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战争说和平：奥罗修与基督教史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史学论文,和平论文,战争论文,奥罗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罗修(Paul Orosius)，大约在380年左右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布拉加(Bracara，今属葡萄牙)，可能于413年左右被汪达尔人驱赶离开故乡，漂泊来到迦太基，成为奥古斯丁的学生。“这位充满宗教感情的年轻人奥罗修，共享天主教和平的兄弟，从年龄上可做我的儿子，职事上属于我的同事，他持论严谨、讲论高超、学习勤奋。”①被奥古斯丁当做上帝派来的使节，送信给耶路撒冷的杰罗姆。在那里停留一年之后，携带圣司提芬的圣骨返回。此时，奥古斯丁卷入了关于基督教与战争、基督教与人类灾难的大争论，为此撰写《上帝之城》。他授命奥罗修提供专门的历史材料，为自己提供佐证，说明人类历史上的灾难一直存在。接受老师的嘱托之后，奥罗修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在迦太基完成了《反异教徒历史七书》(Pauli Orosii 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VII，以下简称《历史七书》)，证明410年罗马被哥特人攻陷并不是由于帝国改宗基督教所致。《历史七书》超越了古典史学，成为基督教史学的新典范。②494年，教皇Gelasius发布教谕，颂扬这部史书。9世纪，西撒克逊王阿尔弗雷德命人将此书译成古英语。在中世纪，此书还被译成阿拉伯文，流传后世的手稿版在两百本以上，影响极其深远。③
顾名思义，《历史七书》凡七卷，第1卷以简短的前言，交待写作缘起。他说：“我谨遵您，赐福教父奥古斯丁的吩咐，我将尽力乐意完成……您吩咐我从所有历史和编年史记载中收集变幻人间的任何大战、瘟疫、悲惨的饥荒、可怕的地震、罕见的洪水、令人恐惧的火灾、电闪雷鸣、大规模的杀戮和自相残杀以及悲惨的不幸，尽可能系统而简要地加以论述。”④随后，作者开始说明自己所采取的历史起点与众不同，从世界被创造开始，从第一个人亚当开始，而非第一位世俗国王尼努斯(Ninus)，因为要从原罪开始。他将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从创世到罗马建城，罗马建城到耶稣出生，耶稣出生以来。随后奥罗修花费大量笔墨，对已知世界进行描述，以便交待史事发生的地理背景。然后分民族讲述世俗王国的兴起，包括隐喻基督徒受迫害十次的埃及大饥荒、特洛伊战争以及前罗马时代的拉丁国王们。第1卷终止于罗马建城之前(约凡4450年)。
第2卷从罗马建城开始讲述(约凡360年)。开篇阐发四大帝国的理论：由于神意，四大帝国先后统治诸王国，她们是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和罗马，其中巴比伦和罗马首尾相望，规模相当，分别代表人类历史的开始和终结，代表东方和西方。马其顿和迦太基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起衔接作用。随后，奥罗修开始讲述罗马王政时代世界各王国的战乱和灾害，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罗马王政时代结束以后，一直叙述到高卢人焚烧罗马城，结束本卷。以罗马被焚毁作结，是为了与410年罗马再次被敌人攻陷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前者要远为严重，为此不惜浓墨重彩，反复言说。
第3卷自建城以来364年开始叙述(约凡百年)。本卷又有一份更加简短的前言，向奥古斯丁解释自己的写作原则：揭示历史的本质而非描述历史，因此宜简明扼要，既非省略太多，亦非过于压缩。随后，作者讲述希腊世界的争霸战争，尤其是菲利浦、亚历山大大帝父子的征服战争，以及亚历山大手下将领们的纷争。在感叹父母、儿女和朋友之间的血腥关系之后，指出古代的和约和誓言都是靠不住的，而唯有面对上帝的誓言才是可靠的。
第4卷从建城以来464年叙述到606年(约凡143年)，仍然以辩论开始，说明虽然人们觉得当前的灾难更为沉重，难以忍受，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随后讲述罗马人与皮鲁士(Phrrhus)国王之间爆发的西西里战争，而篇幅重点在于三次布匿战争。为了行文方便，作者插入了迦太基的历史。作者最后详细描述了迦太基的毁灭，并质疑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的起因，说明这场战争的非必要性，以便彰显人类的悲惨命运。
第5卷涵盖从建城以来606年至679年间(约凡74年)的史事。本卷还是以讲道理开篇，纵论古今，说明古代为战乱所纷扰，而当代天下一统。接着讲述布匿战争的遗绪，尤其是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包括努曼提亚人(Numantia)被消灭。作为西班牙人，奥罗修难免要颂扬西班牙人的勇敢，强调他们卷入战争的无辜，指出罗马人其实一无所获。话锋一转，作者开始详细讲述罗马的内部骚乱，而终结于逃奴战争(斯巴达克思起义)。奥罗修最后重申，从战乱频仍的角度来看，古今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第6卷涉及建城以来662年至奥古斯都统一天下之间(约凡90年)的史事。首先讨论各族礼拜诸神之伪，唯有礼拜基督为真理。随后继续重点叙述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庞培与恺撒、渥大维与安东尼。关于恺撒的征服战争所费笔墨较多，旨在强调高卢人的悲惨命运。随后恺撒击败庞培，又被刺杀，内战再次爆发，直到渥大维统一天下，马尔斯神庙(Janus)的大门第三次关上，天下太平。在奥罗修看来，一方面，这种太平乃是上帝为了耶稣降生而做的准备；另一方面，耶稣降临为罗马公民，也赋予这个帝国以莫大的荣耀。
