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研究成果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成果论文,十年来论文,海关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税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男，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中国近代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①1863年，年仅28岁的赫德被清政府派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连续任职48年，直至1911年离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赫德不仅成为了中国海关的首脑，更染指中国邮政、港务、气象、海军、教育、外交等诸多事务，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人物之一。 国内研究赫德的学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本文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简要作一总结和评述，以期对今后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现状 进入80年代以来，改革之风遍吹中国大地。在学术研究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赫德这一人物的认识亦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研究的方向也从赫德对近代海关的发展，向外交、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延伸；观点立意则从讲求以事论人向剖析人物个性特征深入，继而延伸到对整个近代史的研究。 (一)赫德其人及其评价 赫德精明能干，胸有丘壑。同时赫德也是个雄心勃勃，权利意识很强的人。他仰仗着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英国势力，凭借着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权威，常揽事于海关之外，如开办中国近代邮政，觊觎中国的军事海防，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事务等等。《清史稿》有云：“赫德久总税务司，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 姚寿山②在《赫德其人》一文中，对其担任清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剖析。指出赫德通过掌控中国海关，实现着开展英国对华贸易的目的；他是英国政府的“编外外交官”，是其在华的代理人；又是诸债权国列强们在华总代理，维护着西方殖民者的在华利益。刘润芝③则批评了学界有关称呼赫德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声音，认为不能因为赫德是英国人而一味地否定它对于清政府的贡献，在中英关系没有利害冲突或冲突不很大时，他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尽量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的。陈霞飞④眼中的赫德是一个不平凡的侵略者，有眼光的殖民者。认为他善于从长期着眼，为大英帝国和资本主义列强服务。他用他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创造各种条件。一方面通过贸易、倾销，占领中国市场，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财富；另一方面努力使清王朝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最大限额的收入。如此，他把实际利益归于西方列强，却巧妙地为清政府保留了面子，使自己可以稳稳地站在这个末日帝国的身后，快乐地攫取利益，而使受之者感到是“友谊”还得到对方的感谢。这就是赫德最大的成功和过人之处。吴弘明⑤则用赫德的文字为佐证，揭示了赫德在国际锥刀竞逐的环境下，坐镇海关，运筹帷幄，无往不利，五十年而不坠的成功之道。归乎：西方之务实精神，华夏之中庸之道。究其践行，皆以损中、益外、更利英为依归。 曹传清⑥则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赫德的气质、性格及个性心理，分析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他认为赫德的成功与他复杂的性格特质有关。他善于主动观察，分析思考，因此能够驾驭海关并插手各方事务而从容处置；他自信乐观且谦虚谨慎，因此得以稳坐税务司宝座几十年；他兼具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中国封建主义的保守性和中国文化的中庸性，在竭力维护英国利益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中国文化氛围的影响；他善思考、富领导力并极具自制力的特点，最终成就其一生辉煌的事业。李丹慧⑦认为赫德性格兼具谨慎圆通与锋芒毕露、坚定持重与犹疑多变，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人物。他徘徊在权利的有形与无形、虚与实交错的矛盾之中，周旋于一仆二主之间，通过为中国谋利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取得清廷的信任，成就其谋取英国在华最大利益的终极目标。 黄臻⑧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赫德慎重而机警的性格。他将中国的海关视为其毕生的事业，临终之际，仍不忘为巩固洋人在海关的地位运筹安排，并且传授他的继任者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叮嘱他们必须在中国海关建立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以保证英国的在华利益。 多年来赫德一直作为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为人所熟知。然而他与中国音乐的关系却罕有人知晓。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公开，研究也渐渐深入。李云⑨就用他的文章《赫德爵士与中国音乐的西传》，诠释了一位极富艺术气息的赫德爵士。他酷爱音乐，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音乐活动。他曾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在当时堪称一流，正是由于赫德的努力，促成了中国音乐走出国门。他利用为中国筹办世博会之机，将中国音乐带入国际舞台，在世人面前尽显中华风采。 (二)赫德与晚清外交 论及赫德，除了海关本身的活动外，与之联系最多的莫过于晚清的外交了。他利用兼任总理衙门外交顾问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干预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参与或幕后操纵策划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章程、合同等达60项之多。学界对此也开展了深入研究。 1.中葡澳门问题 早在1862年赫德担任清代理总税务司时，就十分关注澳门问题。早年他也曾向清廷建议在澳门设立海关，并考虑赎买澳门以维护澳门主权的有利建议，惜未被当局政府采纳。直至20年后，由于“洋药税厘并征”的原因，赫德再次插手澳门问题。 有关澳门问题，学届亦有许多研究成果。黄启臣⑩指出《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葡萄牙进入、租赁和侵占澳门334年后对澳门地位作出的第一个条约，也是唯一的条约。赫德亲自策划、操纵签订了该条约，致使中国几乎丧失了对澳门的领土主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而恶劣的影响。邱克(11)的文章《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和《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则详细记述了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以实实在在的史料，揭露了赫德操纵谈判，欺蒙谈判方，出卖澳门主权和领土，以此换来英国在华利益的卑劣行径。黄庆华(12)的《“澳门地位”、“澳门属地”与赫德》一文分别记述了澳门问题的由来，造成《里斯本条约》中澳门属地问题悬而未决的根本原因，以及赫德作为一名清廷“客卿”何以会插手澳门外交事务并越俎代庖操纵谈判的全过程，该文还指出赫德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维护和平衡英国与列强在华权益的目的，不惜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为代价，诱导清政府签署澳门不平等条约，最终目的就是夺取港澳常关税厂的征税权利，加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沈学海(13)的《从澳门回归看赫德当年的阴谋活动》一文，亦阐述了赫德对澳门问题擅做主张，接受葡方题外条件而至澳门主权丧失的史实，揭露了其巧言诡辩，操纵谈判，实质是为英国谋利益的狡猾用心。 2.中法战争 晚清社会处于一个巨变时期，赫德参与中法谈判，乃至在后期操纵谈判，不仅在赫德所谓的“业余外交”中具有典型意义，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缩影。纪宁(14)在其所著的《赫德参与中法谈判的原因浅析》一文中指出赫德之所以能参与中法谈判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外交缺失和内部斗争、赫德的个人优势以及晚清海关和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导致的。段国正(15)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赫德凭借自己特有的个人因素和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有利条件，准确地掌握了中、法及列强的有关情报，建立了秘密的直接调停于中法最高当权者之间的有效途径，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争取“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 在中法战争期间，赫德自中法起衅以后，便处心积虑想要插手其间，以扩大他在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他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晚清外交领域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16)一开始他劝解中方勿介入法越之争，当发生观音桥事件，中法重新起衅后，他一改“友好的旁观者”的面目，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公然充当“法国侵略者的帮凶”，在中法两国的谈判代表之间上蹿下跳。“飞虎号”事件为赫德提供了一个直接与法国政府联系的机会，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与法国谈判，促成中法和约，结束了战争。(17) 陈宏明(18)分析认为，赫德是个洋人，当他处理中外纠纷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外国的立场上，维护外国的利益。虽然他知道他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职官，他口头上也标榜希望中国少吃亏，但他在代行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纠纷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英国的利益，然后两利相权取其重，他的利益天平便倒向有利英国的一方，向昏庸老朽的清帝国玩弄一下欺骗或恐吓的伎俩以迫使其就范。 3.中英藏印问题 关于中英《藏印条约》与赫德之间的关系，学界大多认为是赫德、赫政兄弟操纵了整个谈判。刘武坤(19)所作《赫德兄弟干预〈藏印条约〉谈判之伎俩》便是同时代诸多相关论文的代表之一。他认为1889年赫政作为协助中方谈判代表的翻译，参与印藏问题的谈判。但是赫氏兄弟不甘大权旁落，在历时一年多的共同努力下，赫政完成了从一名随从翻译到大清政府的“特派”大员的过渡，将谈判大权牢牢握在手中，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主宰了谈判。中英之间的谈判几经开启，历时三年多方告结束。从此，西藏的大门终被打开。 而张志勇(20)则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赫德虽然一直希望将谈判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早已为谈判设想了一个“将虚名留给清政府，为英方争得实利”的结局，他希望整个谈判速战速决。但是他忽视了中英、英藏、清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始终贯穿着整个谈判过程之间，以致使谈判拖沓冗长。这大大出乎赫德的意料，于是他充分发挥了“业余外交”的灵活性，先解决中英矛盾，再强迫西藏方面接受条款内容，最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结束了历时三年之久的谈判。赫德在谈判中扮演的是幕后指挥、中方的外交顾问与矛盾调停者的多重角色。 4.