登第，已经进入到统治阶级的权力争夺的漩涡之中，使他在考虑问题时不能不更复杂一些。所以，当误会解释清楚以后，他得到了小玉的原谅。小玉为之死去活来的情，李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汤显祖对黄衫客这一形象非常喜爱，寄与厚望，让他担当起“回生起死”（第一出）的重任。剧中为黄衫客提供了不少出场亮相的机会，而且口吻阔大，气势豪迈，有点叱咤风云的景象。他隐姓埋名，挥金如土，扶弱锄强。这个形象也许体现了剧作家的一部分社会理想，寄托着解决矛盾，寻求社会公正的想望。这一形象是唐传奇中固有的。虽然，唐传奇中的黄衫客也是作家幻想的产物，但他到底是一个民间侠，是靠一己的力量行侠仗义。而《紫钗记》前半部分袭用了小说的描写，最后竟让黄衫客“暗通宫掖”，操纵言官，依靠皇帝的御旨解决李生与小玉团圆的难题，这就太煞风景。这时的黄衫客不像侠，倒像一个微服私访的监察御史。黄衫客是一个失败的形象。
《紫钗记》中出现卢太尉具有特殊的意义。唐传奇中小玉和李生仅是个人性格悲剧（李生屈服于严母的压力），几乎于社会无涉[(26)]。《紫钗记》中的卢太尉，成为社会权势的代表。他“独坐掌朝枢，出入近乘舆”，“一门贵盛，霸掌朝纲”（第十五出）。只因新科状元没有到他府上投拜，就把李生贬到玉门关外，“永不还朝”，造成李生和小玉的三年分别。又因为他“单生一女，未逢佳婿”，看中了李生，就要“咱府招赘，好歹气死他前妻”（第三十七出）。古代封建阶级把联姻当作扩张其政治势力的手段，新科状元正是他们笼络的最好对象。卢太尉的介入，不仅为小玉悲剧打上了封建专制社会特有的时代烙印，而且把李生性格的偶然性因素降到次要地位，以卢太尉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横行霸道营私结党才是悲剧的根本原因，这就具有了很大的必然性。这一形象增强了《紫钗记》的思想深度，使戏剧冲突也更加合理和紧凑了。
学者论《紫钗记》，多以为卢太尉的形象是影射当时的首相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应该说，汤显祖的原意并不是写影射剧。他本意不在此。但剧作家个人的社会遭遇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里来。例如卢太尉嗔李生中状元后不上府门投拜而把他贬到玉门关外，与汤显祖考前不登张居正门，登第后不进申时行门类似。剧作家拿此事作为李生和小玉分别的原因比别的原因更合理，但仅此而已。汤显祖去南京任太常博士是自己要求的，并非贬斥。卢太尉的专横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中众多权臣滥逞权势的概括，是一个权奸的典型。如果过于强调其影射性，无疑会削弱其典型性，并且不利于深入理解汤显祖的创作思想。
《紫钗记》的不足主要是结构还显得松散，篇幅过长。语言非常华丽，但典故太多，许多人物的道白都是用繁缛的四六骈文写成。这些诚然可以使读者学得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作为供舞台演出的戏曲，是不利于大众领会和观赏的。汤显祖的戏不仅《紫钗记》为然，其他剧作，包括《牡丹亭》，如果要实际演出，都有一个改编问题。汤显祖在世时就是如此。但作为文学剧本，汤显祖提供了一个艺术的典范，这就是他的功绩。
注释：
①据说在此以前的1576年，他还出版过一部诗集《雍藻》，已佚。
②见徐朔方编《汤显祖诗文集》下册附录第15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一次在万历五年，一次在万历八年。见钱谦益《汤显祖传》和邹迪光《汤显祖传》。
④邹迪光：《汤显祖传》。
⑤《明史·刘台传赞》。
⑥《明实录》卷二三四。
⑦钱谦益：《汤显祖传》。
⑧汤显祖：《答张起潜先生》。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245页。
⑨《明实录》卷二三六。
⑩汤显祖：《与门人叶时阳》。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362页。
(11)汤显祖的三个儿子都学而有成。他们都是复社成员。三子汤开远豁达耿直，且有军功，《明史》卷二五八有传。
(12)汤显祖：《寄奉学士余公》。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上册第80页。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三《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对汤显祖的《宋史》著作有较详评论。
(14)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232页。
(15)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338页。
(16)(20)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127页。
(17)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
(18)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093页。
(19)见前引《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367页。
(21)汤显祖：《文登羽客谒齐王子宿天妃宫》。《汤显祖诗文集》上册第271页。
(22)汤显祖在《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中说：“今平昌，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提笔了霍小玉案。”见《汤显祖诗文集》下册第1502页。
(23)查继佐：《汤显祖传》。
(24)持此观点的学者甚伙，多大有关论著中附带论及。专文论此问题者见邓长风《一个打着时代烙印的悲剧——论〈紫钗记〉的大团圆结局》，见《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5)徐渭《南词叙录》：“小玉，霍小玉，妓女也。今以指女妓。”
(26)霍小玉的妓女身份与唐代盛行的大姓门阀制度是造成其婚姻悲剧的社会因素，但小说对此没有特别描写，李生对此不介意，其友人及黄衫客均同情小玉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