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不录“说”体辨——“说”的文体辨析与小说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文体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3-0050-06
一、“说”的文体形态辨析
“说”这一文体有以下七种形态。
其一，对他人著述、观点进行解说的“说”。《易》“十翼”之一《说卦》之“说”是对卦的解说。《汉书·叙传上》：“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班）伯受焉。”这种解说经典的行为就是“说”，其形成的著作就是“说”的文本。检《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有“说”如下：《易》之《略说》，《书》之《欧阳说义》，《诗经》之《鲁说》、《韩说》，《礼》之《〈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之《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之《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弟子职〉说》，等等。以上之“说”，当为解说、解释之义。《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道家”，载录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等。以上之“说”，作为文体来说，都是对他人著述、观点的解说。
《汉书·艺文志》叙说《六艺略》时批评汉末烦琐经学：“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之“说”，都为解说之“说”，如构成文本，就是“说”体。
其二，“说”即“论”，论证某一问题。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说”：
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魏晋六朝文载《文选》，而无其体。独陆机《文赋》备论作文之义，有曰“说炜晔而谲诳”，是岂知言者哉！至昌黎韩子，悯斯文日弊，作《师说》，抗颜为学者师。迨柳子厚及宋室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繇是六朝陋习，一洗而无余矣。卢学士曰：“说须自出己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若夫解者，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焉。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说”：
按《字书》：说者，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晋以来，作者绝少，独《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选》不载，故其体阙焉。要之传于经文，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今各取名家数篇，以备一体。
所谓“师说”之“说”应该是“论”的意思，所谓“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就把“论”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了。古代墨家逻辑名词有“说”，亦即论证。《墨子·小取》：“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管子·立政》：“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族不战。”《韩非子》一书中有《说疑》，《曹植集》中《说疫气》、《藉田说》之“说”，均是对某一事物的论证。
其三，“说”为小说。从上述“说”为“论”，进而又有著书立说之“说”。先秦就多有诸子之“说”，《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有许多以作者姓氏命名的作品，如《伊尹》、《鬻子》、《文子》、《庄子》之类。这些都是子书，当是自家的著书立说，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著篇籍”。曹丕《与王朗书》所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丕《与吴质书》称刘桢“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亦是此义。葛洪《抱朴子·尚博》推崇子书的撰作：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阙，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但诸子之说，其义应该是“学说”，是“论”，却大多不标明“说”。当标明了“说”的诸子之说就成了小说，则是诸子之说之余论，或为附属，或为依附。
