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初期印度支那干部的培训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支那论文,苏联论文,培训工作论文,初期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维埃政权初期，为了适应列宁急欲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战略需要，根据共 产国际的决议，在莫斯科成立两所高等学校：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人民共 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国际学校，专门招收和培养亚洲和苏联本国亚洲部分世居民族干部 ，旨在服务于世界革命和本国无产阶级专政。
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针对亚洲各国学员设置两种培训方式：短期班和全日制班， 学制分别为1～1.5年和3～4年。校方按学员的国别、民族及地区进行分班，有中国班、 印度支那班、汉特·曼西班、布里雅特·蒙古班、雅库特班、楚科奇班及伊杰里门班等 等。列宁国际学校创建于1926年，招收的各国学员文化程度略高于前者，其中的学员大 多具有两年以上革命斗争经验。1937年，从东方大学分立出殖民地与民族问题研究院， 主要招收来自殖民地的学员和苏联亚洲北部地区的世居民族干部，少数来自法属印度支 那联邦(1887～1945年)的学员还在该院接受了研究生教育(注：索克洛夫：《20～30年 代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大学中培训的越南革命者》，莫斯科，1996年版，第153页、第1 54页。)。
一、共产国际在培训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共产国际东方处的负责同志审查亚洲各国学员的入学资格，指导教学大纲的制定及教 学计划的安排，还直接监督这三所院校的教学过程。
据越南史料载：越南共产党小组(经法国共产党中央殖民部批准)派赴莫斯科接受培训 的学员是在1925年，其中有阮氏路和阮氏平。1926年，法国共产党中央殖民部派赴莫斯 科东方大学3名印度支那学员：陈真武、阮文赤和吴睿智，他们就读于该校印度支那班( 注：莫斯科大学附属亚非学院越南学中心：《传统的越南(2)》，莫斯科，1994年版， 第149页、第175页。)。
共产国际东方处规定，参加过游行、罢工及起义的工人与农民可以参加短期培训，其 中也有非党的积极份子。鉴于从侨居法国的印度支那人中选拔的学员大多出身于小资产 阶级(商人和职员等)，共产国际东方处在1927年发给法国共产党支部的信中强调，从印 度支那联邦(现在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派遣赴苏培训的学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当地世居民族；2.本地工农出身；3.本族语优秀的健康青壮年。
在共产国际与苏联有关方面的协助下，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越南共产党小组于1927年成 立，黎贵当选为秘书长，党组成员有：范山、黎满、明开和嘉奥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 方处负责同志莱特在记录中证实，法国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在1927～1928年派赴莫斯科东 方大学一批来自印度支那联邦的学员，他们在培训班完成培训任务后，部分去法国工作 ，多数学员按期返回印度支那地区担负起革命重任。殖民地与民族问题研究院也有一个 印度支那班，其中除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学员外，还有泰国学员。1935年，东方大学 对印度支那学员的培训工作进行了一次统计，该年度有47名印度支那地区学员毕业，其 中7名学员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经中国大陆返回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各国，另外4 0名学员坐火车穿过欧洲大陆，到巴黎后乘船返回故乡(注：莫斯科大学附属亚非学院越 南学中心：《传统的越南(2)》，莫斯科，1994年版，第149页、第175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定期在印度支那班讲课，校方也多次 聘请苏联著名印度支那学专家古贝尔来校专题讲座，胡志明同志也多次被聘请在这三所 院校讲授印度支那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的教授和研究生奉命将远东及东南亚各国的有 关史料整理出来，由苏联教育部组织专家编成教科书，从而解决了印度支那班教材及教 学辅助资料不足的问题。
20世纪初期的印度支那各国仍处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是共产国际通过法国共产 党把整个印度支那地区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印度支那三国与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距万里之遥，正是苏联政府承办国际培训工作把两地真正地联系 起来。在共产国际直接关注下，经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及陈富等同志的努力工 作，许多印度支那世居民族的优秀代表在莫斯科完成了培训任务，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 列宁主义思想传播到东南亚各国。这三所院校为20世纪初期远东各国干部的培养做出了 巨大贡献，推动了殖民地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二、苏联式的国际培训工作
