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黄帝论文,肖像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言——排满主义和黄帝
清末，尤其在最后十年的革命热潮之中，“排满”口号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举目皆彰。清末革命运动之目标若仅限于推翻专制王朝体制，建立共和制政府，不难想象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之成立将会大大推迟。清末革命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迅速壮大，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在运动中植入的讨伐满族虐政、光复汉族统治的“排满种族主义”。（注：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清末民初的汉族和满族关系详细论述的新著有：EdwardJ.M.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ina,1861-1928(Sc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1907年，杨度目击革命运动的高昂之时曾评论道：“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注：《杨度致梁启超函（1907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98页。）当时的排满主义狂潮，借此可略窥一斑。
排满情绪席卷中国，乃于17世纪中叶的满族征服之初，而非始于清末。例如，记录了清兵在征服中国关内疆域时大肆杀虐之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及《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笔端饱含民族憎恶感情。这两册书尽管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但仍在整个清朝统治期秘密流传于民间，不断刺激着汉族人民的复仇情绪。果然，孙中山等清末革命活动家最初作为革命宣传材料所利用的，就是这些书籍。（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0页。关于辛亥革命期的宣传活动，可参照小野信尔：《辛亥革命と革命宣传》，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出版，第37-88页，以及小野和子：《孙文か南方熊楠に赠つた《原君原臣》について[关于孙中山赠送给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孙文研究》第14号，1992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革命家堪称清初反清民族主义者的后裔，但他们并未满足于仅仅趋鹜两百年来之反满情绪。区别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可依据两者的诸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前者所持的浓厚“科学”色彩，即指出“汉族”、“满族”之差异根源于“人种”不同的近代人类学（按现时的说法，应为体质人类学或是人种学）的登场。
将世界人种分别为五类（高加索人种〈白人〉、埃塞俄比亚人种〈黑人〉、蒙古人种〈黄人〉、马来人种〈褐人〉、美洲人种〈红人〉）的西方近代人类学知识的介绍，始于19世纪后期。此后日本、中国等东亚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试图借此方法来解读世界的现状及未来，清末的革命活动家亦不例外。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将汉族、满族作为蒙古人种的分支，定位于不同“种族”。此分类为革命派排满主张恰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注：关于排满革命论和中国近代人类学诞生关系的论述，可参照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Ishikawa Yoshihiro, "Anti-Manchu Racism and the Rise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No.15,April 2003。）即满族不仅是文字风俗相异、文化程度低下的蛮族，根本上与汉族源于不同的种族，故理所当然应被汉族所驱逐和摈斥。邹容所撰《革命军》，堪称清末最为普及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其中的主张正是这一典型之例。
此外，清末同清初排满主义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的兴起，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一体。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因为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故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过度强调，至少在形式上一直被讳避，而另一方面，活跃于革命阵前的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曾构想以居于本土十八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的蓝图代替以满族为支配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却也是事实。（注：深町英大：《中华民国成立期の国家统一问题——多民族支配の正统性》，《中央大学论集》第18号，1997年；江田宪治：《中国におけゐ诸民族统合の课题——辛亥革命期の论争中心》，《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纪要》特别号，1998年：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多贺出版，1999年出版，第52-74页。）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水猛兽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像”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既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亦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注：关于此点，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进化论·人种观·博览会事件》（《思想》第849号，1995年），以丰富的论据，提示了饶有兴味的观点。）