第7卷包括建城以来752年至1168年间(约凡417年)的史事。首先与异教徒辩论，到底是谁在主宰罗马帝国的命运，贬斥异教诸神。随后详细论述罗马帝国与巴比伦帝国之间在政治上与宗教上的相似性，说明亚伯拉罕降生于巴比伦帝国从年代上看与耶稣降生于罗马帝国完全一样。通过耶稣降生、传道、受难以及基督教的兴起，说明耶稣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接下来按时间顺序对各个帝王的统治进行记述，主要围绕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如果压迫基督徒，作为报应，各种天灾人祸将出现。奥罗修首先讲到奥古斯都·渥大维的继承人提比略试图容忍基督教，但是不被元老院批准，因此，心生仇恨，成为暴君。对于提比略统治的前后变化，提出了全新解释。本卷的重点，还是自尼禄开始，终于戴克里先时期的十次大迫害，对374年之后的史事，作者提供了自己的见证，重点描述了阿拉里克对罗马的攻陷，以及哥特人与罗马人的融合，而以西奥多里克一世作为基督徒皇帝的典范加以歌颂。全书以对奥古斯丁的祈求告终。
奥罗修论战争
奥罗修作品的标题有“反异教徒”，提醒我们注意他与古典(异教徒)史学话语的关系。写作反异教徒的历史，奥罗修就必须直接面对古典史学的写作范围和主题，即以战争为主，描述世俗的历史。古典史学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之后，将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母题成为一种传统。公元2世纪的文论家琉善曾经总结说：“一场战争便可以使人人开始写作历史，他们似乎个个是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从产生如此之众的历史学家这一现象看来，‘战争是万物之父’似乎千真万确。”琉善本人并不否定战争对于历史写作的永恒意义，只是要贬低他的同辈史家们。在他看来，除了客观中立、表达细腻之外，对于战争的切身体会，仍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要有能力处理手头的资料，为此应该具有战士加良好公民的意识，了解军事指挥，在军营里呆过，观看过军士们操练，了解武器和装备，知道“列阵”和“行进”为何物，步兵、骑兵怎样协同作战，知道“冲击”和“包围”的意思，总而言之，并非蹲在家里靠别人转述。⑤
基督教史学本不关心战争，但是自君士坦丁皈依以后，出身行伍的罗马帝国皇帝几乎个个都是基督教徒，他们经常得面对战争，从事于战争。战争与基督徒帝国之间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10年，哥特人攻陷罗马，挑起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关于信仰与战争的大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奥罗修起草该书，紧密围绕信仰与战争展开论述，花费了最大的篇幅来记述战争。但是，即便如此，战争却没有成为奥罗修历史叙事的母题。对于奥罗修而言，战争只是人类灾难这一历史母题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与各种灾异紧密相连。如“任何大战、瘟疫、悲惨的饥荒、可怕的地震、罕见的洪水、令人恐惧的火灾、电闪雷鸣、大规模的杀戮和自相残杀以及悲惨的不幸”。在奥罗修眼中，战争的本质是灾难，属于重大灾难之列。
古典史家提到瘟疫等灾难，但是将其作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和争斗双方的命运。而在《历史七书》中，战争与瘟疫等等属于并列关系。在基督教之前的时代，不仅不存在真正的和平，而且战争就是灾难，在战争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胜利者”，只有失败者。“当勇者皆被杀之后，努曼提亚人撤退，整齐地退入城市，不愿意接纳死者的尸体，所有人都绝望了，关起城门，用剑、毒药和火，慷慨赴义，将城市付之一炬。除了自身的安全之外，罗马人绝对没有任何收获，大火毁灭了一切。”⑥因此，虽然都用大量篇幅，甚至主要篇幅来叙述战争，但是，奥罗修清楚自己与古典史家不同。“他们描述战争，我们揭示战争的苦难。”⑦进入基督教时代，当异教徒君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战争与其他灾难会作为上帝报应的手段在人间发生。
古典史家之所以以战争为母题，有各自的考虑，莫名格里阿诺提出，因为古典史家关心历史变迁，而战争会对历史变迁带来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因此，古典史学格外关心战争。⑧其实，自希罗多德以后，历史书写皆以保存人类功业为主旨，优先关注那些不平常的丰功伟绩。⑨由于古代希腊诸邦林立、互相纷争的现实，人类功业多属成就霸业之类，希腊史家因此多关注战争。而罗马史家叙述历史，往往分内政和战争两大块，各述其功业。因此，对于古典史学而言，战争属于人类功业之一，并对此加以歌颂。功业与德行成正比，作为最为严峻的挑战，在战争中，人的德性也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胜利者的德性固然实至名归，值得歌颂，而失败者在失败之时所体现的各种德性，也可歌可泣，令人敬佩。例如修昔底德笔下远征西西里的雅典主将尼西阿斯，李维笔下的罗马将军雷古鲁(Regulus)，等等。
