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
王 健 王明德 孙 煜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标识。大运河江苏段是全线历史最为悠久、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活态利用最好的段落，具备开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的良好条件，应注重强化运河文化内涵、底蕴、特色与亮点，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统筹保障机制。
在战略定位上强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特色
首先，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题和内涵特质。有针对性地选择大运河文化带中那些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文化价值、鲜明文化特色、重要文化影响的元素，充分体现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其次，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国家文化公园兼具国家公园和文化公园两类空间的特性，除了国家公园基本功能外，还包括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利用、科普教育功能等，而且更加讲求家园建设。再次，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功能。文化公园是依托原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故事资源，以“文化”为主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实践，通过文化主题，结合各种文化元素在景观上的运用和表达，构建集文化传播、休闲为一体的新型公共空间。国家文化公园倡导建设与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保护、科研、宣教、旅游等多元功能。
作者首先讨论了诗歌译者的意向活动并提出：诗歌翻译的重点在于对原诗创作意向活动中意向性质、质料及其统一体意向本质的还原。这些意向内容的还原决定着译诗对原诗的关指度，并进一步决定着译诗和原诗之间除普遍存在的跨语指向关系外，究竟是构造关系还是包含关系。译诗是译者意向性关指的结果。然而，译诗的意向性关指和原诗的意义影响之间的矛盾会让译者产生“影响的焦虑”。作者借助玄言诗、佛理诗和禅趣诗，考察了译者在翻译意向活动中的焦虑，解析了焦虑的根源。
明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江苏运河文化内涵与底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调对运河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提炼，要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精华及其人文生态环境在一个广阔的、相对固定的空间区域内完整保留下来，有效解决大运河保护与沿线地方、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江苏运河文化内涵丰富，保存了大运河从开凿迄今最为完整的文化遗产类型，由运河有机串联，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独具魅力的江苏运河文化。
抓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展示的江苏运河文化特色与亮点。第一，江苏大运河是历史发展的贯通之河，镌刻着社会演进的悠久年轮。第二，江苏大运河是区域文化的纽带之河，串联了地域文化的多元类型。吴文化、金陵、淮扬、徐海等四大文化区域，南北八个运河城市，几乎涵盖了主要文化区域。大运河是江苏文化的母亲之河，以大运河文化贯通、整合区域文化，使之形成彰显江苏文化高峰的代表性文化。第三，江苏大运河见证了古今江苏城市的兴衰变迁。苏州（吴）、扬州（邗）都有2500年的建城史，与大运河同生共进。徐州（彭城）、淮安（末口）、淮阴、高邮、镇江（朱方）、常州（延陵）等都曾是运河重要的节点。明清更是诞生了以同里、周庄、盛泽等为杰出代表的大量市镇。第四，江苏大运河是中华文脉的传承之河，引导着文明的繁衍传播。大运河沿岸是文化繁衍传播的交融之地，在国内及中外文化交流中亦可圈可点。同时，江苏大运河是统一交流之河，支撑着国家政治与经济重心分离状态下的民族融合。今天，江苏大运河仍然对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等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全局构架上协调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五种关系
宿迁运河桥摄影柏志勇
协调好大运河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注重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双重保护。文化公园的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即孕育文化的时代环境。大运河活态文化遗产需要维持传统的水上运输、水上生活、水上渔业等人文生态。如果只允许建旅游项目而完全禁绝运输或渔业，那样就会破坏运河的文化生态。文化的流动要靠运输，要鼓励发展绿色水运，宜水则水，宜路则路。防止一些地方在“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区”等名义下，强行拆迁，改变运河两岸长期形成的人文景观。
协调好运河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 。大运河的航道、船闸等，集中体现了大运河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印记，也是展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新风貌的创新舞台，弘扬航运人艰苦创业精神的平台。规划重点展示了古代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统摄，使之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从古至今的水工水利文化的综合平台。
实用性的核心是教师的直觉。教师应创建自己的课程内容。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教师自己构建课程内容，选取既有知识性又有时代感的材料，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获得新的信息。
协调好文化公园建设与运河文化带建设之间的关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紧密相关，是总体与重点的关系，如果说运河是文化带，是珍珠成串，国家文化公园应是带上的明珠，是精品经典，两者相辅相成。文化公园应是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应以运河本体为中心的园、带、点等建设为重点，以文博园馆展示区为载体，展示运河文化的代表性文化。要将国家文化公园试点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之中，以省级统筹协调为基础，以沿线设区市为单元，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突破口，带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为改革和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探索一条保护传承利用大型线性遗产的中国道路、经验和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该管的不想管，想管的管不了。在群众眼里，乡镇政府是万能的，什么都要负责，什么都能负责。但实际上，上级政府和条线部门在向基层布置交办任务的时候，并未同时下放相关的人权、事权和财权，基层既无人办事、又无权办事、更无钱办事。比如，目前一些乡镇人少事多的状况普遍存在，往往一间办公室要挂几个牌子，每人身兼多职，并对应着上级多个部门。再如，根据上级要求，原乡镇条线上的环保、国土、住建、水务现在都上收一级，原来实行双重管理的七站八所也都收回条条上去了，乡镇的执法权更加捉襟见肘，想管也管不着。
