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百年演进与观照
徐峻蔚
（浙江省团校,浙江杭州310012）
[摘 要] 浙江具有悠久的结社传统，不同时期浙江青年结社行为有其典型的时代特征。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指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浙江青年踊跃参与共青团带领下的实践活动孕育着新的结社行为动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呈现社会性结社特点，即青年结社动因随浙江社会经济改革脉搏律动，有来自群体本能的心理渴求，更呈现出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的敏感、务实、事功与创新；青年网络结社因浙江信息化发展方兴未艾，青年结社行为的网络化表达多元与理性并存；青年结社及其行动演展与浙江团组织引导演进相伴相生，“伙伴式成长”关系在新时期蕴藏着新的内涵。考察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特点、发展轨迹和演进规律，对加强组织引导，建设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格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变迁；观照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结”为“发生某种关系；结合”[1]；“社”为“某些集体组织”[2]，“结社”为“组织团体”[3]，意义较为明确。就群体和个体关系而言，“结社”之“结”为个体行为，有组织、结合、创建之意；“社”为结果，经个体参与和结合后形成的一个小的群体或团体。“结社是指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目的建立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4]。“结社”不是社会个体的简单聚合，而是体现了成员之间的某种共同性。结社行为是众多独立的个体基于某种特殊目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表达和行使自己的意愿或权利的行为。结社行为包含了结社发起人的组建、组织社团行为和参与者加入社团行为。结社个体相同的态度表达、认知取向和行为模式，构成了结社的精神基础。因此，作为一种结成共同价值关系的个体间联合行为[5]，有学者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结社的五个特征：群体的社会性、价值关系的共同性、结构的稳定性、联合的持续性和主体的复数性。[6]
性诱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诱芯和诱捕器。每个诱捕器需至少配置一枚诱芯，对害虫能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即通过模拟雌性害虫所散发出的一种可引诱雄性害虫前来交尾的微量化学物质。当性诱剂引诱到大批量的雄性害虫后，从源头上遏制了害虫的数量[3]。
青年结社可以视为以年龄为标志而划分的一种结社类型。青年结社是青年的结群行为，是不同青年个体间彼此进行联合的一种结合体活动或活动方式，基于青年结社行为可以形成相应的群体形态，如现代社会中常作为研究对象的青年社团、青年自组织或青年社会组织等。重现百年来浙江青年结社“结”之行为演进，“社”之功能变迁的真实情境，能更激发我们追昔抚今，砥砺前行，擘画时代青年的发展图景。
一、浙江结社传统与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结社实践
（一）浙江具有悠久的传统结社文化
结社是一种古老的行为。自人类诞生以来，结社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行为本能，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方式之一。远古时代的结社主要基于生存：集体劳作、集体渔猎，为了共同的简单生存意愿。社会发展到近代，更多基于政治、经济、文艺、环保、慈善等涉及主张、信仰、学术、学科或专业等意愿或行为的“结社”悄然出现并应时顺势发展。浙江“结社”文化源远流长。如浙江区域具有普遍的文人结社传统：书社、诗社、词社、文社亘古至今，自兰亭、西溪、剡溪至甬江，从会稽、永嘉、婺州到钱塘，江南结社联咏之风盛行。文人结社之宗旨，或以文会友，切磋技艺；或传道授业，酬唱天涯；或感时伤怀，寄托忧思；或缅怀先贤，发扬遗烈。志同道合者、和谐共鸣者尚学尚友，互补长短，形成江南区域独特的文化品格、文化积淀、文化精神与文化传承。江南地区保留着淳朴的民间结社传统，浙东、浙西、浙南、浙北及浙中地区均有丰富的民间结社民俗遗产。譬如浙江嘉兴平湖至今保留有“做社（一种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的仪式）”的习俗，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间传统习惯、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场景：平湖地区农业发达，为了向神佛祈求田蚕丰收、人口平安，该地区每年春、秋季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结社以自然村宅为单位，由村中某一户发起、同村若干户村民自愿参加而自由结成一个社。这种被称为“社”的民间社团组织形式相对比较稳定，由参与者轮流当社主。社团组织为保护本乡本土村民共同利益缔结而成，维护了一方百姓安宁。浙江民间“个体为本、结社为用”的结社传统、“结社互助、结社共赢”的社团精神传承至今。
（二）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指向
青年群体作为社会性群体直到近代走上历史舞台。二十世纪初及五四运动前后的浙江是全国社会风云的一个缩影，近代浙江青年的结社行为不可避免地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显著特征。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青年”为共同愿景的各类进步青年社团如雨后春笋，层见叠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中凸显政治性本质。1904年11月，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的浙江光复会成立，会长蔡元培，副会长陶成章，成员主要为浙江青年知识分子，后多数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光复会主要在上海、安徽、浙江行动，行动促进了辛亥革命进程，奠定了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基础和精神底蕴。