庚子赔款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沈绍根、阳三平(21)的文章《1900年前后的赫德》便以此为背景，对赫德在此期间的活动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赫德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外国人，用他对中国的谙熟和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又一次左右了中国外交。一方面他肯定义和团在一定场合中是个爱国运动，谴责德国军队的暴行；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议和，与列强就赔款问题谈判，以保证英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最终“庚子赔款”方案，使英国在中国海关的权利更为扩大，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英国在华利益，同时亦使他在清廷当局和列强中地位愈显重要。贾熟村(22)认为义和团时期，西方世界是一片反华大合唱，赫德敢于公开称赞义和团的爱国，敢于批评联军的暴行，写了多篇文章表明观点，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行为为当时维护中国的现状不被西方列强瓜分，起到一定作用。王守谦、张明水(23)分析道，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他把持住中国的海关就是代表英国控制住了清王朝的税收大权。而当时清政府对外赔款中，海关税收占有很大比例。因此，英国在赔款问题上具有主动权和可操作权。赫德正是以此为筹码，不断参与到列强瓜分中国的一出出阴谋之中。 5.其他商约的拟定 谢振治(24)研究指出，1902年赫德参与中英商约特别是裁厘加税条款的谈判，在其中提出了要谨慎、裁厘加税，要认真计算、保证中国原有财政进项等指导性意见，这对遏制英国代表的野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赫德是以一个英国殖民者的立场综观全局的，因此1902年中英商约具有的侵略性和不平等性是很明显的。 (三)赫德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 1.赫德与近代海关制度 赫德对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大力改新海关，在海关内部设立会计制度、统计制度、人事制度和考核制度。(25)周熊(26)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了赫德，他认为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与管理权的部分丧失没有必然关系，作为海关总税务司对于中国新型海关的健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个高效的机构为洋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当然在为清政府效力的同时，赫德也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这种圆滑的处事方式同时赢得了中西各国政府的赏识，被授予代表各国荣誉的勋章。段晋丽(27)则抛开赫德的国籍身份、行为动机，考察了赫德任职时期的海关，指出赫德所创的新型海关，把西方一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介绍到中国，实现了中国海关的严密高效，为清政府集纳了大量的税收。赫德的创新，奠定了中国海关制度的近代化并为后人所沿用。贾熟村(28)认为赫德在华工作的52个年头里，协助清政府兴办了近代海关，使关税成倍增长；设置气象台和助航设施，便利过往船只；兴办教育，引进西方科技，为中国培养各方人才。成绩卓著，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 在清朝统治日趋式微、官场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中国近代海关却因廉洁而著称，这与赫德掌控中国海关后，建立的一整套严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不无关系。他将高薪养廉、适用人才观、惩戒理念、突击审计、公仆意识等廉政思想付诸实践，从考试、薪酬、监督、惩戒、晋升等方面建立起规范性制度，保证关员“不会贪、不需贪、不敢贪”，使中国海关成为一个相对廉洁的机构，为海关税收的不断增长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也为赫德地位的日益巩固提供了极大的政治资本，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海关的近代化。(29) 黄启臣(30)则引入了主权概念，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赫德乃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是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效力。他撰文列举了赫德在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外籍税务司制度，大批募用以英人为主的洋员担任海关要职，架空海关监督乃至总理衙门的权力，将海关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英国手里。他还将手伸向了中国的引水权、海务和邮政等事务，使自己成为“坐镇北京总税务司署的颐指气使的海关霸主”。他的所作所为破坏了中国的关税制度，扼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中国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2.赫德与近代邮政建设 学界对赫德在中国建立的比较完整的邮政体系是给予正面评价的。他们认为正是赫德一手创办了中国邮政，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邮政机构，奠定了民国时期邮政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31)然而也有学者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虽然赫德建立了一个适应中国的邮政体系，但自其诞生起便处于列强及其代理人的控制之下。在将近30年的发展中，中国邮政行走缓慢，是由于赫德刻意不予发展而致，同时他对中国加入万国邮联和禁阻客邮方面的消极态度，则反映了其殖民面貌。(32) 3.赫德与同文馆 赫德在总理中国海关事务的同时，又苦心经营了同文馆数十年之久。同文馆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建设人才的摇篮，而赫德则被称为“同文馆之父”。他以海关关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为经费来源，并持续30多年，大力支持同文馆的建设。他对同文馆的活动进行方方面面的介入——礼聘外国教习、掌管外籍教习的任免，设置了外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法学、政治经济学、医学等多种专业，在学堂内建设近代印刷厂、物理实验室、天文台、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有时他还会从海关抽调人员暂代教习的缺额，等等。