就“说”为小说之义来说，《荀子·正名》：“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指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言。《汉书·艺文志》述《小说家》：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文心雕龙·诸子》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鬻子》二十二卷；《诸子略》之“小说家”著录有《鬻子说》（原注：后世所加），据刘勰所云“余文遗事，录为《鬻子》”，此当是“小说家”类的《鬻子说》。《诸子略》之“小说家”类还著录有《伊尹说》 （原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黄帝说》（原注，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原注：武帝时）、《虞初周说》（原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等，当都是“余文遗事”。以上之“说”，除《封禅方说》外都标明作者，虽然大都是依托，但从书名看是这些作者自己的“说”，是自家的言论，而不是对别人言论的解说，且又是“说”的集合体。
但至《隋书·经籍志》，其子部“小说家”所载录的书名有不称为“某某说”者，如《世说》、《小说》、《迩说》等；而杂家所录具备“小说家”性质的《俗说》、《杂说》、《善说》，亦是如此。这些也是“说”的集合体。
其四，“说”为叙说、阐述。如《隋书·经籍志》，其子部“天文”有《天仪说要》，“历数”有《历日义说》，“医方”有《西域诸仙所说医方》、《陵阳子说黄金秘方》，等等。
其五“说”是“广说诸事”之“诸事”，所录为史料、史事或故事。《韩非子》有《说林》上下，梁启雄《韩子浅解》释题目曰：
《史记·韩非传》《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太田方曰：“刘向著书名《说苑》，《淮南子》亦有《说林》，皆言有众说，犹林中有众木也。”[1](p184)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释曰：“此盖韩非搜集之史料备著书及游说之用”。[2](p418)《韩非子》又有《内外储说》，梁启雄《韩子浅解》释题目曰；
说者，篇中所云“其说在”云云之“说”，谓所以然之故也。言此篇储若是之说以备人主之用也……启雄按：《内外储说》的内容包括“经”和“说”两部分：（一）《经》的部分首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说的事理，然后用“其说在某事、某事”的简单词句，在历史上约举历史故事以为证。（二）《说》的部分把《经》文中所约举的历史故事逐一详明地来叙说一些，有时还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1](p226)
《说林》、《内外储说》是“说”的集合体。
其六，辩说。其七，上书。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称“说”有二。其云：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所谓“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与“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这些口头表达而出的对话言辞“说”，其内容是与“说”的环境、“说”的对象同时出现的，是以客观记录某次辩说、游说的面目出现的。而所谓“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与“邹阳之说吴梁”、“敬通之说鲍邓”，是以文字而出的“说”，是以“上书”的面目出现的，本身就是单篇文字。也就是说，同是“说”，一是口头之说，为“辩说”，一是文字之说，为“上书”；如刘勰所云，一是“缓颊”之说，一是“刀笔”之说。既然是口头之说，那么就有实际发生过的言辞上的来往反复；既然是文字之说，表现在文字上就是自说自话，即便有言辞上的来往反复，也是内部的。但都有“辩”的意思。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接《吾丘寿王》有《虞丘说》一篇，或以为此标明“说”即认其为“说”之文体，如王先谦《汉书补注》称：“虞、吾字同，虞丘即吾丘也，此（吾丘）寿王所著杂说。”其实不然，此人姓名为“虞丘说”，姚振宗曰：“此虞丘名说……马氏 （国翰）以为即吾丘寿王，以‘说’为所说之书，然例以上下文殊不然也。”此篇原注云：“难荀卿也。”提出问题以“难”荀卿并谈出自己的意见，似乎是与荀卿“辩说”，其实不然，“辩说”与“上书”之“说”是游说，其对象的地位应该比自己高，或握有某种主动权。又，《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辩林》二十卷、《辩林》二卷，不知是否“辩说”与“上书”文字的结集。
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其序论“书说类”对刘勰论“说”为“缓颊”与“刀笔”二者看得很清楚：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
“为书相遗”，这是文字言辞，是单方面的“说”，为《古文辞类纂》的“书”；“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这是对话言辞，其性质是言辞交锋的往来反复，为《古文辞类纂》的“说”。故其“说”大多录自《战国策》的“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这些对话言辞当是他人记录而成。
《文选》的文体分类也区分出了“辩说”与“上书”，其“上书类”录有李斯《上书秦始皇》等七篇；但《文选》不录“辩说”，《文选序》不录“辩说”有这样的说法：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清水凯夫谈到《文心雕龙》分“说”为两类，认为：