古典史家为了彰显历史角色的德行，使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往往详细描述在具体的地理环境、敌我态势等等情形之下，指挥官们所做出的战略、战术安排，以便使读者能够获取经验，得到教训。对此，奥罗修根本不予考虑，在他的笔下，异教徒时代，只有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由于奥罗修没有详细描述战争的具体进程和战略战术较量，因此，《历史七书》似乎满篇都是伤亡数字。
在古典作家那里，战争固然体现领导者们的德行，但是，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源于战争的性质：正义还是非正义。西塞罗认为，从各个民族的角度来看，为了生存，为了赢得和平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反之则否。但是，奥罗修的老师奥古斯丁并不认为世俗帝国存在正义之战。在他看来，尘世的战争，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不论原因如何，其结果都是由上帝所决定的。战争的成败有时无法加以解释，并非好人就会赢得战争，坏人就会输掉战争，毕竟人的智慧是难以窥测到上帝的隐秘的。人所能做的是，面对失败，要善于忏悔、悔罪，从而皈依上帝。⑩
在奥罗修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并不在于谋略，更不在于谋略中所体现的指挥官和将士们的德行，归根结底，胜负由上帝来决定。按照时代不同，奥罗修对战争一分为二。在基督徒帝国之前，根本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战争的奥秘和本质，除了极少数转折性的战斗之外，上帝直接干预的战争也并不多见。例如，公元前211年汉尼拔迫近科里内城门(Colline)之时，邀罗马人决战，罗马人拒绝不了，只好列阵迎战。眼看罗马即将沦陷，就在这时，一阵狂风暴雨，迫使双方退兵。天空放晴之后，双方再次列阵，但是，又是一阵更加猛烈的狂风暴雨，迫使双方退兵，这时，奥罗修对汉尼拔的心理有了直接的描述：“汉尼拔礼拜之后，说神仅仅授予他取罗马之志，而没有赋予他取罗马之能。”(11)随后，作者发了一大通感叹：“现在请那些诬蔑上帝的家伙们告诉我，到底是机遇还是仁慈的上帝使得汉尼拔不能攻陷和毁灭罗马？……很久以前就表明了，通过真神上帝、耶稣基督，根据他毋容置疑的裁决，为了未来的信仰，罗马曾被保留，现在为了她那些不信义的臣民，罗马得到纠正。”(12)
进入基督教时代，由于耶稣基督的降临，殉道复活，真信开始传播开来，上帝对于战争的干涉逐渐增加。在基督徒帝王进行的战争中，对上帝的虔敬礼拜、深刻忏悔，是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上帝而战，即为信仰而战，才会有胜利。虔诚地为信仰而战，不仅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且往往会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提到西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一次不流血的战斗之后，奥罗修大发感叹：“瞧，在基督徒帝王和基督徒时代，当内战无法避免的时候，它们能够被转化。很明显，城不破，僭主就擒，胜利到来。瞧，对另一方，敌军被征服，僭主的指挥官们比僭主死得更难看，埋伏被瓦解，装备被剥夺。无需建工事，无需摆阵势，无需刀出鞘。再难的战斗也无需流血而取胜，仅有两人把命丧。据此，当我们思量事情原委的时候，处置世界和裁决世界的上帝之权显露无遗，通过这些表征，他迫使顽固脑筋要么混乱，要么皈依。”(13)
但是，人间的虔诚并非一成不变，将领本人信仰的变化，也会给战争带来不同结果，导致不一样的命运。一旦虔诚者变得不那么虔诚了，昔日的胜者就会变成今日的败军之将，乃至付出生命。西奥多西皇帝去世后，非洲将军基尔多(Gildo)叛乱投靠东罗马帝国，他的哥哥马斯克奇尔受命讨伐弟弟。奥罗修说：“他从西奥多西的例子得知，身处困境的人可以凭借信仰基督通过祈祷获得上帝的恩赐。他来到卡帕里亚岛，携带一些能够为他祈祷的圣徒离去，日夜祈祷唱赞歌，不战而胜，无伤亡而征服。”(14)以五千兵力战胜了敌人的七万人马。在战前的某天晚上，他梦见刚刚去世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三次用手指向地面说：“这里，这里，这里！”他领会到三次就是第三天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地点。在第三天祈祷唱赞歌守夜之后，他依据上天的神兆冲向敌人，赢得了胜利，基尔多乘船逃走，死于海上。随后奥罗修发出了一大段感叹：“面对如此奇迹，除非听从我们的意见，否则只能无耻地说谎。没有埋伏，没有贿赂，七万敌人几乎不战而溃，胜利者不再追赶之时，四散逃跑的敌人才敢停下脚步，他不知道兄弟的死讯以及如何死亡。”但是，奥罗修随后也提到马斯克奇尔最终没有好下场。这是因为“在获得神助，与圣徒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战而胜之之后，他傲慢起来，竟敢亵渎教会，掠夺教会。惩罚随后而至。一些时日之后他就遭到了惩罚，在他身上得到了证实：应该总是警惕神裁，当祈求时，得援助，而当不屑时，遭杀戮。”(15)
奥罗修曾经批评古典史家在记录战场伤亡数字的时候，弄虚作假。在提及公元前197年罗马行政官佛拉米尼努(Flamininus)战胜马其顿国王腓力的时候，作者与古典史家开始直接较量，驳斥他们的欺骗性。他说：“马其顿人弃营而去，据波利比乌讲，那天有八千人丧生，五千人被俘；瓦勒里说，有四万人被杀；克劳迪则说有三万两千人被杀。但是这些不同说法都是骗人的；由于阿谀奉承而骗人，因为对胜利者的颂扬可以为当代人或者后代增加和提升祖国的荣耀。另外，如果杀伤数目不大，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效果。对于指挥官和祖国来说，杀敌越多越光荣，同样，己方零伤亡或者伤亡小，令人愉悦。因此，很显然，出自类似的无耻考量，敌人伤亡数量被夸大，同伴损失被减少乃至根本不提。”(16)但是，在批评之后，奥罗修并没有费心去比较各家提供的数字，并根据史料选择其中一种。在思考古典战争的时候，奥罗修具有批判精神，富有洞察力，可是一旦来到基督教时代，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夸大敌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制造上帝的奇迹。他想超越传统，但是，终究无意间为传统所限。
