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计划的隐藏成本、未来取向与中国的结构调整：一个美国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取向论文,样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7年初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再到危机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以来，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对于避免震荡、稳定市场、恢复信心、促进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弥补失灵。但政府干预成本巨大，且也可能失灵，这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共识。所以，当经济止跌企稳时，经济刺激计划要适时、有序地进行科学调整，否则会带来财政赤字增加、潜在通胀压力加大、助长道德风险等一系列负外部效应。
一、经济刺激计划的隐藏成本
经济刺激计划一般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有重要作用，尤其在经济下行期，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防止经济步入萧条方面效果明显。但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运行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隐藏着一些潜在成本。
（一）政府财政负担加大，赤字增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降低税收等措施。每一项措施或者使政府支出增加，或者使政府收入减少，最终都会带来财政负担的加大，甚至赤字的增加。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赤字增加将影响国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首先，长期财政赤字也存在着公共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赤字支出的方向大都为公共工程建设，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赤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有限。由于公共工程大都具有缺乏强有力的财产约束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特点，投资的收益率很难得到保证。其次，以财政赤字换取经济增长会削弱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和企业的自我防范风险的能力，容易形成经济发展对财政赤字的路径依赖，提高赤字财政的政策成本。此外，长期大规模财政赤字会损害国家信用。一旦出现高债务比率，国家信用下降，新债券发行困难或发行成本过高，出现高的债券利率和市场利率，增加的偿债压力，使得政府提高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而高税率必然导致偷税行为的增加，从而产生高的税收扭曲。各国的经验证明，高债务还会导致财政政策出现恶性循环，政策执行成本增高。各国为了复兴经济而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花费了巨额成本，令全球各国陷入预算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几年，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平均负债水平将超出国内生产总值。
（二）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通货膨胀取决于现期和未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经济刺激计划中的积极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的。如果货币当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超出了流通中所需要数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同时社会公众预期货币供应量还会持续增加，由于预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特性，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攀升。
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通货膨胀会产生众多缓慢的、潜在的不良经济和社会后果，主要表现为：社会财富盲目的不公平分配和再分配，引起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劳资纠纷频繁和难解，对通货膨胀反应灵敏度较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的发展将受到损害，妨碍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等。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及对企业的救助行为都直接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不断出台的各项救市措施和危机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使公众有了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的预期。所以，全球经济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一旦通货膨胀发生，其负效应也会随之放大。
（三）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投资的增加，使私人部门的投资减少，即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
当财政赤字通过债务融资时，政府会和私人部门争夺有限的资金，导致利率提高。利率提高会导致借款成本上升，从而使投资减少，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根据传统观点，私人部门会将公共部门的债务当作财富的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同样会导致利率提高。与此同时，财富的增加会导致消费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将使储蓄减少和可贷资金的数量减少，其结果是投资数量和资本形成的减少。挤出效应的存在挤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民间投资乏力，经济自主增长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持，不利于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抑制本国投资的减少和资本形成，就会导致较低的人均资本，并进一步导致较低的人均产出。因此，长期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并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水平的提高。
（四）助长道德风险
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法则。要求政府为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单，对于纳税人及其他交易主体来说显失公平，而且违背了优胜劣汰的原则。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政府买单易于滋生道德风险。而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不确定性或其他原因，当事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代理人在契约达成后可能采取“隐蔽信息”、“隐蔽行为”的方式损害委托人利益，从而出现“道德风险”问题。过度的政府保护政策会诱导道德风险。由于金融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金融风险的高度传染性，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和保护一般都比其他行业严格。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担保和承诺。这些制度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也隐藏着道德风险。此外，各国政府一直以来倾向奉行“太大而不能倒”的保护政策，更加助长了大机构、大企业的道德风险。