在诸多酿铸汉族民族主义的工具中，近年来尤以传说中的汉族之鼻祖、即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倍受学者关注。虽在以《史记》为首的历代古典史书中，作为中国文明之始祖屡被提及，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黄帝这个人物却一直隐晦不彰，未唤起世人关注。直到20世纪初叶，排满革命论潮席卷全国之时，作为汉族之始祖的黄帝倍受瞩目，大放异彩，重为世人所乐道。换言之，试图借助人种学的知识，从历史角度证明满族为有别于汉族的异族，从而煽动反满情绪的革命派人士，转而也不得不明示汉族为何人，最后只能着眼于汉族之共同始祖“黄帝”。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汉族民族主义的公开颂扬被讳避，黄帝的定义也因此从之前所谓“汉族的伟大始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经历立场的微妙变化，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主义之象征、崇拜对象这个事实丝毫未易。时至今日，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曾为荒山的一所被称为黄帝陵所在之处，历经民国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修缮、拓宽工程及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已成为一处规模宏伟的庙宇纪念堂兼观光胜地，华侨归乡访问团等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此景可与日本败战前的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及其陵墓（或是供奉神武天皇的檀原神宫）所受之垂青相媲美。（注：高木博志：《近代におけゐ神话的古代の形成——亩傍山·神武陵·橙原神宫，三位一体の神武“圣迹”》人文学报第83号，2000年。另外，关于黄帝及黄帝陵的资料集，可参考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出版。）
对于清末的黄帝崇拜和反满民族主义两者之关系，此前学术界有较丰富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对以传说中的黄帝之即位年（或是诞生之年）为基准的黄帝纪年法的出现，展开了详尽论述。（注：陈旭麓：《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竹内弘行：《民初纪年考》，《中国研究集刊》第7号，1989年；竹内弘行：《清末の私纪年について》，《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此外，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的《被发明的传统》（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汉译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EricJ.Hobsbawm,Terence O.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为理论依据的诸多解释尝试。这些最新的研究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属于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集体忆念的构筑过程，黄帝像是民族认同的凝缩象征，而围绕黄帝的诸般事象，应理解为“民族的神话”。（注：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这些论述是否确然无隙，暂且不去讨论。然诸端文化史之研究，虽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乃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创始期必然产生现象之中国版，所憾未能明确论述黄帝像于特定年份、特定场所，以及以特定形式出现之前龙后脉。中国近代的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1903年崛兴于东京之壤，而当时的黄帝是以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这些引人兴味的前因后果，盘根错节，单凭“民族的神话”理论无以诠释，因此，历史角度的考辨自然成为必要的课题。
二、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黄帝崇拜的出现及其画像——在此统称为“黄帝热”——始兴于1903年的东京。具体说来，“黄帝热”的兴起可观于如下诸方面：1.采用黄帝纪年刊物的出现；2.黄帝肖像画的制作及流传；3.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关于第一点，已有诸多研究积累明确论述，兹不赘论。在此只须指出，采用黄帝纪年此举，于当时蕴含不奉清王朝正朔之意，表明了明确的排满革命信念。
首揭黄帝纪年的刊物乃是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发行的《江苏》月刊杂志。创刊于1903年4月的《江苏》，未经任何解释，从第3期（同年6月）起，就将其底页发行日期，从此前的“光绪二十九年”，变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此外，与之同时（1903年7月11日），刘师培发表题为《黄帝纪年论》一文，刊登于上海的报纸《国民日日报》，他在力说采用黄帝纪年益处之同时，不忘将文末执笔日期记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此说一出，各方景从，黄帝纪年虽一直残留着称呼及起始年代的模糊性，《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黄帝魂》、《醒狮》、《民报》等刊物，却相率沿此纪年，后又被援用于武昌起义后革命政权的布告之中。（注：关于清末的各种黄帝纪年的论据、论争以及其出现和消失经过，前述竹内弘行：《清末の私纪年について》不乏诸多卓见。）
