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凝聚力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凝聚力论文,透视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的内在动力，是党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政治优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社会机体整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党组织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党的凝聚力出现了某种弱化的现象。这种现象淡化了部分党员对党的纲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分离了党的政治目标取向，程度不同地造成了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减弱。因此，深入考察党的凝聚力问题，充分认识党的凝聚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指党的远大理想和根本宗旨以及党的组织纪律性在党员思想上逐步积累形成并在党员行动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凝聚力是相对离心力而言的。就政党组织来说，由于政党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其凝聚力也呈现出强弱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政党的凝聚力是由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政党的本质属性不同，其思想理论，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等也就迥然相异，因而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功能也就存在着强弱之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整体。每个党员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和理想，自觉自愿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的。党的这种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统一的组织原则与纪律，是党形成强大凝聚力的牢固基础，已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首先，党的凝聚力量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这一理论被中国共产党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逐步形成为每个党员的思想共识，成为党员的精神动力。一部《共产党宣言》何以成为支配共产党探索真理的驱动力量，决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影响，使在黑暗中摸索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把社会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当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整个国家的面貌将发生改变，这已经为国家革命的实践所验证。其次，党的凝聚力量是奠定在党的科学纲领和路线基础之上的。党的凝聚力，从政治上讲，就是全党在纲领、路线上的聚合。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党，并不是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的随意凑合，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这一目标的具体化，就是党在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是一面旗帜，它发挥着强大的凝聚功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是因为党的纲领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之客观规律，所以，党的凝聚力是奠定在党的科学纲领和路线基础上的。再次，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凝聚力形成的组织基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结构的具体结构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每个党员能够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将民主和集中有效结合，形成既有集中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正是党的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是70多年来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追求的汇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凝聚成依次相继的强大合力，为中国共产党所特有。这种合力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整体观念，表现为国家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合力使党成为中华民族之脊梁和精神支柱。
二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是巨大的。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的凝聚力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深刻和多方面的。全面研究和评述这种作用是今后党的建设研究的一大课题，下面只扼要指出以下几点：
（一）党的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状态。由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使社会成员对未来把握不定，形成某种明显的社会焦虑状态，进而表现为利益群体的抵触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如果缺乏一个统一的、清晰的目标取向，最终会弱化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凝聚力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如果党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就能够使社会各利益群体形成一种较强烈的归属感，进而对中央重大的改革举措以及确定的目标形成一种认同感。实践证明，目标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和激励的功能。当目标相对一致时，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被弱化，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和离心因素就会减弱甚至消除，能量的释放就会集中到一个方向。所以，在各种社会环节相互交错的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凝聚力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至关重要的。
（二）党的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表率作用。任何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其社会历史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构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如果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被破坏，其经济亦不可能发展。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以劳动者为主导因素的生产力状况；以生产组织、公共建构，政治行为等为标志的社会活动；以及由人的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法的精神等对社会发展进行确认的系统。这些是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如果一个民族缺乏这些基本内容，它的经济活动就很难发展。
