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欧洲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者论文,欧洲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文化论文,王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07)06-0001-10
王徵是17世纪接受和传播欧洲科学、技术及文化的中国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其生平及思想是认识17世纪中国文化史、天主教中传史及科学技术西学东渐史等领域的重要案例。对其生平和贡献作全面的分析与探讨。
一、王徵生平简介①
王徵，字良甫，号葵心，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教名斐理伯(Philippe)。陕西泾阳县人。明隆庆五年四月十九日（1571年5月12日）生；崇祯十七年三月四日（1644年4月10日）卒。
王徵生于陕西泾阳县尖担堡。祖父务农。父亲王应选(1550.2.2-1628.10.19)，字浒北，务农，喜读古书并通算术，曾编写算术歌诀，在乡村教授经学、算术，未曾做官。母亲张氏(1551.11.12-1595.4.2)，其父曾任奉直大夫，其兄张鉴 （卒于1605年）为当时名儒[1]。
王徵幼时多病，家道窘迫。自万历五年 (1577)起，王徵到外祖父家，师从舅父张鉴读书，自此“稍稍知文”。张鉴，字湛川，乡人私谥“贞惠先生”，博通经史，通晓兵法，旁及方伎图谶诸外家之说，善制器械，历任奉议大夫、知县、知州、河东盐运副使等。他是第一个在治学、做人和巧思制器三方面影响王徵的人。王徵在《天问词》序（1606年）中盛赞舅师的品行、学问，称其在制作弩、战车等方面出人意表[2]。
王徵万历十四年(1586)成生员。万历十五年(1587)，入县学读书。后随张鉴赴任，侍读于宦署[3]。1594年，中举人。此后，他曾于1595、 1598、1601、1604、1607、1610、1613、1616、1619诸年进京赴试，除1595年因其母去世未曾与试外，八次未中。天启二年(1622)春，王徵第十次赴试，中文震孟榜三甲二十二名进士。是年六月，他被任命为直隶广平府（现河北省内）推官，②秋末抵广平上任。莅任之初，他奉府院之命，点阅三营官兵及“巡视车营新造各战车”。由于王徵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此后又被数次委托处理相关事务，如他曾设计和制造新式弩车、查验兵器、制定《兵约》及汰兵足饷以鼓励兵士等等。在其本职的刑讼方面，他释放了因白莲教起义受牵连的无辜者，为受下属牵累的广平县令辩白冤情，为治水而开河、修渠、筑堤，设计清河水闸，改造粮仓等等。天启四年(1624)三月因继母去世而离开广平，回籍守制。
自16世纪末起，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和科学知识。天启五年(1625)春，王徵邀请耶稣会士金尼阁（字四表，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到陕西传教，在三原县居留近半载。王徵送金尼阁到西安，在那里见到了刚出土的景教碑。通过金尼阁撰述、韩云诠订的《西儒耳目资》，王徵初识拉丁文。天启六年(1626)春，王徵为作《西儒耳目资叙》和《西儒耳目资释疑》，同时撰写其第一部机械著作《新制诸器图说》（以下简称《诸器图说》）。《诸器图说》（1626年）稿本记述了王徵已造和未造的八种机械：虹吸、鹤饮、轮激、风磨、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
天启六年十一月，王徵服丧期满至北京吏部候选。时值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obardi,1599-1654）、邓玉函（字函璞，Johann Terrenz,1576-1630）、汤若望（字道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三位耶稣会士为修历事在京候旨。王徵与他们过往甚密，并开始与邓玉函共同翻译、编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以下简称《奇器图说》）。
天启六年十二月，王徵被任命为南直隶扬州府推官[4]93。天启七年五月，王徵抵达扬州[5]。
王徵莅任之初，恰值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途经扬州，前往封地。诸王随从借机需索地方。王徵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得到瑞王的支持，使地方百姓免受苦扰。任职期间，他为受魏宗贤搜括地方所牵连的官员平反冤案，设计消除商祸，为受盗贼牵连的百姓洗脱冤屈，剪除叛乱首领，倡修礼乐，建景天阁崇祀先贤，及利用其所掌握的技术知识改造水闸，改善航运等等。
崇祯元年(1628)，王徵之父去世，是年十一月，王徵启程回籍守制[3]。次年，他组织地方武装“忠统”，抗御家乡及附近地区的起义农民。
