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风险思想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风险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锤炼和造就了邓小平敢冒风险的性格特征和善于驾御风险的本领，同时也萌芽了邓小平防范风险的思想。随着邓小平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后，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其防范风险的思想不断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并最终达到完善和成熟。邓小平防范风险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有特色、最独具创造性的思想成果，是邓小平自身丰富的革命经历、优良的理论素养的凝聚和结晶，是我党我国抵御和防范风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卓越的战略性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体现了他超人的胆略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综观邓小平的整个革命生涯，不怕牺牲，敢冒风险是他人生性格中的一大鲜明特点。民主革命期间，在与敌斗争中，他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在革命队伍里，他不怕排挤打击和撤职罢官，勇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和磨难。“文革”期间，他又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二次第三次起落的传奇性经历。“文革”复出后，面对复杂和艰险局势，他顶住压力，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发动了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果敢地做出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百万大裁军等一系列充满风险又屡见奇效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国在短短的十年多里出现了第三次历史性巨变。1992年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还在为改革壮胆并大声疾呼：“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1]从邓小平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冒风险的超人胆略和卓越的个人品质。
战略的必然性。不搞现代化建设，不搞改革开放；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这是中国最大的风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化过程统一起来，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整体对象的认识，出现了大的偏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濒临绝境，中国发展的轨道偏离了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中国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经济科技实力相对不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集团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压力；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得不到提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2]。形势逼人！不搞现代化，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不搞现代化，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不搞现代化，人民就不答应。忧国忧民的邓小平在复出后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强调：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加紧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他认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冒再大的风险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国家经济实力加强了，手头的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3]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防范和战胜风险的根本途径，也是我们防范和战胜风险的必然选择。
战略的前瞻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在分析和预示具体的风险问题时，总是注意把握一些偶发事件，从偶然性中找到风险问题的必然性，并对每一项决策所带来的风险及问题都做出了正确的预测，这充分体现了他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预见能力。他对这些极具有风险决策的做出，并非是出自凭空主观臆断，而是来源于他多年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和透彻分析，更来源于他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他对每一项决策，都采取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的态度，对其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推测，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及时地采取对策，做到防患于未然。他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4]1989年政治风波为什么很快被平息下去，就在于邓小平很早就对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做出了正确判断，因而及时地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邓小平不仅对国际问题给中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准确的判断，而且还对国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如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及腐败问题等都做出了科学的预见，这充分反映出了他宽广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战略机遇与风险的共存性。风险，汉语辞典的解释为危险；遭受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的可能性。而在英文中风险一词用“venture”来表示，其解释则为含有某种机会、冒险或危险的可能性。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风险越大，其干扰和损害也会越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风险是必然存在的，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有时可能会比较突出，再加上许多不可预料因素的影响，风险会更大。但是，如果因为有风险就不改革开放，因噎废食或畏缩不前，那么风险会更大，甚至可以说是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它，要敢于向风险挑战，争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风险一词的本义中，除了强调导致负面的可能性外，还蕴含着某种达到成功的机会。在风险与机遇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它们是一对共存的矛盾。改革开放中的风险既是一种障碍，但同时也是一种机遇和契机，出路和办法便蕴藏于风险之中，机遇大于风险，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睿智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他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总体战略形势后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5]“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6]只有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步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冷静的策略性
防范重点的突出性。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7]如何回避和分散风险，邓小平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他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8]改革开放的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一些腐朽的东西等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消极影响，这是最大的风险。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苏东剧变发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然而，社会主义的旗帜仍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我们党经受住了国际国内风波的严峻考验，成功抵御了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在防范农村和城市改革的风险中，重点是在城市。要冒很大的风险，防范的重点就在于开放物价后的风险，以避免引起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震荡。实践证明，在物价改革初期，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并未引起多大的风波，物价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有了一定的增强，这就更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总之，对改革开放中的风险采取重点防范，并兼顾其他，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防范风险的计划性。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再加上现实情况的复杂，改革可谓千头万绪。因此，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都要脚踏实地，讲究计划性，要理出头绪，不能乱抓一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可取的。要讲究策略和科学，先易后难，先抓住主要矛盾，再解决次要矛盾。这样循序渐进，逐步解决。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思路，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陆；先典型示范，后全面推广；先单项突破，后整体推进，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这种办法，避免了大起大落，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成功地预防了大的风险的发生。
