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1—0202—04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普通高等院校通过向大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宣讲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以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的教育。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学生厌学、逆反心理严重，教学效果不够理想。为了扭转上述局面，许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种种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和意见。但由于任何措施和方法都是从一定方面、角度入手的，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单靠一种或某几种改进途径和方法都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可以说，改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方式和途径的通力合作。本文认为，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和编写理念，使教科书的编写实现一种“语言学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学转向”包括教科书书写语言的转向和课堂教学语言的转向两个方面。其中，后一种转向即教学语言的转向已引起多方的关注，学者们和教育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者们对之多有涉及和论述。但时至今日，有关前一种转向即教科书书写语言的转向的研究还很薄弱，也没有完全引起理论界和实践者的重视。尽管目前教育部正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材进行重新编写，力图从教材书写样式、编排体系等方面进行变革，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课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课程；但这并非易事和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工作，因为这实质上要求对原有教育理念进行根本变革，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取向之一是要求教科书的“意义世界”与当代大学生“生活世界”相融合。
思想政治课教科书追求的“意义世界”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追求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学生的配合，或者说这里面有一个“接受”问题。如果学生没有接受教育者向他们传授的理论和思想，出现“授而不受”的现象，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意义世界”就没有实现。因此，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意义世界”一定要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世界”进行“视域融合”。没有教科书的“意义世界”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就有可能走偏；而没有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作为载体和体现，教科书的“意义世界”就成为空洞的形式和口号。
二
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展。与以往大学生相比，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更趋丰富化和多样化，时代气息浓厚。当前，它起码由“三个世界”构成，即“理想世界”、“学习世界”和“交往世界”。
“理想世界”是大学生的意义世界和目标世界，它指引着大学生的学习世界和交往世界的建构。理想是可能的现实，是未来的状态。“我的未来不是梦”既是大学生的口头禅，也反映了他们对构建未来世界的渴望和自信。生活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理想世界”很丰富，也习惯于通过网络的“虚拟世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P159) 没有理想，人就没有精气神，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也没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
现代社会为大学生规划和丰富自己的理想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适应发展的需要，大学生不断进行着各种自我设计。自我设计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从传统人走向现代人的标志，是人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理想信念等通过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形式外化给社会的一种方法。现代社会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秩序，并使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现代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大幅张扬和凸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自我意识、自主能力和自由观念都大大加强了，这就使自我设计成为必要而可能的活动。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是人的内在需要，它的价值取向在于提升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空间。具有主体意识的当代大学生总是不断开拓进取，超越他们的现存状态。当然，大学生在自我设计时，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并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努力把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寻找自我实现的恰当方式和途径，才能得到现实的发展。
大学生经常通过自我设计来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在自我设计时总是将未来的美好目标和自我状态作为追求的理想。但人的“此在”状态是现实，现实的东西还不是理想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总是有一定差距。那么，如何来缩小乃至于消除这一差距呢？只有通过包括自我学习或人际交往等在内的诸多实践活动来进行。学习和交往是提高个人能力、实现理想目标的手段，它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而且会使人收获自信并有助于人实现自己的发展愿望。所以，大学生的“学习世界”和“交往世界”是“理想世界”合理的前提和成功的保障。
“学习世界”是大学生“生活世界”中的主导世界。学习既是大学生的天职，也是学习型社会的客观要求；学习既是大学生的应然要求，也是其实然要求。大学学习是课堂学习和自我学习的有机统一。课堂学习是“师傅引进门”，而自我学习是“修行靠个人”。自我学习是大学学习的本质特点。在课堂学习之余，大学生有大量的自由时间进行自我学习。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设定学习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方法，并自我评价学习结果。一般来说，自我学习具有如下的优点：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学习进度、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课程结构设置灵活，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内容，而不必重复学习已经掌握的东西，而且还可以随时利用一些评价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学习结果；弹性的学习计划鼓励个人从自己的立场观察问题，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者。因此，自我学习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提高自我适应变化的能力，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型人格特征。