但是，通过颠覆古典战争，奥罗修进一步对异教徒历史进行了颠覆，或者说将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在基督教时代(罗马帝国)之前的征服战争中，各民族、各英雄人物，为了荣耀而战，不断开疆拓土，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备受古典史家称颂的，莫过于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但是，奥罗修对他们进行了全新的评价。在奥罗修眼中，亚历山大生而不祥，给整个东方带来流血和毁灭，是个嗜血者(sanguinem sitiens)，最终得到报应，饮用奴仆的毒药而亡。(17)而叙述完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战争之后，作者描述了高卢凄惨的命运：“现在浮现于眼前的是流尽鲜血而孱弱的高卢，在如此剧烈的骚动和如此剧烈吞噬人命的内部烈火之后，是如此赢弱苍白，以致松散地跌落在地，对自己的民众和必要的管理都很恐惧，以免引起回忆。”(18)奥罗修并没有像指责亚历山大那样指责恺撒，他只是强调了恺撒个人品性中最普通不过的缺点，以及由此给罗马人带来的灾难：所取得的一切使得他傲慢，由此产生万恶，尤其是内战。奥罗修既为尊者讳，也尖锐地指出了恺撒作为异教徒的根本缺陷——傲慢。
对于基督教时代的罗马皇帝，古典史家的评价主要基于两点：战争与和平。战争中是否勇猛善战，战争结果是否顺利；和平时期是否司法公正，待人接物是否彬彬有礼，是否雅好文学活动等等。根据这些标准，奥古斯都和图拉真被视为帝王之典范。比奥罗修长一辈的史学家尤托比曾经援引一则格言以为见证：“(图拉真)如此受到尊敬，以致今日，对皇帝们欢呼时要说：‘愿您比奥古斯都更幸运，比图拉真更出色！’”(19)对于这一时期的罗马皇帝，奥罗修没有沿袭这一评价原则，而是根据这些帝王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奥古斯都治下，世界和平，天下晏安，连耶稣基督本人也愿意成为他治下的臣民，因此受到奥罗修的称颂。但是，奥罗修也指责他打内战的邪恶行为。而图拉真的身后命运则被颠覆。在奥罗修看来，图拉真发动了对基督徒的第三次大迫害，行为错误，尽管他听从小普林尼的建议，改弦易辙，但是，上帝仍然通过火灾、地震和犹太人的叛乱对他施以警告。(20)
在奥罗修生活的时代，蛮族内迁，给罗马帝国的边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410年，哥特人攻陷罗马，随后汪达尔人攻陷西班牙，威胁北非。奥罗修本人就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在作品中他说：“当我联想到自身，当我见到了陌生的蛮族人，当我逃避危险，当我奉承权贵，当我警惕异教徒，当我从陷阱中逃脱，当追兵用石头和箭将我逐到海里，最终，他们几乎将我抓住，依靠大雾我成功逃脱，我担心所有读者为我而落泪，我不提那些不担心的人，他们心肠硬，不相信那些他们不能承受的事情。”(21)
那么，这种灾难是否远远比古代严重呢？用异教徒的话来讲，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抛弃了罗马诸神，所以无法预见到将来，以致行为盲目，今不如昔。当代人的这种疑惑，异教徒的此类责难，正是奥罗修和他的老师奥古斯丁所要加以解释和批驳的。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理论上论证了人世的短暂性，人的有罪性，灾难总是一如既往地存在，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些灾难。他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虔诚信仰上帝，努力忏悔，谦卑地面对人生。为了从历史上证明他的前提假定，他让奥罗修写作一部灾难史。奥罗修虽然大体赞同奥古斯丁的假定，但是通过写作历史，他对战争与和平，对历史灾难的变迁，有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认识，超越了奥古斯丁。
奥罗修论和平
奥罗修对历史苦难有更为具体的感受和解释。首先，他认为苦难作用于人的感觉，非常奇特。昨天的苦难往往被当作今天的美好回忆，而且经历者的痛苦感受，与回忆的美好程度成正比，经历时越感到痛苦，回忆时就越觉得美好。因此，基督教时代之前沉重的历史苦难，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尽是无限美好的回忆。但是，当某人正在承受灾难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美好，相反，无论苦难多么细小，都会令人恼火，而且还会因为联想到所经历的类似灾难，而使得正在经历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