《文选》没有采用《文心雕龙》在这里所说的“说”的分类，而是以“上书”的分类采录作品，因此完全没有选录刘勰在这里列举的陆贾、张释之、杜钦、楼护等用“缓颊”表达的“说”。可以说这表明两书的文体观基本上是不相同的。[3](p1032)
其实，《文选》虽然不录“辩说”但认可有“辩说”一体；不能认为《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应该说，《文选》也认可《文心雕龙》所说的“说”的分类，但只录“上书”而不录“辩说”。
二、“说”的文体特征
上述“说”的七种形态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论证之“说”与解说之“说”，其特点是说理。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先称“述经叙理曰论”，又称“释经，则与传注参体”为“论体”之“条流”之一；刘勰均视其为“论”。“论”的特点就是说理，这是“说”这个词的基本义之一。《说文·言部》：“说，说释也（段注：说释即悦怿……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采部曰，释，解也），从言，兑声。”《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说文·言部》桂馥义证引《鬼谷子》：“决是非曰说。”《广雅·释诂二》：“说，论也。”
第二，辩说之“说”与上书之“说”，其共同的特点即在论证、说理，在于“辩”；而且，此二者又都有“叙事”的成分，是以叙事为主的论证、说理。以下试论述之。
我们先来看《文选序》所列有四例“辩说”。其一“仲连之却秦军”，见《战国策·赵策》，事为鲁仲连游说秦将辛垣衍使其退兵，所“说”为鲁仲连以史事论证“秦称帝之害”，其中有齐威王之事，鬼侯、鄂侯、文王、殷纣王之事，齐闵王、夷维子之事，等等。其二“食其之下齐国”，见《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事为郦食其游说不战而下齐国，所“说”是以汉王、项王、义帝之事的论证。其三“留侯之发八难”，见《汉书·张陈王周传》，事为张良阻止刘邦“复立六国”，所“说”为张良以史事的论证。其四“曲逆之吐六奇”，见《汉书·张陈王周传》，事为：
（陈）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封。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
而所“说”之言“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
上述诸事又见《史记·鲁仲连邹阳传》、《史记·郦生陆贾传》、《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但《文选》从史籍“剪截”文字时，例不录《史记》而录《汉书》①，故此处以《战国策》、《汉书》文字来叙说。
《文心雕龙·论说》所述“辩士”之“说”，所谓“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辩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云云，都是以事为“说”，“隆殷”、“兴周”、“行而纾郑”、“出而存鲁”，都是叙事。我们再来看《文心雕龙·论说》所述汉代“辩士”之“说”。“陆贾籍甚”者，据《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载，陆贾“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曾以楚汉相争之事说南越王尉佗，以汤武、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之事说汉高祖“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等。“张释傅会”者，据《汉书·张冯汲郑传》载，张释之事文帝为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杜钦文辨”者，《汉书·杜周传》载，杜钦，杜周子，“为人深博有谋。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杜）钦因是说大将军（王）凤”，有晋献、申生、《关雎》之事。“楼护唇舌”者，《汉书·游侠传》载，楼护，字君卿，“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上述四人，除不知楼护以何为说外，其他三人都是以事为说。
《文心雕龙·论说》所述上书之“说”。《文选》“上书类”录文七篇，李斯《上书秦始皇》即《谏逐客书》，以客有功于秦之事力陈逐客之失。邹阳《上书吴王》为谏吴王反，李善注曰：“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为喻，因道胡越齐赵之难，然后乃致其意。”邹阳《狱中上书自明》，首一部分就以荆轲、卫先生、卞和、李斯诸人忠而见疑之事叙己冤枉。司马长卿《上书谏猎》，以兽亦有乌获、庆忌、贲、育之类“殊能者”谏劝皇上不可冒险亲自打猎。枚叔《上书谏吴王》，叙舜、禹、汤、武以德立国之事讽谏吴王。枚叔《上书重谏吴王》，以秦灭六国兼并天下之事说明汉与诸侯国的关系。江淹《诣建平王上书》，以历史上遭冤入狱之人的事迹表明自己的冤屈。
无论是“辩说”还是“上书”，都是要说服或驳倒一个具体而实在的对象，这个具体而实在的对象，其身份应该比自己高。
第三，“叙说”是单纯的叙述，这个容易理解。“诸事”、“小说”之“说”也该为单纯的叙事；从理论上来说其根本的指向还是义理，但此义理或与叙事分离，或其意味不具体、不明显而偏向概括。以下论述之。