明末年，社会趋于动荡，朝廷面对着来自东北满族的军事压力。崇祯四年(1631)正月，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举荐王徵出任山东按察司佥事一职，称他“忠勇廉勤，练达兵事”[6]。二月初九日，王徵服闕[4]124③。二月十三日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7]。五月，王徵到北京，上疏请辞，未获准，七月二十日到任[8]。十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徐光启上言，请建车营（炮兵），速召孙元化、王徵来统率经营。王徵协助孙元化，恢复金、复、海、盖诸州，依照张鉴所作的八阵合变图和诸家兵法写成《兵约》一书。崇祯四年 (1631)闰十一月，登州参将孔有德兵变。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夜，登州城被攻陷，孙元化、王徵等将领被俘。此后，孙元化、王徵被孔有德释放，渡海归朝，于同年二月回到京师下狱。七月（9月），孙元化被朝廷处死，王徵被判“戍近卫”。不久，王徵遇赦，被谪归里。
此后王徵主要活动在陕西三原县，在鲁桥镇 （原属泾阳县）等地购有住宅[9]。崇祯七年 (1634)，他在家乡创立天主教慈善团体“仁会”，立“会约”，兴教堂，往返三原、西安，专心于天主教活动。“仁会”以救饥、衣裸、施诊、戒酒、舍旅、葬死、赎虏七事为急务，以“爱人”之善举“补此有憾世界”[10]。
王徵在故里勤于著述，撰成《仁会约》（1634年）、《两理略》（1636年）、《山居咏》、《历代事略发蒙歌》（1638年）、《崇一堂日记随笔》、《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等有关宗教、政绩、科技、奇闻、词曲的晚年作品。《两理略》四卷是王徵于崇祯九年(1636)秋八月追忆往事写成的两年多从政实录，并辑入有关文牍资料，反映了他在广平和扬州所办诸事及其思想、生活、待人态度。《两理略》卷之二收录了他在邯郸建造的水闸之“说”[5]。
崇祯年间，关中“寇盗充斥”。三原县令张缙彦向王徵请教战守的方略。王徵创制连弩、活桥、自行车、自飞炮诸奇器，并作图说，为保三原、泾阳的平安做出了贡献[11]。李自成的起义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陷潼关，旋占领西安。崇祯十次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大顺政权遣使者请王徵为官，王徵誓死不从，仍步履强健的王徵为尽忠而绝食七日，卒于三月初四日[12]。
二、皈依天主教的儒士
王徵皈依了天主教。然而，他曾纳妾及自杀殉国，严重违反了天主教教义。这使得他成为研究17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天主教认识的一个重要案例，为宗教史学者及中西文化传播研究者所重视。王徵自己留下一些关于他的天主教信仰的文献，其同时或稍后的学者所作的文章及耶稣会文献中也提供了有关其信仰的线索。20世纪以前有关的王徵传记中多忽略其信教的情况。陈垣的《泾阳王徵传》中最早论述王徵信教之事实，并称王“亦徐（光启）、李（李之藻）之流”[13]。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为王徵立传。意识到王徵的自杀干犯天主教之大戒，方豪对相关史料提出质疑。其后，宋伯胤根据王徵著作《山居咏》和《畏天爱人极论》等史料进一步分析王徵的宗教观念及其“天学”与“儒学”观[14～15]。黄一农将王徵作为皈依天主教而又纳妾的中国学者个案，探讨中国第一代奉教士人夹在儒家传统和天主教信仰之间的两难处境[16]。任大援从明代末年的社会、文化及王徵所处的关中地区的学术取向等方面探讨王徵的宗教取向，提出王徵的身份问题，即他究竟是“西学和新思想的传播者”还是“一个天主教徒”[17]？因王徵的宗教倾向影响到其科学技术传播与实践，故我们将对相关问题作简要分析。
王徵自幼随张鉴读书，由生员而举人，十上公车，终博一第。此后，两任推官之职。他的一生可以作为儒家学者的典范，完全符合其自幼崇拜的儒家楷模范仲淹（969-1052年）的道德理念。与此不和谐的是，他自幼便对佛教感兴趣，后又潜心道教二十余年，并皈依了天主教。
自宋代以来，出入佛、道的著名儒家学者并不鲜见，张载、王守仁等均属此列。对于王徵，其父王应选及舅父张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此，前人并未论及。王徵评其父王应选曰：于“地利、星命诸家，率皆通晓大义。至养生家言，则独笃好而力行之”，而“尤诚信感应之说。每晨起，必默跪神前者移时，自省自艾”[1]。由此可知，张鉴亦于占卜之事有所研究[2]。王徵耳濡目染，留心于佛、道、鬼神之说应不足为奇。王徵早期研究佛教，其母生病之时，他于“雪中短袄布十步一拜，泣祷于六十里外孙真人之洞”，其母亡故之后，因念道家有言“一子成仙，九祖升天”，于是由佛转道。他对“黄老之书”，“靡不寻览”，并“手订《周易参同契》、注《百字牌》等书”，“且自为《辨道篇》及《元真人传》与《下学》、《了心丹》诸作”[18]。