此外，上文提及的开创黄帝纪年使用先河的《江苏》第3期的卷头，同时还登出了黄帝的写实画像（“中国民族始祖黄帝之像”，参照【图1】），这一点也说明《江苏》在“黄帝热”中的先驱作用。印有黄帝像书页的背面，更附上赞辞（无署名）：“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贰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因黄帝本为无从考稽之传说人物，其黄帝肖像自然乃基于空想所绘，但这幅相貌堂堂的黄帝像，似乎远比其他黄帝像更受当时中国人的青睐，不仅迅速为《黄帝魂》（1904年1月）、《国粹学报》（第3期，1905年4月）等所复制及转载，更被原样袭用于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刊号（1905年11月），可以说成为清末革命派公认的黄帝像。（注：正确说来，《国粹学报》《民报》的黄帝像是《江苏》揭载的完全复制，《黄帝魂》的则是以《江苏》版为描本的粗劣临摹。）对于清末革命家来说，最为熟知的就是这幅写实风格的黄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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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将黄帝的各种肖像画进行一下分类。上述《江苏》第3期中的维妙维肖的黄帝像流传于世之前，在中国广为传布的黄帝形象多为线条构图，让人联想到中国历代之皇帝像，譬如明代的博物图鉴《三才图绘》中出现的画像（见【图2】）。与之相比，清末的两大类黄帝像，愚见以为均出自于日本的东京。一类是前文所提由《江苏》率先刊登，继而为《黄帝魂》、《国粹学报》、《民报》所转载的佩戴玉冠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另一类则是模拟武士立像的线条画黄帝像。后者的典型可见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号（1905年6月）卷头所揭的“中华始祖黄帝肖像”（见【图3】）。《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于东京，创办者是宋教仁、程家柽、陈天华等早期的革命家。虽然该杂志仅出一期就夭折，但成为后来《民报》的前身。关于《二十世纪之支那》中黄帝像的由来，在杂志创刊者之一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中可见若干记述。正值宋着手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办准备工作之时的1905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宋拜访一友人时的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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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见彼处有《警世钟》数册，余遂取一册，摘其开始所印之黄帝肖像，将为插入杂志之用。（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512页。）
这次拜访后历经半月，宋把这幅黄帝像付印。（注：《宋教仁集》下卷，第515页。）根据宋教仁的这本日记，可知《二十世纪之支那》中的黄帝像，即武士立像的线条画，源于此前的《警世钟》，即被冠以“革命党大文豪”之称的陈天华——1903年4月来日——在1903年秋冬之际于东京刊行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添附的肖像画。此外，因为可以确认陈天华先于《警世钟》发行的《猛回头》（1903年夏天刊行于东京）的卷首，曾插入《黄帝肖像后题》一文，由此可得出结论，该画像应该在《猛回头》出版之前就已作成、印刷。（注：《猛回头》、《警世钟》两者现在均收录于《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关于刊行时期等书志情报，笔者参照了该书的编者注，但理应包含在小册子原件中的黄帝肖像等图板，没有收录在此文集之中。）关于这一点，遗憾的是无论《警世钟》，抑或《猛回头》，我们都无法从这些当时风靡一时的原刊按图索骥，故不能妄下定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个武士立像的黄帝像，同《江苏》刊登的写实画像两者乃几乎同时出现于1903年的东京。
然而，这个武士立像的黄帝像，却未被继《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后创刊的《民报》所采用。如前文所述，刊于《民报》卷头的乃是《江苏》系列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注：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卷，正中书局，1986年出版，第408-411页的“民报所刊图画来源的查证”是唯一可称之为关于《民报》所采用的图像的专论文章。该文称，《民报》所载的黄帝肖像乃沿袭于《二十世纪之支那》。但是，如【图1】【图3】所示，实际两者大相径庭，相去甚远。）秉承《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民报》，却刻意摒弃原刊固有之黄帝像，另择他篇，这说明《民报》的编辑们，即中国同盟会的领袖们，比起勇猛威武的线条画武士像，更钟爱于仪表端正的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对写实风格黄帝像的偏爱，反映了革命人士在把近代的英雄风貌寄附于远古人物时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审美观。清末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新旧象征的黄帝写实画及线条画并存的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作为清末革命家心目中的共同形象，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
以上便是清末黄帝像的大致沿革。那么这两种画像意匠的创作脉络如何呢？因为是黄帝这个神话中人物的风貌，定为想象力丰富人物所绘，但无论是线条画，或写实画，都无法找出线索稽考流传至今的黄帝像的作者。但是其中《江苏》系列的写实风格的肖像则可能模仿当时在日本泛滥成灾的富豪、显贵肖像画。
总之《二十世纪之支那》（或者是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所援用的线条画黄帝肖像的出典，不仅生动地再现了1903年东京留日学生的救国运动转矢于明确的反清革命运动之经纬，更一举明示了成为议论之鹄的的《江苏》第3期，忽揭载黄帝像及黄帝纪元，点燃“黄帝热”之火的事实起源。这里有一幅图像可供参考（【图4】）。这是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型图片资料集中所揭，恐怕为中国首次披露的“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的图片。（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大写真》下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02页。）左面的徽章正面刻有“轩辕氏[黄帝]之像”，中央是黄帝像的浮雕。右侧的徽章反面中，可辨识出“帝作五兵 挥斥百族 时维我祖 我膺是服”之赞文。这幅黄帝的浮雕像——无论从纶巾，还是斧戟、佩带、介胄——一眼便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图3】）的线条画黄帝像同出一辙。（注：【图5】的雕像只能辨识面向左侧的脸部，这是因为右半部分磨损，实际雕像脸部应面向正面。）此外，徽章反面“帝作五兵……”的赞文，和《江苏》载有黄帝像一页背面赞文的前半部分也分毫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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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