“诸事”为集合性的叙事。《韩非子·内外储说》，梁启雄《韩子浅解》认为是以“事理”串联出“历史故事”，是要以“历史故事”为“事理”之“证”；《韩非子·说林》，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释其为“韩非搜集之史料备著书及游说之用”，认定其叙事并指出其叙事指向为“游说”，即事理，但这些只是观念上的、以概括实现的。刘向《说苑》，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说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共二十卷，除说丛、杂言外，其他题目均为该卷所载之事的主题指向，诸卷首段大多为概括性的叙说，即概括题旨。曾巩《说苑序》称“（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所谓“法戒”就是“事理”的意味。尽管如此，其单纯叙事的意味已显现出来，因为义理与叙事已经分离；义理是没有具体意味的。
“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其叙事功能自不必言。但有的“小说”亦有事理意味，如《世说》分为三十六门，各有名称，表明叙事具有什么性质的意味，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及方正、雅量、识鉴、赏誉等；尽管可以如此概括，但具体来说，小说是纯粹的叙事，是与“事理”没有关系的叙事。
因此，“说”这种文体，其范围是游动于说理与叙事之间的，既可以是说理，也可以是叙事，还可以是以叙事为说理；其叙事的最高形态是小说。而就观念上来说，作为单纯叙事的“小说”，应该是从说理出发，经过以叙事为说理，经过独立的叙述，最后成为独立的叙事。从说理到叙事，以叙事说理成为其变化的契机与过渡，而中介则是叙述、阐述之“说”及独立的“说”的集合。这或许就是小说形成的路线。
再从形态上看，《说林》、《内外储说》当是上述小说家著作的先声。《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说苑》，刘向《说苑叙录》云《说苑》所录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新序》与《说苑》同列入子部儒家类的刘向所序的六十七篇中，《百家》则列入小说家类。那么，《说苑》与《百家》一样均为叙事之作。小说家类的《百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为“浅薄不中义理”，而《说苑》则正规一些，《内外储说》亦当如此。另外，解释经典之说也是上述小说家著作的先声，此即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卷二《读〈汉书·艺文志〉》一说：
汉儒注经，各守义例。“故”、“训”、“传”、“说”，体裁不同。读《艺文志》，犹可考见。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传》。
取法《春秋传》之“征引其事实”以解释经典，就是强调叙事意味。
再就名称来说，《隋书·经籍志》杂家载录之《俗说》、《杂说》、《善说》以及小说家载录之《世说》、《小说》、《迩说》、《辩林》，当是继《说林》、《内外储说》而来，并且内容上又有这样的相似之处。不过也有取法解释经典之“说”的意味。
最早论述“说”体的是录入《文选》的陆机《文赋》，其称“说炜晔而谲诳”。《文选六臣注》李善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五臣之李周翰注曰：“说者，辩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王闿运曰：“说当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谲诳之使反于正，非尚诈也。”许文雨曰：“炜晔之说，即刘勰‘言资悦怿’之谓，兼远符于时利义贞之义。而谲诳之说，刘勰独持忠信以肝胆献主之义，反驳陆说，不知陆氏乃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旨也。”此处的“说”，当立足于以叙事为说理，是“辩说”。
明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称《说林》、《内外储说》也有“炜晔而谲诳”的特点，其曰：
曰《说林》，皆古人诡稽突梯所为，而（韩）非特表出之，固智术之所尚也。[2](p1195)
又称《内储说上篇》为“诡秘矫诈，无所不至”。
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所录又可知，诸子之说与“小说家”标明“说”的诸子言论，其性质不同；人们认为，诸子言论确实是诸子所为，而标明“说”的那些言论，不见得是所标明的作者所为。这或许就是“说”之“谲诳”的表现之一吧。
《隋书·经籍志》述“小说家”亦称为“街谈巷语之说也”，从其“小说家”著录作品的书名排列来看，依次是“《笑林》三卷、《笑苑》四卷、《解颐》二卷、《世说》八卷、《世说》十卷、《小说》十卷、《小说》五卷、《迩说》一卷、《辩林》二十卷、《辩林》二卷”。“小说”与“笑”之类、“辩”之类排列在一起，那么，这些“小说”也具有“炜晔”、“谲诳”的性质特点。
三、《文选》不录“说”体辨
《文选序》称为什么不录“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之类“辩说”的理由：
（辩说）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但考索起来，还不那么简单。
其一，“说”常常作为整体编集出现。《说林》、《内外储说》本是《韩非子》的篇章，虽然其中的“事”从意义上看可独立，但《韩非子》是把它当整体看待的。《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鬻子说》、《伊尹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都是“说”的集合体。《隋书·经籍志》，其载录杂家之《俗说》、《杂说》、《善说》，小说家之《世说》、《小说》、《迩说》，等等，也是“说”的集合体。这也就是说，“说”往往以集合体出现而显示出不可分割性。
