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近代论文,文学论文,宗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5－0053－07
方宗诚(1818～1888)是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私塾授徒，中年游幕时讲席三地书院，为官枣强期间又曾创建讲舍与书院。可以说，施教育人、培养人才，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活动与收获，而古文教学则是教育实践的内容之一，有关古文教学的内容、特点也集中反映了方宗诚的文学思想。相对于其他桐城派名家而言，学界关于方宗诚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学、方志学、交游与理学思想等方面①，有关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从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创作主张出发，通过对《柏堂集》的解读，并利用相关桐城派名家文集等资料，总结方宗诚在古文教学上的成就，探讨其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以及和桐城派后期发展的关系。
一、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
方宗诚从事教育活动，主要以私塾授徒与书院讲学为平台。他早年在家乡私塾授徒，所收生徒主要有两类：一是友人与自己家族子弟，如吴调鼐家、何衍福家②，长子方培浚③、族孙方涛等；二是“里中后进之士”慕名而来，如萧穆，“以余有一日之长，多相从问学”④。中年游幕各地，先后讲席商河麦邱书院、直隶衡水书院与安徽庐江书院⑤。为官枣强时，创建正谊讲舍与敬义书院，并利用公务之暇，亲自给书院诸生授课讲学。晚年辞官归里，对家乡后学给予提携与指点，主要通过问学解惑与点评文章等方式进行施教，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但仍培养了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后期大家。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书院，古文与经学都是方宗诚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文学教育方面，方宗诚采取的教育措施有：
第一，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
》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所推崇，有些弟子主讲书院之时，也多用此书进行古文教学。方宗诚也十分重视《古文辞类》的价值，认为文选中“关经济”、“切世用”的文章，“皆宜熟读”。此外，对于“陆宣公、李忠定、朱子、王阳明奏疏、封事”，“皆当选而读之，最有益于世用”⑥。人生要读的书甚多，要想取得好的读书效果，循序而读尤为重要。所以，方宗诚在教授生徒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编写新的教材，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在家乡柏堂授徒之时，方宗诚曾选编了《斯文正脉》和《古文简要》两书。《斯文正脉》选取“周子以来大儒之文，发其旨趣，以会其归”，目的是“既以自砺，即以示学徒”。要求弟子先读此书，领会其精神实质，再“广求诸先儒之书”。这样就能达到“内可以明其心德，养其性情，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外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参赞天地之化育”⑦。编辑《古文简要》，目的是贯彻友人张宗翰关于古文学习的方法，强调“博而寡要，贪多务得，溺于文”。张宗翰命方宗诚简取韩、欧八家之文，为初学古文之门径⑧。该书可以说是八家古文的简选本，是古文初学阶段的启蒙教材。在枣强为官，给敬义书院诸生讲学，方宗诚通过节录前贤文章的形式进行教学。选录对象包括：一，自己老师的作品，如《节录植之先生遗书》、《节录许玉峰先生集》、《节录曾文正公遗书》等；二，自己昔日故友的作品，如《节录苏厚子征君逊敏录》；三，桐城派名家的作品，如《节录姚惜抱先生论学语》、《节录姚惜抱先生论诗文语》；四，诸子经典，如《节录列子》等。节录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人知晓自己家学渊源，另一方面是让书院诸生通过学习先贤文章，从中受到启发，或为“学修之助”⑨，或为“涉世之助”⑩。后来，这些节录文章多编入《师友遗书》。方宗诚多以书中“切要”、“精妙”篇章为标准，进行选录。此外，方宗诚将自己对文章的评点汇编为《文章本原》一书，供诸生阅读时参考。《文章本原》一书，是方宗诚在家乡为生徒讲授经学时，将《尚书》、《论语》和《孟子》中文章精妙之处，指示一二。一是达到“博其趣”，增加生徒学习经学的兴趣；二是让生徒知晓文与道的关系，“道盛则言文，无别求文于道之外”(11)。
第二，关于生徒的文学学习，方宗诚提出了一套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法。桐城派名家多提倡生徒应通过模拟古文的方式来学习，并通过模拟来讲求文法，而后再有所创新，姚鼐曾总结为“有所法而后大，有所变而后能”(12)。但在实际学习中，有些生徒多模拟，少创作，出现“溺于记诵辞章”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方宗诚主张“原不宜摹拟古人以为文”，“然至于文法，自亦当稍讲究之”。模拟古人为文，弊端在于“虽宗法正大，仍是摹拟而已，其去道也远矣”(13)，虽不宜模拟古人为文，但文法仍应讲求，具体方法是“熟读《史》、《汉》、昌黎以凝其气，细玩唐、宋大家以求其法”(14)，求文法之法由“摹拟为文”转为“熟读细玩”。“熟读精思”是桐城派提倡的主要学习方法之一，刘大櫆、姚鼐等早期桐城派名家，多强调由诵读而得为文之妙，“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自去矣”(15)。而方宗诚则强调置熟读于学习过程之中，注重讲求文法与生徒品性的塑造，使之既能“求其法”，又能“凝其气”，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方宗诚重视文章整体主旨和各层次意思的把握，在读文与写作的具体方法上有所体现。“凡读文，先须求其一篇主意，再详分其层次意思”，“再看其气势、笔力、句调”(16)。此外还要富有“情致”与“神韵”，读文章能掌握“命意、章法、气势、笔力、情致、神韵”，如此“足矣”(17)。方宗诚曾评价姚鼐的文章是以“神韵为宗”，故他将“神韵”列入掌握文章写作六大要领之中。还强调写文章“务求此题意旨所在，然后想意思，布局格，分层次，做完又将文细读以审气脉、字句之不稳者，古文、时文皆然”(18)。