其次，奥罗修假定人对灾难的忍受能力与时代灾难强度成反比。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对于自身时代苦难程度的感受也就不一样。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人，习惯了战争等灾难，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甚至以苦为乐。而长期享受和平安逸的人们，不仅吃不了苦，还大惊小怪，以为痛苦前所未有，无法忍受。正如在隆冬季节，如果大清早某人从暖和的床上跳出来，看见结冰的河面、白雪皑皑的路面，他会情不自禁地说：“这天可真冷啊！”如果他怕冷，又钻回被窝，他会说从没有这么冷过。对此，奥罗修说：“我不仅不能忍受这个小可怜这么孩儿气地说话，而且我会将他从被窝里、从闲散中拉到大庭广众之下，指给他看户外玩耍的儿童。他们童稚的欢笑声，将会教导他，寒冷并非源自天气的恶劣，而是他自己的懒散。”(22)因此，并非古人忍受的苦难少，而是他自己连细小的苦难也无法忍受。当代人之所以觉得现状更加难以忍受，恰恰说明当代灾难少，使他不习惯灾难。
事实上，通过古今对比，可以发现：基督教时代的灾难要少得多。奥罗修将历史时期一分为二：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分界线就是耶稣的降临。为了迎接耶稣的降临，上帝赋予奥古斯都·渥大维以前所未有的和平，出现所谓“罗马的和平”，人类开始经历漫长的和平时代。承平日久，人们对于战争等苦难的承受能力下降，一旦稍有苦难，便觉得无法忍受，开始指责基督教带来了人间的灾难。在奥罗修看来，恰恰是基督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使得人类的苦难减轻。正是基于战争与和平，奥罗修从宏观上将人类历史视为某种进化的历程。
起初，整个世界各族各自为政，诸王并立，各有风习，不结盟，互相攻讦，彼此争斗。最终当和约将诸蛮族导向结盟之时，不是宗教礼仪以不同仪式将他们分隔开来么？如果被征服者不堪忍受灾难离家别国，难道不是只能盲目地去往未知之所？他能祈求到怎样的友好款待呢？不以盟友之名受邀，不因共同习俗被引，不以相同信仰获得保障，会面之时他能信任谁呢？(23)
虽然保存罗马是上帝的命令，但是罗马的征服战争，却并非人类之福，给罗马人民和被征服者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和平的获得是以丧失自由为代价的。“奴隶战争、同盟战争、内战，逃犯战争肯定没有(给罗马)带来任何成果，而是巨大的不幸……瞧，罗马如何快乐地征服，罗马之外的民族就如何不快地被征服。”(24)
随后，在总结奥古斯都发动的统一战争的时候，奥罗修对基督教的历史转折性贡献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灾难中罗马清点她的广阔疆域，给她带来杀戮并最终为她所控制和征服的诸民族。她将战士派遣到亚洲、欧洲和非洲，我不说世界的三个部分，而是三部分的各个角落。将前所未有的痛苦未来强加到尚未被征服的敌人头上。案件和案犯已被处理，这还不够，争斗的种子仍在被播撒，罪恶的果实还将艰难地生长。内战的胜利者恺撒被公民们杀害，对此群众义愤填膺。一位最高的贵族(恺撒)被套上罪恶的枷锁，以便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通过简短的(法律)宣判而将罪恶之源加以控制。”但是，历史发展并非如此，而是大动干戈。“如果争竞的野心能够自生自灭，最终批评同僚的人们学会忍受统治，那么迫害者的死亡并非不公正。最高领导权归于一人，全体人民过着唯一的生活方式，所有人谦卑地互相满足，而非大胆冒犯。但是需要教师来教导谦卑的教义。因此，在奥古斯都·恺撒治下万事俱备，当高傲者受到惩罚以儆效尤的时候，我主基督降生，本是上帝，却谦卑地以仆役之形示人，以便谦卑的教导更能为人接受。”(25)
在奥罗修看来，古典史家所鼓吹的为荣誉而战的道德伦理，只能挑起永无止境的争斗，因此，战争并不是走向和平的最好方式，相反，和平才是消灭战争的最为根本性的力量。这种和平，从信仰上讲，是源自上帝的和平，在人间，来自信仰基督的谦卑精神。因此，基督教给人间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到奥罗修的生活年代，统一的宗教和法律，为和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当他被迫离开家园的时候，尽管存在危险，但是也心安理得。(26)
即便是新近攻击罗马帝国的蛮族，因为上帝的决定，也最终接受基督教的和平，走向罗马化。在奥罗修眼中，410年罗马被攻陷，根本无法与800年前高卢人攻陷罗马相提并论。在这里，由于上帝的干预，在两支哥特人中，属于异教徒的那一支不能享有攻陷罗马的胜利……而且，在进城之后，由于虔诚基督教徒们的祈祷，阿拉里克目睹了上帝的奇迹，约束部下，不得烧杀抢掠，三天之后，悄然离去。此后，意识到上帝的裁决，他们与罗马和平相处，为罗马征战，攻打西班牙的其他部族。阿兰人、汪达尔人和苏埃维人也都采取了类似的行为。坏事变好，战争转向和平。(27)
在《历史七书》的总前言中，奥罗修承认自己如同奥古斯丁的一条忠实看家狗，谨遵主人的嘱托，收集人类历史上的灾难和战争。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他运用奥古斯丁的二元理论，基于信仰将历史时期分为异教徒时期(诸神信仰时代)和基督教时期(信仰上帝时代)，认为前期充满战争和灾难，后期则是前所未有的和平，并期待蛮族与罗马世界的未来和平。似乎与奥古斯丁的认识有所不同。在奥古斯丁看来，人间的和平都是短暂的，真正的和平在天上。(28)因此，奥古斯丁的二元分野划界于人类历史的终结点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末日审判时期，而不是奥罗修所主张的、位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间点上。虽然天主教会史家强调两人的一致性，(29)但是，奥罗修更倾向于历史进化，与奥古斯丁不尽一致，这一差异，业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承认。(30)从历史哲学思辨性的角度而言，奥古斯丁批判了古典作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深中其弊端，令人信服；但是奥古斯丁的贡献主要在于破除旧的历史思维，通过罗马帝国的历史来批判异教徒的伦理宗教观念。对于罗马帝国，他的论述非常灵活，总体态度较为消极。(31)从新的立场出发，运用新的评价标准，重写古典历史的工作，主要是由奥罗修在历史写作实践中加以实现的。(32)通过宣扬从战争到和平的历史演化路径，《历史七书》为歌颂现实的中世纪史家提供了先例，例如英吉利的比德。