苏维埃政权初期，在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状况极差的条件下，苏 联政府为印度支那班学员提供了尽可能好的学习与生活条件：食宿、医疗及休假都是免 费提供，连棉衣及鞋帽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定期免费发放，其待遇远远超过当时苏联本国 大学生的标准，真正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奉献精神。
这三所院校根据苏联政府的指令，为每个学员指定培训期间的代名，出入证件和互相 之间的称呼均使用代名，有关校方给每个印度支那班学员指定了俄文名字，一般都是爱 称。从入学报到那天起，亚洲学员的护照均上交教务处封存，他们的真实姓名、民族、 党派以及莫斯科的常住地址对外绝对保密。印度支那班学员被安排在特维尔大街13号楼 和下佩列维捷诺夫卡大街8号楼，这里的住宿条件好于其他校区。校方安排专职辅导员 与印度支那班联系，外出必须集体行动，出行的日期和目的地对外也是保密的，学员不 得向任何人透露，连亲人和近交也不行(注：转引自俄国中央档案馆，第531全宗，第1 号目录，第216案卷，第17页、第74页、第86页、第5页。)。为配合苏联初期的肃反工 作，校方在每个宿舍都安排一个掌握俄语的亚裔苏联人，旨在日常生活中用俄语交流， 但并不排除对印度支那班学员及其他亚洲学员的监视因素。后来，在学员中确实出现了 奸细，多数人认为苏方这种安排还是有必要的。
经共产国际核准，苏联教育部为印度支那班学员开设：俄语、法语、俄国革命史、社 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教程、党的建设 、联共(布)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保密工作教程等。校方规定，一年时间攻克语 言关，这样，在入学前两个学期，印支地区学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俄语的学习之上。考试 合格后，才允许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注：转引自俄国中央档案馆，第531全宗，第1号 目录，第216案卷，第17页、第74页、第86页、第5页。)。除了强化俄语的学习外，各 校对保密工作最为重视。1930年9月9日，苏方颁布《共产主义大学保密条例》。列宁国 际学校的印度支那班学员的证件姓名改用某厂工人的名字，到另一个城市还要改动名字 ，这种改动只有校方和学员本人知道。1936年1月，东方大学组织印度支那班学员去列 宁格勒参观，出行前将该班学员的名字分别更改为：范良——麦赫玛诺夫；潘潭——扎 尔加洛夫；泰国人拉什和拉塔尼分别改为：奥齐龙和索德巴。而该年盛夏季节，该校组 织印度支那班学员去克里米亚半岛的沿海一带疗养区时，将该班学员的名字全改为中国 名：凌青——林古元；古罗洋——龙虎；拉升——白古安；潘潭——王国京；范良—— 刘良义；拉塔尼——廖能栋等等(注：转引自俄国中央档案馆，第531全宗，第1号目录 ，第216案卷，第17页、第74页、第86页、第5页。)。
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之后，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进入新阶段，三所院校 中的教学大纲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印度支那班开设专题讲座，分别为：印度支那共 产党现状及其任务，印度支那的经济危机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改革新政策，印度支那 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与印度支那共青团组织，现代世界经济危机与全球革命运动，印 度支那共产党组织的任务，印度支那的工会问题，群众组织问题(反帝同盟、互助会及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武 装起义与游击战问题、妇女与共青团问题、共产国际与印度支那革命组织问题等课程( 注：转引自俄国中央档案馆，第531全宗，第1号目录，第216案卷，第17页、第74页、 第86页、第5页。)。根据苏联教师的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一些优秀的印支地区学员 留校任教，并担当课堂译员工作，因为有些课程还要用法语或英语讲授。随着东南亚革 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印支地区的工会、农会及教育界一些优秀代表也先后来莫斯科接受 培训，他们在摧毁法国殖民统治，驱逐日本侵略者和后来抗击美国侵略的反帝与反殖斗 争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并成为后来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革命与建设的一支重要 力量。
三、印度支那班的双语教学
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联邦推行了几十年的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印度支那班的学员基本 上都掌握了法语，培训初期的一些课程就用法语讲授，有些课还用英语讲授，校方聘请 精通越南语的东方学研究所专家在课堂上同声传译。但是，多数课程还必须用俄语讲授 。这样，学习俄语的时间在各校的课程表中占有的份额都较大，学员的俄语水平提高得 都很快。在法语授课和英语授课中出现的问题，苏联教师用俄语解释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印度支那班学员中一些人习惯于用汉语，在与中国班学员的交流中许多问题通过汉语 得到透彻理解，双方互相帮助，专业水平和语言水平提高得都很快(注：潘佐夫：《中 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在苏联培训始末》，莫斯科，1984年版，第149页、第181页。 )。