第三，在注重学习“为文”的同时，也重视学习“为诗”。方东树是方宗诚从兄，也是其师，曾留有论诗专著——《昭昧詹言》，吴汝纶曾说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19)。方宗诚一生所著诗篇虽然不多，但对诗歌评点及学诗方法却多有思考，这与受业于方东树门下有一定关系。方宗诚对陶渊明、杜甫、李白与陆游等古代诗坛名家特别推崇，他认为“陶诗可以养性情，温厚和平，恬淡宁静，近有道者气象”；“杜诗可以厚性情，爱君，忧国，思亲，念兄弟，笃故旧，近于仁人之用心”；“李诗五古放旷近于狂者，诵之可以扩胸次，化鄙吝”；“陆诗七律近于忠愤，诵之可以激昂志气，振拔精神”(20)。方宗诚对四人诗歌的推崇，更侧重于诗歌对人性格培养、境界提升以及精神升华的作用。强调诗歌学习的方法，要以“读诵”为主，每日应熟读一首，温习数十首。他认为《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为诗”者来说，十分重要。方宗诚赞许朱熹论《诗经》主旨的观点，即“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非深明其章句训诂，不能知其言之有叙；非善于讽咏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21)。
二、方宗诚的文学思想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其文学思想密不可分，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中，方宗诚的文学思想逐渐建构起来，在文学本体论、文体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
第一，在文学本体论上，方宗诚多从文与经史、文与道者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文学与经史之间的关系，方宗诚认为经史为“根柢有用之学”(22)，而且文学与经史并不对立，“经书不可不温，乃道理之源头，即学文亦有根柢”，他选取经书中若干篇章要求学生“熟读”、“熟记”。例如《诗经》中有《二南》、《凯风》、《柏舟》、《淇澳》、《抑》、《武》、《出其东门》、《杖杜》、《常棣》、《鸤鸠》、《蓼莪》、《文王》、《敬之》、《闵予小子》、《板板》诸篇，《尚书》中如《五子之歌》、《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旅獒》、《金縢》、《无逸》、《蔡仲之命》、《冏命》，《易经》中如《六十四卦》大象、《谦卦》、《家人卦》等，《礼记》中如《曲礼》、《内则》、《学记》、《儒行》(23)等。同时，他认为学习经书，对读其他类书籍很有帮助，他说：“皆以此意相求，则不至泛滥而无主矣。凡此类之切身心者，能熟读玩味，则其他亦易记易明。”(24)
长期以来，桐城派作家强调文与道的关系，这也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方宗诚在《斯文正脉》的序文中说：“道之显者，谓之文。”在编选的三卷本《文章本原》跋文中，开篇便言“道与文一”。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方宗诚一方面承续姚鼐有关“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25)；另一方面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是从内在和外显角度加以界说，“道”的外显是“文”，即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也看到两者的区别。“道”就是“理”，“其著于外而言，谓之文”(26)。
第二，在文章功能与分类上，方宗诚于《古文简要叙》中，将文章功能总结为晰理、纪事与抒情三个方面。晰理之文即可以应用于“自身心性情之近”，也可以是“家国天下之远”。凡患难死生之变，喜怒哀乐之节，视听言动之宜，“千条万绪，变变化化，不可端倪，是是非非，混淆杂出”。只有通过晰理之文，可以“明诸心而处其当”。纪事之文，既要有圣君贤臣的功绩，也要有暴君污吏的恶行，这类文章的作用是“昭法戒”，“使后之人多识多闻”。抒情之文包括违顺苦乐之境、存亡聚散盛衰之遇等内容，通过“发愤宣悲，写人情之所难言”(27)。方宗诚将文章分为说明文、记叙文和抒情文三类，这实际上是对古文分类法的发展。古文分类在姚鼐《古文辞类》编选之前，存在着分类日益繁琐的趋向，姚鼐编选古文后，以“为用”为标准，划分十三大类，实际上划分为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两种，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方宗诚的三分法是对古文文体划分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加接近现代文体的划分方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创新，就是发展。
第三，在文章风格上，方宗诚提出“雅驯”为文章旨归。他认为“义理、经济、事实、考证”等文章，皆必归于“雅驯”。“雅驯”是指文辞优美，风格典雅不俗。方宗诚在编选、点评文章时，以此为标准。如他在《桐城文录叙》中，回顾明代之前桐城之文的特点是“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而从方宗诚文集中对“雅驯”的使用，可以看出，他将其应用于文辞表达、文体选择上，例如他说“辞有不雅驯”者，这里是从文辞角度，强调“雅驯”；在校刊《日知堂集》，将“无甚关系及文体未雅驯者”删除(28)，这就是从文体上来强调“雅驯”。同时，他倡导“雅驯”的为文主张，也影响了弟子和生徒。马其昶撰写《桐城耆旧传》一书，堪称是桐城派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马其昶在序文中说：“余维传记之作，蔚然成一家言者，必窃取迁、固之遗法，本末翔实，而一归诸雅驯。”(29)可见他认为撰写传记作品，要成一家之言，必须取法于司马迁、班固，标准是内容翔实，文辞最终要归于“雅驯”。也只有做到“雅驯”的文章，才能传诸后世，流芳千古。