奥罗修的文体与中世纪史学
奥罗修写作《历史七书》，受命于奥古斯丁，也为实现反异教徒的目标。通过历史事实，驳斥罗马多神崇拜、新柏拉图主义的怀疑主义，证明对唯一上帝的崇拜。这一独特的写作动机，使得《历史七书》具有独特的文体。体现在具体的行文中，就是每卷开篇，都是一段理论说教，而且几乎每卷都以理论说教而告终。与古典史家相比，这一特征成为奥罗修反异教徒历史写作文体的独特之处。
古典史家在史书的开篇会有前言，简单地交代自己的写作动机，作品的主旨。例如希罗多德。有些作者会发表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例如萨鲁斯特、李维等。还有些作者会交代史料的来源，自己的处理原则，如修昔底德，西西里的狄奥多鲁等。有些作者还会对作品的重要性加以申述，往往伴随着对前辈的批评，如波利比乌，西西里的狄奥多鲁等。在行文之中，他们也会夹叙夹议，发表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但是，还没有哪位作者会像奥罗修那样，除了常见的史事评议之外，在每卷开篇都先来一段说教，然后展开叙事，又以议论来分卷，结束每卷的叙事。仔细考察奥罗修的这些“评议”，发现它们往往与所叙述的史事没有太直接的联系，难免脱节，显得很突然。相反，这些评议之间，主题一致，观点相通，彼此联系紧密，都是在说明上帝的有意安排、基督教信仰为人类带来福祉。例如，在讲述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叙拉古国王阿加托克里斯(Agathocles)的战斗之后，奥罗修突然大发感叹，质问那些抱怨现实的人可曾读过历史？然后说他们读历史的方法有误，出于妒忌之心来比较古今，凡基督教时代就不好，心术不正，因此盲目，颠倒是非，既是上帝的敌人，也是真理的敌人，最后，劝勉他们弃恶从善，将苦难视为赐福，只要能够得到永生。(33)
另一方面，《历史七书》的史事编排，似乎也与论说的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除了奥罗修亲身经历的时代之外，《历史七书》的史料都来自于他的阅读。从具体行文来看，叙事几乎等同于历史战争和灾难摘录，除了按时间顺序编排之外，所摘录史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确，它们被编订到一起，似乎只是为了显示，基督教时代之前的灾难多种多样，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也非常惨烈。在基督教时代，灾难是对迫害基督徒行为的报应。《历史七书》中史事与评议之间的脱节，难免会使读者以为整部作品以说教为主干，历史叙事只是说教的补充。换言之，奥罗修是在通过记述历史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或者说借助于历史叙事来实现宗教说教。有论者甚至认为《历史七书》并非历史作品，而是一部辩护书。(34)
毫无疑问，奥罗修也具有追求历史真理的强烈意识，但是，却完全没有遵循古典史学为了达到真实而设定的基本写作假定：客观记述，不偏不倚，保持冷静。(35)相反，他的写作，充满激情，不仅经常赤裸裸地辱骂持不同历史认识的对手(异教徒)，而且笔锋常带感情，希望读者也能像他那样热泪盈眶：“哦，人的思想和不仁道的心灵是多么的愚顽啊！当我清点各个时代的各种灾难，当我讲述人们因为死亡或者恐惧死亡，所做的如此之多的坏事，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我能不热泪盈眶吗？我心中能不悲伤吗？揭示它们的时候，我能不可怜先辈的生活状况吗？”(36)而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出自悲天悯人，进行说教，传播信仰。因此，现代史家认为《历史七书》是一部片面的叙事，一边倒的叙事。(37)
有其弊则必有其利，奥罗修的叙事也有伴生的优点，使得他的《历史七书》成为篇幅适中的真正的世界史。古典世界史，缘起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罗马一统天下之后，罗马史与世界史开始有机地联系起来，波利比乌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随后的世界史，若以战争史为主干，则成为罗马史，例如阿庇安(Appian)的《罗马史》；若以文化史为主干，则成为世界史，如西西里的狄奥多鲁的《历史大全》(Bibliotheca Historiae)。但是，基督教史家超越了罗马帝国，而将视野转向了整个人类。他们的世界史以基督教信仰的起源、发生、传播为主线，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空前拓展。这一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历史七书》中。奥罗修以整个世界作为历史舞台，在作品开篇，描述了亚、欧、非三大洲。以整个人类历史作为讲述对象，从亚当开始叙事，直到当下。尽管有着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但是，奥罗修却实现了简明扼要，《历史七书》的篇幅与古典世界史作品相差甚远，尽管世界史家都宣称“尚简”，(38)但是与他们相比，唯有奥罗修做到了真正的“简”。