以黄帝的纪念牌为徽章的军国民教育会，前身乃是留日学生1903年4月末于东京结成的拒俄义勇队。因遭日本当局的干涉，同年5月11日经改名及重组，虽历经诸多迂回曲折，但却是一个成为后来的中国同盟会源流之一的爱国民族主义团体。（注：义和团事件後，报纸报道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不予厉行原定于1903年4月的撤兵计划，对此义愤填膺的留日学生于4月末决定设立抵抗俄国的义勇军，号称拒俄义勇队，在向各界宣传号召的同时，还举行了军事训练。）关于拒俄义勇队以及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最为详尽的当数中村哲夫氏的研究。据中村氏的研究，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之后，素怀排满复仇主义情绪的秦毓鎏等东京“青年会”成员，取得运动的主导权，于是将其政治主张巧妙地注入留日学生运动之中。（注：中村哲夫：《同盟の时代——中国同盟会の成立过程の研究》人文书院，1992年出版，第63-95页。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关系以及其活动，在本稿中未经特别注明时，均出于此书。）成为这一观点之有力佐证的，便是这枚暗示军国民教育会表面上所谓“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实为排满民族主义主张的黄帝像徽章。至于刻有黄帝肖像及四句铭言的会员徽章制定经过，在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出版之《军国民教育会纪事》中也明确提及，（注：《军国民教育会纪事》，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11页。）故【图4】的徽章正是军国民教育会之徽章，已毋庸置疑。《军国民教育会纪事》更记述了这个徽章制定于同年6月14日，且制定当初还分为纯金一等徽章及银制镀金二等徽章，规定根据向教育会捐款多寡而分别授予。（注：《军国民教育会纪事》，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11,120,122页。）此外，6月14日以后，军国民教育会的发起人秦毓鎏等，在向教育会提交的意见书中曾对黄帝像作出说明：“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注：前述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0页。关于这份意见书提出的日期，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62-263页为7月4日，前述中村哲夫：《同盟の时代》第84-86页则为7月5日。）很明显，在公开场合不便露骨宣扬的排满情绪，却如此依托于黄帝像被暗示出来。
阐释了军国民教育会徽章中黄帝像意涵的秦毓鎏，似乎亦参与了徽章的设计。在详述了军国民教育会成立经过的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中，谈及徽章的由来如下：
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墨西哥银圆，一面镌黄帝轩辕氏像，像系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一面镌铭四句，铭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鎏手撰。（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2页。）
上文中冯自由所提指之徽章设计，正是【图4】所示图像，据此可知秦毓鎏也正是徽章图案设计及制作者本人。如若将此史实同秦毓鎏是杂志《江苏》主编这个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江苏》第3期之后的“黄帝热”急剧兴起背景的来龙去脉。事实正是，秦毓鎏等素怀强烈排满复仇主义情绪的东京“青年会”成员，在俄国不履行撤兵协议这一中国面临的外来危机下，企图将排满（汉族的复兴）民族主义注入1903年兴起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并为了将此意图寄附于被奉为汉族之始祖的黄帝，特意准备两种黄帝像，将其一用于军国民教育会的徽章，另一幅则刊载于自行编辑、发行的杂志《江苏》卷头，并与此呼应，同时采用黄帝纪年。可以说，20世纪初叶出现于东京的两类黄帝像的出典源于同处。（注：《江苏》第3期的刊行日期，杂志底页记载为1903年6月25日，但据同一期刊载的论说（譬如《满洲之密约译支那新闻》）内容看，实际刊行日期应晚于此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军国民教育会徽章的制作（6月14日）前后，秦毓鎏等人，准备了线画（武士立像）和写实画两种黄帝肖像。另外，《江苏》第3期中，除此之外还登载秦执笔的鼓吹民族主义的卷头论文《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署名：效鲁），他在这个时期以明确的意图开始宣扬民族主义的事实，由此可窥一斑。）
观其结果，他们的做法可谓一举中的。军国民教育运动，成功地将以前停留在爱国热情的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情感，借助黄帝这一存在，上升为排满民族主义，继而形成为排满革命主义的情绪。嵌有黄帝像徽章的制作，以及与之相映成趣的《江苏》第3期的新创举后相继出现的各刊行物中对黄帝肖像及黄帝纪元的模仿——例如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添附的线条画武士黄帝像——均说明秦毓鎏点燃的“黄帝热”之火迅速蔓延，日趋扩大。
沐浴“黄帝热”洗礼的留日学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青年时代的鲁迅，即刚迈入弱冠之年的周树人。1902年4月来日的鲁迅，东京的留学生活体验促使其民族意识昂扬奋发。众所周知，他在一张剪去发辫后所摄照片背面，曾作一诗，名曰“自题小像”，这个插曲也正应证了这一事实。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句收尾的这首诗，具体创作于何时，即大文豪鲁迅的民族意识具体于何时觉醒这一点，庞大的鲁迅研究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注：北冈正子：《鲁迅：日本とぃぅ异文化のをかご——弘文学院入学かろ“退学”事件まて[鲁迅：在日本这一个异文化当中一一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出版，第400-406页。）考虑到肖像的登场所反映的“黄帝热”，于1903年下半年迅速蔓延于留日学生之中这个事实，青年时代的周树人是在1903年后半期的黄帝热潮中创作出这首小诗的推断，理应无可非议。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以青年时代的周树人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反清民族意识的高涨，只有把秦毓鎏等“黄帝热”的策略纳入视野后，才能具体地加以理解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毓鎏等人，确有作为革命宣传家的先见之明。