建立统筹管理机制 。国家层面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设计了国家文化公园统筹机制，省级层面上，已经设立了省级和大运河沿线的设区市、县（市、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从相伴相生的。实践中我国行政体制正在摒弃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建立以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为核心，通过完善政府职能体系、深化机构改革，推进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但在强大的体制运转惯性下，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仍或隐或显地存在。而以层层分解指标、级级安排任务为特征的属地管理，正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常用、最好用的行政管理手段。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基层治理愈加复杂和多元，有的部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拿起属地管理这一手段，习惯于分解任务、督查考核、评价验收，这也表明我们的管理体制和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协调好国家公园模式的世界经验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 。大运河流经东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涉及各行政区、行业部门、企业单位、个体等，使用权分散。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公共性、公益性和国家所有，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需要认真调查。既不能简单采取北美澳洲模式，又不能采取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园经验，汲取其经验教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符合大运河沿岸实际情况的管理模式。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可探索实行国家委托地方管理，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省市统筹、分区管理、经管分离、特许经营”的管理新模式。
（4）系统流程设计测试。进行系统初期数据、业务单据设计及流程设计测试工作。通过与院属各单位会计人员的面对面沟通交流，完成了期初数据导入、年初预算下发分解、网上报销单据的流程设计及测试、全业务上线模拟测试工作。完成了高拍仪扫描自动纠偏上传接口开发，手机App查询与审批流程开发测试工作。
在实践运作上建立四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统筹保障机制
王家会站按精度划分属于三类精度站，根据该站各年汛期总水量Wf，计算频率并绘制曲线，取汛期径流量频率p为10%、50%、90%所对应的径流量相近的年份为丰、平、枯水典型年。依据汛期径流量频率p为10%、50%、90%所对应的径流量相近的年份为丰、平、枯水典型年，分别为2008年、2006年、2002年。
从主观上看，一些部门形成“减压卸责”倾向 。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为了打通为民服务的基层脉络，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部分条线部门希望“一竿子插到底”，突出部门工作要求，同时分散转移责任。有些部门习惯了决策交给上级，责任压给下级，任务派给基层，满足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主要职责演变为“布置任务、传达会议、上传下达、督查考核”。开展工作的程序主要是“开会动员—发文布置—督查考核”，内容多半是“高度重视”“细化措施”“督查问责”等官话、套话。开完会、发完文件后，就等着基层报材料，最后到基层来督查考核。
从客观上来说，作为属地管理的载体和实现形式，网格化管理也缺乏顶层设计和规范标准 。有的条线部门在网格化建设中还存在各自为政现象，对于网格化管理的总体目标、职能架构、管理范围和划分标准尚不清晰。有的地区和部门仅将其作为加强管控的手段，作为属地管理的主要方法，致使上下级之间、条线部门之间的管理联动相互脱节，出现了网格划分标准、人员配备标准、平台建设标准各不相同，加上各部门对网格管理的要求不一，导致基层无所适从，被动接受却又只能敷衍了事。
从深层次来看，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尚未理顺 。
协调好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之间的关系 。江苏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试点省份，要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家代表性的示范点。对于一些重点打造的点线包括地标设计等，需要结合目前运河点线的设施基础、周边环境、人文历史积淀、政府投入力度等层面统筹考虑，建立相关指标体系，进行取舍。针对目前大量运河点线都争取进入建设第一梯队的现状，要做好重点和非重点的平衡，制定甄选的标准，分阶段分步骤推进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应科学选择试点建设2—3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展示园区，在省际、长江与运河交汇点等重要端点门户建立展示点，形成园点结合的展示带。慎重初战，避免全面开花。将重点建设项目与一般建设项目结合起来，统筹协调两种建设。要将文化公园重点工程打造成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
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服务人民群众的平台，其管理水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决定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执政能力、国家治理的根基和水平。在实践中，无论属地管理泛化也好，网格设置过滥也罢，矛盾根源还是条块关系不平衡，总体呈现“条强块弱”状况。