第四，对桐城派文学发展的认识。方宗诚对咸丰以前桐城派的名家、文派本身的发展多有评述与总结，对戴名世的文章价值重新予以挖掘与肯定。在《桐城文录叙》文中，有关桐城派三祖的传承及各自特点问题，方宗诚认为“三先生实各极其能，不相沿袭”。这就抓住了桐城派文论思想中“求变”的核心特点，桐城派三祖虽有师承渊源，但是并不死守师法，而是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方宗诚认为方苞以学胜，刘大櫆以才胜，姚鼐则以识胜。他用“才、学、识”三字，精炼地总结了“桐城派三祖”各自特点，这也是对方东树观点的肯定和支持。方东树曾对方宗诚说：“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抱之识，性情体态迥乎不侔，而皆克杰。”(30)姚鼐作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散文特点，方宗诚总结为“神韵为宗”，后世学者在研究姚鼐散文特点时，多引用此观点予以论述。对于姚鼐之后桐城派的发展情况，方宗诚认为有两大特点：“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31)他敏锐地指出了桐城派作家进入嘉庆、道光年间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对于经济之学的重视。这篇叙文是方宗诚对咸丰之前桐城派发展的总结，体现了当时学者对于桐城派的认识与思考，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认同，并进一步阐发，这对于后世研究桐城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宗诚积极肯定戴名世在桐城派发展中的地位，为后世的“桐城四祖”说提供了依据。戴名世是恫城派的先驱者(32)，方苞曾评价说：“所见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33)但戴名世在康熙年间因《南山集》案遭到杀害，此后很长时间，戴名世之名不显于文坛。姚鼐在创立桐城派时，追溯师承，阐明文统时，只提到方苞、刘大櫆。在道光、咸丰年间，后学人士在总结桐城派发展时，也多涉及方、刘、姚三人，认为“桐城自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先生起，以经学、古文倡后进”(34)，对戴名世涉及较少。方宗诚在编纂《桐城文录》时，选录戴名世的文章六卷，评价戴文特点是“文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其空灵超妙，往往出人意表”，但因为愤世嫉俗之作尤多，故在“蕴畜渊懿、沉深高洁”上，与“桐城派三祖”相比，稍显逊色(35)。但方东树非常欣赏戴名世的文章，方宗诚说：“从兄植之先生晚岁又并推戴氏潜虚。”(36)可见，方宗诚对戴名世之文的重视与赞赏，与其师方东树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方宗诚对近代桐城派发展的影响
作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继承人和传播者，方宗诚一度被众人称誉为“桐城正脉，今在柏堂”(37)。方宗诚无论早年于家乡授徒，还是中年游幕各地、为官枣强等，都重视对桐城派名家文集、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编辑，这些对桐城派与桐城文献有保存之功。方宗诚在曾国藩幕中六年，与曾国藩及门下名徒均有所交往，成为咸同年间桐城本籍与湘乡派沟通的重要人物。他在著文立说、编选教材中，继承与发展桐城派文学理论，通过私塾授徒、书院讲学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培养了一批桐城派后期名家，使桐城派的影响力延续至民国时期。
(一)通过整理编纂桐城派名家文集，抢救并保存了乡邦文献资料
方宗诚在桐城派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谓承上启下。他编选师友遗集和《桐城文录》，为后人研究桐城派，保存、整理了大量资料。方宗诚出生之时，距离桐城派创立者姚鼐去世已“数年矣”，姚门弟子或去世，或散处四方，但后来他们大多数“倦游归里”，方宗诚得“与前辈接者，尤复数人”。除其兄方东树外，还有姚鼐长子姚景衡、侄孙姚莹，同里前辈马瑞辰、朱道文、马树华等(38)。而与方宗诚同辈友人中，如戴钧衡、文聚奎、何衍福等又大多早亡，这些前辈先儒及同辈友人散佚的文章，多仰仗于方宗诚为之编次保存。例如《马征君遗集》、《戴存庄遗集》、《朱鲁存先生遗集》、《仪卫轩遗书》、《许玉峰先生集》等。
咸丰八年(1858)整理编纂76卷《桐城文录》，更是集中体现了方宗诚在桐城派文献保存与整理上的贡献。咸丰二年(1852)春，方宗诚与戴钧衡开始了文录的编纂。但不久太平军攻陷桐城，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友人戴钧衡后客死怀远。方宗诚深恐此书中途废止，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在避乱鲁谼山中时，仍继续编纂文录，在友人方宗屏和生徒萧穆的帮助下，终于编辑而成。文录选取了桐城八十三位作家的作品，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以雅驯为选文标准。其空文无事理，或虽有事理，而文鄙倍者不录。体例上按时代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旨在正文统、扩学识、去浮学、资实学(39)。卷首有诸先生的行谊，便于读者了解作家生平简历。《桐城文录》既保存了如方苞、姚鼐、方东树等桐城派名家的作品，也保存了如许鲤跃、许鼎等地方文人或次要桐城派作家的作品。这些文章对于宣传、研究桐城派及桐城地方名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此后编选桐城地方文献成为桐城派晚期名家的重要责任之一，方宗诚的弟子多有参与。萧穆在《桐城文录》基础上，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集，选取明代至清同治间作者二百三十家，选录四千三百八十余篇文章，编成二百六十四卷《国朝桐城文征约选》(40)。马其昶编成《桐城古文集略》，《集略》取录标准，以文献价值为主，同时考虑“理高”、“辞雅”，选取清朝三十五家作品，编为十二卷。希望为后人考论文章体势与学派流衍，保存较为完整的资料(41)。这些都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大力培养人才，壮大了桐城派作家队伍