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冯自由的回忆录亦指出，军国民教育会采用的黄帝像原典乃取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的资料，这说明只有处身于显贵、豪杰的图像处处泛滥的日本这个环境下，黄帝像可视化这个想法，才会产生并被付诸于实践。（注：声称乃于帝国图书馆觅得的黄帝肖像，具体取于哪个图版，至今未能究明。今日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的“帝国图书馆”，以此名称开馆为1906年，故声称1903年在那里觅得黄帝像的冯自由的回忆显然有若干混乱。不过这幅黄帝像同《江苏》版肖像一样，于日本求得这个事实毫无疑问。）不同于黄帝纪年的使用，单只是黄帝像的揭载，理应无问罪之理由。但即便如此，上海的《国粹学报》原样借用《江苏》版之黄帝像是中国国内展示黄帝图像的唯一例子，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始终未有新的黄帝形象试图面世。（注：辛亥革命后期间一段时间，曾流通过印有黄帝肖像的纸币。只是其风貌却类似于《三才图绘》中所见的历代皇帝型图像。）这个事实间接地说明了黄帝像的创出，是一幕只有在20世纪初叶东京这个舞台同一群渴求民族主义象征的革命派学生这一角色同时共存、相得益彰时，始有条件生成人为创作的舞台剧。
东京黄帝像面世的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举行的新年集会上，以所谓“排满演说”，使在场的清朝官吏举席震惊。（注：围绕这年正月的“排满演说”事件的史实考证，可参见桑兵：《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以此事件为开端，到4月至7月的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这一年对留日学生来说，可说是变幻莫测、动荡不安之年。不仅如此，无论在清末的社会思潮从爱国主义转向革命（反清）主义，即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思想上的分歧这一意义上，还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结成这一革命运动组织的意义上，均可说是划时代的重要一年。（注：关于1903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可参见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一一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正基于此，以图像形式记录和再现这一年波折历程的“黄帝像”的创出过程，更成为有力佐证。
三、黄帝西方起源论
1903年在东京兴起的“黄帝热”，除了肖像画的登场这一现象以外，亦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钩沉黄帝事迹而追寻汉族起源这一民族学的关心。如前文所述，满族和汉族的起源，直接关联到中国新国家的蓝图，故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只要是忧患于中国将来的有志之士，无不深切关注满族的历史及汉族的起源和形成。梁启超、蒋智由（蒋观云）、章炳麟、宋教仁、刘师培等清末的改良派人士或革命派人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介绍者和创始者，也正是以此为背景。可以说，诠释满族历史、基于黄帝事迹而探求汉族起源这一行动，即使以学术名义展开，其实质却为清末革命家之政治活动的一个侧面。
在汉族起源论同“黄帝热”几乎同时兴起之际，当时所谓汉族远在太古时代，由黄帝率领，从西方的巴比伦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汉族（黄帝）西方起源论”也随之盛行，各方之士，望风景从。（注：所谓的西方起源论中，从原始汉族集团移动论，到文化及传说来源于西方，形成中国的原始文明诸般，众说纷杂。今日，原始汉族集团移动论已不为世人所道，但在关于黄帝的传说及神话中觅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之因素的比较神话学研究仍在继续。）此说由法国人东方学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érie,1845-1894)率先提倡并传入中国这个事实，已在中国民族学史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研究中频频提及。（注：Martin Bernal,"Liu Shih-p' 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The Limits of Changes:Essays on Conservative Ah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ed Charlotte Fur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96-98；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7页。）但有一点需补充，这个学说之所以能被中国的知识分子首肯，无外乎有拉库伯里的代表著作《中国古文化西方起源论》（注：Terrien de Lacoup6rie,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ation from 2300 B.C.to 200 A.D.,London:Asher,1894.该书的全译本日本及中国均末刊行。）在日本经过一种奇特的介绍——或者说是普及——这个条件的存在。一本著作未经过正式的翻译、介绍，著作中的学说却经过曲解、加工和复制，成为引导一个时代的定论，并逐渐去规范人们的意识和行动这样的事例——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及受其影响的清末的中国——屡见不鲜，这个拉库伯里所提倡的“汉族（黄帝）西方起源论”正是其典型。