若要回归属地管理与网格化管理的初衷和本源，还须进一步理清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回归“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统筹机构编制资源，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在体制设计上，要以民为本、用户思维 。基层政府（主要指乡镇一级）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政策落实的终点站，也是服务群众、管理社会的第一线。因此，无论是在基层体制设计上，还是具体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都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取向，注重用户思维、用户体验、用户便利，把方便留给群众、复杂内部消化、评判交给大家。具体可借鉴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适应街道、乡镇工作特点和便民服务需要，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学习借鉴江阴市徐霞客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便民服务一窗口、综合执法一队伍、镇村治理一张网、指挥调度一中心”的“1+4”基层治理改革经验，统筹优化和综合设置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在整合基层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乡镇党政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与服务平台建设，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充分发挥综合便民服务作用。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职责。整合基层网格管理和指挥平台，大力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理顺乡镇与上级部门的工作对接、请示汇报和沟通衔接关系，不断完善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体制机制。
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系统分析方法，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其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是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分析方法。
在属地内涵上，要区分事项、分类处置 。除少数参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发达镇和参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重点中心镇，其他乡镇普遍没有执法权限。在此基础上，属地管理所属事项就必须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更高层次上明确管理事项的范围和内涵，不能无限扩大、无限泛化。对于一些服务类事项，可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在乡（镇）村建立相应的便民服务机构，整合承接所有服务类事项，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的优质服务。对于一些综合治理类事项，可根据现有管理要求，在属地管理的同时，加强相应的人才、技术、资金、网络端口等方面的保障，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钱随事转。对于一些执法类事项，乡镇可配合做好相关巡查上报等工作，但主体责任必须压实在相关条线执法部门，切实避免发生“执法在部门，责任在乡镇；投入靠乡镇，收益归部门；管理靠乡镇，罚没归部门”的情形。
在职责边界上，要厘清主次、明晰责任 。属地管理不是万能的，这个属地要有度。在条线部门交办事项时，主次必须清晰、权责必须分明。对此，可探索建立乡镇事权清单制度，明确事权的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明晰乡镇干部的权责边界，遏制上级加压的任性。可探索建立乡镇职责准入制度，对于乡镇的法定事权，应由乡镇完全承担，对于县（区）级政府和部门授权事项，可由县区本级与乡镇共同承担。对于清单外事权，确需交办实行属地管理的，相关部门应事先充分征求乡镇意见，列出详细的事权目录，明确部门和乡镇的职责分工，确保乡镇可以规范承接、有序运转，同时按“谁交办、谁出钱”的原则落实支出责任。对于条线部门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严格落实“不得通过签订责任状、考核验收等方式，将工作责任转嫁乡镇”等要求，杜绝条条干预。
在权限赋予上，要区别类型、精准下放 。属地管理真正要管起来管到位，需要以下放事权为基础和前提。经济发达镇经济实力强、吸纳人口多、辐射带动广，可承接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但普通乡镇承接能力有限，放权过多反而适得其反、事倍功半。针对经济发达镇，赋权时需按照依法下放、精准赋权原则，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赋予改革镇。针对普通乡镇，要充分尊重基层实际，成熟一批、赋予一批，确保乡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放权的同时，还需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推进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赋予乡镇与履行事权相匹配的财力，确保基层有人有物有权，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人员说：“看多了夫妻离婚，会慢慢对婚姻失去敬畏感。去离婚的人，有些太随意了——任性者居多，理性者居少；情绪用事者过盛，审慎处事者鲜有。”
淮安市清江浦区富强社区党员参加网格自管小组选举
在网格设置上，要整合规范、高效运行 。针对当前基层网格设置过多等问题，要统筹推进乡镇网格规范整合工作，将各级各部门要求设立的网格整合为一个综合网格。整合标准方面，考虑到乡镇对基层事务的责任大小、网格半径、力量分配等更为熟悉，由乡镇结合实际，统筹规范整合各类网格，合理配备人员并实施管理。条线部门要给基层留出“结合实际”的空间，对基层减少过细分工和过碎的指标要求，将工作重心切实转换到任务落实、业务指导和效能督查上。网格划分方面，可按照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划分为1个一级网格、X个二级网格、Y个三级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长五员”（即网格长、网格员、督查员、信息员、联络员和巡查员），负责网格内便民服务、社会管理和巡查执法等全部事项。网格运行方面，可开发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整合网格内人口、企业、地理等各项基础信息，接入安全、环保、水利、路灯管理等各类信息化管理端口，覆盖人口计生、综合治理、城市管理、信访稳定、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环境整治、文化教育、基层党建等领域，实现部门端口互联、信息数据共享，以及智慧化管理、智能化服务。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包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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