王徵十次赴京应试，有机会与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和欧洲传教士交往。1598年，在北京认识了李之藻。1615年，王徵在家乡得到友人赠送的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 1618)所撰《七克》（1614年）。正如任大援所称：《七克》“并不是对天主教理论的全面阐发，而是一部介绍‘克欲修德’之书”[17]。就其要求而言，与儒家伦理并不相背，王徵接受该书不会有任何困难。1616年，王徵再次入京参加会试，结交了庞迪我。庞迪我进一步为他详细解说《七克》，并出示天主十诫。王徵至此转向天主教。1621年，王徵为杨廷筠《代疑篇》作序时，应已入教。如此，则其入教时间应为1616-1621年间[4]22-25。理学家试图以气运说作为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亦有相当的难通之处。对于王徵这样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又勤于思考的学者，探索其间的内在原由应该是很正常的。他指出：
有指天为积气者，有指天地为气机之自动自然而然者。因不知主，并不知有赏罚。遂指一切福善祸淫之应，与灾祥之示，率诿之天行、天运、天数之适然。或且妄谓并天不自由，而皆出于天命之自然，当然，其势不得不然；而莫测其所以然。一似苍苍之表，冥然空虚，全无一主宰者。长天下后世无忌惮之习，皆此说恣之也。识者自可察其谬妄，无足深辨。今第约略言之，使天果积气乎？气即积久，亦未有不散者。胡为乎万古恒如斯？且日月星辰之昭垂者，胡其布置位列，毫发不爽，从无一日一时之散乱错动也邪？!就使为气机所动，自然而然。借问起初使之自然而动者为谁[18]？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王徵对于理学宇宙论的质疑，而其疑惑恰可以在耶稣会士处得到解答。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称：
物之无魂无知觉者，必不能于本处所自有所移动，而中度数。使以度数动，则必藉外灵才以助之。设汝悬石于空，或寘宾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复动。缘夫石自就下，水之与空非石之本处所故也。若风发于地，能于本处所自动。然皆随发乱动，动非度数。至如日月星辰，并丽于天，各以天为本处所。然实无魂无知觉者。今观上天自东运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数各依其则。次舍各安其位。曾无纤忽差忒焉者。倘无尊主斡旋主宰其间，能免无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风涛而无覆荡之虞。虽未见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撑驾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19]。
利玛窦指出，如果没有一个主宰，物体不可能按照数学规律运动。则天及日、月五星的规律运动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明。王徵前文所述与利玛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同时，理学、心学以道德完美为基础的治世理念并不能严格地约束世人及解决尖锐的社会。而佛教、天主教的地狱天堂、最终惩罚之说正可以在这方面为世人提供了心灵慰藉。王徵称：“夫此蒙铎世界不能有善而无恶也。则自不得不有赏而有罚也”。而人世间无论官员还是帝王所操之赏罚均“非其至”。对于善恶不同之人，“行异则受不同”，是为理之常。对于王徵，必然有天堂、地狱的存在，以完成对世经善恶的嘉奖与惩罚。实际上，王徵的佛、道研究很可能与其对理学宇宙论及对善、恶的最终归宿的思考与质疑有关。王徵认同道家的理论，然而，他自幼所抱的经世抱负使得他不可能认同佛、道二氏的出世伦理。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天主教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且他们的早期著作又竭力附会儒家伦理。如此，王徵为天主教所吸引并进而入教便是情理之中的了。
皈依天主教之后，王徵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25年春，他邀请金尼阁到陕西传教，次年，他为《西儒耳目资》作序，并刊刻该书。王徵在扬州任上时，与金尼阁一起在西安筹建了名为“崇一堂”的天主教堂（位于西安糖坊街）。崇祯元年冬归故里守制之时，王徵常从鲁桥到崇一堂，造访汤若望，讨论有关天主教的问题。1638年，王徵将汤若望谈话中有关西方圣贤苦修磨炼的事例，辑成《崇一堂日记随笔》。崇祯十年(1637)，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Etienne Le Fevre，1598-1659)口译、王徵笔述了《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记述了杜奥定(Augustin Tudeschini，1598-1643)的见闻实录。据王重民统计，王徵译著的关于天主教的书约有十种[20]。
崇祯元年(1628)七月，王徵在扬州任上撰成他的第一部宗教著作《畏天爱人极论》，④全面阐述他对天主教的理解。该书在论题宗旨、体例、文字等方面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都非常相似，且转述了后者的某些段落[15]。崇祯七年他于故乡创立天主教组织：仁会，并撰《仁会约》。