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阶级社会里，政党的政治活动统帅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因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5页）因此，在构成对经济发展支持的社会条件中，政党行为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行为表现出一种对物质财富的盲目崇拜和追求。社会上的物欲炽热，商品拜物教观念盛行，正是这种偏颇的表现。这种偏颇导至人们价值观念的紊乱，对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一种离心的作用，最终会滞缓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凝聚力对社会产生的表率作用以党的具有实践意义的作风体现出来。如果每个党员的言论和行动都体现出以个人对社会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体现出廉洁自律的公仆意识，那么全社会就会从善如流，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价值共识体系，这对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党的凝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员作用。社会动员是领导集团和被领导集团为完成一定的预定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有效的社会动员，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产生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中，中国社会群体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与原有社会群体的存在，使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出现差别，以致在社会整体目标上很难保持一致性。这些状况的存在，程度不同地制约着政治决策系统功能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党的凝聚力，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社会动员的形式是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其实质则是靠党的威望，党的威望具体体现在每个党员身上，在这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显示出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作为一个重视社会群体的国家，社会成员潜藏的巨大能量是要靠启动力量进行释放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包含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以及桥梁作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启动力量，如果党员的这种作用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就能够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声势，把党的重大决策举措贯彻到各个社会系统和部门中，促使社会成员在兴趣、动机、价值观念，需求取向与党和国家的整体目标协调一致，使社会成员的潜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
党的凝聚力是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这种制约性与一定的经济方式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党的政治实践活动是处在一个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规范和机制又尚未完全确立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市场主体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并引发价值观念的分化和对立，这就势必使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的离心因素。应该说，党的凝聚力和社会成员的向心力是同等意义上的范畴。社会离心因素的出现和增多，就同时减弱了这两种力量的综合，这就使处于转型社会过程中的党的凝聚力出现弱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第一，动力作用的弱化。现代化进程凸现出社会的经济职能，商品交换规律与利益原则的冲击给人们带来了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变化。追求经济利益的强烈愿望决定了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取向。部分党员在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判断上偏执于“发财致富”的经济追求，致使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程度不同地淡化掉了。“党员不党员，只要能挣钱”就是这种弱化现象的典型写照。明白无误地说，这种动力作用的消退，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党员在社会成员中是一种先进的象征。社会成员尽管不太了解阶级、政党、先锋队，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事，但他们却能从身边党员的言论行动中感受到动力的冲击。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社会成员可以拥有和利用的一种精神资源，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资源，它曾经对唤起民众，号召人民，追求光明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当这种作用减弱之后，社会成员也就失去了榜样力量的依托，这就不能不制约着现代化的进程。第二，表率作用的弱化。在构成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素中，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是以直观的方式体现在党员身上，展示在全体社会成员面前的。这一宗旨决定了每个党员都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但是在执政的条件下，权力的困扰却使党的表率作用受到抑制。从党执政到现在，我们党教育党员抵御权力腐蚀的问题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应该承认的是，在执政条件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商品化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在阶级社会里，腐败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权力的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我国公职人员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当某些公职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一种谋私手段时，权力就发生了异化，其结果是在否定自身性质基础上，构成对社会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党员的表率作用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自然，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也就由此减弱了。第三，动员作用的弱化。社会动员是一种非经济因素，是一种整体效应。这种效应与党的威望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的转型，在一元化价值观向多元化价值观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对整体目标的认同感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本位主义的出现，就程度不同地瓦解了社会动员力。即便某些地区仍保持着社会动员这种传统，但形式主义的东西掺入了较大的水份。某些部门领导人用轰轰烈烈，井然有序的方式制造某种声势，其实质是假象性的社会动员，并没有实际上的积极作用，更说不上有效地推动现代化进程。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在如何看待转型社会党的凝聚力弱化的问题上，有一种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否认社会转型对党凝聚力制约的宏观性，产生“今不如昔”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又不去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只是停留在思想的沮丧和信念的迷茫上，其结果只会更加削弱党的凝聚力。
党的凝聚力的弱化，是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用辩证的观点看，凝聚与分化是矛盾范畴。凝聚是基于整体目标清晰一致的价值转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转型社会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无疑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党的凝聚力的弱化。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中国，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结构性分化日益突出。所谓结构性分化，是指新的社会位置的不断出现以及社会成员在各类社会位置上的重新分布。这种分化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对党的凝聚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社会结构性分化的表现之一是区域分化。区域分化的结果，一是在经济层面上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人员素质呈现出梯次递减的差别；二是在权力分配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在地方权力逐渐强化的同时，中央的权力被程度不同地削弱了；三是在利益调整上，地方利益的凸现形成区域壁垒乃至区域冲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更为强化，职能部门凭借行政权力实行区域控制，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膨胀。不言而喻，区域分化对党的凝聚力产生了较大的制约作用。我们党的组织体系是以中央，地方，基层三个组织层次进行划分的，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又是以行政区域为依托的。党的组织体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运作程序，必须实行“四个服从”的原则，尤其是必须坚持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这是“四个服从”的核心。也是党的凝聚力形成的基本途径。然而，区域分化却弱化了中央的权威，局部利益冲击了党的整体利益，党的凝聚力由此受到削弱。大量地方主义的出现以及后面隐藏着腐败现象，正是党的凝聚力弱化的外在表现。