二、美国一揽子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计划隐藏成本分析
（一）财政形势严峻，通货膨胀隐患浮现
美国财政部2009年7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的2008—2009财政年度的前9个月，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4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迅速增加的最主要两个原因在于：首先，美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其次，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使美国的财政收入显著下降。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和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庞大的开支计划导致2009财年美国政府开支达到3.5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激增18.2%。对于早已入不敷出的美国政府，巨大支出的来源将是继续发行国债。国家负债与财政赤字大幅增加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美元。自危机发生以来，一方面，美联储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货币，美国政府通过巨额财政赤字收购金融市场的问题资产，财政赤字是附带利息的基础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前景恶化。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巨额财政赤字会推高利率，提高美国的借贷成本，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提高通胀预期。一旦通胀恶化，将对脆弱的经济复苏造成更严重的打击。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兰.梅尔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么庞大的财政赤字是难以为继的，如果美国不能严肃财政纪律，切实降低赤字规模，必然造成“美元危机”，世界经济可能因此面临新的冲击。
从长远来看，高赤字、高通胀预期不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日益失衡的财政问题已引起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广泛担忧。美国政府为救市和刺激经济而发行的债券在日后需要支付巨额的本息。如果待经济恢复后，危机时期所购资产不能抵补国债本息，则纳税人将面临较大损失。高财政赤字问题在美国国内已经对美国政府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奥巴马政府目前全力推动的医改方案，就是因为可能导致赤字规模大幅增加，因此陷入“拉锯战”。美国债务状况恶化，市场上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将迫使美元贬值，影响中国和其他持有大量美国金融资产国家的投资信心，甚至弱化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注资救援方式暗藏道德风险
美联储救市过程中的弊端之一就是给予被救助机构制造新的道德风险的机会。3月4日，伯南克在向参议院预算委员会（Senate Budget Committee）陈词时表示：“除了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外，我再也想不出在过去整整18个月的时间里还有什么事件能令我感到更加愤怒。”AIG利用纳税人救市进行新的投机，制造了新的道德风险。AIG在去年接受美联储的援助后进行了新的CDS豪赌。《华尔街日报》曾有报道称，救助AIG的资金中，有520亿美元花在与楼市相关的对赌上，其中部分可能流向押注楼市下跌的对冲基金。
以股权注资方式救援，行为是暂时的，却会留下长远负面影响，因为其中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存在问题机构的股东向政府转嫁风险的可能。美国此次危机的发生，正是源于一些金融机构为追求超额利润，不顾风险，不断加大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最终导致巨额亏损。为稳定金融秩序，缓和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收购、接管、注资、担保等措施频频出台。美国一系列救援和刺激方案的出台犹如强心针，有利于短期内市场秩序与信心的恢复。但从长远角度看，这种行为使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从别无选择的政府救市行动中捕捉到一丝“太大而不能倒”的奥秘。在危机扩大化之时，金融机构可以“绑架”政府，迫使其采取救市措施，承担金融机构高风险投资造成的损失。美国的救市和援助行为可能使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加有恃无恐，放大投资者的赌博意识。道德风险的更加猖獗会为下一次的过度投机和资产泡沫埋下伏笔。
（三）挤出效应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制定了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2009年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65%将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未来会挤出私人投资，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二战后，货币主义学派的“挤出效应假设”广泛传播，并得到了美国民众一定程度的认可。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实证指出，80年代初的联邦巨额财政赤字推动了真实利率的上升和美元的贬值，结果造成美国可贸易货物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私人投资也表现出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特点：按劳动力人均计算的工厂和设备投资，美国只为德国的1/2，日本的1/3。民用研究与开发费用则不到德国、日本的4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NP的份额，从70年代末的17.15%降到80年代末的15.13%，如无外国资金流入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美国的投资还会下降到12.16%。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扩张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内外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综述
（一）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尚未成熟。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各国政府应继续实施当前财政刺激计划。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持相同观点，并强调财政扶持计划应持续至经济出现“真正”复苏。对于退出时机尚未成熟的原因，国外学者各持己见。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约尔延·埃尔梅斯柯认为，全球金融系统较脆弱，刺激政策草率退出极易导致前功尽弃。林毅夫指出，全球产能过剩问题未及解决，企业投资增速缓慢，均表明此时不宜退出。韩国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映旭将原因归于民间部门尚未恢复实力，不足以弥补政府刺激措施的逐渐失效；罗伯特·佐利克与其观点一致，并提出判断退出时机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信心。但也有个别政府官员持相反意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若撤出时机过晚，将滋生资产泡沫，导致股价和房价飙升，进而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此外，印度和澳大利亚已率先采取行动撤销经济刺激计划。
