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渗漏现象[1]及其克服途径--关于启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_经济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00f32de2a2efbb494e5c012a.webp)
试论漏损现象[①]及其克服途径——关于启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超常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途径论文,民族地区论文,现象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认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漏损状态，阻碍着西部地区超常发展，造成漏损现象的原因有自然的、经济的、制度的和人的素质等方面因素。要改变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要从外部和内部着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培养支柱经济，促进西部经济腾飞。
关键词：漏损现象 西部地区 发展
在经济成长过程中，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各经济组织或地区在不同的改革势能推动下，变迁的机会成本不同，变迁的程度与成效也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势能与成长阶段。[②]。始自本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相对价格不均衡变动条件下改革的区域推进与经济的非平衡发展为前提，东、中、西部持续了与地理格局相反的经济落差，并进一步扩大。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现状不容乐观，甚至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世纪平稳实现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阻碍。而西部地区的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着内陆民族地区的发展滞后，因此其间包含着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各方面错综复杂的问题，且隐藏着忧患与不安定因素。本文拟运用区域经济研究成果分析民族地区阻碍经济发展的漏损现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东、西部落差及区域经济演进趋势
非平衡发展引起的区域经济落差，既有历史成因，也有改革的区域推进成因。以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论，1949年以前，制度、人文环境及地缘条件的差异，是两地区非平衡发展并形成巨大经济落差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变迁及相应的政策，投资倾斜，促成了西部及内陆民族地区的超常发展。但由于社会生产的历史继承性，故东、西两地差距尽管在缩小，但较大差距的继续存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③]改革时期，由于国家实施区域推进政策，政策倾斜及资金注入等外生变量的改变引起经济规则的变化，使沿海地区借助地缘优势再次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极。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沿海地区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内生因素已成长壮大起来，创新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差距日趋拉大无可避免。
从区域推进初衷与理论发端看，目的在培植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的试验区和经济的增长极，然后逐步发挥东部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包括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形成在增长极带动下的整体经济发展高潮。对至今日，根据现实状况和政策定位，启动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特别在沿海工业相对于发达地区其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逐步丧失，因而成本递增的形势下，产业西移与经济扩散是符合比较利益原则的。然而，由于扩散机制本身具有的时滞效应与政策导向对这种时滞效应的强化，再综合诸种区域因素，至使经济增长的浪潮尽管在东部掀起一阵阵波峰，却无法冲决区域经济的堤坝，在西部形成泛滥之势（高通胀的传导除外[④]）。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既有经济、制度因素，又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二、漏损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
如果一个地区（或国家）改革的内生变量小，变迁的机会成本高于预期收益，那么因相对价格变化而出现的创新动力就不会产生或壮大，因循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从而依赖诱致性变迁与自发的区域经济推进促成该地区经济的超常发展将难以期望，差距相对拉大的过程将会继续[⑤]。甚至会在区域经济演进过程中形成一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漏损现象。就是说，处于绝对落后境况的地区难以并入创新地区超常发展的轨道，起因于一种漏损效应。在漏损条件下，由于预期的资本投入会漏损较多的收益，因而不仅对资金、技术不具有吸附力，而且现有的区域内资金也会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流向高效益区域，大量的自然资源将会闲置而无法转换为经济资源；此外，由于欠缺力度的政策倾斜与制度安排会因为变迁成本太高引起漏损而变得微弱，故难以获得改革收益与超常发展的初始动力，因而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该地区对外部投入的强度要求更高。内陆民族地区在目前的区域经济增长中正处于这种漏损状态，因而当务之急是抓住症结，尽快治愈这种类似败血症的漏损“沉疴”。至于产生漏损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下述几方面。