五四运动前后，除学联、学生会外，浙江青年结社之进步社团有永嘉新学会、新兰溪学社、浙江新潮社、杭州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少年中国策进会、雪华社、悟社、桐乡青年社、新滕读书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青年进步社团，包含学生社团举办的进步刊物就有《救国讲演周刊》《杭州学生联合会会报》《新兰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双十》《浙江新潮》《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钱江评论》《晨钟》《浙江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半月刊》《新学报》《进修团团刊》《浙人》《越声》《新我》《浙江一中周刊》《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曲江工潮》《瓯海新潮》《十中周刊》《新社会》《时事公报》《新桐乡》《新藤半月刊》《大风》等20多种[7]。与此同时，浙籍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早期建党、建团中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会衙前（浙江萧山）农民协会成立，革命青年作为主要力量领导、参与协会斗争，协会发布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第一个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创办“农村小学”，组织“妇女协会”“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进行系列斗争。“五卅运动”后浙江青年组建、参与各类后援组织声援“五卅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浙江青年文学艺术社团如杭州左翼作家联盟、杭州艺术工作者联盟、杭州剧作家联盟、五月花剧社等左翼社团，在中共杭州特别支部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入反日斗争。为迎接新中国曙光，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斗争”的重要力量，浙江青年组织、参与遍及全国的“反迫害，争民主”运动，推动了迎接浙江解放的青年运动高潮。在“一盘散沙”的社会生态中，这样一种“共同关注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个体间的联合”青年“政治性结社”决定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江青年结社行为是革命性和斗争性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青年结社行为掠影
（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浙江青年踊跃参与共青团带领下的实践活动孕育着新的结社行为动向
1950年9月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51年制定了实施细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清理整顿，建立起以“单位”为主体的社会动员与管理体系。公民自由结社几乎不存在，社团也无须集中登记注册，党政机关、每个部门都负责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社团，参与社团管理。与此同时，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青年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工作的指示》：“在目前，应把党的组织工作人员主要安放在工会、农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中,首先将这些组织发展起来，并依靠它们去完成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同时也为将来大量发展党员造成有利的条件。”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先锋作用。1949年10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江省首届代表会议、浙江省第一届学生代表会议和浙江省首届青年代表会议依次召开。1952年9月浙江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53年6月青年团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55年5月省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述组织的组织机构、基本职能和工作制度初步建立。1950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浙江相应成立少年儿童组织；青年团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同年建立少年儿童工作部。在以上青年组织团结带领下，全省青（少）年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状态，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主动投入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活动。青年组织建立各种生产组织形式，如青年突击队、青年技术研究小组、青年生产班组、青年监督岗、青年节约队、青年志愿垦荒队等开展组织和教育青年的独立活动。农村青年参加农业合作社；青年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互助社；工商界青年作为工商界中一支最激进最积极力量，带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优秀代表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此外，青年组织通过建立各种业余剧团、歌咏队、体育社团等组织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有益活动，丰富青年业余生活。此期浙江青年运动实践为推动浙江“一穷二白”面貌改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式发展奠定基础。囿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元化”领导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构架，浙江青年组织行为在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上不可避免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时代局限，但浙江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承继传统可贵的群体意识，持续积淀“开拓、团结、坚忍、求实、灵动”等为内核的浙江精神元素，新一轮青年运动实践蓄势待发，集体主义光环下的镣铐之舞依然精彩，隐形的翅膀一旦赋予自觉自由之能量将飞得越为高远，这一切昭示着浙江青年结社实践新的动向。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青年结社或行为越来越显现社会性结社风格
