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是统一中国的催化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催化剂论文,文化论文,是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中国”这个概念自70年代以来，在海外已发展多年了，在台湾学术界也颇为流行。台湾学术界曾就此举行过专门的研讨，也有刊物和出版社出版过有关的专门著作。然而，大陆学术界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反响。笔者认为对“文化中国”作出积极的回应，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文化中国”与“一国两制”具有共同点
“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国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文化中国”和这一方针具有相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中国”从文化理念上突出了一个中国，即中国统一的原则。现在海外华人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诠释也不尽一致，但其中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强调中国文化并不局限于政治上或地理上的中国，它生根在世界各地区的华人社会中间，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资源；二是强调中国目前在政治上还是分裂的，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创造并共同拥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认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是统一的。这就在文化的意义上表现了对“一国两制”的认同。环顾世界，除中国大陆这一最大的华人社会外，台湾、香港、澳门也是华人社会；此外，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存在着规模大小不等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社会主要分属于当今世界上的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上述的华人社会却有着比社会政治制度更为深层的共同性，这就是由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中国”强调在上述华人社会里存在这样一个涵盖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这显然从更为宽泛的文化意义上认同了“一国两制”。同时，“文化中国”强调海峡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突出了实行“一国两制”的文化上的根据。从中国历史来看，曾经也有过政治地域上分裂的时期，然而这总是短暂的。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始终是统一的。这种文化上的统一，使政治上的分裂不可能持久。历史如此，现实也是这样。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根据，就在于海峡两岸在文化根源上是共同的。那些“台独”分子常常在“台湾意识”、“文化本土化”的旗号下，企图否认和隔断海峡两岸长久存在的文化上的统一性。而“文化中国”恰恰强调的就是中国文化从来就是统一的。因此，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主张中国统一的海外知识分子手中，它就成为同“台独”势力斗争的一面旗帜。
其次，“文化中国”在文化观上和“一国两制”有契合之处。“一国两制”不仅是国家形态，还有文化观的问题。“一国两制”的主体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因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统一后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要求统一后的港台文化也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之下，则是不现实的。所以，“一国两制”在文化观上，就要求从一元的社会主义文化变为多元并存、多枝同根、共生互动的中华大文化。这一统一的中华大文化，不只是有大陆社会主义文化，还应该包括港台在内的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自由的爱国主义文化，以及将这种文化内容上升到理论层次的主义、学说等等。“文化中国”力图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通过海峡两岸以至世界华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感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和“一国两制”所要求的文化观显然是有共同点的。
再次，“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有利于从中国文化传统上理解和诠解“一国两制”。“文化中国”强调海峡两岸具有同样的文化传统，也就意味着它主张用这样的文化传统来促进海峡两岸的政治统一。在人际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上，产生分歧以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化在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时，形成了“和为贵”、“和而不同”即“和合”的传统。这正如台湾学者钱穆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喜欢合”。这种和合的文化传统深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中华古典讲“和合”的不可胜数，归纳起来有三个要旨：“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互补互济；“和合”，指异质因素由此而形成合力，呈现出和谐统一的局面。“一国两制”正是继承和体现了这样的和合文化传统。它既不否认海峡两岸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但认为两者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和平共处，互惠互利，从而使中华民族形成新的合力，焕发出新的生机。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正确性，也证明“一国两制”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传统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它之所以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而“台独”之所以不得人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前者合乎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培植起来的和合文化传统，而后者则背弃了这一文化传统。因此，“文化中国”和“一国两制”在用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传统来推动两岸统一这一点上，也是有共识的。
儒学不能成为统一中国的精神体系
“文化中国”虽然和“一国两制”有相容性，但就作为统一中国的基本方针而言，前者是无法替代后者的。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于促进中国统一的作用。海峡两岸目前分裂的局面，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众所周知，海峡两岸的分裂，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实现中国的统一，首先必须从政治上着眼。“一国两制”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突出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并存：第一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是不同政体制度的并存，即民主集中制和多元民主制的并存，中国大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港、澳、台则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多党制度，允许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文官中立、司法独立、多党竞争及新闻独立等；第三是不同法律制度的并存，大陆和港、澳、台分别施行各自的法律制度，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域。香港回归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以两种政治制度的上述三方面的并存为主要内涵，把握住了中国统一的关键。因此，在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上，不能用文化认同来回避或取代政治制度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海峡两岸的统一，首要的是举行政治谈判。这样的政治理念是“文化中国”不具备的，所以，作为统一的基本方针，它不可能取“一国两制”而代之。
这决不是无的放矢。在台湾有人以“文化中国”为旗帜，提出了“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口号。这里所讲的“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儒家文化，认为大陆的马列主义和台湾的三民主义都不足取，中国应以统一于孔夫子为旨归。有些海外的“文化中国”的推动者，提出儒家文化从中国外部的“边缘”进而影响中国，使其在中国重新“复兴”。这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以儒家文化统一中国的意蕴。儒家文化能否在中国再次复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作很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只想指出一点：这是脱离现实的，不仅脱离大陆的现实，也脱离台湾的现实。简单说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当代中国的大陆和台湾，都已不存在儒家文化在古代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环节了。儒家文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传递这三个环节而实现的。在古代社会，儒家文化以典籍文献为重要载体。人们正是通过对这些典籍文献的不断讲授、领会和阐发，使得其中的思想观念一脉相承，由此影响和支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科举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古代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以儒家制订的“礼”为准则的。古代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接受，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行为方式的训练。因为当他们要从呱呱坠地时的自然人变为为社会认可的社会人，就必须按照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礼）来规范自己，儒家的传统于是就延续下来了，语言是表达情感的工具，汉语历史悠久，儒家在长期用汉语来表述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情感积淀于其中，因而随着语言的传递，儒家的情怀也就得以绵延。