国内学者意见较为一致，认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言之过早。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在2009年11月14日APEC峰会上表示，各国政府过早退出财政刺激计划，会导致全球经济再次衰退，反之则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必须选择恰当的退出时机。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率先于其他经济体触底反弹，但实体经济的反弹后劲需要时间观察，因此目前言及经济刺激措施退出仍为时过早。申银万国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桂浩明强调，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扎实，应保持现行政策，决不能过早实施退出机制。
（二）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
1.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在货币政策退出方面，澳大利亚和印度已率先采取行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升息25个基点，将其基准利率从3%提高到3.5%；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由24%调升至25%。尽管其他国家并未采取实际行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但已开始着手准备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针对欧洲央行而言，退出程序的第一步是撤出长期再融资操作，其次是收紧普通流动性政策的实施，欧洲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回收流动性。胡一帆提出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五种方法，分别为提高准备金余额利率、大规模反向回购、财政部抛售贴现国债、抛售定期存款以及向公开市场销售部分长期证券。包名友提出美联储可考虑通过准备金率及降低准备金水平两条途径实施退出战略。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该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故此次退出的动作不会太剧烈，分以下三步，一是停止针对企业的支援政策，二是经济恢复正常水平后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必要时上调利率。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面。陆磊认为，财政政策拉动实体经济作用显著，货币政策遏制通胀作用显著，因此西方各国可能出现松紧搭配的政策，即在财政政策上保持宽松，在货币政策上从紧。李稻葵表示相反看法，他指出西方社会会保持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理由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货币政策不宽松易致升值，进而引起本国实际产业恢复困难。同时，他还表示，由于西方国家公共财政情况不乐观，故财政政策先于货币政策退出。
2.我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应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厉以宁指出，现在改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损害经济复苏的成果。唐双宁同意上述看法，并建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把握“适度”重于“宽松”，当前应注意防止新增银行不良资产，防止通胀、财政赤字及产能过剩。贾康表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覆盖了2010年，因此明年我国财政政策将保持原计划的整体框架，继续保持宽松环境。连平认为，中央财政新增1.18万亿刺激计划中约一半额度剩余至2010年，将对明年经济增长继续产生刺激作用，因此财政作用依然积极。林毅夫指出，明年有必要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可转向稳健；同时，他建议我国继续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即通过金融机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调整，进而使收入分配结构得到调整。
国内学者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退出孰先孰后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认为，货币政策退出会晚于财政政策，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因此，2010年流动性仍然宽松。东北证券金融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鉴于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期项目延续性需要，2010年仍将保持较大额度的财政投资，不存在较大规模的财政退出，但会调整投入结构，因此货币政策早于财政政策启动退出。
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标准是什么
总体来说，判定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标准有：
（一）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否已经完全消除
如前所述，资产价格上涨预示了市场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威胁，但这个危险的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损害经济。相反，许多指标显示，当前各国的经济状态还很虚弱，银行系统还很脆弱，因此，各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据英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CPI年率升幅连续第三个月低于英国央行的目标水平2.0%，为1.6%，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低于7月的1.8%；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CPI月降0.1%、年升5.4%，出现了近2年来的首次下降；日本总务省公布的7月份CPI（2005年为100，不包括生鲜食品）为100.1，较上年同期下降2.2%，连续3个月刷新1971年1月有比较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纪录，并连续5个月同比走低；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8月份综合CPI按年跌0.3%；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以来，我国CPI指数同比持续负增长，上半年CPI累计同比下降1.1%。且亚行在近日发布的《2009年亚洲发展展望》中指出，中国在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将经历轻度的通货紧缩，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下降0.5%。以上数据表明，短期内，全球经济依然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二）失业问题是否出现好转
失业率是所有宏观经济数据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衡量经济成就的“晴雨表”。虽然世界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区别，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将拯救就业作为中心任务。可就目前数据来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仍在继续。