青年网络结社因浙江信息化发展高位起步，方兴未艾，青年结社行为的网络化表达多元与理性并存。信息化极大改变人类生活，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主推手。结社作为人类的交往方式，受到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网络社团是依一定的志愿，由其成员自愿组成，可独立处理其事务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10]传统社会组织的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之上，网络社团更有其网络表达性。信息化时代，青年网民是网群的主体，毫无疑问，青年网络结社是青年社会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是青年现实结社行为在网络空间中一种新的结盟方式。浙江省处于全国信息化发展高地，是中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在“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电子商务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指数（2013—2017）为参照样本，浙江省的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均衡化趋势明显，溢出效益显著。以青年为参与主体的信息化发展进程中，作为一个虚拟平台和交流工具，一种生活方式，网络成为青年集聚的微系统，青年自然可以自发构建、参与各种“活”的组织为自己找到慰藉和支持的“社”，进行各种角色的扮演。这种虚拟带安全感、开放自由的结社方式吸引了一大批流动着的自愿者和志愿者，网络组织因为虚拟和开放提供发展的张力。以浙江“舟山网络义工”为例。“舟山网络义工”成立于2006年12月，2012年7月正式注册登记。以“奉献爱心、陶冶自我”为宗旨，成立舟山网络义工理事会为管理机构，迄今拥有20多个QQ群与微信群、3000余名成员，每月不定期开展敬老、助学、助困等义工服务活动，共组织各类义工公益活动400余次。成员“舟山群岛新星的天空”感言：“网络义工带动了青年人奉献爱心的气氛，让舟山这个城市里更多的外来青年找到归属感”“网络里许多人自发走到一起，让我们对人间的真情有了更深的体验和关爱，又有大量的青年朋友从网上走进现实的生活，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也有着春天温暖的气息。”同时，舟山“爱的奉献群”“青春有约”“舟山创意青年聚会”等等大量青年网络组织开展的特色联谊性或服务性活动，侧面映射当代浙江青年在结社取向上一个积极健康发展趋势。此外，青年学子作为标准化的网络原住民，浙江高校各类网络社团（涉及兴趣、专业、创业等内容）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成为校园一抹靓丽的风景。当然，青年网络社团的隐秘性、虚拟性和鱼龙混杂性或让管理者产生一些担忧与焦虑。比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开放传统，浙江宗教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宗教青年网络结社及行为研究与跟踪成为当下一个紧迫和必要的话题和主题。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作为民营经济强省，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优惠政策相对缺乏条件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繁荣。改革大潮中的“浙江现象”涵盖了社会转型期全面构建的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现代大民政发展格局。从1978年开始，伴随改革开放脚步，我国公民结社现象逐渐从“文革”中断后恢复出现，渐为社会潮流，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管理逐步进入稳定时期，与全国步伐一致，浙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基本上沿着分散管理、归口管理和双重管理、规范管理及分类管理的路线演进。浙江社会组织“成体系，成建制，成规模”蓬勃发展。广义上社会组织包含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区活动团队及社会中介组织等，民政系统相关公报一般包含前三类社会组织的数据。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有登记社会组织51368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8.9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57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备案的社会组织（含以上五类）超过13万个。浙江省社会组织总量每年以近10%的比例增长，社会组织数量和每万人拥有数均居全国前列。
主要经济性状与产量详见表3。由表3可知，单株毛质量多宝最高为2.13 kg/株，其次是小宝为2.03 kg/株，大绿黄迷你最低为1.53 kg/株。净重小宝最高为1.25 kg/株，其次是多宝为1.22 kg/株，大绿黄迷你最低为0.79 kg/株。净菜率小宝最高为61.6%，其次是多宝为57.3%，大绿黄迷你最低为51.6%。结球率小宝最高为94.2%，其次是多宝为93.6%，大绿黄迷你最低为85.7%。产量多宝最高为170 384 kg/hm2，其次是小宝为 162 383 kg/hm2，大绿黄迷你最低为122 381 kg/hm2。另据田间观察，试验期间各参试品种均没有出现抽薹现象。
孙国梓，南京邮电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数据取证、区块链技术；先后主持和参加基金项目10余项，获得3项科研成果奖；已发表论文100余篇，被SCI/EI检索60余篇。
“国地税合并后，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体制障碍，实现数据和信息共享，下一步，还需要做好配套和衔接工作。”刘克崮认为，此次新增的6项专项附加扣除，和已有的政策还有重合之处，例如养老制度、医疗制度、失业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救济扶助制度、助学贷款制度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等，未来的配套政策还需要做好衔接工作。“个税改革还将扩大综合征收的范围，建立失信者联合惩戒制度等”。
图1 2000-2017年社会组织发展数据[8]
表1 2000-2010年社会组织
表2 2008-2017年社会组织