拉库伯里，原本成长于香港，极具中国古典学修养，19世纪70年代渡英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曾历任大英博物馆馆员以及University College(London)的教授，是一位东方语言学家。他的多端业绩可见于《易经》的翻译和解说、原始汉语的研究、大英博物馆东方货币收藏的整理等诸项工作。在晚年，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研究古代巴比伦对东方的影响的专业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The Babylonia and OrientalRecords)的编辑发行及执笔上。（注：H.M.Mackenzie,"Memorial Notice of Prof.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s.v01.7,nO.11,1894.）1894年的遗作《中国古文化西方起源论》，是把他在此杂志上发表的诸多论文牵强集成的一册（因此有多处内容的重复和见解相抵牾之处）。书中认为汉族起源于古代巴比伦迦尔底亚部落的巴克族(Bak Sings)，中国人的自称（baixing百姓）便为Bak Sings的讹音，汉族的始祖黄帝(Huangdi)是巴比伦的首长Kudur Kakhunti的讹音。Bak Sings由Kudur Kakhunti率领，于公元前23世纪东徙，驱逐了中国的苗族部落后，辗转至中原定居，书中对此庞大的假说，通过比较古代中国和巴比伦的诸多共通点（二十四节气，七曜，于支的循环，二十八星宿，中国古代文字和楔形文字等等）加以“证明”。西方学术界在此前已有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之根基，加之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的读解工作取得飞速进展，这部著作乘此趋势，掀起了不小波澜。（注：关于欧美学术界汉族西方起源论的由来，可参照前岛信次：《汉民族のオリエント起源说[汉族的西方起源论]》，《日本オリエント学会月报》第2卷第8期，1959年。）
不乏许多牵强附会的这个拉库伯里学说，最初被介绍至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黄帝热”兴起之年，即1903年下半年署名为观云（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5-60号，1903年—1905年）开始连载之时。（注：拉库伯里的汉族西方起源论，作为“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被介绍，始于连载第2回的第37号（底页记载为1903年9月，但实际刊行是1904年1月）。蒋智由的这篇论文，1929年由上海的华通书局以同名著作被出版。另外，蒋曾在1903年受托于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前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312页）。）顺便补充一句，这个长篇连载可当之无愧为中国第一部具有学术水准的中国民族史著作。此后，所谓西方起源论，不仅为蒋智由的盟友梁启超等改良派，更为刘师培、陶成章、章炳麟、宋教仁等革命派领袖所拜从，奉为不刊之论。（注：各篇论文出处如下，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8期，1904年；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0-21日；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12-316页；章炳麟：《馗书》，《序种姓上》（1904年），《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70-186页；宋教仁：《我之历史》，前引《宋教仁集》下卷，第638，666-667页。附言一句，汉族西方起源论（或是具有和其类似文脉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在辛亥革命后一度平息，但以1921年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在河南省仰韶，挖掘大量同西方的出土品类似的彩陶一事件为引端，重新受到瞩目，陆懋德、董作宾、郭沫若、顾颉刚等中国权威的古代史家在1940年代前，无一不多少受到此说之影响。）在此，在探讨这个西方起源论于当时如何能跨越政治立场的歧异而被广泛推崇的理由之前，首先有必要探明清末的改良派及革命派人士，是以何等途径得以知晓拉库伯里庞大学说之事实经过。这个信息传播之经纬，不仅迂回曲折、错综复杂，而且其复杂经过自身——也就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拉库伯里学说传播过程所具有的一种奇特性——便已诠释了清末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对此学说望风景从之大半理由。
中国文明，乃至汉民族起源于西方这个当时欧美学术界的一部分言论，作为一个新奇的见解，在明治中期（19世纪末），为综合杂志的海外短信栏所屡屡介绍。《国民之友》（第182号，1893年2月）的“海外思潮栏”中《支那人种乃为巴比伦人也》（注：《国民之友》第182号登载的这篇短文（无署名），作为汉族＝巴比伦人说的根据，介绍的“亨利·巴里登·麦克道尔在《哈普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支那人种的新知识》”是Henry Burden McDowell,"A New Light On the Chinese," Harper' s New Monthly Magazine,No.511,1892。另外，McDowell作为自己的论证根据，引用了拉库伯里的研究。）的文章，就是其代表之例。当然，以和中西交流史为一特色而时兴的日本东方学，当然对此新学说不无关心，成为踞于西方起源论中心的拉库伯里的学说因而被迅速介绍至日本。愚见以为，日本最早的拉库伯里学说，乃于1896年为三宅米吉（1860-1929，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及桑原隙藏（1871-1931，时为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所引介。（注：三宅米吉：《テクゥリ氏が支那古代の开化の起源に就ての说[拉库伯里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说]》，《史学杂志》第7卷第8期，1896年；桑原隲藏：《支那の太古に关す东方学者の所说に就き[评部分东方学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学说]》，《国民之友》第287-288号，1896年。）
首先是三宅，他在此前的游学之地英国，受到古代东方学研究成就的触发，其后一直订阅拉库伯里的同人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他在介绍拉库伯里学说大要之后，承以下文：“虽无据足以信其实，然二者[古代中国和巴比伦]间学术制度之略同，可明鉴于诸般事实，尤须注意”。三宅经历青年时代的留洋之后，将日本史于世界史中加以横向比较，为日本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关于拉库伯里的学说，三宅虽显示出对古代中国与巴比伦几处共通点的关心，但总的说来对此学说仍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不容置疑。至于桑原，更以犀锐的笔锋斥论拉库伯里的学说为“臆断”，断言“彼等无外乎凭据人种之感情，或宗教之信仰”而鼓吹此说。可以说，拉库伯里的学说，从被介绍至日本之当初，即曝于明治时期学术界怀疑目光之下。