王徵本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其对于天主教认识的程度及过程。崇祯元年四月，王徵在扬州境内倡建景天阁。“中作一阁，用安昊天上帝神位。下层中间乃作祠堂。爱取历来名宦乡贤最著名者，如江都相董公、文正范公、贵献韩公、文忠欧阳公、清献赵公、孝肃包公，以及国朝端毅王公，皆名宦。又襄愍曾公及安定胡先生、心斋王先生，比乡贤。而信国公丞相文先生，则以曾驻其地而入之者。敬为木主十一位，奉之祠中，以惬余景行夙念”[5]。在王徵的心目中，“昊天上帝”应就是天主教的上帝，很可能碍于其在扬州的职务，王徵不便公开建造天主教教堂。“昊天上帝”，语自《尚书》，属儒家传统。证明至少在此时，在王徵的心目中，儒家的上帝与天主教的上帝是完全重合的。而他于上帝阁中从祀扬州地方名宦、名儒牌位的方式则显然与天主教教堂的设置相悖。
同年，泾阳大旱，王徵之父王应选“日日步行数里，诣岳庙祷雨，且跪暴热日中，膝殷殷含血不自止。”“迟之逾月始得雨而劳积矣。积劳病痢，遂不起。”[1]在王徵已入教数年之后，其父仍在大旱之时至岳庙祈雨，而由此终致不治离世。而王徵对其父的行为仍持崇敬的态度，令我们不得不怀疑王徵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认知程度。实际上，在其于同年所撰的《畏天爱人极论》中，他仍肯定道家的尊天之行，称：其“窃天地之机，盗造化之精，以自养其身形；虽未合乎大道为公之旨，然犹每每尊天而弗敢自尊，故君子亦不慨为深罪”[18]。由此观之，在王徵的心目中，天主教中的上帝不仅等同于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亦与道家的天与上帝一致。如此，则其父所拜的岳庙之神自然也可以与天主教中的上帝建立联系。
如果王徵的前述行为是基于其对天主教教义的认识不深，他纳妾的行为则犯下了天主教的大戒。王徵的夫人尚氏虽生数子，但均以出痘疡[9]。在尚氏和家人鼓动下，王徵于天启三、四年（之交，娶申氏(1609-1678)为妾，以期得子尽孝。此举犯下天主教戒条。为此，他请金尼阁等神父为其解罪，未允。王徵曾有意出妾，亦未果。至迟至崇祯元年九月，王徵已过继其弟王徽之次子永春为嗣，稍迟，他又过继其季弟王彻之子永顺为嗣。至崇祯九年十二月，王徵撰《祈请解罪启稿》一文，向教会中人承认自己因娶妾而违反天主教的“十戒”。而其妾申氏则一直居于其家，并在王徵及其妻尚氏去世后，承担起照顾王徵后代的责任。关于此事，黄一农于其文“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中述之甚详[21]。
如果说王徵纳妾犯戒是迫于无奈，并已深加自责，其于1644年自杀殉国，第二次犯下大戒，则完全是其自觉的行为。1643年十月，李自成攻陷潼关。十一月，李自成入延安。王徵知不能免，自题墓碑，并署联曰：“自成童时，总括孝弟忠恕于一仁，敢谓单传圣贤之一贯；迄垂老日，不分畏天爱人之两念，总期自尽心性于两间”。并书“全忠全孝”四字付其子永春。次年，李自成遣使相招。王徵以死相拒，直至绝食而亡。临终，仍紧握其表弟张炳璿之手曰：“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12]国变之时，自杀殉国，并非仅王徵一人。在查继佐所撰《罪惟录》中，罗列了当时死难者数十人[22]。这样的行为只能在儒家伦理中才能得到解释。王徵身后，其忠孝行为得到了其同时代及稍后于他的学者的颂扬。乡人私谥“端节先生”，后入雍正十三年编竣的《陕西通志》忠节传并从祀陕西明臣祠（位于关中书院）[23]。
王徵作为第一代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学者，其一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宋伯胤称：王徵是“由儒而佛，由佛而道，由道而信奉了天主教。因研究的时间太短，所以他对于天主教教义的了解当然不会很深，同时，他的儒家气息，在和天主教教义可融合的场合中，也依然保存着”[13]。我们则认为，王徵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他的天主教气息只能存留于与儒家伦理可以融合的场合。在《畏天爱人极论》中，无论是王徵，还是其创造的角色“问客”，均只提及他由佛而道，由道而天主教。全书未有一字涉及或质疑他的儒者身份。这说明，在王徵的心目中，这样的疑问根本不存在。实际上，王徵留下的与天主教相关的文献中均以孔子之语及儒家经典作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来佐证天主教教义的合理性。在他为杨廷筠所撰的《代疑编序》中，他提出：“有死信，有活信，活信者行解齐到，知与好乐一时都有。孔子曰：信以成之。成始成终之礼，漆雕之吾斯，武城之莞尔，足以当之。死信则浮慕而已，衷不热，力不注，究必终搞焉”[23]。他对天主教的“活信”，固然意味着他要深入研究天主教教义之意，但同时也可以意味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之意。正缘于此，当面临可能“无后”的不孝境地时，他灵活地选择了犯戒娶妾。而在面对“反贼”的要挟并可能需要在忠与不忠之间进行选择时，他毅然选择了再次犯天主教之大戒。但对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规则“忠”、“孝”、“仁”、“义”等，他则从未试图违背。此与查继佐对他的评价：“独其奉天主教严，临命犹喃喃二语，⑤以此事天，儒教哉！”即，王徵的事天，实属儒家传统范畴。王徵的儒家理念不仅影响到他对天主教的认识，也决定了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实践及对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选择。