方宗诚在游幕与为官期间，由于曾经入曾国藩幕府，与同时期的曾门弟子相交友，成为桐城派嫡传弟子与湘乡派学人沟通与联系的重要人物。曾国藩被视为桐城派中兴之士，他继承与发展了桐城派文论思想，其幕府中的学人也形成了曾门生徒群体，代表人物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等。张裕钊曾说，自己自少时治文事，“笃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说，常诵习其文”，对桐城山川人文都非常向往。他后来结交的桐城文人有吴汝纶和方宗诚，故说“裕钊于桐城，有为我主者矣”(42)。薛福成称赞方宗诚“才高博学，著述斐然可观”(43)。这些近代名人与方宗诚的交往甚密、交谊深厚，使桐城派文学思想与理论在他们的交往中，不断发扬、传承光大。
方宗诚通过私塾与书院培养生徒，传授桐城派作文之法及文学理论，进一步壮大了桐城派作家队伍。除前文叙及的萧穆外，知名的生徒还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方守敦、方守彝等。姚永朴说，在方宗诚辞官归里后，“当咸丰、同治中，吾乡耆宿永朴及见者，柏堂先生最为先辈，吴挚甫、萧敬孚、徐椒岑诸先生继之”(44)。马其昶回忆童年时，先生谒方东树先生墓时，留宿其家中，他“侍侧深宵不欲去”，“先生以此见誉，因从受学”(45)。方宗诚称赞马其昶“勤学好问”，勉励他在年方英少之时，务必恪守“虚心实志”、“不自足，不自是”，如此“乃可有成”。还要马其昶做到“孝弟忠信，明义理，通经史，达时务”(46)。马其昶没有辜负方宗诚的期望，著书作文，成为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姚永朴曾问业于“同里方存之、吴挚甫、萧敬孚诸先生”(47)，姚永概“师事同邑方存之、吴挚甫、武昌张廉卿诸先生”(48)，姚永朴与姚永概也成为桐城派后期极具影响的大家。他们都自觉继承并弘扬桐城派文学理论与思想，将桐城派的影响延续至民国时期。从这些后学弟子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方宗诚晚年归里后，由于像方东树、姚莹这些姚门第一代弟子早已去世，与他同时期的桐城文人，如戴钧衡等，也大多离世。方宗诚成为桐城乡里名望、资历凸显的先辈，他也在归里后承担起提携奖掖后学的责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这些桐城派晚期名家的早年学习，都有赖其指点与教诲。如马其昶的《风俗论》，文中提风俗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志之所向，意之所专”，方宗诚点评此文说“气醇理充，而笔法变化”(49)。后世学人在谈及马其昶的师承时，多强调张裕钊、吴汝纶的影响，例如王树枏所做的《抱润轩文集序》，就说他“尝问业张、吴二先生之门”，而实际上也不应忽略方宗诚对这些桐城后劲的指点。故吴汝纶曾说：“执事宦成归里，提唱宗风，后进仰流，辐辏并进，吾县故老余韵，赖以不绝，甚盛事也。”(50)应该说，吴汝纶作为同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人物，与方宗诚交谊深厚，交流频繁，都把光大桐城派文学思想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对方宗诚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对桐城派后期作家文学思想的影响
桐城派进入道光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方东树、姚莹为代表的第一代姚鼐嫡传弟子亲历时局变化，面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其“为文”的重点发生了转向，方宗诚曾总结为“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无论是“穷理之学”还是“经济之学”，重视“实学”，文章强调“经世致用”，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方宗诚受业于方东树等人，也与姚莹等乡里前辈相交友，方宗诚早年就确定了“实学实用”的学术思想，中年于曾国藩幕中，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情感上却是亦师亦友(51)。曾国藩主张“文章切于世用”的思想，与方宗诚的文论思想相契合。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将文章按照内容分为“义理、经济、事实、考证”四类，后来曾国藩将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52)，这都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其中对“经济”的关注，体现了桐城派作家的文论思想在进入咸丰、同治年间之后在“为文”重心、创作主旨方面的转变。方宗诚晚年在总结自己二十年学术之路时，曾说：“宗诚自少不乐仕进，而于学术治道、国计民生，则无一刻忘于心。二十年来专心讲明义理、经济、文章之学，以为义理所以立本，经济所以济世，而文章可以发挥道蕴，推明事理，纪载忠孝、名儒、循吏之实迹，以感人心而振士气，是亦义理之用也。”(53)这里的“发挥道蕴，纪载忠孝，感人心”也是对晰理、纪事、抒情文章分类的另一种表述。