“交往世界”是大学生丰富“学习世界”的补充世界，是走向社会的中介世界。人的存在是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作用的结果，人正是通过与他人发生作用而发展自己和实现自己。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的许多需要（生存、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都是在人际交往中得到满足的。如果人际关系不和谐，就意味着这些需要不能被满足或满足不完全，就会使人产生孤立无援或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反之，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有助于这些需要的满足。可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对人际关系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构建自己的交往世界，是摆在大学生面前的重要任务。当代大学生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强，既有亲缘交往，也有情缘交往；既有本地交往，也有异地交往；既有学业交往，也有事业交往。社会学家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称为人际关系。大学生构建自己的交往世界实质上就是进行人际关系管理，就是以恰当的原则去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它不仅是对有害人缘的防范，更是为了把无意义或有害的人际关系转变为有利于自我发展进步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交往双方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如果能，双方就会形成亲近、友好、信赖的正向关系；相反，就会形成疏远、回避或敌视的反向关系。为此，大学生需要了解增进人际吸引的因素和阻碍人际交往的因素。一般来说，增进人际吸引的因素有：（1）近邻性因素。空间上的接近为交往提供更多机会， 增加交往的频率，使成员互相熟悉。（2）相似性因素。较多的相似性（包括年龄、社会经历、价值观念等）使人们在交往中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和情绪体验，导致相互吸引。（3）补偿性因素，即需要的互补因素。寻求需要的满足是人际交往的一大目标。（4）情感相悦因素。彼此的赞赏和接纳可以减少心理冲突，在交往中获得情感的愉悦。而阻碍人际交往的因素有信息沟通障碍、情感冲突、需要的不满足、利益冲突、态度和价值观相悖等方面。所以，大学生建构“交往世界”的重要任务是，有意识地增加人际吸引因素，并努力减少阻碍人际交往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推动自己的发展与进步。
由上可见，大学生的“三个世界”是三位一体的。没有理想世界，学习世界和交往世界就缺乏建构的动力；没有学习世界和交往世界，理想世界就成为空中楼阁，缺乏实现的信息基础和人际基础。为了适应大学生“生活世界”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在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要求的前提下，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书写语言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转向”，要由灌输式语言转向沟通式语言，由独白式语言转向对话式语言。
三
自从列宁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灌输”理论以来，对这一理论的误解、误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最大的误解和误用就是只注重“灌”，而不注重“输”。“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就是其最大表现。这种教学模式根源于传统教科书就是按照“填鸭式”的灌输式语言编写的。传统教科书的编写理念中蕴涵着几个错误的假定：第一，教科书知识都是人们早已检验过的、无须怀疑的定论。教科书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其功能主要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把相关知识和结论规范清楚、表达准确。第二，教科书编写者是知识的权威，“垄断”了所有的知识，而学生是“无知者”，是像一块白板一样可以让教育者任意书写的。第三，教科书编写者和传授者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二者之间类似于上下级关系。第四，教学是教师单向度给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是教师的“独白”，而非师生的“对白”。建立在以上几个假定基础上的传统思想政治教科书的书写语言必然是灌输式语言和独白式语言。可以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灌输式语言进行的说服教育，而不是一种沟通式教育，不是为了获得双方的“理解”，而是为了使一方服从另一方，重道理的宣讲，但忽视双方心灵的互动和视域的融合，因而是单向度的教育。
从上述分析可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知识型教育，二是行政型教育。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既不应该是以单纯传授知识为主的知识型教育，也不应该是上级训导下级般的行政型教育。下面，我们就这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以单纯传授知识为主的知识型教育
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教师的传授把一些知识装进学生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检验、反思和批判，分析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知识背后隐含的理性根基和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提高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跟其他专业课的最大不同是，它不以学生学到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教学效果好坏的标尺，而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看待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观念以及践行这些观念的意志品质为最终目标。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就是说，一个人占有的知识越多，并不就意味着他越有智慧，并不就意味着他学会了怎样生存。现代哲学家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也讲到了同样的道理，许多现代人都是占有狂，他们有强烈的储存癖好，但只知道占有，而不懂得生存的意义。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思想政治课来讲的，但对我们改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却很有启迪作用。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注重知识点的传授，讲究“大而全”，迫切希望把大量的知识点塞进学生的头脑，认为这样就完成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任务，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样就混淆了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在课程目标上的最根本区别：思想政治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做人”，而专业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做事”。以教授专业课的方式来教授思想政治课，绝对是对思想政治课的误解和摧残。所以，改革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和进行教材改革应该贯彻邓小平同志讲的“少而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1](P276) 教师是少数搞专业的人，学生是群众。让学生都读大本子，一无可能，二无必要。作为改革的方向，思想政治课应“少讲点知识，多明点道理”，教科书的编写也不要追求知识点的面面俱到。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趋向是，让思想政治课成为锻炼思维课，成为理解课。传统的教育理念将思想政治课主要当作德育课，而忘记了思想政治课也是智育课，忽视了它的智育功能。我们强调思想政治课要侧重让学生“多明点道理”，即“名理”。所谓“名理”，就是要既明“事理”，又明“人理”。学生明白了“事理”和“人理”，当然就会易于接受，并会将“理”外化为行动。