改革大军中的迭代浙江青年，是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他们秉承“浙江精神”天然基因，见证着，亲历着，参与着，创造着，一路奔跑，是浙江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政体系社团管理中没有明确以青年类社会团体的分类管理，对当下什么是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没有准确的数字和变化曲线精确反映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以“青年社会组织一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二是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9]为参照系，据浙江民政专业人士估计，浙江青年社会组织占全省社会组织（含登记、备案及未备案等）60%以上。在浙江社会经济飞跃发展进程中，考察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特点、发展轨迹和演进规律，自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征程上，浙江实践为社会领域的改革提供浙江样板。多年来，浙江围绕社会组织和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培育扶持、监督管理等方面率先出台系列规范性制度、政策，体系谋划先行，服务监管并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组织活力持续增强。梳理2000年以来系列文件，突出的有2000年《浙江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2002年《浙江省社会团体组织活动规则》《浙江省社会团体登记业务规程》；2003年《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培育与管理的意见》；2009年《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团体财务管理的通知》《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2010年《〈社会组织常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试行）〉》；2013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的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的通知》；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江省社会组织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浙江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全省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推荐性目录（2014）》；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应用的通知》；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的通知》（浙民民〔2016〕20号）、《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等，为改革持续深化保驾护航。全省各级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示范工作有序铺开，积累宝贵的浙江经验，如温州市、杭州市上城区和宁波市海曙区、北仑区、鄞州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建设；“全省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创新示范观察点”建设等等，有力激发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聚焦2008年至今，浙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先行先试，亮点纷呈：持续深化行业协会改革；全力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实现非公募基金会管理权限下放；率先试行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率先编制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目录，开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工作；完善公益创投机制，吸引政府和社会资金投入；率先启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率先启动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率先成立两新组织党工委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创造性开展“三社联动”基层治理体系工作等等，鲜活的社会治理浙江模式进一步深化现代大民政发展战略。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青年结社或行为越来越显现社会性结社特点。依全国青年社团发展类型考察，浙江青年社团大致有以下三大类：由党政机关发起并创办、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具有法人资格的青年社团（省级、地市级），如共青团相关外围组织；未经注册、但有备案的存在于单位内部、社区或民间的青年组织，如学生社团、经社区备案的青年社会组织；未经注册或备案的自发性青年实体组织或青年网络社团（占绝大比例）。浙江青年社团普遍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点，而在浙江大地上青年社团及青年结社行为在40年风雨历程中又有其显著的演进特征。
2.浙江青年结社行动演展与演进轨迹
青年结社动因随浙江社会经济改革脉搏律动，有来自群体本能的心理渴求，更呈现出浙江青年结社行为的敏感、务实、事功与创新。经济自主空间的孕育和民间结社文化迸发的创新活力，在浙江大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改革开放预示着蓬勃结社高潮来临，青年是社会中最容易结群的年龄群体。概莫能外，浙江青年对“社团”渴望，首先来自于青年自身具有结群需求：交往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与自尊的需要。相比于其他年段的社会群体，青年的人际交往需求达到高峰，他们渴求自然融入社会群体，因为具有广泛交友精力和时间，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使同辈青年很自然地聚合在一起，青年结群首选同辈群体，或结群的目标服务同辈群体。同时，为了寻求社会及各同辈群体的认同与支持，“社”成为青年需求的心理和物理空间，青年寄托自然产生了“结社行为”。其次，一部40年浙江改革开放进行曲，就是一部浙江创业先行者（青年占大比重）“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敢为人先的交响乐，在“浙江精神”践行和承继路上，生存方式蕴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元素，已成为当代浙江青年无法抹灭的标签之一。浙江青年“结社”即为“地缘”“趣缘”“业缘”而集，更为“利缘”（利益诉求与权益维护）而聚。浙江一方水土遍地机会，也遍布竞争。青年结社可以“志趣相投”，也可以“抱团取暖”，以全国率先成长发展的温州行业协会为例，历史上“八大王事件（1982）”“经济发展温州模式（1985—）”“以打击假冒伪劣为主题的整顿活动（1990）”“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组织应诉的‘反倾销第一案’：以民间的力量推动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2002）”“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细则12条（2012）”等等，温州改革发展一路走来，惊心动魄，越战越勇。