三、潜心制器的工程师
明代学者多数重道轻艺，至明末，随着经世思潮的复苏，探讨科学技术等相关内容的学者日益增多，王徵便属此列。他自幼受到擅长制作弩、战车等装置的张鉴的影响[2]，痴迷于种种奇思妙想。青少年时偶读《武功县志》，见苏若兰织锦回文图说，仅800余字，而其中却包含有3752首诗歌，令他爱不释手[25]。中举后，读到书传中所载化人奇肱、璇玑、指南、风鸢、木牛流马、连弩等古代机械，“便欲臆仿而成之”。以至于“累岁弥月，眠思坐想，一似痴人”。如此，他虽制成一些机械，但为此荒废了“正经学业”[5]。
王徵不仅景仰历史上的“宗工哲匠”，自己钻研机械技艺，还曾结交郃阳巧匠马了贪。王徵称他“智巧绝伦，创制兵轮、战车数种，悉出人意表。及活动棍木、简易陷马筒诸器具，想头多有古人所未到者”[5]。天启二年(1622)春，王徵至京城会考时曾拟一疏《王徵为奴氛日炽人心动摇敬陈祈天固本简要三事以佐末议揭帖》（此疏未上呈），欲推荐李之藻司理城守，并介绍马了贪和他自制的兵器：
徵愚又有师传活动兵轮一法，用人不多，城外遥望并不见人，止见垛口之内，满城枪刀转动。更有友人所制活动檑木，可上可下，可行可止，其机最迅最猛，所费亦不多，悉可制以护城。又有徵愚自制不用人而万弩齐发之弩机，不用火而万炮齐发之火机，亦可密切制造，以备要害设伏之用[5]。
天启四年(1624)，他在广平依马了贪“所制活辊成式”，制成四具带小轮的活辊，用于守城门[5]。在扬州府，他创制打捞机械，以捞取坠入高邮湖底的堤石。
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治理水患，对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因而受到朝臣的重视。1623年四五月间，他在邯郸绘图口授一种仅用一人便可启闭水闸的“活机”，令匠人依法制作水闸于滏阳河[5]。做法是先立木柱于水中，将每根闸木之一端套装于木柱，以绳牵闸木另一端。欲闭闸，则牵闸木，使之横拦闸口。在扬州任职时（1627年夏至1628年冬），他在泰州改造漕河水闸，以放水救秧。实际上，他设计并口授他人建造了一种新式活闸：于两岸下闸石槽旁边各立二木柱，搅转两边木柱上的辘轳，辘轳之索引闸木沿立柱上升[5]。这两种水闸的图式均被收入他的“四伏、四活、五飞、五助及新制起重船机诸器式中”[5]。
璇玑、连弩、活辊、水闸之类的机械均属于中国传统技术，我们可以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11世纪）、茅元仪的《武备志》等书中找到连弩和类似活辊的设计。
除利用传统技术制造机械外，他还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技术，并用之于制器。《两理略》卷之二记载：
忆余少时，妄意武侯木牛流马，必欲仿而行之。辄准杜氏《通典》尺寸作法，再四为之摩拟，迄无能成，然弗肯中止。往往考古证今，旁咨远访，穷索苦思忘食寝，废应酬，一似痴人。乃痴想之极，会得西儒自鸣钟法，遂顿生一机巧，私仪必可成也。如法作之，果遂成。不敢妄拟木牛流马，爰名之为自行车焉[5]。
利用从传教士那里学得的西洋自鸣钟原理，完成了他模仿木牛流马的夙愿，制成了所谓的“自行车”。王徵任职广平期间，张抚台耳闻王徵曾制作自行车、自转磨，增损诸葛亮连弩等器械，便询问他是否可作小样。他应命请巧匠协助制成自行车一具，车内附一小自转磨；又制所谓诸葛氏连弩三张。向抚台演示时，车果然不需人力而自行，磨随之自转；车上的弩则张满，矢列弦上，机一动则相连自发，直射至二门外[5]。
天启三年(1623)，漳河涌涨，肥乡城堤决，县城被淹。王徵命人塞堤、排城中积水。然而，所用取水器具多不便用，用力多而见功少。王徵遂令工匠依式制成鹤饮、龙尾、恒升、活杓、虹吸等水车器具，用后果然便利，节省了人力[5]。鹤饮是王徵自己的设计。龙尾、恒升的设计必源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和徐光启在《泰西水法》(1612)中所述的欧洲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和活塞式水泵。
王徵根据欧洲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设计了《诸器图说》（1626年）所描述的几种机械。他所制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等器，“见之者亦颇称奇”。其中，风磨为金尼阁所口授。轮壶的核心机构是按照自鸣钟原理设计的。自行车、自行磨的驱动原理均与自鸣钟相同，即利用物体的自重，通过齿轮传动，驱动车轮或磨旋转。王徵曾制成“能自行三丈”的自行车小样，进而简单地推测“若作大者，可行三里”。实际上，为了保证自行车和自转磨的连续工作，必须一再将作为动力源的重物升高。它们“在机构上似乎说得通，实际上恐怕不能应用”[26]。王徵为轮机设计了一对齿轮传动机构，目的是增加磨盘的转速。这种齿轮传动实在算不上新知识，因为宋代水磨就已采用齿轮传动机构[27]。
