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枫[1]2001年在《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农村人口占主导、农村地域广大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建设研究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化进入加速时期，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从事单纯个体农业生产的聚落，社会分化带来异质性增强，农村的生产要素面临着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要求，从分散走向集聚。村庄集聚是村庄空间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村镇规划的忽视，尤其是对于小城镇镇域内部空间组织研究几乎仍是空白，造成现有的村庄规划理论严重滞后于规划实践的发展，实践中往往用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模式来处理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型农村，缺乏对村庄建设融合多学科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导致规划实施乏力。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推动乡村转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一研究对于建构更为完善的农村发展理论体系，指导农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力图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研究和分析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的背景、机制、特点，把握村庄结构的变迁。结合多层次规划实践，从新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划理论，并进而研究保证村庄集聚规划实施的制度创新与方法革新，以求得整体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拓宽研究视角，综合乡村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立足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全面考察村庄结构转型与集聚的背景与机制，探讨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结构转型的一般趋向。指出村庄结构的变迁是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与重构密不可分的。农村工业、农业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分化与重组孕育了村庄的分化与重组。村庄集聚是农村社会各种资源要素重组和整合的要求，是农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研究突破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传统视角的局限，结合规划设计实践，将村庄放入城乡体系中进行整体的研究，从观念和规划模式层面提出以新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区域整体发展原则指导村庄集聚的新规划理念，努力构建符合产业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合理村镇体系结构，从宏观上推动村庄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结合村庄集聚建设实践，从多层面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庄建设，提出相关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村庄建设实践和具体管理的运作提供可操作的实质性意见。要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推行符合农村建房特点的农村合作建房制度，以及采取适宜乡村特点的建设方法，在新乡村建设中促进聚落建设的自主性、渐进性和适宜性，具体指导村落建设。
陆嘉[2]2006年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改造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农村的良性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叁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前的新形势决定了研究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村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方面,是新时期、新阶段各级建设部门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本论文选择对村庄建设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点改造策略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种新的城乡居住模式来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集约高效的利用土地,同时改善农民的居住生活条件。 本论文采用文献查阅、案例调研、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取必要的资料,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结合实际案例的操作进行研究。首先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化的宏观背景入手,分析这一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的特征及发展状况,确定其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改造所应达到的目标。进而通过对一些已实施案例的比较分析,总结当前农村居民点改造过程中已积累的一些经验及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本论文对农村居民点改造的策略,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保障建议。 本论文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构建农村居民点模式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新型功能的农村地区的居民点,体现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具体的策略是通过就业的分化,对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进行重新布局,同时引导居住的集中,与工业园区化和农业规模化的集聚发展相协调。文中详细地制定了农村人口从业和居住空间分布模式的策略,以及住宅形式及设施配套模式的策略,并通过问卷调查验证策略的可行性。 本论文还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农村居民点改造策略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根据论文所构建的新型农村居民点模式分两类提出了改造实施的策略。集中至镇区的农村居民安置区主要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结合的改造策略模式,农村居住社区则采用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投入和农民个人出资结合的改造策略模式。当然,这样的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土地、经济、人口、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政策的完善来予以积极推动。 论文最后对可继续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赵之枫[3]2003年在《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结构的变化》文中提出随着农村乡镇工业和第叁产业的发展,许多村庄逐渐形成了分散化的发展模式,不仅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大为增加,也影响了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为此,通过对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结构的综合分析,提出村庄集聚是村庄重组的重要途径,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实现乡村建设的持续发展。
