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一般来说特指电影、电视剧，但从传播学上来看，广义上也涵盖了所有的电影电视新闻类、专题类和广告类作品，因此，如何通过影视作品来凸显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对于作品的创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年或者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少年来说，影视作品社会传播的价值导向，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倡导改革、创新的时代，生产力的革新，生活观念的革新，但是，有些本质的社会价值观是不容许革新的，比如说，自我社会身份的定位问题，我是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我是父母，就应该养育子女，我是老师，就应该教书育人，我是商人，就应当正正当当做生意，我是政府官员，就应当为社会为百姓服务……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和谐。作为价值观的舆论传播工具，影视作品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就应该扮演着一种传播正确价值观，抵触扭曲价值观的角色。
2009年，全国上下热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蜗居》。这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剧中对情感、家庭、官场、商界的描写，由于与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吻合，因而受到了全国观众的热捧，其中年轻观众尤其热衷。从电视剧本身来说，其表现手法，人物刻画，拍摄质量，情节设计，都堪称上乘之作，揭露了某些社会阴暗面，批判了某些社会丑陋现象，可是，回过头来琢磨，这部剧对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影响，可能却是负面效果大于正面引导。剧中一对夫妻海萍与苏淳，一对情侣海藻与小贝，全部是白手起家，勤奋创业的阶段，原本小日子过得虽然艰辛却其乐融融，市委秘书长宋思明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这四个人的命运。海萍依靠宋思明的介绍做了兼职，苏淳犯了事情因宋思明的出面免受了牢狱之灾；妹妹海藻成了宋思明的“职业二奶”……四个人的生活看似好了起来，而这一切的剧情向年轻的观众透露着怎样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呢？那就是：有了钱、有了权，啥事都好办。尽管从艺术层面来说，《蜗居》的导演以及众多的影评专家都说，这是一部具有严肃态度和深刻内涵的现实主义作品，揭露了权色交易、权钱勾结的热点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和深思。可是，对于年轻观众来说，更多的是“共鸣”，缺乏的是“深思”。由于众多传媒单位在表现形式上由原有的审美逐渐向“审丑”转变，观众看完这部剧之后更是对剧中一些“丑化”的对白记忆犹新甚至广泛传播，例如《蜗居》主人公说的“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先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情”“里子伤了无所谓，面子丢了就完了”等等，这些话，极其容易误导青少年的情感观念、社会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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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年龄结构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18-25岁之间的年轻人，人在25岁之前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或者说不是很成熟稳定，所以说，青少年尤其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如果在未成年阶段接受的是拜金主义、官僚主义、情色等腐朽观念和现象的教育，那么，在他们步入社会之后，无疑也是持续这类观念的指引。近些年来，国内的影视剧大打谍战、反腐、情感牌，在这些成人话题的领域投入了巨资，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的大戏，而带给青少年的却是类似《还珠格格》、《宫》、《步步惊心》等以历史为背景的“亚文化”穿越剧，据影视界业内人士透露，2012年还要把网络小说《纳妾记》、《凡人修仙传》等改编成影视剧拍摄。这些仅仅以历史年份为背景，篡改或者杜撰历史人物角色，以无厘头的娱乐方式形成的影视剧，不但给青少年灌输了错误的历史知识，更给历史事件和人物扣上了非常不严肃的帽子。回顾以年轻人为题材的影视剧，也有比较成功的比如《奋斗》、《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是这些片子的比例少之又少。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应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敢于反映或揭露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二是还应给人以生存的希望，给人以生活的信心，坚定人生活的信仰。比如说腐败现象，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它像毒瘤一样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人们像讨厌毒蛇一样对腐败深恶痛绝，但是更多地却表现为无奈。前些年，影视界推出了一大批反腐题材的影视剧，如《绝对权力》、《省委书记》、《国家公诉》等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作出杰出贡献、忠实党性的人民公仆的形象，但也使我们目睹了身居高位的公仆们是如何不惜手段地爬上高位，又如何丧心病狂地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捞取钱财，践踏国家的法律，看完这些影视作品，对于多数年长的观众朋友来说，是一种共鸣和艺术作品的享受，对于那些贪官来说，是一种警示教育，但是，往往给那些未成年或者年轻一代的观众的作用适得其反，让他们感受不到社会的主流，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大环境下，如今的影视界影视圈注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看法和享受，经常忽略了社会当中还有一大类依靠传媒、传播来巩固自己社会观、价值观的人群，青少年朋友从单纯的校园中迈入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后，情窦方初开，却要面对“二奶”的局面；赚钱还不会，就要接受“贪官”的教育；从政还遥远，却被灌输“权利”的诱惑。好不容易有了一部反映人性、人情的大戏《唐山大地震》，刚刚还在回味剧情中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震撼的场面，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却通篇都是在关注首日的票房到底有没有超过《阿凡达》，甚至一直争论票房收入到底真实不真实。包括一周的票房，到底有没有达到世界第一。而在网络上人们讨论的更是五花八门，各大论坛到处在揭露《唐山大地震》到底有几处穿帮的镜头之类。一部本来震撼人心的作品，就这样让金钱和利益的砝码淹没了其本身的社会价值。
应该说，中国的影视创作相比世界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出过许多优秀作品， 影视创作，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倡寓教于乐、寓美于乐，让更多的青少年观众从影视作品中受到健康、积极、阳光的社会价值观引导。
论文作者:邓 磊
论文发表刊物:《素质教育》2013年11月总第136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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