王徵会试时，得知朝廷大兴工程，要将三大块阶石从房山运到京城。每块巨石厚五尺，宽一丈二，长四丈余。⑥内庭负责工程的官员估脚价为二十三万金，商人认为价低而不肯承运。王徵偶思一法，拟以精铁造数十具运重机械，以坚木制几百具“活动地平”。只用二三百夫役，运铺地平，转动机械，人不行而车行，车载巨石在“地平”上前进。不用牛马，不多占路，也不必拆碍路房屋。王徵估计，用他所制机器，一人可起七千斤之多。他称这些机器“依‘远西奇器图说’中诸制，增减裁酌而为之”[5]。在此议之前，他曾制作一个小样机，用一个手指转动样机，便可起百斤之石。这些机器中应当有传动比较大的齿轮机构。当有关官员请王徵担当此任时，他却担心别人嫉妒、阻挠，以参加会试，“入场在迩”为由而婉辞。这段故事是王徵在1636年写《两理略》时追忆的，记述有误。盖王徵见“远西奇器图说”为1627年初之事，而他最后一次应考却早在1622年。当时，他已了解欧洲的机械钟表的技术，他很可能将钟表技术的齿轮传动机构用于运重机械的设计。
王徵所设计的诸器，见于《诸器图说》、《两理略》与《守御器具图说》等书的还有活揭竿、活舂竿、千步弩、十矢连弩、袖弩、生火机、拒马刀等。道光十年(1830)，张鹏翂为重刊本《奇器图说》所作序文，其中提到：他听父老说，王徵在做官之前，每春夏播耕时，“多为木偶以供驱策”，或舂、簸，制自行车以载禾。这些传闻应当是后人叠加上去的夸张之语，不足信。正如刘仙洲所言：“传闻之言，可靠性甚小”[26]。
四、西方力学和机械知识的传播者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入华传教，带来了西方的书籍、钟表和科学仪器等。1613年，金尼阁奉命回欧洲，于若干欧洲国家募集书籍和仪器。1619年7月15日，他带领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Giacomo Rho，1590-1638)等20余名传教士抵达澳门，带来了7000余部书籍。此后，至少有一部分书被传教士带到了北京[28]。
天启三年(1623)，王徵在广平任职期间偶读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与杨廷筠合译的《职方外纪》（1623年）五卷，从中了解西方的“奇人”、“奇器”，遂对西方机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书中一二奇器，“绝非此中见闻所及”。
天启六年(1626)，王徵促成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的刊刻。该书三卷内容为译引首谱、列音韵谱（依音查字）、列边正谱（依字查音）。金尼阁摸索出了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29]，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功用超出了金尼阁帮助西方人读汉语的初衷。王徵在《西儒耳目资释疑》中，将金尼阁的拼音方案提炼为51条。他撰写了《三韵兑考》，以宣传此书。同时，王徵称传教士所作的《实义》（即天主实义）、《畸人》（畸人十篇）、《天问》（天问略）、《表度》（表度说）等书“莫不各殚奥妙”，因而积极宣传传教士的著作[30]。
在陕西，王徵从金尼阁那里了解到欧洲的风磨等机械知识。天启六年冬，王徵于暇日在北京就《职方外纪》中所记奇人奇事请教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他们告诉王徵：“诸器甚多，悉著图说，见在可览也。”于是，王徵开始阅读传教士介绍的欧洲机械书籍。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中，他称，其中专属奇器的图说者不下“千百余种”，图绘精工无比。“其器多用小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或运刍饷，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预防灾祲，或潜御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响生风，诸奇妙器无不备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风力水力者，有用轮盘，有用关捩，有用空虚，有即用重为力者”。种种妙用，令王徵“心花开爽”，同时，他发现“间有数制”与自己的设想相合。虽然书中插图可以帮助他想象书中机械的设计和结构，且他曾随金尼阁初步学习了拉丁文，但他却还没有达到可以阅读欧洲技术书籍全文的水平。于是，他请传教士帮助译成中文。邓玉函回答：
译是不难，第此道虽属力艺之小技，然必先考度数之学而后可。盖凡器用之微，须先有度有数。因度而生测量，因［数］而生计算，因测量、计筭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后可以穷物之理，理得而后法可立也。不晓测量、计筭，则必不得比例；不得比例，则此器图说必不能通晓[31]。
王徵称，他在邓玉函的指导下学习了数日数学，已大致掌握了相关知识。同时，他称，《同文算指》和《几何原本》二书已分别介绍了“度”、“算”知识，故《奇器图说》中不需要再包含这样的知识。王徵、邓玉函选取来自欧洲的机械图说著作，由邓玉函分类口授，王徵则“信笔疾书”并根据西文底本临摹或改绘各图，图中人物一律改为中国人模样。
当时传入的西方著作中介绍了大量的欧洲机械，王徵提出其选取标准为：