李荣[4]2007年在《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农村聚落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叁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农村的良性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密集地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的重要区域,担负着城镇化的重任,研究城镇密集地区农村聚落的发展是新时期健康城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议题。因此,本论文以长江叁角洲城镇密集地区为研究背景,以宁波市鄞州区为案例,着重研究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聚落的发展趋势。本论文采用访问调查、发放调查表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的资料,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结合实际案例的操作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城镇化进程和特征对农村聚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通过对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化特征和农村产业背景的分析,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化的主要诱因,也是影响城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又使城镇密集地区的农村产业和农民自身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不仅是作为载体的农村聚落的发展契机,也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第叁文章揭示了鄞州区的农村聚落在空间、人口、居住情况等方面的变化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作用下,城镇密集地区的城乡空间结构正面临重组,农村聚落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已不能适应快速城镇化的要求,应向“大分散、小集中”适度集聚的发展趋势转变。最后文章针对鄞州区的农村发展现状,分类提出农村聚落改造的相关规划对策和政策建议,并对可继续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董艳平[5]2007年在《新时期农村发展及规划对策的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农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村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从事单纯个体农业生产的聚落了，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也面临着分化和重新的整合。当今农村、农业、农民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而且严重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农村的良性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将农村的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随着国家对“叁农”问题的重视和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农村的发展对策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往的村镇规划多是对村庄的空间形态进行规划整理，面对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型农村，缺乏对村庄建设融合多学科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对此展开研究，试图借鉴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农村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全面考察农村农业、工业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分化及发展趋势，在区域整体发展的框架下将村庄放入城乡体系中进行整体的研究，探讨在新形势之下农村健康发展的规划对策。本论文采用文献查阅、案例调研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农村的发展策略，并以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实际案例为佐证，为我国农村的规划建设提供可参考的有价值的规划方法和理念。
彭鹏[6]2008年在《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聚居模式是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定区域农村居民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农村聚落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的共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我国有近9亿农民居住在农村,全国拥有300多万个村落和集镇,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特点、生活习惯及民族文化风俗导致了农村聚居模式的巨大地域差异。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快速城镇化的新时期,正在实施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国“叁农”问题的缓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①农村聚居模式拓宽了新时期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视野,可促进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复兴,实现城市聚居模式与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协调发展;②农村聚居模式创新是缓解“农村病”和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③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机理研究是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重要依据;④农村聚居模式的探寻是挖掘农村地方文化特质的重要路径。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3.0%,农村聚居面积约为城市聚居面积的8倍。传统的农业基础,浑厚的湖湘文化底蕴,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格局,以及叁面环山、中部盆地、北面平湖的地形地貌格局,使得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具有形态类型的多样性、地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传统文化的融合性。因此,对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研究具有典型和借鉴意义。本论文以人居环境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农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实地考察及问卷调查资料、遥感影像数据及地形图为基础,依托“3S”技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集成研究方法;遵循由现状特征静态分析到历史演变动态分析、由现象与问题分析到原因与机理研究、由系统规律探寻到地域特色挖掘、由系统诊断到系统调控、由问题导向到目标引导的分区域、分时段、分层次的综合研究思路。在分析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揭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深入探讨湖南农村聚居模式演变的驱动因素并预测其演变趋势,提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目标、调控引导模式及调控策略。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均衡、徘徊、渐变和剧变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湖南农村聚居位置、规模、结构及形态存在差异,且每一阶段存在主导影响因素。从广义上来看,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在时间上涵盖传统村落到现代都市的变迁过程,在空间上跨越农村、城市。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过程也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走向多元化的过程。在不同地区,在市场、政府、规划等作用力的引导和干预下,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可能会出现多种趋势,归纳起来,主要有自发的演变趋势、自发较有序的演变趋势和快速有序的演变趋势叁种类型。快速有序的演变将成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演变的主导方向。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目前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用地的低效性、空间布局的分散性、景观格局的无序性、公共服务的匮乏性、历史文化传承的间断性、对外联系的封闭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性以及有效管治的困难性。