法国就业部发布公报称，8月份法国失业人数达到255万人，同比增加25.8%，其中25岁以下青年和50岁以上的人群受影响最大，同比分别上升33.6%和26%；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8月份失业率升至9.7%，创近26年来新高，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升高；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份的三个月里，英国失业人数增加21万人，总失业人数增加到247万人，失业率攀升至7.9%，为1996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内阁府的数字显示，7月份日本失业率为5.7%，与6月份相比增加了0.3个百分点，在过去一年中日本有多达100万人失去工作，目前日本总失业人数为359万，创下二战以来最高纪录。可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就业压力相当大。
（三）持续性的需求增长态势是否已经确立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没有需求，经济的复苏就无从谈起，更无须说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与复苏，意味着消费需求的逐步升级，但对消费的刺激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居民的资产在危机中缩水相当严重，信心也受到重创，重新积累财富需要时间。从整个世界经济的需求表现来看，消费持续增长态势尚不明朗。
这一点，我国的出口量变化应该是很好的证明。总体来看，世界经济仍处在衰退之中，外需的严重萎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我国今年全年的外贸形势仍将十分严峻。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8月份的出口增速依然没有脱离-20%以下的区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降幅，分别比7月扩大1.1个、0.4个和2.1个百分点；经季节调整后，环比分别增长2.3%、3.4%和1%。另外，8月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15.4%，降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这表明，世界市场需求并没有表现出强劲回升的态势，完全复苏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作为中国最大出口国之一的美国，其经济仍在衰退中，而美国消费是全球外贸经济的引擎，引擎发动不起来，全球贸易仍将低迷。中国的出口表现滞后于美国经济一个季度左右，所以中国短期内的出口仍将维持缓慢回升态势，同时给经济复苏带来压力。
（四）财政赤字率是否已经接近或达到警戒线
从前文数据得知，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状况已经超过警戒线，隐藏了巨大的债务危机，不再赘述。从这一点来讲，各国应该缩减财政支出的规模。
因此，就目前国际整体经济形势来看，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做准备是必要的，但时机还不成熟。并且，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讨论政策的退出问题，还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经济现实状况，毕竟各国在经济背景、经济发展模式、受损程度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力度就不能做到完全一致。因此，针对目前的状况，各国在退出时机或政策退出力度方面要加强协调和信息沟通，以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一是各国应密切关注物价水平、就业率等多个经济指标的走势，增强对经济形势走势判断，加强各国经济信息和经济政策的交流和沟通，提高对经济形势的预见性；二是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协调，一旦经济走好的形势得到确认，各国要共同采取措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否则某一个国家的退出政策效果将较弱，同时难以抵挡通货膨胀的威胁。
五、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路径的国际比较
（一）货币政策的退出
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简而言之，是指如何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回收市场上的流动性。其中，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个难点。除逐步缩小应对危机的数量型工具规模、适时运用常规工具外，也可以考虑创新其他工具，以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此外，还要讲求政策之间的搭配，一个目标需要不少于一个政策工具，而不能用一个工具解决太多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注意市场的负外部性效应，不能过分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必须依靠适度的外部干预。
1.美国式。由于美国的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在美国商业银行“惜贷”行为改变之前，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美联储可以比较容易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美国货币政策的退出方式有以下选择：第一个方法是提高对银行的准备金支付利率，这是在美联储推出TALF方案后开始实行的，目前该利率与基准利率一致。提高准备金支付利率可以抬高整个拆借市场的利率下限，进而增强上调基准利率的刚性效果；第二个方法是降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也就是把从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机构买来的不良资产卖出去，从而降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潜在风险；第三个方法是停止购买国债，在必要时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所持有的长期债券；第四个方法是发行短期央票，将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变成财政部存款存入其在美联储的账户来回笼资金。总而言之，美国货币政策退出的重点是削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及削减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必要时可以辅以利率工具。但上述每种退出方式各有利弊，需要谨慎权衡。
2.中国式。中国实施货币政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的政府充当市场流动性的主导，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一旦货币政策退出过快，就会直接影响整个投资链，同时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因此，短期内，中国不会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过于剧烈的货币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可选择的方法有：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中长期项目融资。可以考虑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将短期存款转换为长期融资工具，置换银行贷款；二是鼓励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出售贷款资产给其他金融机构，改善其资产与负债结构的不匹配问题，缓解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在市场流动性泛滥时，再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回收流动性。
（二）财政政策的退出
一般来讲，财政刺激政策不需要专门的退出机制，因为财政预算资金使用完毕，刺激政策的直接影响便逐步消失了，因此财政政策的退出可以直接理解为停止再实施新的财政刺激政策，只要确定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点”即可。