然图说之中，巧器极多。第或不其关切民生日用，如飞鸢、水琴类，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器诚切矣，乃其作法或难，如一器而螺丝转太多，工匠不能如法；又或器之工费甚巨，则不录。特录其最简便者。器具切俱便矣，而一法多种，一种多器，如水法一器有百十多类，或重或繁，则不录。特录其最精妙者[31]。
天启七年正月，即公元1627年2月16日至3月16日间，王徵与邓玉函在北京完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稿本。
在《奇器图说》序中，王徵用当时讲学盛行的语录体，假设“客问”、“余答”，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如此解释其研究“工匠技艺”的理由：“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明睹其奇而不录以传之，余心不能已也。”他引用《周易》中“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观点，支持传播机械知识的合理性。他在《奇器图说》序中还指出，译《西儒耳目资》是求耳目之资，译《奇器图说》是为求手足之资。而“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笈，不远数千里往访。今诸贤从绝徼数万里外，赍此图书以传我辈，我辈反忍拒而不纳欤？”[31]这表明了他对来自异域的技术的态度与取舍原则。
1628年春，王徵因为府学孔子仲春上丁日祀典而整修礼乐一事结识扬州儒学训导武位中。王徵对武非常欣赏，并以《奇器图说》相授。武位中校订了该书，并在崇祯元年中秋日（1628年9月 12日）为《奇器图说》作《后序》一篇。此后，他在扬州请人刊刻《奇器图说》（附《诸器图说》）。武位中根据王徵手稿重绘了插图。王徵还在刻本《诸器图说》中加入了他于1627年所写成的《新制连弩图说引》和连弩图说[32]。
《奇器图说》首次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力学知识和机械。第一卷为重解，叙述重力、比重、重心、浮力等力学知识；第二卷为器解，叙述简单机械的原理、构造和应用，如杠杆、斜面、天平、滑轮、齿轮、螺旋等；第三卷为54种机械的图说，叙述机械的构造和应用，如起重、引重、转重、提水、转磨、锯木等机械。书中介绍了曲柄连杆、链轮、行轮、齿轮系、蜗轮蜗杆、棘轮、飞轮等机构，以及人力、畜力、风力、重力的应用，有些内容对中国人来说属于新知识[33]。
如王徵所述，《奇器图说》的内容来自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欧洲机械著作。它的第一、二卷多取材于斯蒂文（Simon Stevin，王徵译为西门）《数学记录》(Hypomnemata Mathematica... Mauritius,Princeps Auraicus,Comes Nassoviac,1608)的下册和未多(Guidobaldo del Monte)的《论力学》 (Mechanieomm liber,1577)。第三卷多取自拉莫里（Agostino Ramelli，王徵译为刺墨里）《论各种工艺机械》(Le Diverse et Artificiose Machine del Capitano,1588)、Faustus Verantius(Veranzio)的《新机械》(Machinae Novae Fausti Verantii Siceni,cum Deelaratione Latina,Italica,Hispanica,Gallica et Germaniea(written c.1595)，1615)、Jacques Bessons的《数学与力学仪器大观》(Théatre de Instruments Mathématiques et Mecaniques,1578,Latin ed.,1582)和Vittorio Zonca的《机械与建筑的新舞台》(Novo Teatro di Machini e Edificii,1607 and 1621)。⑦邓玉函、王徵综合了若干西文底本的内容，使得《奇器图说》的力学知识在逻辑上自成体系，但在具体内容组织和校刻方面，书中还存在一些错误[32]。
在其后的生涯中，王徵将他所学到“力艺之学”的用穴、用气、用水、用风诸说应用于制作民用和军事器械。崇祯十三年冬（1640年底或1641年初），他出新意，再忆旧作，辑成《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手抄稿本曾藏于甘肃天水县图书馆，今佚）。额辣济亚”即“圣宠”(Gratia)的译音。王徵称：“额辣济亚，乃全能造物主开发学人心灵独赐恩佑之异名也”，而“牖造云者，正是天牖厥衷，创作非常之谓”；人类的一切机械创造均是在天主的照护引领之下成功的[34]。