这些问题既具有交叉感染性,又具有差别性。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农村聚居模式与农业高效化、土地集约化、城乡等值化以及人居环境生态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提出了完整的调控目标体系,分区、分类型提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机理与优化途径,并从政策、资金、市场、规划以及制度等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本论文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从聚居论和聚落地理的角度来诠释农村聚居模式的内涵,从区域统筹、城乡协调的角度对湖南农村聚居模式进行现状空间分析与演变趋势研究,从农村聚居模式与城市化推进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变化的原因,从“城—郊—乡”、“山—丘—平”和“发达—欠发达—落后”叁个不同的视角对农村聚居模式地域特征差异进行类型的划分,从构建和谐人居的角度提出农村聚居模式调控的总体目标。②利用TM遥感图像,经过辐射校正、几何校正、人工判读与计算机解译,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并引入景观指数,研究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空间分布、地域差异及动态变化格局。③在新时期,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不仅仅受到血缘、宗教、风水、民俗、耕作模式、对自然灾害的规避、对地形条件的利用等传统农业耕作时期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的自发流动与大规模建设引发的有组织移民,各行政村落的行政区划调整与自然聚落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农业产业化、机械化对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直接影响与城市经济文化辐射对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牵引,道路、桥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人口聚居空间跨度的引导与城乡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的整合对人口聚居的吸引,等等,这些新型人地关系因素将会成为未来农村聚居模式的主要驱动因子,因此,对新的社会经济政策形势的准确把握是农村聚居模式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④农村聚居模式调控的内容涉及到聚居区位选择、规模引导、形态整合以及结构优化等方面,而调控的最终目标是优化聚居功能、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农村聚居是一个由人、社会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形态的动态变化性、要素的时空迭置性、系统的交叉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农村聚居功能的定位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现代与历史的和谐、城市与乡村的和谐为基准,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对城乡要素的协调以及对农民意愿的尊重。⑤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方式应以整体的和谐与个性的体现为基本准则,强调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重点、引导方向不同,针对“四水”沿江地带、洞庭湖区、湘西山区、城郊地区提出了相应的分区引导模式;以等值化理念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城市聚居模式的实践经验,区别等值化与等同化,在农村聚居形态的集散、公共空间的整合等问题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度”,既维持农村本身的特色与优势,又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从而构建和谐的农村人居。
黎扬琴[7]2010年在《新农村规划实践与村镇规划体系的矛盾及其解决思路》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8月,北京市在远郊县选取了350个村庄进行新农村规划。笔者参与规划的雁翅镇青白口村、雁翅村、田庄村也位列其中。与所有的村庄一样,这些村庄既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优势,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造与规划,探讨与研究。论文以新农村规划实践与村镇规划体系的矛盾为导向,具体到与镇域镇村体系的矛盾,在综合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产生的矛盾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有利于完善村镇规划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对新农村规划实践与镇域镇村体系矛盾进行了分析：一是与镇域村镇体系划分依据的矛盾,通过对京西山区镇域镇村体系空间结构的研究,指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空间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镇域内既存在一个中心也存在多个中心,这就使得严格按照行政等级原则组织的,只存在一个中心(镇区)的镇域镇村体系,不能适应因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行政级别方面出现明显的非整合关系,难以适应新农村规划实践的需要；二是对新农村规划实践与镇域镇村体系层次结构的矛盾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京西山区的研究,指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心村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与城镇化目标相违背,不能引导农村城镇化,而建设新农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它需要规划先行,这就导致了新农村规划与镇域镇村体系层次结构的矛盾。其次针对上述两个矛盾,提出解决思路：一是针对镇域镇村体系空间呈现多中心的情况,对具有支持乡村腹地作用的村镇进行明确定位,建议将其规划标准提升到镇区的高度,促进城镇化,并对这类村镇的选取提出可行性的评定标准；二是针对中心村存在诸多问题,对镇域镇村体系的层次结构提出优化,提出层次结构由镇区(包含镇政府驻地与副中心)及村庄组成的构想,并建议选择一批具有乡村腹地作用的村庄与集镇作为副中心进行重点建设,从均衡发展走向重点建设。最后,在总结上述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对京西山区雁翅新农村规划提出相关的建议与对策,对同类型的村镇规划,特别是京西山区村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禹希[8]2015年在《城乡统筹视野下北京郊区村庄规划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快速扩展,大城市周边城乡交界带成为社会、经济、空间、生态等方面变动最为剧烈的地区。就北京来说,城乡交接地带已经初具城市的环境特点和产业规律,但仍保有宅基地、村庄集体等乡村地区的最基本要素,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郊区空间”,是北京市城乡统筹工作中矛盾交汇最为集中的空间。论文以城乡统筹的视角对北京郊区的村庄发展进行研究,宏观研究结合案例剖析,努力阐明规划与发展之间矛盾产生的过程,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分析,为北京郊区村庄规划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也为深入发掘城乡统筹规划理念提供一种探索的方向。论文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郊区规划发展历程,对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背景、北京市总体规划对郊区的安排、郊区实际发展情况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发展现状与规划目标偏离的机制。论文选取十字口村、郑各庄村和小堡村叁个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实证研究,系统梳理了村庄规划编制、规划实施情况和村庄发展实际情况,研究郊区村庄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和规划机制,特别注重探讨其地域差异特征。研究认为,郊区村庄在自上而下规划制度安排下,具有不同程度地向城区趋同化特征,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又促使其形成多样的发展面貌及其与规划安排的矛盾。由于首都功能发展和规划编制的影响,郊区村庄的区位条件、发展机会变化巨大;同时,村庄又普遍存在集体秩序、土地制度和非正规经济等相对稳定的要素。因此,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北京郊区村庄规划应该关注乡村发展变化过程。论文结合宏观研究和个例剖析,建议以城乡统筹的视角,在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发展意愿之间构建有效的沟通机制,在考虑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同时考虑村庄自身的发展诉求和特殊性。并针对这种变化中的郊区,提出具体的建议:第一,在规划思维上,将村庄规划与推进城乡统筹结合起来;第二,在编制内容上,恰当回应村庄的特殊性和发展需求;第叁,在规划模式上,引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效互动;第四在规划管理上,建立多部门统筹管理的工作机制。