古典世界史的“繁”基本上源自对“人谋”的描述，人基于德行，通过具体的策略安排，调动各种力量，实现功业。但是，奥罗修认为人力不可恃，战争与人的命运，乃是上帝决定的。人的努力，唯有体现于虔诚，虔诚地信仰上帝，获得真理。因此，古典史家描述的重点，在这里不复必要。(39)奥罗修的写作重点，在于因信仰、虔敬程度不同而带来的不同命运。大体而言，在前基督教时代，命运不可捉摸，人类盲目行动，互相争斗，过着痛苦悲惨的生活。基督教时代，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决定了人的命运，无视基督的教诲，因之受到报应；礼拜上帝，因之而得到报偿。人与上帝，换言之，人与教会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命运，构成了《历史七书》的真正主题。与此相应，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发的评论占了较多篇幅，而史事的叙述非常简要，甚至有点干瘪。
视野的拓展，主题的变换，促使奥罗修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奥罗修自称他是于夜晚站在“高山上的瞭望楼”上观察异教徒的历史，(40)只见遍地一丛一丛的战火，熊熊燃烧，对此，他如何能不悲天悯人，热泪盈眶呢？站在高塔之上，基于信仰和教义，他认识到了历史的本质。异教徒历史的本质，就是不信义、虚荣、傲慢、盲目、争斗而走向痛苦。而基督教历史的本质，恰恰相反，是信仰战胜不信义，虔敬、谦卑、和平而迈向永生。通过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将简要与思想深度结合起来，奥罗修实现了“文省事增”，完成了真正的世界史。“尽最大可能地展现事实，而非乞灵于想象；简要总是有些隐晦，正如隐晦总会简要，如果借助于想象，就会缺乏思想深度。但在避免两误的时候，我能做到其中之一，既不能太多被忽略，也不能太多被压缩，负面效果多少会有。”(41)
从这个角度来看，奥罗修否定了古典时代，告别了古典史学，用新型的基督教史学取而代之。(42)在这里，人的虔敬，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的命运成为历史写作的主题，因为关注命运，所以多了作者的情绪感受，因为立场，所以谴责和颂扬都那么鲜明，那么一边倒。战争虽然还是频频出现，战争中的人力、战略战术不见了，淡化了具体过程，凸现了结果，和平成了战争的目的。虔诚，服从教会，取代人的谋划和行为，古典史学的主题隐退，中古史学的主题彰显，得救取代荣耀(虚荣)成为著史和读史的目的。对历史的本质的思考，与摘录历史相结合，使得人类历史得以大大简化，历史作品的篇幅得到压缩，尚简的历史写作原则得到最终实现。
注释：
①"Ecce venit ad me religiosus iuvenis,catholica pace frater,aetate filius,honore compresbyter noster Orosius,vigil ingenio,promptus eloquio,flagrans studio," Augustine,Ep.166,2,in J.-P.Migne,ed.,PL(Patrologiae Latinae)33,Turnhout:Brepols,1844-1864,p.720.
②“从奥罗修斯开始，尘世与天国的对立不再像攸西比俄斯那样流于形式。史家们开始将二者捏合在一起。”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③“通常而言，奥罗修斯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参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72页。
④P.Orosius Pauli Orosii 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VII,ed.,F.W.Karl Zangemeister,Lipsiae:Teubner,1889,praefatio,1-10.有Roy J.Deferrari的英译本，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4.
⑤Lucianus,"Pōs dei Historian Syngraphein," 2 & 37,in Karl Jacobitz,ed.,Luciani Samosatensis Opera,vol.II,Leipzig:Tuebner，1913.中译文可参见琉善：《论撰史》，缪灵珠译，章安琪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202页。
⑥Orosius,op.cit.,vol.5,ch.8:15-18.
⑦Orosius,op.cit.,vol.3,praef.,1-3.
⑧现代史家莫名格里阿诺曾对希腊历史学选择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母题进行过详细讨论，参见氏著：《传统与古典史学家》，李隆国译，张越主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7—322页。
⑨“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⑩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卷第19章，第123页；第5卷第22章，第225页；等等。
(11)"Tunc conuersus in religionem Hannibal dixisse fertur,potiundae sibi Romae modo uoluntatem non dari,modo potestatem." Orosius,op.cit.,vol.4,ch.17:7.