20世纪20～30年代，正是苏联政府组织语言学家为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西伯利亚 和远东的世居民族用拉丁字母拼写有声语言来创造文字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法国殖 民当局在印度支那地区强制推行用拉丁字母拼写越南语、柬埔寨语和老挝语时期，许多 苏联教师用拉丁字母拼写进行解释对印度那那班学员来说效果很好。苏联土著班拉丁化 文字的成功创造激励了印度支那班学员，原来习惯于写汉字，并对拉丁化文字有抵触情 绪的学员转变了态度。他们虚心地向苏联教师求教，并经常主动地与使用拉丁化文字的 苏联土著班同学进行交流，探讨拉丁字母拼写本族语的创造文字方法。到结业时，印度 支那班学员大多通过了俄语考试，本族语的拉丁化文字也基本上达到熟练运用。
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联系加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 安排下，一些印度支那班学员通过中国大陆在满洲里站进入苏联国境，然后乘坐西伯利 亚大铁路的火车到莫斯科参加干部培训。中国班学员与印度支那班学员经常接触，尤其 在课后他们之间有时还用汉语进行交谈，共同探讨亚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与策略 问题。他们大多用俄语交谈，有时用汉字讨论或讲解课堂上不懂的问题，有时也用拉丁 字母拼写和用俄文字母拼写共同切磋，许多课堂上遗留的疑难问题在课后的轻松交谈中 得到解决。还应指出的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度支那民间均使用汉字，就 连官方也使用汉字，法国殖民当局强制推行的拉丁化文字在这一时期并未真正奏效(注 ：潘佐夫：《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在苏联培训始末》，莫斯科，1984年版，第14 9页、第181页。)。苏联的接待人员经常把印度支那学员当成中国人，就连同校学习的 其他班学员也常常弄混。由于在学校内强化俄语学习，日常学习与生活中用俄语交流， 一些印度支那班学员具备了4种语言的技能：法语、俄语、汉语和拉丁化的本族语文字 。校方经常组织联欢会，印度支那班学员在唱歌和跳舞中提高了交际水平。每个假期， 校方都安排各国学员去疗养院休假，有时与苏联大学生一道去外地参观与游览。
除了双语教学与双语学习外，印度支那班学员的实践工作还包括向印度支那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投稿，其中有法文版及拉丁化越南文版。东方大学及列宁国际学校 共产党小组领导人还组织学员学习与研究从国内发来的报道，他们把这些信息翻译成俄 文在东方大学及列宁国际学校校园内办墙报，定期宣传印度支那地区的革命运动。他们 还把在苏联、中国及法国等国搜集到的有关文件、文章及书籍译为拉丁化越南文字发往 国内，进一步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学员用俄文向苏联的报刊投稿，有的学员还 用法文向法国共产党刊物投稿。有些印度支那班学员到企业或学术机构作专题学术报告 ，宣传印度支那地区抗法斗争的形势，并不定期地举办座谈会与苏联及国际友人研讨援 助国际革命战士的救济活动。在这方面胡志明同志做出了出色的榜样，他在1924年底用 法文在巴黎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革命与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文章，并在共产国际第五 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号召印度支那地区的青年到东方大学及其他苏联学校学习，其中强 调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初期的干部培训工作在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注： 叶甫盖尼·科贝列夫：《胡志明传记》，莫斯科，1983年版，第212页。)。
这位著名的革命家为了印度支那各国的自由和独立在国外学习和工作了30年，在俄国 学习与工作约5年，在上述三所学校中都留有他的遗迹。他曾以阮爱国的名字在东方大 学主编过一本《中国与中国青年》的俄文版读物，该书是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集体撰稿 ，向苏联宣传中国革命。据俄国中央档案馆的材料证明，1934年11月2日起，他是列宁 国际学校的正式成员，6个月后他转入殖民地与民族问题研究院，以研究生身份就读于 该院印度支那班，专修党史与组织问题。在这里，胡志明同志完成了《印度支那地区的 农民状况》一书的写作，并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译为拉丁化文字的越南文。他的这些创作活动对亚洲的觉醒，对指导印度支 那地区各族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和建立民族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些印度支那班学员自愿加入苏 联红军，有4名学员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牺牲(注：索克洛夫：《20～30年代苏维埃俄 国共产主义大学中培训的越南革命者》，莫斯科，1996年版，第153页、第154页。)。 其他学员回国成为印支三国独立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发 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