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试论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在近代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它就是一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它与建立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缘起，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它包含了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民主化、法制化、契约化、个人化、科层化、世俗化、教育普遍化等诸多方面，“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①。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们的转变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的独立运作，物质生活的改善；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上由宗教或者宗法主导的传统等级制社会，逐步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这个过程在思想意识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理性意识的代表——“科学”逐步进入传统社会，通过它独特的思维逻辑方式，构成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知识系统；产生了人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型价值观念，形成了“主体性”意识，于是“自我意识”、“个性解放”等等思想也就发展起来，原有的传统观念逐步被现代意识所更替。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现代性态度：与传统断裂，崇尚新颖事物，使现在英雄化。这个过程伴随着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伴随着一个社会结构“世俗化”的过程，原有的等级制逐步瓦解，形成以个体为本位，靠市场来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个大致相同是抽象化的结果，世界各国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状况，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与结果，其间的差异，其实是相当大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创巨痛深的时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殖民主义对中国一次次侵略逐步形成的亡国危机，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逼迫中国走向改革，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于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民族国家”其实可以译成“国民国家”，指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建立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从国家形态上说，是与西方其他国家对应的；从组织形式上说，要求能够动员到每一个国民。普及国民教育就成为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决策。全球化需要学习西方，在经历了引进西方武器（船坚炮利），创办西方企业（洋务运动），都不能解脱中国的困境之后，学习西方，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民族国家，启蒙老百姓，变封建社会的愚民为造就新国民，逐渐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中空前地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也就在这时开始充当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承担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梁启超提出“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②形成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把政治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乎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对于文学的现代化来说，传播媒体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焦点，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变革，决定了文学的变革。中国古代书籍也曾采用商业化的营业方式，完全作为商品来生产销售。如《儒林外史》写到书商请马二先生编选八股文选本，便是讲好报酬，印出书来作为商品销售的。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尤为普遍，明末清初一些作家大量炮制才子佳人小说，可能就是应书商之约。不过这种商业化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化不可同日而语。在晚清民初，报刊和旧平装书开始成为主要传播媒体，它们比线装书的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周期短，可以短到一天之内；印刷数量大，可以几万甚至几十万份的发行销售；价格低廉，最低只要几个铜板，相当于大饼油条的价格，普通大众也有条件消费。报刊与旧平装书是用机器印刷的，还要运用铅字排版、石印或者纸型技术。这种书籍复制方式就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近代大工业，仅仅依靠手工业作坊无法完成从线装书到报刊和旧平装书的转换。近代传播媒体报刊与旧平装书又是运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的，像《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分支机构，运用西方股份制公司的运作方法来管理和经营，这就使得这些传播媒体比起古代传统媒体来，效率大大提高，适应的社会面极为宽广。近代传播媒体适应了城市化、社会化、世俗化的需要，适应了近代市民的需要，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随着近代都市的崛起，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产生了新的文化组合。文学一旦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的轨道后，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就商业化了。稿费制度决定了作家可以以写作来谋生，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产生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文本的商业化决定了读者以阅读来消费，由于商业化的利益驱使，近代媒体的运作目标不可能再像传统媒体那样主要面向士大夫，而是变成面向大多数人的市民。廉价的近代媒体大大扩展了媒体的消费范围，它们一旦成为文学的主要文本，就注定了文学必须面向普通老百姓，必须通俗化。从而也就改变了士大夫垄断文学的局面。
于是，近代媒体的变革一方面促使文学普及，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学走向通俗，各种文学体裁除了“词”以外，从语言到形式几乎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古代的文学语言是指士大夫专用的文言，用白话做的“小说”不算“文学”；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文学语言渐渐变成了白话为主，形成现代汉语。高雅的诗文从文学的中心退向边缘，以前不入流的小说则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一过程本身就使得传统的高雅文化走向衰退。由于报刊和平装书的迅猛发展，逼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大夫们正视它们，适应它们，乃至在抗拒它们的过程中逐步衰亡。这一过程也就普及了文化，促使文化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正因为近代媒体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媒体在观念上维护契约化、科层化、法制化就是必然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建构相关的组织和得到相关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媒体也只有依靠现代都市这样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得到迅猛的发展。现代城市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机制，帮助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逐渐摆脱宗法制的束缚。现代城市产生的经济独立的城市形态，逐渐会产生相应的对民主诉求，新型市民成为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创作是自娱性的，因为士大夫都能创作文学，都是文学专家；但是，随着文学的通俗化，文学的读者主要不再是文学专家，他们自己不能创作，只能阅读文学。作家的创作变得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从晚清开始，作家的文学创作就开始关注社会的底层，有意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古代也有揭露黑暗的作品，那是给皇帝士大夫看的；现在，作家对普通读者抱着信任和期许，希望他们阅读揭露黑暗的作品之后，能够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近代媒体的变革造成了文学的作家、读者的现代化，从而也使文学自身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又是复杂的，它是诸种因素互动下的产物，与社会文化变化相关联，充满各种选择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我们把文学活动的构成视为作家、文本、语言、传播方式、读者等诸种要素的运作，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这些要素从晚清到民初全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文学发展到晚清，好比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海外学者王德威教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晚清作为文学现代化缘起的多元性③。这时的中国也像先秦时期一样，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选择的可能性。而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转型过程中所作出的选择，实际上决定了以后的文学发展趋向。一直到现在，当下文学碰到的问题，如文学的市场化问题，文学的雅俗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家面对各种潮流是否坚持自主意识问题，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和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等等，一旦追根溯源，往往都能追溯到晚清。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沿着晚清民初的选择继续走下去，所以从发生学来说，发生于晚清民初的文学现代化选择，一直影响到当下的文学观念与创作。