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如影随形、20世纪80年代萌发、1988年成立的第一批民间行业协会（鞋业协会、服装协会等）是温州最早的社会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各色各样的行业协会（含烟具、锁具、服装、印刷、编织、纽扣等）一度占领全市社会组织的“半壁江山”，也成为社会组织的“温州特色”。这些行业协会组织在捕捉商机、抢占先机、品牌宣传、利益维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温州社会组织（青年）社团运作逐步规范有序化，新兴领域应时应势层出不穷，孵化空间、服务平台创建日趋成熟，在“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试点工作中成为全国典型的温州样本。再次，适应新的存在方式和发展需求。与传统“单位制”青年个体存在状态完全不同，当前青年结社或其结社行为最关键的作用是可以通过信任、责任等，团结和整合分离的、液态或原子式的青年个体，或学习研究，或公益救助，或协调管理，或利益维护，形成各类型的“共同体”。浙江青年广布各地，各地青年汇聚浙江，在开放大气的社会发展土壤中，青年参与公共活动和社会治理过程，增强对社区、社会的认识和黏合度，强化社会公共关系的横向联系。当代浙江青年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更加开放的思想意识，更加有包容性的价值取向、自我实现需求、参与意识和表达诉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模式创新，作为新兴实践者的浙江青年比以往任何一代青年更向往自由、创新、公益、时尚等，他们选择不再遵循上一辈的规则设计未来，在更为规范有序与包容开放相统一的社会格局创新环境中，浙江青年面向形式新颖的各类创意、公益项目，在传统的娱乐、交友、体育、旅游、车迷等社会生活领域之外，逐步涉及环保、矫治、扶贫、慈善、教育等诸多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自我的新兴梦想。
1.浙江社会组织发展脉络爬梳
青年结社及其行动演展与浙江团组织引导演进相伴相生，“伙伴式成长”关系在新时期蕴藏着新的内涵。改革开放40年，浙江青年着力扮演改革“爆破手”角色，青年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缺少不了青年群体“结社为用”的创新实践。站在40年这个历史标点回溯征程，共青团和青年社会组织引领关系脉络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加强对“青年社团”的管理（2006年以前）；关注“青年自组织”发展（2007年至2013年间）以及联系、服务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2013年至今）[11]。第一阶段，浙江共青团及其外围组织积极吸纳社会资源并拓展其社会功能，组织青年开展社团活动，对渐次出现和逐步成熟的青年社团加强管理。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共青团创设各种俱乐部、图书室和青年之家等小型活动场所组织青年参与活动，“为了丰富业余文体生活，积极举办夏令营、音乐会、文艺会演和各种展览、讲座，开展体育竞赛活动（1982）”[12]。1986年，浙江团省委书记茅临生在团省委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各地目前都有不少青年学会、社团等，这些组织满足青年多层次的需要，为社会的科技经济、文学艺术、体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青年中有影响力和凝聚力。各级团组织要重视这股力量，加以扶持引导，要把它看成共青团的外围组织，用以教育和团结更广大的青年，使共青团许多组织青年的活动、许多教育青年的任务通过他们去实现……”“我们还要扶持、引导各地涌现的各种青年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敏锐地把青年社团管理纳入共青团工作全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省新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新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以青年为主）剧增，社会化体系建设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时任浙江团省委书记沈跃跃在团省委九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1993年）上指出：“根据众多新兴青年群体的出现和青年流向多元、流量多变、兴趣分散的新情况，探索社区联合、社团配合的新路子，形成工作对象遍布全社会、工作手段借助全社会、工作力量依托全社会的工作社会化体系。”青年社团呼之欲出。在浙江省第十次团代会（1996）上，浙江团省委书记楼阳生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在服务青少年中的作用，加强对全省性和地区新的青年社团组织的工作指导和共青团核心作用的发挥，充分利用青年社区组织广泛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优势，及时掌握各类信息，努力为青年服务。”[13]为加强对青年社团管理，1999年10月18日，浙江团省委、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全省性青年社会团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青年社团的体制、经费来源、活动等问题做了相应规定，全省性青年社团由省民政厅统一审批。浙江省第十一次团代会（2001）上团省委书记葛慧君指出：“扩大团组织对青年有效覆盖……构建以共青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少先队等组织为骨干，以各类青年社团和青年中介组织为延伸的组织网络……”[14]2003年之后浙江团工作以青年中心建设为重点创新基层组织形式，使青年中心成为青年信息交汇枢纽、青年社团集中展示平台和青年精神家园，成为健全完善青年组织体系的基础工程。第二阶段，青年结社自发自主性与日俱增，浙江共青团积极采取多种方式把青年自组织纳入团的整体工作格局。“通过创新基层组织形式以扩大有效覆盖。高度关注青年社团的发展，尤其要针对各类专业性、新区新和区域性自发成立的青年社团蓬勃兴起的实际，依照法律法规，加强管理引导，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赵一德：省第十二次团代会报告）[15]“特别要主动解答对各类青年协会和青年社团的培育管理和引导力度，发展一批真正由共青团主导的青年社团组织，充分发挥青年社团在整合资源、凝聚人才、直接联系青年方面的优势。”（鲁俊：团省委十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报告2007）[16]“按照区域共青团整体化建设思路……开展基层组织分类试点工作，在城市、学校、农村、少先队以及统筹城乡、青年自组织、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开展团建创新试点探索，研究探索各个领域、各类群体提高团组织有效覆盖、增强活力的有效途径、方式方法。”