吴汝纶与方宗诚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两人对直隶当地书院教育都做出过贡献。方宗诚于枣强创办敬义书院，吴汝纶于深州整顿书院。方辞官归里后，吴汝纶返回直隶，先知冀州，后主莲池书院。两人交谊近二十年，早在曾国藩幕时，他们就曾“畅言文章，兼及经史”(54)，文学创作观点多有契合之处。例如，方宗诚对“奇崛”之文颇为欣赏，对友人所示之文曾评价为“雄峻奇崛，足发其胸中不平之气”(55)。而吴汝纶更是从桐城派发展角度，对“奇崛”之文加以认识，他认为桐城诸老为“海内所宗”，但“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在曾国藩、张裕钊的努力下，“文体一变”(56)。前文已经介绍方宗诚对姚鼐在编纂《古文辞类》时，对有关经世文章十分重视，推荐生徒选读学习。而吴汝纶在清末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对此书的推崇更显突出。吴汝纶认为《古文辞类篡》是“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六经后之第一书”，日后“西学盛行”，中国之书“行当废去”，但“独留此书”，则“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57)。但在桐城派文学理论发展与继承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显得有一定的差异。如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极力推崇其师方东树，认为他“少学于惜抱，而不为其说所囿，能自开大以成一格”；而吴汝纶则认为梅曾亮为“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58)。这些对前辈名家认识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丰富了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内涵。
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是方宗诚晚年提携的桐城后劲，他们对方宗诚的文学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创新。在文学与经史关系上，马其昶曾言“为文而不求之经，是无本之学也”(59)。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姚永概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基础上，认为“文益工，则道愈显”(60)，这体现了他也是从内在与外显角度认识两者关系。在文章分类上，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总结文章有六大“功效”：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与博物(61)。其中“纪事”与“达情”继承了方宗诚的观点，而“论学”与“匡时”又与“晰理”有密切关系。“雅驯”作为方宗诚所重视的为文标准，也为这些后学所接受。姚永概在点评其兄姚永朴诗歌特点时说：“仲实诗文驯雅，有法度可诵，皆有为而作。”(62)马其昶认为传记之文，要想成为一家之言，必取“迁、固之遗法，本末翔实，而一归诸雅驯”(63)。
总之，后世学者论及桐城派在近代转型时期的发展时，无不肯定曾国藩之功，胡适曾说“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64)。而方宗诚作为与曾国藩同时期的桐城派人物，对桐城派中兴之业，建树良多，功不可没。特别是在古文选本、生徒学习方法上多有创造；在文学思想上对前人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并与同时期友人相互研讨，互相影响，使桐城派文学理论得到传播与弘扬，并给转型期的桐城派文学思想与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客观地说，他们虽然无法超越方、刘、姚等前辈大家，但体现出来的纯正雅洁的文风，与前辈一脉相承的文学观念，以及所呈现出的与时俱进的创作特色，都展示了桐城派的遗风余韵，也使他们成为近代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有关方宗诚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学方面，蒋秋华：《方宗诚〈春秋传正谊〉析论》，《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张昭军：《方宗诚与柏堂学》，《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二是方志学方面，方宁胜：《方宗诚方志思想初探》，《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1期。三是交游方面，汪长林、方盛良：《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汪长林：《张裕钊与方宗诚交游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四是理学方面，龚书铎主编，张昭军著《清代理学史》(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9～262页。
②吴调鼐，字子明，桐城人，国子监生。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制科，辞不应，赐六品服。与方宗诚为友。参见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6《义士吴方二君传》。何衍福，字眉冈，国子监生，与方宗诚为友。参见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12《何眉冈哀词》。
③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2《删订儿培浚劄记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方培浚，为方宗诚长子。五岁失母，随父授经家乡，避乱柏堂，北上山东。方宗诚随吴廷栋入直隶后，培浚留在山东，不久因病卒。
④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4《尚友说》，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萧穆，字敬孚，县学生。其学“博综群籍，喜谈掌故”，有《敬孚类稿》。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6·列传27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5页。