如若流传于日本的拉库伯里学说以这些学者的评价盖棺定论，可以说不会有后来于中国兴起的黄帝西方起源论热潮。但一本著作的出现却使事态出现逆转，这便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合著《支那文明史》（博文馆，1900年出版）。《支那文明史》不同于当时纷繁诸多的按年代顺序编排的中国史概论，而是一部将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以事件、制度、文化领域分门别类同西方进行比较论述的崭新的中国史。著者白河次郎及国府种德，在这本著作出版当时，均为弱冠之年，与其说是专致于学术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不如说为纵横论评史传和文艺的新潮新闻评论家。（注：白河次郎（号：鲤洋，1874-1919）福冈县出身，明治，大正期的记者，政治家。执笔于《九州日报》等，任《神户新闻》等主编，后任众议院议员，立宪国民党代议士。国府种德（号：犀东，1873-1950）石川县出身，明治时期的汉诗人，新体诗人。东京帝大法科大学半途退学后，历任内务省嘱托，宫内省御用挂，同时在《太阳》、《大阪每日新闻》展开新闻工作，后在庆应大学大学等执教。）他们的前卫思潮，从这本著作所引用的诸多西方文献中可见一斑。其中，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著作《中国总论》（注：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Life,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Rev,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s Sons,1883.）相提并论的，便是拉库伯里的《中国古文化西方起源论》，其论说作为“第三章支那民族西亚来源论”，以洋洋洒洒60页篇幅，给于肯定评价。20世纪初叶于中国兴起的汉族（黄帝）西方起源论正是渊源于此书此章节。（注：《支那文明史》介绍了拉库伯里之说后，当时的诸多中国文献引用借鉴《支那文明史》这一史实，除了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言及之外，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等著作亦早有说明。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涉及到《支那文明史》的成立经过，以及它对拉库伯里之说介绍的偏颇之处。）立据于《支那文明史》而倡导拉库伯里之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最早的梁启超也是1898年，其余大部分来日时期均为20世纪以后，他们恐怕未能接触到数年前的三宅、桑原的批判，就直接参酌盲信了这部《支那文明史》。
《支那文明史》按文化事件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内容丰富，涉猎广泛。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主要集中于其西方起源论上。（注：涉及到《支那文明史》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的研究论文，有手代木有儿：《梁启超——“史界革命”と明治の历史学》，佐藤慎一编：《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大修馆书店，1998年出版，第80-88页。手代木说，梁启超著《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1901年出版）一文有与《支那文明史》第5章“关于政治的观念及君主政体的发展”内容一致的地方，但经实际比较后，笔者发现两者并无明显的对应关系，至多是大致构想类似的程度。）这是因为不仅此说声称汉族起源于古代“巴比伦”这一引人兴味的文明之地，标新立异外，同书还引经据典，比较《易经》的八卦图形状及刚刚解读成功的楔形文字，以图示（【图5】）指出两者的类似性，看似具备无可指摘的“科学性”。众所周知，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自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罗林森(HenryC.Rawlinson)解读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成功之后，便作为解读人类史之谜的特殊文字，受到世界瞩目。顺便补充一句，包括楔形文字的解读在内的古代西亚学研究，在日本正式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早也只能追溯至1917年短暂兴存的“巴比伦学会”（注：佐藤进：《 バビロン学会と古代学研究所——日本におけゐ古代オリエント学研究の黎明[巴比伦学会与古代学研究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在日本的兴起]》，《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别册》第10号，1995年。）这个同好会。因此可断定《支那文明史》以插图形式对楔形文字介绍之早，实属例外。书中引用的楔形文字附有对译，且以暗示与中国古代文字相类似的形式，图文并茂，首次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出现，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以1904年前后为中心，依据《支那文明史》发表的中国的论说，尤对其图解大为青睐，争相转载（【图6】、【图7】），这不仅有力证明了《支那文明史》——或者是它推崇的拉库伯里之说——的魅力所在，更同时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新知识”，乃根源于接踵不断的复制过程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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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河次郎：国府神德：《支那文明史》东京 博文馆，19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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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观云[蒋智由]：《支那文明史》东京 博文馆，19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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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