[17]（周柳军：团省委十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报告2010）“积极探索加强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和服务，通过凝聚骨干、开展合作、提供扶持、评价激励等方式，充分发挥青年自组织的优势，把更多的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周艳：省第十三次团代会报告2011）。2008年，团省委课题组对浙江青年自组织情况进行专题调研[18]。这一时期的浙江共青团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高度关注浙江青年自组织成长态势和特征的同时，迅速将青年自组织融入团工作的整体发展格局，在浙江全域尤其是杭州、宁波、舟山、台州等地区持续谋划与研究，不断实践与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第三阶段，青年结社呈现新时代演进趋势和发展特点，浙江共青团理性认识“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挤出效应”，在实施“浙江共青团青春伙伴行动”中及时卡位，精准发力。新时期浙江青年结社以网为媒，聚会交友，践行公益，参与社会事务，活动充满创意，组织日益强大。浙江青年社会组织在发现需求、创设项目、跟踪服务、小微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特定优势。群团改革背景下的浙江共青团主动应对挑战，探索建立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式发展的新关系新格局。持续跟踪研究浙江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作用发挥与趋势性发展特点；持之以恒每年举办“全省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2013年起），通过人才培养、项目扶持等，进一步整合资源向青年社会组织倾斜，通过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回应满足青年需求。近两年来，浙江共青团实施“青春伙伴行动”具体化：“抓青年社会组织凝聚吸引。适应青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趋势，加大推动政策优化、推进组织协调、推行风采展示、推选发展智库等方面的力度，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引导，激发青年社会组织的内在活力，使之成为凝聚青年的重要依托和有力补充。”（朱林森：省第十四次团代会报告2016）团十八大以来，浙江共青团正在实践中探寻解决“团的工作如何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速度赛跑”这一问题的浙江答案。
三、浙江青年结社行为趋向研判与服务引导
纵观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实践与发展路径，青年社会组织在参与浙江社会建设行动中将持续普遍性增长趋势，且逐步趋于定型的现代性发展模式。浙江青年结社构成新的社会实体结构和功能结构，影响着浙江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
在浙江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发展路上，浙江青年结社行为将更为理性和主动；青年社会组织运行更为规范与专业；青年社群将更为联动与合作。青年社会组织正从社会体系的边缘、角落趋向中心区域移动，扮演社会治理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此，在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发展路上，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全面关注关爱有更为直接和深广的现代化意义。第一，进一步完善青年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引导政策。要加强青年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分类监管和行为管理，引导社会力量支持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让大量“体制外、未备案、未登记”青年社会组织提高自身建设能力，增加成长发展概率，体现“结社为用”的社会功能。第二，进一步提高青年社会组织的扶持和支持力度，扶植推动较为成熟、信用度高、专业性强、规模化、规范有序发展的青年社会组织优先参与购买服务、优先享受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将更多、合适的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社会公益慈善等职能转移给青年社会组织；加强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政策激励导向，形成一支稳定的人才队伍。第三，进一步推动青年社会组织良性运行和内生性成长。加强青年社会组织信用评估和结果运用，提高青年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建设要求，创设服务平台，提升青年社会组织成长活力。第四，进一步建立青年社会组织互动与合作机制。探讨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合作关系，探索社会组织间的功能性关联和良性互动运行机制；推荐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加入各级组织，积极地民主参与、建言献策、协商互动，接受监督。第五，进一步加大青年社会组织党建与团建步伐，以党建带团建，把党建、团建工作逐步融入青年社会组织领域，引领青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CP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在保证、维持和改善医疗质量，进行医疗质量正确评价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后需要不断充实和发展CP，推进临床路径教学法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心血管外科疾病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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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1-0064-08
[作者简介] 徐峻蔚，浙江省团校副校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思想教育与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露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