其次，社会结构性分化的又一表现是组织分化。我国社会组织是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群众等组织类型进行划分的。改革以前，我国的组织类型是金字塔型的单一垂直结构。这种结构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暴露出的弊端已经为人们所共识。但客观地看，这种组织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从宏观上驾驭社会发展，协调与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以及增强社会成员的向心力，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随着社会的转轨变型，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缩小行政控制，增大市场控制基础上，逐步呈分化和重组的趋势，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中个体，私营企业组织大量出现，“三资”企业组织比例上升，乡镇企业组织异军突起，民间组织接踵而至，此外，党政实行职能分开，政企实行职责分开，如此等等，使现今社会组织结构出现较为复杂的状况。组织分化的日渐突出，意味着整体目标被淡化掉了。组织分化的直接导因是利益冲突，由于利益冲突又使组织分化逐步扩大。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能透视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减弱的原因。由于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调整了生产经营中农民的价值取向，使农民在增强经济主体和自由度的同时，降低了对党组织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党的凝聚力由此被削弱了。
最后，社会结构性分化的另一表现是个人分化。个人分化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个人角色的多元化，一是指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先看个人角色内涵的变更：78年以前个人的社会角色呈单一形式基本是凝固不变的。受区域和组织分化的影响，个人的社会角色也从单一向多元分化。专业技术人员可留职停薪成为承包商、老板；干部能在第二职业中转换角色；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也可以是包工头，私营企业主，农民企业家。这种以角色多元化为特征的个人分化对党的凝聚功能产生了较大的制约作用。如干部角色的转换，并不是职业角色的转换。某些干部的第二职业实际上是权力导向职业，当这种权力导向构成腐败时，党的凝聚力就必然减弱了。又如在农村，当“发家致富”成为当前农民的思想主线时，相当数量的党员是难以正确处理好先锋战士与包工头或私营企业主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的。此外，个人分化使许多转换角色的人员（包括部分党员）心理不稳定，短期行为突出，群体意识不强，对目标的认同感对组织的归属感淡薄，这同样也制约着党的凝聚力的发挥。再看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改革以前，社会成员都按国家统一的行政级别或职业等级获取固定的经济收入及其它待遇。随着区域和组织分化的形成，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也出现分化，对党的凝聚力构成负面影响的是持固定收入者与持非固定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影响，即非固定收入者中某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所收受的各种“外快”、“提成”、“回扣”、“好处费”等等，往往高出持固定收入者收入的数倍以上，成为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正是这种腐败行为，降低了社会成员对党的信任感，损害了党的威望，直接削弱了党的凝聚力。
四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对党的凝聚力的弱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把党的凝聚力置于社会转型的现实中进行考察，并不是否定现实的社会改革和把希望寄托在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党的凝聚力尽管存在着弱化的现象，但并不是意味着就此而一蹶不振，因为党的性质决定了它拥有着充分展示凝聚力的光彩和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引导和指导，而不是统治。尽管党的领导权的实施包含着被领导者服从的因素，但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是向人民群众指引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正因如此，在社会分化使个人或集团的价值取向日趋清晰和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相应模糊这一复杂现实中，其出发点，应该是在全党着力塑造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并以濡染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社会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形成具有凝聚功能的价值共识体系，使党的凝聚力和社会成员的向心力达到新的综合。这也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题中之义。
共产党人价值观，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以个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在评价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上，这种价值观科学揭示了个人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价值观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没有个人力量的发挥，必然会影响到集体的力量；但没有集体利益，个人的聪明和才智就得不到发展，个人利益也得不到满足。因此，共产党人价值观既强调个人和集体，社会的统一论，又强调个人属于集体和社会，集体和社会大于个人的主从论。从这种价值观出发，共产党人价值观反对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正是立足于共产党人的这种价值观，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爱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经营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应该说，在强调党的凝聚力和社会成员的向心力达到新的综合问题上，六中全会《决议》无疑提供了一个正确价值选择。即要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应该将共产党人价值观置于社会价值体系的首位，在此基础上形成这样三个方向的价值共识：一是坚持价值主从论。既倡导社会成员坚持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取向，又鼓励社会成员确立自我塑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意识。在为社会、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构建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精神。社会成员应刚健自强，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恪尽职守，敬诚事业，无私奉献。使对这种风尚，情操和精神的追求，凝聚成现代化发展的内动力。三是创造一种仁爱、尊重、信任的人际关系氛围。每个社会成员要有厚德载物的仁爱之心，要能推己及人，以人为善，严格律己，宽以待人，刚正不阿，直道而行，诚以立身，诺守信用，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乐于施惠等等。
确立这样的价值共识，对于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协调和解决由利益摩擦所引发的观念冲突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在充分考虑人的精神、情感以及人际关系等现状基础上，用共产党人价值观潜移默化方式在整个社会构建一种明智，健康的精神氛围。当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在这种氛围中得以升华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党的凝聚作用将会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