⑤方宗诚讲席衡水书院可能为桃城书院，据县志记载，育山书院与右山书院均已荒废，仅存桃城书院。参见陶淑等编《衡水县志》卷3《建置志》，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方宗诚兼主庐江书院当为潜川书院，依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当时庐江书院大多毁坏，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当地兴复的书院一是崇正书院，一是潜川书院。然崇正书院兴复时间晚于方宗诚讲席书院，故主讲潜川的可能性更大。参见黄云等编《续修庐州府志》卷17《学校志书院》，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⑥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⑦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斯文正脉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⑧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古文简要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⑨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6《节录窦兰泉侍御铢寸录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⑩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6《节录郭远堂中丞嘐嘐言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1)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5《文章本原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2)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8《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87页。
(13)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答苏强甫》，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4)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9《答袁爽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5)姚鼐：《与陈硕士》，《姚惜抱尺牍》，龚复初标点，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第43～76页。
(16)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7)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3《与许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8)方宗诚：《柏棠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19)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3册《答方存之》，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0页。
(20)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1)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5《说诗章义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详论参见周兴陆《桐城亦有诗派》(《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2)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6《复李文园先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3)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4)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2《示马生兄弟》，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5)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4《敦拙堂诗集序》，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36页。
(26)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5《文章本原跋》，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7)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古文简要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8)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3《校刊日知堂集目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29)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1973年，第1页。