极为反讽的是，看似是从拉库伯里著作引用的这个楔形文字图例，原著中实在子虚乌有，而是《支那文明史》的作者从原本同汉族西方起源论毫无关联的古代西亚文明的英文论文（注：Edwin Norris,"Memoir on the Scythic Version of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Jourh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15,1855.《支那文明史》的著者们，涉猎几乎是50年前的英国的学术刊物，虽有点令人费解，但该杂志在当时的日本，是对楔形文字及古代东方史感兴趣之士必先参照的刊物。关于此点，户水宽人：《温故录》有斐阁书房，1903年出版，第25-26页。）之中未经一字说明而引用、提出的。毋庸说，除少数东方学学者之外，无人会校核拉库伯里浩瀚繁多的原著而对楔形文字的原图加以考证，故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来说，《支那文明史》则为拉库伯里学说的全部，也是史实的全部。对于西方新学说的这些非驴非马式的“介绍”，不单见于《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们，更是明治时期日本在接受西方思潮时一个共通的特点。这些知识中介者的有力“旁证”，不料却成为一推动力，促使这个英国东方学学者的新奇学说，不仅为中国的学士倾倒，（注：《支那文明史》，190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竞化书局译：《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1903年出版。）在日本也为一部分热心的信奉者捧为“盖可谓不刊之论”（注：佐佐木安五郎：《高楠博士の〈文珠所说宿曜录ゆ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の名目に就て〉を读む[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读卖新闻日曜附录》1906年9月9日。）的通论。
自称为黄帝子孙的清末学人，无论是革命派抑或改良派，均异口同声推崇拉库伯里学说，也就是笃信汉族从古代巴比伦迁徙而来这个事实的背后，当然除了在明治时期日本出现的，多半为人为创造的“科学”面具之影响外，更主要是因为学说本身也深刻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这一点从支持拉库伯里学说的清未知识分子从之引出的结论几乎同出一辙这一点上也昭然若揭。以下顺次列举蒋智由、陶成章、刘师培的文章以供参考。
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崱屶、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注：观云：《中国人种攷（二）》，《新民丛报》第37期，1903年。）
西洋历史中名誉赫赫之摩西，称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建犹太国，为不可及之事。然夷考其绩，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红海之滨，以视乎我祖之由西亚以达中亚，复由中亚以达东亚，逾绝大之高岭，渡绝大之沙漠者，其相去果何啻霄壤哉。且我族祖先，非仅冒险远略之毅力，为世所不可几及也。其战斗之能力，亦举世莫能尚。（注：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陶成章集》第259页。这段文字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是陶成章自己的按语，但实际上几乎引自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二）》。蒋智由和陶成章均为浙江省出身，留学东瀛之时也结交甚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345-346页）。）
盖汉族入中国之初，处支那本部者为苗族。卒以民族竞争、优胜劣败，四百州之山河遂悉举而入汉族之手，则汉族经营中国之功，岂可一日忘耶。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注：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0日。）
据此诸文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所认识的汉族西方起源论，同汉族乃伟大之征服者，为优秀种族，故当之无愧应享支配中国之权利这一论述统成表里，相辅相成。外来种族这个立论，对汉族而言非但无可耻之处，反为“优良种族”之标志。反论之，若看清这些清未知识分子眼中的近代世界如何，其论证方法产生的由来也不言自明。换言之，对他们而言的近代世界史，无异于日耳曼人、条顿人等“优等人种”不断征服“劣等人种”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为中国土著，无任何益处（注：这样的社会进化论流的世界史认识的冰山一角，可见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以及《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新民丛报》第14期，1902年。另外，明治时期日本的神武天皇东征神话也蕴含了同样的征服者二优者这一论理，已无需再提。）。在优胜劣败这一“公理”所贯穿的人类史上，征服者便为强者，乃统治权力之源泉所在。
这种言论的格式，在清末的人种论及历史人物论中乃有共通之特征。也就是，接纳了社会进化论流的人种序列观点的清末知识分子，认为汉族以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而言，虽逊于西方诸民族，但较之非洲的黑人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却在其之上，处于文明之位。（注：关于此点，参照前述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进化论·人种观·博览会事件》，以及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シ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通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ゐ“人种”を中心に[近代东“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的探讨]》，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出版。）如众所知，清末历史传记中所称颂的历史人物，除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之外，郑和、张骞、班超等远征使节也频频登场（或者说作为域外远征者被颂扬）。(53)
从汉族始祖“黄帝”在1903年的东京诞生之初，至今已逾百年，此间，“黄帝”从汉族的始祖，逐渐转向“中华民族”的祖先，虽历经立场的微妙变化，然对黄帝的颂扬称道却始终未断。象征承继黄帝血脉的“炎黄子孙”这个汉族的自称，至今仍为广泛沿用。黄帝陵墓每年的祭祀活动，也会在不断的规模扩大之中被世代相承。如果说黄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凝缩，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课题，在经历一百年的努力及沧桑后，犹作为一未完的课题，被以后的世代所继续。
以上，拙稿试论了近代的黄帝肖像及其西方起源论的出典和前后经纬。正如文中所提，两种各具异趣的黄帝像，因至今无法考证其原作，故仍有诸多需探讨之事项。在中国，今后只要对黄帝的颂扬持续下去，涉猎众多古籍及传说而试图揭开黄帝起源之谜的研究热潮仍会继续。因此笔者也望近代“黄帝神话”的真相同时成为亟须解明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