正是由于赫德的不懈努力，同文馆从最初的译员学校发展到具备现代高等学校雏形的专科学校，最终取得相当于国立大学的地位，实现了“从一只萤火虫变成了一座灯塔”的蜕变。从这所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为引领近代中国崛起之栋梁。可以说，赫德在推进中国近代教育、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33) 4.赫德与晚清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阶级内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发动的一次自救运动。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在这场运动中，洋总税务司赫德的作用和地位十分微妙。 章鸣九(34)分析了赫德在海关、海务、邮政、同文馆、北洋海军的近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清朝政府内政改革决策的影响。他指出，海关和海务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一项特权，由其代理人操持，即赫德在其中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创办中国邮政，是洋税务司与洋务派官僚共同进行的，赫德在其中只起了间接的作用；同文馆和北洋海军完全是由清政府自办的洋务建设，海关和总税务司既提供了帮助，又起了干扰的消极作用。因此，对于赫德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与功罪应辩证分析，“听其言、观其行、知其人”，不高估不低判。连心豪、詹庆华(35)在研究赫德、海关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时指出：正是赫德1865年向总理衙门递送的《局外旁观论》打破了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洋务活动迅速形成一个全国性规模的运动。赫德扮演了倡导、发动、顾问、推行等多重角色，并认为海关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开始的重要标志，它的成功成为洋务运动与近代化建设的典范。董方奎(36)则采用比较中肯的态度评价赫德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认为赫德不仅不是侵略者而且对推动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海关也并非国中之国，而是受雇于清政府的一个部门，“带有行政企业承包的性质”，赫德掌管的海关为清廷的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发展提供条件。 5.赫德与晚清社会发展 赫德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还体现在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庚子议和时期，赫德就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钟勇华(37)总结和归纳了赫德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方针。作为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深谙中华文化与时局变化的外国人而言，赫德以其敏锐的政治家嗅觉，对当时严峻的现实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应对之策。然其终为英人血统，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改革举措中仍离不开其母国利益，这种以满足列强在华利益为前提下的改革方略有着许多悖论之处。寄希望于变革“既不会剥夺在华外人的权利，也不会剥夺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享有的特权”，这才是其改革方案的真正主旨之所在。 除插手洋务、外交等事务外，赫德还将手伸到了中国海防建设上。从1876年至1881年间，赫德充当军火商的作用，在其助手金登干的协助下为清政府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炮艇11艘。刘振华(38)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记述和分析，指出赫德凭借着其在海关的地位及在西方的影响，承担了代表清廷向外购买舰船的任务，他蛮横、霸道、不讲理，并且对他人插足购舰主导权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心态。他并不懂船舰知识，却担负起为清政府购买船舰的任务，目的是借机为他自己和海关树立威信。赫德的热心肠包藏着对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诉求。在他的决策和影响下，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购入的“问题”船舰到头来只能缉私剿匪，不堪“大洋浪战”，因而大大阻碍了中国海军和海防的建设。 赫德是个理性而善于观察的人。在他看来，要打开进入清政府的通路，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民族感情。因此，他在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十分重视中文学习，并将汉语的学习推广到整个海关。他要求海关内所有洋员，特别是内班人员必须学习汉语，并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制度。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入乡随俗的思想，也是他能迅速融入中国政界、融入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39) 赫德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虽然海关事务林林总总，可他总喜欢“管闲事”。出于让清朝皇帝继续支持他的海关事业，以巩固他在海关系统中的支配地位的目的，赫德希望中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世界，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世博会”。1873年赫德以他出色的交往和协调能力，全权组织中国参展团参加了维也纳世博会，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创了中外交流的新局面。(40)此后40年间，赫德牢牢控制了中国参加各类世界博览会的组织权，前后至少有28次，故有人把晚清时期中国参加的世博会称为“赫德之赛会”。詹庆华(41)认为参加世博会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新形式，海关洋员作为一个跨文化背景群体，在中西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不可小觑。 (四)赫德与晚清社会关系 作为一名外国人，赫德在为晚清政府服务的同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抱负而周旋于各方势力之中。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晚清社会关系史。在这方面，学者贾熟村颇有建树，他曾撰文分别阐述了赫德与清末各重要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赫德形象。 赫德与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中国海关共事数十年之久，他们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权利竞争的对手。两人周旋于诸多矛盾之中，为争夺本国在华既得利益而明争暗斗。(42)同样是自己的下属兼得力助手的葛雷森就没有德璀琳如此之幸运。因为诚实地指出了赫德代购之巡洋舰存在的问题，葛雷森被赫德认为是“脚踩两条船”的人，不再信任和重用葛雷森，而至葛最终在英国郁郁而终。从这段恩怨中，可以窥见赫德独裁、专治的一面，以及对权利的绝对主宰权。(43)赫德与戈登都是英国人，赫德喜欢戈登并且很尊敬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政见和性格的不同，而时好时坏，两人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外交息息相关。(44)对于英国海军少校琅威理，赫德原本很欣赏，并极力推荐他担任了北洋舰队的总查，希望他能控制中国海军，然而由于琅威理高傲的性格，最终未能如赫德之愿，他对琅威理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了。(45)赫德与马格里之间为了权力钩心斗角，其实质是英帝国对中国内政外交及行政主权的挑衅。(46)赫德与日意格之间就个人而言本无甚矛盾，赫德本人还十分欣赏日意格的能力，然而为了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利益，双方矛盾重重，争斗不休。这不但是西方列强在华权利与利益争夺的白热化，也是晚清社会史上悲哀的一笔。(47) 赫德与郭嵩焘的关系是友好的、合作的，郭嵩焘认为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为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但他是英国人，岂能不帮护本国。(48)赫德要控制中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权，与军事装备专家李凤苞之间产生了重重矛盾，由此表现出赫德对权利的欲望和对晚清内政的干预已近赤裸。(49)赫德与帝师翁同龢之间相互欣赏，为中国图强两人有着共通的想法，赫德对翁同龢也是十分尊敬的，常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50)赫德认为丁汝昌是个好老头，作为朋友值得交往，但是赫德处心积虑地要控制中国海军的管制权，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间在建立晚清海军事件上就是互相博弈的关系了。(51)贾熟村在《曾纪泽与赫德的斗争》中，是这样描述两人的关系的。赫德染指中国外交，插手中法、中英谈判，排斥中国外交官，出卖中国利益，因而引起曾公不满，之后又因两人在处理澳门问题，如何办理海关事务等方面的意见分歧而使矛盾激化。赫德对曾纪泽一直是高度戒备，犹如芒刺在背；而曾纪泽亦对这位揽权的外国人十分不满，两人明争暗斗最后以曾的辞世而告终。作者通过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外中而内西”，惟英利益至上，善于弄权、揽政的赫德。(52) 二、以往学界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在中国近百年的洋关历史中，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任职时间最长，他对洋关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学界对他的研究也最为广泛和深入。通过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具有三大特点： 首先，国内研究注重从史学的角度，对赫德在华半个多世纪的活动给予整体评价。在这方面学界曾有不少著作，其中以卢汉超、陈霞飞、汪敬虞、邱克等学者(53)为先。他们以赫德的往来信函、日记等史料为基础，深入研究、系统分析赫德其人其事，成为引领赫德研究的先锋人物。另一方面，90年代后期起，国内研究开始关注和参考国外的理论成果，不少翻译作品纷纷问世，大大拓宽了赫德研究的视野。(54) 其次，国内学者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经历着从全盘否定到逐步理性分析、从单一评价到全面剖析的过程。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逐渐解放的学术思潮和理论革新，国内研究逐步摒弃了程式化、脸谱化、一边倒的认知模式，逐步过渡到辩证唯物观点的理性分析中。即承认赫德是维护西方利益的“忠诚卫士”，又肯定其对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手段和研究素材的不断丰富，国内研究进入了运用多种学科介入的混合研究模式。如：建立在心理学分析基础上的人物个性剖析，以性格探讨行事方式；(55)以洋员为视角考察赫德，即以个人的背景、价值观为导向，研究赫德；(56)运用全球化理论和文化维度解读历史，研究赫德和海关洋员身上凝聚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他们的影响。(57)多学科、多维度的深入研究，综合辨析，全面解读赫德及其创建的“洋关体制”和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作用。 再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活跃，一支非常设性的海关史研究队伍已慢慢形成，带动了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开展各种专题的学术研究，大量学术论文不断涌现。2003年，在厦门召开的“赫德与旧中国海关”专题研讨会(58)便是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与会学者对赫德的地位及作用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于赫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此领域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但是纵观赫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有些领域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方式还有待改进。 一是研究领域有待向纵深发展。