(12)Orosius,op.cit.,vol.4,ch.17:8-11.
(13)Orosius,op.cit.,vol.7,ch.35:6-8.
(14)Orosius,op.cit.,vol.7,ch.36:5.
(15)Orosius,op.cit.,vol.7,ch.36:12-13.
(16)Orosius,op.cit.,vol.4,ch.20:6-9.
(17)"Alexander vero apud Babylonam,cum adhuc sanguinem sitiens male castigate aviditate ministry insidiis venenum potasset,interiit." Orosius,op.cit.,vol.3,ch.20:4.
(18)Orosius,op.cit.,vol.6,ch.12:2.
(19)Eutropius,Breviarium,vol.8,5,trans.H.W.Bird,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3.
(20)Orosius,op.cit.,vol.7,ch.12.
(21)Orosius,op.cit.,vol.3,ch.20:6-7.
(22)Orosius,op.cit.,vol.4,praef.,9-10.
(23)Orosius,op.cit.,vol.5,praef.,14-15.
(24)Orosius,op.cit.,vol.5,praef.,3.
(25)Orosius,op.cit.,vol.6,ch.17:4-10.
(26)Orosius,op.cit.,vol.5,ch.2:8.
(27)Orosius,op.cit.,vol.7,ch.43:17-18.
(28)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3卷第14章，第109页以下。
(29)J.P.Kirsch,"Orosius," in C.G.Herbermann,et al.,eds.,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XI,New York:Robert Appleton Company,1911,p.322.
(30)De Pierre Labriolle,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Christianity:From Tertullian to Boethius,London:Routledge,1996,p.437.切克悉尼指出了二者神学史观之间的差异。G.Zecchini,"Latin Historiography:Jerome,Orosius & the Western Chronicles," in G.Marasco,ed.,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D.,Leiden:Brill,2003,p.328.卡梅伦认为，与奥古斯丁的思考相比，奥罗修苍白无力。A.Cameron,"Education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A.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91.更为激烈的批评者如马库斯，认为奥罗修与奥古斯丁尖锐对立，更多地偏向于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历史进化论，在批评奥罗修思考简单之后，马库斯甚至说：“奥罗修肯定是一个十分不令人满意的学生。”R.A.Markus,"The Roman Empire in Earl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Markus,From Augustine to Gregory the Great: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in Late Antiquity,Aldershot:Ashgate/Variorum,1983,pp.350-352.格林认为奥罗修主要不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而是在415—416年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杰罗姆的影响，T.M.Green,Zosimus,Orosius and Their Traditions:Comparative Studies in 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for Ph.D.,New York University,1974,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罗尔巴赫认为奥罗修著作的指导思想和分量都超过了奥古斯丁的要求，并且与他矛盾。他说：“与奥古斯丁相比，奥罗修的粗浅哲学不仅与之矛盾，而且令人难堪。”David Rohrbacher,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New York:Routledge,2002,p.418.
(31)Theodor Mommsen,"St.Augustine and the Christian Idea of Progress:The Background of the City of Go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2,no.3(June 1951),pp.346-374.中译文可参见氏著：《圣奥古斯丁与基督教的进步观念：〈上帝之城〉的背景》，夏洞奇译，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8—245页。夏洞奇则试图从更为积极的角度对奥古斯丁的罗马帝国观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参见氏著：《地上之国总是无常：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32—147页。
(32)“虽然古今对比使得奥罗修要涉及《上帝之城》，但是，他将其狭隘的基督教观念、天启的思想弃置一边，而试图基于自然理性，走出神启哲学。”Friedrich Votke,"Orosius," in A.F.yon Pauly,et al.,eds.,Paulys Realencyclopa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vol.XVIII(I),Stuttgart:Alfred Druckenmuller Verlag,1939,p.1194.
(33)Orosius,op.cit.,vol.4,ch.6:34-42.
(34)W.H.C.Frend,"Orosius," in A.D.Fitzgerald,ed.,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An Encyclopedia,Grand Rapids: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617.
(35)“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页。
(36)Orosius,op.cit.,vol.3,ch.20:5.
(37)S.J.Mckenna,"Orosius," in B.L.Marthaler,et al.,eds.,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10,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2003,p.673.
(38)Diodorus of Sicily,The Library of History,trans.C.H.Oldfather,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39)“奥罗修根本拒绝描述共和时期和帝制时期的德行，也就抛弃了所有罗马史甚至所有古典历史写作的假定和原则。”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3,The First Decline and Fa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81.
(40)"Quorum(bellorum)ego tumultuosissimum tempus ita mihi spectare uideor,quasi aliqua inmensa castra per noctem de specula montis aspectans nihil in magno campi spatio praeter innumeros focos cernam." Orosius,op.cit.,vol.3,ch.23:2.类似的表述,"E specula ostentaturus necessarium reor," Orosius,op.cit.,vol.1,ch.1:15.
(41)Orosius,vol.3,praef.,3.
(42)“自奥若希乌斯之后，所有关于古代历史的研究著作都湮没无闻了。”参见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王春侠、曹明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