陈韶英[9]2007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庄规划问题探讨》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主导、农村地域广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村庄规划建设研究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化进入加速时期,农村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以从事单纯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村庄聚落不再适应新经济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村镇规划的忽视,尤其是对于小城镇镇域内部,即广大农村地区空间组织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造成现有的村庄规划理论严重滞后于规划实践的发展,现实中常常以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模式来处理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型农村问题,缺乏对村庄规划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导致规划实施乏力。本文用实例分析了当今简单以“迁村并点”为核心的村庄空间布局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认识上的、方法上的、实施中的以及思路上的问题,这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提出了城乡统筹原则下的村庄规划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且对城乡统筹原则下村庄规划的方法及理念加以评析,这是文章的创新之处。这一研究对于更新村庄规划理念,指导村庄规划建设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文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选题背景,经济、地理、历史、规划等学科对于村庄问题的研究进展,以及论文的研究内容、意义和整体框架;第二部分,主要是借鉴有关理论,总结国内外典型地区村庄规划建设的一般经验,为研究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第叁部分,分析了当今村庄建设布局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第四部分,以栾城县村庄空间布局规划为例,重点评述了该类村庄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论述了城乡统筹原则下村庄规划的必要性及其理念与方法,并评述了西南英格兰的村庄规划,为村庄规划实践提供了典型示范。
陈雪原[10]2010年在《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甚至超过了城乡差距的增幅,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因。长期以来,关于农村地区差距问题偏向基于年鉴数据的宏观层面研究,微观理论研究不足。而在新农村实践中,往往缺乏村庄类型清晰的区分,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在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微观构成单元村庄层面上,主要从收入和积累两个角度,探讨村庄发展差异的演变趋势、趋同性及其影响因素。考虑到村庄间形态各异,规模小,易受内外部变量冲击,短期差异变化具有偶然性,需要对村庄进行长期分析以尽可能地剔除掉随机干扰因素,抓住村庄差距演化的内在规律。论文使用北京郊区40个村庄的1978、1988、1998和2006年四个时点构成的面板数据,以农村叁十年改革为背景,对村庄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解释,论证了村庄演化的动态过程,引申出对新农村建设的含义。论文第一章阐述了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与面临的主要困局。由此,新农村建设中的叁个主要问题:经济转型阶段村庄发展差异的演化趋势是什么?村际收敛的性质、影响因素和条件是什么?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含义?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阐述了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文献发展脉络、理论基础及概念。第四章针对第一个问题,总结了村庄在转型期的经济总收入、人均收入(农户发展水平指标)、人均所有者权益(村集体资本积累水平指标)以及人口规模等方面发展差异的演化趋势。第五至七章针对第二个问题,分析了转型期村庄间在收入水平和积累水平上的收敛性质。研究发现:1、二者均存在穷村增长更快的现象(β-绝对收敛),但后者在1988-1998年期间只有在控制了区位、村干部素质等变量后,才会获得收敛(β-条件收敛)。区位、村班子素质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可以解释村际β-收敛的速度差异。从离散程度看,前者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δ-收敛),且贡献主要来自平原、山区和城乡结合部的组间差,后者则趋于不断扩大,其中,平原地区贡献最大。收敛趋势差异导致村庄向(高积累,高收入)和(低积累,高收入)两种主要类型村庄演化,这意味着村庄向人口净流入村和人口净流出村两种类型转化;2、村庄是否成为人口净流入村的概率受到村社区集体积累水平、生活居住水平、区位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第八章,基于因子分析,建立了一套村庄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村庄类型划分和衰落预警的参照。第九章,以村庄间经济收敛和空间要素集聚为主线,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结合40村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收敛与集聚战略以及基于空间区位的政策组合,着重指出要推开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第十章给出了全文的结论。这篇论文的贡献主要有五点:首先,总结了在经济转型期村庄发展差异的演化趋势,提出了一个关于村庄发展演化动态模型的假说,阐述了村庄类型的动态演化方向;其次,开展了村域经济收敛性的实证检验,对假说进行了论证,并揭示了β-收敛与δ-发散并存的现实可能;再次,通过位置效用理论分析了村庄人口规模趋异的影响因素,对假说论证提供了进一步支撑;四是建立了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为村庄类型区分提供了数量参照;五是从收敛和集聚的双重角度提出了的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
参考文献：
[1]. 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建设研究[D]. 赵之枫. 清华大学. 2001
[2].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改造的策略研究[D]. 陆嘉. 同济大学. 2006
[3]. 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结构的变化[J]. 赵之枫. 规划师. 2003
[4]. 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农村聚落发展趋势研究[D]. 李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7
[5]. 新时期农村发展及规划对策的研究[D]. 董艳平. 太原理工大学. 2007
[6]. 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D]. 彭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7]. 新农村规划实践与村镇规划体系的矛盾及其解决思路[D]. 黎扬琴. 北方工业大学. 2010
[8]. 城乡统筹视野下北京郊区村庄规划发展研究[D]. 刘禹希. 清华大学. 2015
[9]. 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庄规划问题探讨[D]. 陈韶英.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10]. 村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D]. 陈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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