事实上，按照“知、情、意、行”的行进路线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接受的合理路线。我们以往的失误在于过分停滞在“知”上，并且对“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错误地认为“知”就是“知识”，因而强调“知识的轰炸”、“知识的灌输”。其实，这里的“知”不只是“知识”，更主要是“认知”、“认同”和“理解”的意思。正因为在“知”上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很难合乎理性地行进到“情”的阶段，学生也很难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知之爱之”的情形，更不用说行进到磨砺意志和践行观念的地步了。
（二）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上级训导下级般的行政型教育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行政型教育，是不平等主体间的教育。既然是行政型教育，那么意识形态性就比较浓厚。既然是行政型教育，是不平等主体间的教育，那么就很难谈到教育民主。其实，这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但不全是意识形态教育，因为它还有智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但不是行政型教育，因为它是平等主体间的教育。因此，在编写教科书时要全面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要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但要讲究策略。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的语言要由意识形态显性语言转向意识形态隐性语言。以往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编写语言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显，这跟“文革”时期的“泛政治化”的文革语言不无关联。现在，我们中学和大学开设的许多与政治联系不是很大的社会科学课程也被统统称之为“政治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过失。例如，现在中学里的经济常识课也被叫做政治课，中学的哲学常识课也被叫做政治课，中国近现代史也被叫做政治课。这种现象表明，我们以往根本没有划清政治学与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课程的学科界限，存在着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夸大了政治课的地位和功能，贬低和丑化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形象。因此，许多学生在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对政治课的厌烦情绪，并相应地连累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这些学生考上大学后，他们对政治课以及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看法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形成的错误观念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沉痛教训。所以，汲取历史教训，在现时代给大学生编写新的思想政治课教材时，千万不要再重复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错误了。思想政治教育要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但其教材的书写语言应该尽量将意识形态性隐性化，尽量少用口号式的语言，这可能是一种教材编写的技术问题，也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
我们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的语言要由意识形态显性语言转向意识形态隐性语言，并不意味着要淡化意识形态教育，而实际上是“真正”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因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意识形态教育才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最高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行政性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教科书的编写）要贯彻民主性原则。所谓民主性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要平等相待，平等地交流思想和交换意见，切不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二是教育者要相信受教育者，要鼓励大学生积极思考，畅所欲言，对正确的意见要注意吸取并努力实现，对不正确意见要耐心引导并给予必要的指正。为了贯彻民主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通过讲明道理和提供事实信息，才能使受教育者自觉自愿地接受。只有使受教育者在明白道理、认清事实基础上，进行符合教育者预期目标的观念和行为变化的说服教育，才是真正的说服教育。基于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中，应该由灌输式语言转向沟通式语言，由独白式语言转向对话式语言。
同时，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性原则，还应当使教科书能够有利于充分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采纳一些符合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特点的语言，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能够平等地处于双向沟通和交流状态。通过这种双向交流，能促进大学生积极思索，主动对照和反省自己的思想，从而起到自我教育的作用。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教育方法值得借鉴。苏格拉底与智者不同，他不传授知识，只是与人对话。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对话接近真理。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只提出问题而不回答问题，使对话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从而把学习变成对话双方不断探索新知识的主动过程。
［基金项目］2005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教科书的“意义世界”与当代大学生“生活世界”的融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取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