(30)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3《记张皋文茗柯文后》，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1)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桐城文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2)杨怀志、江小角编：《桐城派名家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33)方苞：《南山集序》，戴名世著，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34)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3《逊敏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5)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桐城文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6)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3《记张皋文茗柯文后》，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7)钱泰吉：《柏堂集前编次编题辞》，见方宗诚《柏堂集》补存卷3，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8)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2《存悔轩文集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39)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1《桐城文录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40)萧穆：《敬孚类稿》卷2《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41)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3《桐城古文集略序》，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42)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濂亭文集》卷3《吴育泉先生暨马太宜人六十寿序》，王达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43)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卷4《叙曾文正公暮府宾僚甲申》，清光绪丁酉上海醉六堂石印本。
(44)姚永朴：《蜕私轩续集》卷2《方君伦叔基表》，民国三十一年(1942)周氏师古堂刻本。
(45)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9册，第710～711页。
(46)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11、12《答马生通伯》、《与马生通伯》，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47)姚永朴：《蜕私轩集》卷1《蜕私轩读经记序》，民国六年(1917)北京共和印刷局铅印本。
(48)姚安国：《慎宜轩诗集续钞·说明》，民国年间铅印本。
(49)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1《风俗论》，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50)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3册《答方存之》，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9页。
(51)汪长林、方盛良：《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42页。
(53)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3《与王子怀侍郎》，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54)吴汝纶：《吴汝纶全集·日记》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89页。
(55)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3《昔友箴言叙》，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
(56)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3册《与姚仲实》，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51～52页。
(57)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尺牍》第3册《与严几道己亥正月卅日》，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31页。
(58)吴汝纶：《吴汝纶全集·文集》第1册《孔叙仲文集序》，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55页。
(59)王树枏：《抱润轩文集序》，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60)王树枏：《慎宜轩文集序》，姚永概：《慎宜轩文集》，民国排印本。
(6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见葛剑雄主编《姚永朴文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0～36页。
(62)姚永概：《慎宜轩文集》卷3《蜕私轩诗文经说跋》，民国排印本。
(63)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3《桐城耆旧传序》，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64)胡适：《胡适全集》卷2《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9～345页。另参张思齐《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