《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之首为自记，以下依次为诸器目录，正文和图。王徵以天地日月、水火风云、气机自活、灵妙通神为序，将内容排列为：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吸、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动、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沈、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共24目，一目一器。这部书应当是《诸器图说》和《奇器图说》卷三的综合、改进、补充之作。从名称我们可以推测诸器的功用与动力，其中有些是王徵的旧作，有些可能取自中外文书籍或王徵参考这些书自己做的设计。王徵称这些机械均能“实行”[35]。因图已佚，故不能详知其构造。宋伯胤推测，《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或者就是王徵多年手录的《西儒缥缃要略》（崇祯十三年时，王徵正在汇辑此书）的几个篇章[4]168。
在《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1640年底或1641年初）中，王徵称：另有磨、提水溉田之器、水闸、榨油活机、螺丝转梯、折叠藏梯、千步弩、十矢连发弩、神弩、断弦弩、弩弹弓等器散逸诸书中，未及整理[35]。他强调，因巧匠难觅，自造之无资，故不得不暂靠文字来诠释。同时，他祈祷“造物主”能给他更多时间来完成诸器的制造[36～37]。
王徵一生著述近60种。清嘉庆年间，王徵七世孙王介编辑的《宝田堂历世诸集目录》列出他的42种著译。其中，关于机械和西学的著作尚有《藏器图说小稿》、《西书释译》、《西洋音诀》、《西儒书》、《西儒缥缃要略》等[38]。
五、结语
王徵是一位具有经世思想，同时又对宗教问题及异域文化有广泛兴趣的儒家学者。他的学习和传播西方知识、皈依宗教及科学技术研究均可在此框架中得到解释。就其科学技术实践及西方文化传播而论，他的行为完全符合关注经世实学的儒者标准，他任职期间所参与和领导的工程工作更属经世官员的本分。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所做的，无非是“范文正公”，即范仲淹，所做的事情罢了。同样的思想也贯穿于他对西方科技知识的选择中。他对《奇器图说》中内容的选取并非是本着为了“欲显主荣”的耶稣会士的宗旨，而是要求简单、易行，且有利于社会、民生。这也反映了儒家经世的诉求[39]。王徵及其同时代的学者的生平及思想轨迹，为我们揭示了17世纪跨文化传统间的知识传播的历程和特点，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意义。
收稿日期：2007-09-01
注释：
①王徵的生平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为王徵自撰的《两理略》、《奇器图说》序言和诗文，以及其同时代的人为其著作所撰的序、传记文献及墓志铭等材料。除王氏自撰著作外，最具价值的文献为张炳璿（炳璿为王徵舅父张鉴之子）为王氏所撰的传记。近现代王徵研究以黄节《王徵传》(1905)和陈垣《泾阳王徵传》(1934)开其端，而以宋伯胤先生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1990年初版,2004年增补）最为详细与全面。李之勤编《王徵遗著》及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中收录了现存大部分关于王徵的文献。本文参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原始文献。为王徵传记研究做出贡献的还有Juergen Renn教授、Peter Damemw博士、Matthias Sehemmel博士等专家。
②推官，七品，掌管刑狱及诉讼。
③按照这个结束守制的时间计算，王徵开始守制的时间应是崇祯元年十二月初九（1629年1月2日），此时王徵尚未赶到故乡。崇祯二年有一个闰四月，故这一年一个阴历月。
④该书未刻，巴黎国家图书馆有一个抄本，编号为chinois6868。
⑤指：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
⑥北京故宫保和殿后的云龙阶石，宽三米，长十六米，石料采自房山。保和殿系天启五年建成，与王徼的记载相近。
⑦对《奇器图说》的西方来源作了深入研究的文献有：Fritz J
ger,F.,Das Buch von den Wunderaren Maschinen.Ein Kapitel aus der Geschichte der Abendl? ndisch-Chinesischen Kulturbeziehungen,Asia Major,1944:78-96；惠泽霖(H.Verhaeren)著，景明译：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上智编译馆馆刊，2(1947)；刘仙洲.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机械工程学报，6(1958)；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Part Ⅱ,Mechanical Engineer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1):45-51.近年来，我们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一起，对相关西方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将在近期发表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