但在中国却有所不同。如上所述，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在这之中财政政策是不需要退出，但是银行资金的退出将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一旦经济恢复，大量的流动性需要通过银行来回收，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旦紧缩银根，势必会造成“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因此，针对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特点，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调整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六、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未来取向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下一步
在当前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全球消费需求信心不足的条件下，不适合迅速发出货币政策退出的信号，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控制流动性的过快增长。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率、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国退民进”的投资政策倾斜
政府投资是不能替代民间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市场的活跃与蓬勃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参与，在政府支出增大的同时，只有民间投资的协调快速增长与其相配才能够使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应注重启动民间投资，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银行的发展与壮大。可以考虑“国退民进”，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完全放开私人资本进场的限制，打破垄断行业的行业门槛，发挥私人资本的优势，分散政府投资风险，拓宽资本的使用路径，同时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真正起到拉动投资需求的效果，这也是我国财政政策退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路径。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机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互配合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要保证经济进一步复苏并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者的协调和配合显得更加重要。我国目前国债政策目标的制定仅仅是从财政出发，却没有兼顾金融体系的要求，再加上国债的发行管理办法也不适合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所以国债和公开市场业务之间的不协调表现得特别严重。因此，政府应尽快对国债的发行管理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努力开拓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新途径。
（三）做好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大文章
“国十条”指出，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财政部也表示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
这实际上是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将有力地推进我国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产业调整和优化，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使我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和良性的发展，使得我国民众的收入和财富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高而不是受到损害。
（四）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
“安全网”，顾名思义就是解除居民生活不确定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它主要指的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教育。这些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的切身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此次经济刺激计划要做到在保持经济景气的同时，推动民生问题的进步，真正惠及于民，堪称一项挑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显著问题是很失公平、覆盖面窄以及效率低下。政府应该借此机会，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真正的促进“人人享受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从长期来看，这必将解决13亿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有钱敢消费，大大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拉动内需建立坚实的长效机制。
（五）刺激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因此，财政政策调整应在刺激消费需求上做文章。政府投资应当转向关系民生和促进就业的建设项目上来，真正做到合理利用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进而改革税收制度，采取能够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最终才能达到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一是通过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政府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从而深化国内的消费趋势；二是着力提升农村居民需求。
（六）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的附加值
出口结构调整包括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产品层面，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靠拢；出口市场层面，出口份额更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这也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出口企业必须做出的决策，也有利于减少我国同有贸易联系国家的贸易摩擦。出口市场多元化要在保持发达国家原有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新的市场，提高对非洲、拉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及周边邻国的贸易比重，以分散市场风险，增强应变能力。同时，在出口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出口转内销”的步伐，目前正处于消费升级阶段，我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增长是很迅速的，这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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