这时，文学在审美上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急剧变化的时代产生了对“情”的推崇，它导致了对“理”的逾越，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的美学规范“发情止礼”、“温柔敦厚”、“中和之美”的突破。首先，随着传统的宗法制社会文化的解体，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逐渐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在这个反抗传统的过程中，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情”本身就是反抗宗法制束缚，维护自己个性的资源，这是从古代晚明甚至更早时期以来已经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随着宗法制社会的解体，个性“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的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其次，在进入近代这个王纲解纽，价值观念急剧变幻的时代之后，面对社会的动荡和转换，原有的价值观念不再可靠，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时，只有自己和自己的真实情感才是可靠的。于是，对个性和爱情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人们希望突破礼教的规范，由此产生民国初年改良礼教的文学思潮，直至发展为五四时期打倒吃人封建礼教的文化运动；激情一直成为激进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动力，并且转化为一种对政治的热情。如同李欧梵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浪漫的一代”作家，“在浪漫主义的构架中，从文学革命转移到革命文学，体现了拜伦物力论的看法——从情感发展到力量，从爱情发展到革命，从维特发展到普罗米修斯。”⑤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学来说，浪漫主义激情促进对传统的消解，推动了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的形成。情感的表现不再具有程度上的障碍，悲剧也不用再在结局后面安上一个团圆的尾巴。如果说古代的《窦娥冤》、《水浒传》、《红楼梦》还免不了这样的尾巴，那么在晚清的《恨海》、《禽海石》，民初的《玉梨魂》、《孽冤镜》等作品中，已经变成真正意义上“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式的悲剧，悲剧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
其二是科学思维的进入，产生了对“真”，对“客观”的追求，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美学以“善”为最重要价值标准的状况， “真实”逐步成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现实主义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中国古典文论在探讨艺术的“真”时，往往多为强调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偏向于主观的“真”。近代文论对“真”的强调则转向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发展。现实主义强调文学必须“客观”反映现实，要写“本质”，抓住现实深处的“规律”，对现实要按照普遍规律“典型化”，这些概念和思路都与科学思想有关。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考察了“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他发现“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它“意味着‘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它的主张是题材的无限广阔，目的是在方法上做到客观，即便这种客观几乎从未在实践中取得过。现实主义是教谕性的、道德的、改良主义的。它并不是始终意识到它在描写和规范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却试图在‘典型’概念中寻求二者的弥合”⑥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现实主义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50年代，茅盾试图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函盖一切文学作品，而且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为什么现实主义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呢？现实主义虽然是一种文学流派，但它的背后却是当时人们对科学万能的崇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与当时人们对科学万能的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是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19世纪是西方崇仰科学万能的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家丹皮尔认为：称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不仅是因为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还因为“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试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以应用”，⑦伴随着这些认识，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就转化为以“求真”为目标的文学，产生出文学能够客观的再现现实的自信。近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文转向小说，从文学功能上说，诗文是侧重于抒情的，小说则着重于形象地表现现实，文学体裁重心的这一转换，也帮助文学向客观地再现现实的方向发展。科学研究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再现现实的目的也是为了改造现实。现实主义引进科学的思维方法，促使文学更加广泛深入的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大量从未出现过的主体、题材、人物、细节在现实主义引导下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的表现手法也更为细腻与深入，文学的语言更为通俗、丰富，从而大大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能力。但是，现实主义也带来了文学“反映论”的局限，限制了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能力，束缚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当年文学现代化的复杂状态，后来被简化为从文言到白话的直线发展过程。由于各种需要，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活动”，被作为文学的主流。当年文言和通俗文学等在调节传统与欧化之间的努力，也就被历史所遮蔽，以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像王国维这样愿意现代化的学者，为什么要去“殉文化”。有学者指出：“我们过去习惯上把文学史视为断裂的文学史，即一个新的文学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新的文学永远战胜旧的文学，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作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并以这样的范式来取舍各种文学史现象。这样的文学史必然是狭隘的文学史，必然会排斥许多异己的文学现象。五四新文学的先锋运动不可能全盘取代晚清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主流进程，但它以新的激进主张融入主流文学，使主流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出现了某些激烈的变化，并非是原来的文学就都不存在了。”⑧
总之，晚清以来的文学变革，是伴随着文化现代化变革的全方位变革。我们只要阅读那时的作品就会发现：文言、浅近文言、古白话、欧化白话等不同语言形态的作品在当时是同时存在，并且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冲击，在词汇、语法、思维、逻辑、叙事等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欧化”的倾向。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我们必须普及教育，在语文教育上不可能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像传统语文教育那样。于是，在教育行政干预下，白话最后取代了文言。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的废除科举和民初的废止读经，培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新人；1920年规定小学教科书必须用白话，以及随后关于白话取代文言的一系列规定，断掉了文言的生存命脉。而教科书的编撰，最终奠定了欧化白话的主流地位。教育的变革培养了一代新人，同时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注释：
①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③可参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自选集》第8页，台北出版社1954年。
⑤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⑥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4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⑦丹皮尔《科学史》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⑧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载《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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