赫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其性格、所处的时代、所涉及的事务都错综复杂。目前，学界研究赫德大多以某个主题为切入点，更多的讨论其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了其本身线条的梳理。赫德在位近50年，仅在海关管理方面就建立起了一整套健全的制度，但是目前很少有学者系统地将各套制度从纵向梳理，比如制度的起源、制定、应用、优缺点、对现代海关制度建设的启示等等，以古鉴今，起到警示和学习的作用。 二是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在中国近代史中，赫德是个“大忙人”，除海关本职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可以找到他的踪影。但是，目前学界的研究往往较多的集中在海关、外交以及探讨人物个性等方面，而忽视了赫德参与的海务、港务、商约修订、文化教育、世博会等其他事项，以至于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不成系统。这就需要学者们重新定位，审视赫德的历史作用。 三是研究的资料有待丰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大多数学者停留在对赫德与金登干的往来信函、赫德日记等作为研究依据。诚然，人物研究运用人物亲笔信函是最直接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论据，但是，这也大大制约和限制了研究角度的选取，研究思路容易被限制。自2000年以来，中国海关总署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合出版了一大批旧海关史料，如：《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882-1931》，《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选编》等等，而各地档案馆也在整理和开发海关史料。同样，随着学术交流的丰富，不少学者远赴英国，到赫德的故乡查询资料。丰富的史料是研究的源泉，相信随着史料的不断公布，对于赫德的研究必将再上一个巅峰。 纵观中国近代史，她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发奋史，更是一部图强史。无数仁人志士淹没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回看历史，以史为镜，借古鉴今。历史是浩渺的，也是短暂的。正确评述人物功过成就，需要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深入探讨，才能还历史以原貌，得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点。相信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研究方式的不断完善，研究力量的不断充实，对于赫德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将会更全面、更完善。 ①《中国海关通志》人物卷，第二章，近代人物，“赫德篇”，方志出版社2013年版。 ②姚寿山：《赫德其人》，《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③刘润芝：《赫德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④陈霞飞：《〈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前言》，《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 ⑤吴弘明：《客卿赫德成功之道探微》，《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⑥曹传清：《赫德性格特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赫德的政治性格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赫德的气质类型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赫德影响晚清中国社会的动机探析——以社会性动机为视角》，《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⑦李丹慧：《赫德的权利错位和矛盾性格》，《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⑧黄臻：《赫德的半截遗嘱》，《中国海关》2006年第9期。 ⑨李云：《赫德爵士与中国音乐的西传》，《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⑩黄启臣：《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1)邱克：《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岭南文史》1987年第2期。 (12)黄庆华：《“澳门地位”、“澳门属地”与赫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2月27日。 (13)沈学海：《从澳门回归看赫德当年的阴谋活动》，《中国海关》1999年第12期。 (14)纪宁：《赫德参与中法谈判的原因浅析》，《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15)段国正：《赫德操纵中法谈判的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6)陈文桂：《中法战争期间赫德“业余外交”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17)廖宗麟、张壮强：《赫德和中法合约》，《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8)陈宏明：《赫德与〈中法停战条件〉》，《文史天地》2008年第5期。 (19)刘武坤：《赫德兄弟干预〈藏印条约〉谈判之伎俩》，《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20)张志勇：《赫德与中英〈藏印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21)沈绍根、阳三平：《1900年前后的赫德》，《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阳三平：《义和团运动中的赫德》，《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2)贾熟村：《义和团时期的赫德》，《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3)王守谦、张明水：《赫德：〈辛丑条约〉签订的幕后操刀手》，《寻根》2012年第6期。 (24)谢振治：《赫德与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 (25)余林：《试论赫德对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革新》，《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文松：《关于赫德评价问题》，《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 (26)周熊：《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7)段晋丽：《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8)贾熟村：《赫德与中国海关》，《东方论坛》2011年第6期。 (29)常宽：《赫德时期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法制构建》，《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期；徐国富：《赫德时期中国近代海关俸禄制及其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0)黄启臣：《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31)贾熟村：《赫德与中国近代邮政》，《东方论坛》2012年第3期；徐建国：《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初步发展》，《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0期。 (32)王建华、江宏卫：《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胡中升：《近代中国迟迟未加入万国邮联的原因探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康之国：《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33)贾熟村：《赫德与北京同文馆》，《东方论坛》2012年第6期；丁英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端探究——赫德与同文馆》，《黑龙江教育》2013年第9期；王玉英：《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新课程》2013年第5期；詹庆华：《略论近代海关与早期高等教育》，《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4)章鸣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洋务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3期。 (35)连心豪、詹庆华：《论赫德、海关近代化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6)董方奎：《赫德与海关、洋务运动》，《江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37)钟勇华：《庚子议和时期赫德改革方案述评》，《社科纵横》2011年第1期。 (38)刘振华：《赫德、金登干与晚清舰船的购买》，《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9)王澧华：《赫德的海关汉语推广》，《传承》2010年第31期。 (40)唐博：《赫德：中国世博第一人》，《地图》2010年第3期；张耀华：《晚清时期中国海关统管出国参展世博会始末》，《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41)詹庆华：《晚清海关洋员与世博会——以海关洋员眼里的世博会为例》，《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42)贾熟村：《赫德与德璀琳》，《东方论坛》2008年第4期。 (43)贾熟村：《赫德与葛雷森的恩怨》，《东方论坛》2012年第4期。 (44)贾熟村：《赫德与戈登》，《东方论坛》2010年第1期。 (45)贾熟村：《赫德与琅威理》，《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 (46)贾熟村：《赫德与马格里》，《东方论坛》2009年第1期。 (47)贾熟村：《赫德与日意格》，《东方论坛》2009年第3期。 (48)贾熟村：《赫德与郭嵩焘》，《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9)贾熟村：《赫德与李凤苞》，《东方论坛》2013年第3期。 (50)贾熟村：《赫德与翁同龢》，《东方论坛》2010年第5期。 (51)贾熟村：《赫德与丁汝昌》，《东方论坛》2007年第4期。 (52)贾熟村：《曾纪泽与赫德的斗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3)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9卷本)，中华书局1990-1996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邱克：《局内旁观者——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4)[美]凯瑟琳·F·布鲁纳、[美]约翰·K·费正清、[美]理查德·J·司马富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傅曾仁等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美]理查德·J·司马富，[美]约翰·K·费正清，[美]凯瑟林·F·布鲁纳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陈绛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英]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英]魏尔特著：《赫德与中国海关》，陈效才、陆琢成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5)参见前提及曹传清、李丹慧的论著。 (56)詹庆华：《记忆的历史——解读海关洋员眼里的赫德》，《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陈诗启：《论中国近代海关的“国际性”和洋员统治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7)詹庆华：《跨文化传播的桥梁——中国近代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8)2003年9月，中国海关学会、厦门海关学会、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理论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38篇，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并选择了26篇论文集出版了《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集》，该书在2004年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