其二，《文选序》所说的“辩说”未构成单独篇章。王运熙说：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中包含了不少贤人、谋夫等的辩说，《文选序》所举数例，大抵也出自这些史书。对这类说辞，序文肯定它们“金相玉质”、“语流千载”，显然赞美其有文采。但它们不是篇章，即原来是单篇、后来收入别集中的作品，所以也不予选录。今考《文选》所选作品的“上书”类……其性质与贤人、谋夫等的辩说相同，只因当时不但见于史籍，而且还以单篇文章流传，故遂被《文选》收录。[3](p260～261)[4]
这就是所谓“事异篇章”。《文选》作为一部选集，所录入的作品都应该是单篇，这从《文选序》中强调所录作品是“篇章”、“篇翰”、“篇什”可以见出，所谓“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毛诗正义》《关雎》“关雎五章，章四句”孔颖达疏）。有头有尾、自成段落的作品就可以称“篇”了，所谓“出口为言，著文为篇”（《论衡·书解》）。《文选》中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窃感相鼠之篇”，吕延济注云：“篇，诗篇也。”《文选序》“降将著‘河梁’之篇”的“篇”，也特指诗篇。“篇”作为单篇讲，甚或是文体的一种，《文选序》论及的文体有“篇”、“辞”、“引”、“序”之类。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称：“方廷珪《文选集成》谓‘篇’指本书乐府曹子建《美女》、《白马》、《名都》等篇，未知是否。”有这个可能，唐玄宗时所编《初学记》也是把“篇”作为文体的，其“武部剑第二”所列叙写“剑”的文体就有诗、篇、歌、启、铭；“篇”中录唐李峤《宝剑篇》。其“武部渔第十一”所列叙写“渔”的文体就有赋、诗、篇、文；“篇”中录陈张正见《钓竿篇》、隋李巨仁《钓竿篇》。而作为独立篇章的“上书”则可以入选。
其三，“辩说”是不可“剪截”的。《文选》录文有“剪截”史籍法，《文选序》称为什么不录经部文字，其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
即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是不可“剪截”的；倒过来讲，假如要录入经部文字，那录入的方式就是“剪截”。
《文选序》又称有的史部文字有所例外而可以录入，其云：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那么，其录入方式也应该就是“剪截”。从《文选》的实际录文情况看，如“赞论”、“序述”是原在史部中而又被“剪截”而成为《文选》所录的文体的，此即《文选》“史论”、“史述赞”二体。又如《文选》“赋”体中“郊祀类”扬雄《甘泉赋》、“畋猎类”扬雄《长杨赋》、扬雄《羽猎赋》、“鸟兽类”贾谊《
鸟赋》，“诗”体中“劝励类”韦孟《讽谏》、“杂歌类”汉高祖《歌》，“移”体中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设论”体中扬雄《解嘲》，“吊文”体中贾谊《吊屈原文》，当是“剪截”自《汉书》，其标志就是把《汉书》对这些作品的说明文字一并录入《文选》，即“剪截”了《汉书》某一篇幅入《文选》。
但是，这些“辩说”是不可“剪截”的。当录入“上书”时，“上书”中虽有辩说，但都含在某作者独立的作品中；当以“剪截”史籍方式录入作品时，其言语来往等背景是以“序”的方式独立附在作品前面的。而“辩说”之体的文字，其辩说双方的交锋往复是交叉、纠缠在一起的，没有办法使某作者的言辞独立成章。
当萧统《文选序》称“辩说”为“旁出子史”时，即认为只有从史传中“剪截”出来才可独立成文，萧统是认可“剪截”这种方式的；但这些“说”却未见由“剪截”而成单独之篇，但这一文体是经不起“剪截”的。
四、《古文辞类纂》的“书说类”
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其“书说类”直接“剪截”史籍，把原本是史籍片断的“辩说”文字直接“剪截”成独立篇章。如“书说类”下“剪截”自《战国策》三十八篇“说”，题目上皆有两个人的姓名，前为说者，后为被说者，有时还有为什么事，如《赵良说商君》、《陈轸为齐说昭阳》等。只有一个例外，即《淳于髡解受魏璧马》，未列出淳于髡解释的对象。作品如《鲁仲连说辛垣衍》，即《文选序》称之为“仲连之却秦军”者，先述“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使将军晋鄙救赵”；“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尊秦昭王为帝”，鲁仲连说辛垣衍，秦兵退，鲁仲连不受赏而去。那么，《古文辞类纂》所录之文就是史家之言，是史家对某一次“辩说”的记载，而不是某个人的独立作品；《文选》当然不能把它作为某个人的作品，“今之所集，亦所不取”也是理所当然的。
［收稿日期］2006-03-20
注释：
①如《文选》赋“鸟兽类”贾谊《鸟赋》起首被视作“序”的文字，与《汉书·贾谊传》介绍《鸟赋》的文字相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亦有介绍《鸟赋》的文字，但与《文选》所录略有不同，《文选》当是“剪截”《汉书·贾谊传》而成。又如《文选》诗“杂类”的汉高祖《歌》，其“歌”前有对汉高祖“自歌曰”背景的介绍，这段文字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又见于《汉书·高帝纪》，文字不同处稍多，《文选》当是“剪截”自《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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