风险决策的慎重性。改革是全新的事业，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进行改革，前人没有干过，世界上没有先例，书本上也没有。改革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走一步、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到上亿的人。因此，任何一项决策都要保持头脑清醒，审慎从事，不能有丝毫的马虎。邓小平在组织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时就曾提出，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需要慎重。要明确范围，明确思路。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慎重决策不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要意识到决策的风险性，时刻警惕潜在的问题。决策要发扬民主，力求正确；要充分考虑到不良后果，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及时弥补。
三、坚定的原则性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与各种风险与考验的搏斗中镇定自若，游刃有余，无往而不胜，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这个主心骨不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虽然有困难，有风险，但风险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风险。害怕风险，回避风险而胆怯退让，停滞改革，只会使社会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反而会使风险加大。至于改革开放中的风险隐患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排除，而且“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9]。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10]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多年改革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背离了它，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邓小平深知，党的基本路线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多次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1]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坚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力量源泉。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共同战胜了重重困难和风险，革命取得了成功。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战胜困难与风险的一大法宝。今天，要战胜改革开放事业中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仍然要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特别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12]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就一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要使我们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还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这样，才能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风险来临时，人民群众才能够同党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共抗风险。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了维护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消除改革开放中的消极因素带来的风险，必须依靠“两只手”。一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3]二是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4]三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5]
牢牢把握稳定这个大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16]，“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17]。邓小平提出三条对策来维护社会稳定：一个是利用我们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来抵御；一个是运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再一个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化解。
四、适时的灵活性
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工作方法上所坚持的一大优良传统。历史上我们党曾经犯过不少错误，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过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样严重的错误，由于我们党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错误，党的事业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处理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发现错误，马上纠正。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18]“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9]“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20]邓小平凭他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教训的总结，知道中国的事情不能急，一急就会出毛病。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一步不慎，就会引起社会震荡，产生更大的风险。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保持稳定发展是一个国家较快走向强大的有力保证。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战后较长时期以较好的速度平稳发展，国力增长很快。相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激进方式”，结果欲速则不达，经济出现倒退，社会也动荡不安。因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前进。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的错误倾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反对这些错误倾向时又出现了几次扩大化的错误。矫枉太过正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风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同时，邓小平汲取了这些历史教训。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他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但反“左”和反右，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平分秋色。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左”的影响和危害一般大于右的错误倾向。因此，邓小平在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同时，特别强调反“左”。他在1987年4月和7月的两次谈话中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我们要坚决反对。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坚持既要反“左”，也要反右，重点是反“左”和防“左”，从而保证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重大问题，避免了由于自身所犯错误而带来的风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五、全面的系统性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部分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引发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同时，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也在改革之中。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一项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遍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在这场大变革中，每一项举措都必然会引起多方面的连锁反应。一旦这个系统中的某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会波及到其他各个领域，进而对整个系统造成破坏。比如像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社会腐败蔓延，经济犯罪增加，社会风气衰退等这些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此，在防范这些风险的过程中，一项政策措施的出台，需要各方面的综合配套才能见效。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和制度，尽快完成新旧二元体制的并轨，建立起完备的风险管理和调节机制，以增强抵御风险的社会机能。
六、实践的探索性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把实践观点称为认识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他在谈到改革时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21]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对其防范和抵御也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实践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天天在风浪中前进，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邓小平十分重视探索在防范风险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不要像小脚女人一样”，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这是他大胆探索的精神体现；“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不搞争论”，“不强制”，“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实际上就是他探索的具体形式和过程。只有勇于实践，大胆实践，在与风险的殊死搏斗中，才能探究风险的根源，把握风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真正找到克服风险的良方；才能最终战胜风险，完成改革开放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