从思想观念来看，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人把儒家的典籍奉为必读的教科书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不知儒家经典为何物。与儒家文化传统有较为密切联系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形不成古代那样的皓首穷经的儒生阶层，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心态上也和古代儒生的“闻道”、“传道”是不能并提相论的。从行为方式看，礼教已不再成为中国社会的通行准则，人们只能从影视、小说的描写中得知古人的行为方式（且不论这类描写很多是错误的），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少年儿童更多是从这里接受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训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从语言传递来看，尽管还在使用汉语，但其中蕴涵的儒家文化情感已很少得已传递了。如现代人讲到“仁”字，恐就难以体会到儒家在这一概念里寄托的多重情感。正因为当代中国的大陆和台湾都已不存在儒家影响和支配社会的主要环节了，因而以儒学的复兴统一中国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
第二，儒学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精神主导。海峡两岸都在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现代社会。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前者侧重于社会由前现代到现代的变革过程；后者侧重于现代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现代社会，即它与前现代社会相区别的基本标志。当然，后者是在前者的过程中形成和显现出来的，同时后者又对前者具有范导的作用。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主要有三方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体原则。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这些现代性基本标志的价值取向是正相反对的，市场经济以功利原则为主导，儒家则主张排斥功利的道义论；民主政治是与权威主义相对立的，而儒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制，恰恰是权威主义的；个体原则与整体主义是不相容的，而儒家恰恰是把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夸大到极端，最终导致整体主义。当然，这不意味着儒学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是毫无意义的。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也出现了西方现代化中类似的两大弊病，即天（自然）人关系失衡、人际关系紧张。主张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儒学传统可以对此起到调节和制约作用。但这些作用只是使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如何更为合理而已。就是说，儒学可以转化为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的某种因素，但决不可能成为其主导。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当代中国演进方向，要让不可能充当这一演进方向精神主导的思想学说重新复兴，自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台湾苦心经营多年的现代新儒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发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感叹。
先从文字和文化认同上加强两岸联系
用儒家文化来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但“文化中国”主张以增强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来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却是十分现实的。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有待于我们去做。如何通过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来增强文化认同呢？
首先，关于两岸文字统一问题，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文化的表达工具。文字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息息相关，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标志。海峡两岸都用汉字，似乎不存在文字的统一问题，其实不然。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研究：一是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二是对同一个人、同一事物的名字、名称不一致的问题。
大陆推行的是简体字，台湾则依然是繁体字，这里不去辨析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利弊，但长期如此下去，两岸的人会对对方的文字感到陌生，从而使得文化认同产生障碍。这并非是危言耸听。在大陆，40岁以上的人能认得繁体字，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已不会写繁体字了，40岁以下的人大部分已不太认得繁体字；在台湾，大多数人对简体字是十分隔膜的。这不仅给两岸的学术著作和一般读物的交流带来困难，而且会使得两岸的青少年不大可能通过文字来了解和认识对方。在目前的情况下，文字是两岸民众互相增进了解的主要渠道。如果这一渠道不畅通了，那么两岸的文化认同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由此，现在就必须正视这个文字统一问题。就目前而言，要大陆或台湾改变现行的简体字或繁体字，都不太可能；而要制定出统一的介于简体字和繁体字之间的新的统一的文字，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共识的。而比较现实的办法，是两岸的教育部门共同制订出两岸中小学生必须掌握（至少是认识）最常用的汉字的繁体字和简体字。
如果一个大陆的人阅读台湾的书报杂志，一定会感到很不习惯，这除了繁体字及其竖式排列外，就是外国的人名、国名的译名和大陆也很不相同，还有同一事物的名称也和大陆相差甚远。如大陆讲的“方便面”，台湾则叫“便当”，同是“茶室”，在大陆认为很正常，而在台湾则有涉足色情的嫌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反过来，台湾人如阅读大陆的书报杂志，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无疑也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妨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两岸的有关部门是否可以组织彼此的专家就外国人名、国名的翻译如何尽可能一致进行研讨，同时应当编写一本辞典，就两岸的同一事物的不同指称进行注解。
其次，关于增进两岸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的问题。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已近50年，因而现在台湾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在台湾本土出生的。由于台湾和大陆近50年的政治对立，使得台湾青少年对大陆比较隔膜。这对于他们认同以大陆作为主体而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肯定是有影响的。这显然不是通过数量有限的台湾青少年来大陆观光、旅游所能解决的。大陆的青少年对于台湾和祖国的历史联系和文化发展，也缺乏具体的感性认识。因此，这就存在着增强两岸青少年对于我们拥有同一个文化传统的认同感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和最重要的渠道，是两岸的教育部门或有关单位组织编写有关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青少年读物，作为两岸中小学的教材或辅助教材。这完全可以超越于两岸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中国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古代的民族英雄、古代的文学艺术、古代的思想宗教等等。如果有了这样一些两岸同样的教材或读物，那么两岸的青少年就会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了大致相近的看法。这无疑会使我们具有同样的文化传统，即我们在文化上是统一的理念在两岸青少年的心里油然而生。
再次，两岸学者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打开两岸的文史哲学术刊物，不难发现两岸的学者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有很多相同或接近的内容和课题。因此，两岸的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可以共同确立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然后由两岸的学者共同来完成。这样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财力，避免课题重复，也不仅使两岸学者能够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研究中，一定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更多的共同认识。学者的共识必定会对两岸民众在文化上的认同起到范导的作用。
总之，把“文化中国”由理想变为现实，还需要我们去认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