1.形成漏损现象的自然、经济因素。地缘条件恶劣是引起漏损的自然因素。西部民族地区脱离正在崛起的亚太经济增长圈而深入内陆，且多地处高寒，交通不便，尤其是高原向平原急倾斜地带，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形成了较高的增长与发展的自然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差是引起漏损的直接物质原因。基础设施差，既有历史因袭成分，更是近年来基建投资单方面向东部倾斜的结果。考虑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缺陷，使民族地区有关创业、运输及信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居高难下，消蚀了资源富集、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理论中的比较优势难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资金漏损着区域经济的生长源。
2.形成漏损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国因为区域推进式的改革模式产生了改革时差，从而导致创新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在制度变迁程度上出现了较大差异，产生制度差异与不均衡引起的漏损。其客观原因在于，在同一制度安排下，创新地区作为改革时差的受益者，在经历了较充分的改革实践后，具备了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因而能在制度变迁中有积极的回应行动，从而继续以创新者的身份较大程度地吸纳改革收益。而西部民族地区却是目前改革时差的受损者。因为改革滞后导致制度变迁迟顿，一方面无法吸纳体制转轨时期因利益调整引致的自然收益而任其流向发达地区，在主动抓住外部收益机遇能力上差；另一方面，当政策、资金投入等外部供给出现时，也会因为在旧有体制上创新乏力而产生“异体排斥”现象，致使因政策法规等难以磨合引起的交易成本高昂，从而漏损大部分外部收益。加上在区域经济对比中易产生沮丧心理和失落感，从而导致创新精神的丧失与行为上的自我封闭，因而在主观上强化了制度因素的漏损效应。近年来，每当新一轮经济增长启动时，不仅未能真正带给西部民族地区以新的发展契机，反而会引发整个西部地区资源、资金流失，上述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3.形成漏损现象的深层背景。人的素质行为经济表象背后的深层因素，其作用不可低估。人员素质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同方向、等比例（近似意义上）关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以8个人口素质综合指标衡量，民族地区集中的西部比东部低27%。1994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西部为36%，比东部低12.7个百分点，文盲率西部为28.7%，比东部高9.3个百分点。此外，民族地区适应现代经济的职业教育与在职训练机会少，更是造成人员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民族地区在现代经济进程中需要支付的培训成本比之发达地区相当高昂，是漏损效益、侵蚀资源优势的重要渠道。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引起漏损现象并漏损制度安排和政策投入的深层因素。对现存秩序的否定与对变革的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促成制度变迁与经济成长的合理有效动力，而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其变动的困难性经常要大于正式制度[⑥]。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稳定层次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本身就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目前民族地区这方面的问题较之一般意义的文化观念滞后更值得关注。譬如，相当一部分民族地区还带有封建与前封建社会形态的意识残余，存在不合时宜的行业歧视，除农牧渔业外，视其他行业为旁门左道，并以经商活动为耻[⑦]；固守在一般经意义上的“老实本份”。鄙弃追求个人机会与个人奋斗的动机和行为；求稳怕变的心理与接受新生事物与外事文化的迟滞；低层次社会文化氛围形成的轻视专业人才与专业精神的现象与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混杂等等。这一切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必然造成改革的区域推进迟滞并进而产生基于文化隔膜的漏损现象。
三、漏损现象的克服与后发性优势
西部民族地区要克服漏损现象，走出低迷状态，必须选定突破方位，扭转差距以惯性姿态继续拉大的趋势，充分利用相对落后条件下的后发性优势。其间，既要强化外部供给，又要注重内部改造，而且毫无疑问，经济开发与产业培植是增长与发展的两大支点。
1.强化外部供给力度。启动民族地区经济的超常发展，还是要靠政策、资本（资金、技术等）投入，以强劲的制度安排和投资倾斜来刺激经济发展，突破漏损效应。具备力度的制度安排可以突破因体制因素引起的漏损现象。在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必须加大市场取向的改革力度，以降低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利用资金、技术的能力。而在以贫困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交织的铁板下，现代市场经济难以自然萌芽，前期必然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行政、经济手段的干预、协调，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⑧]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由国家出面承担改革进程中的善后工作。形成规模的资本投入是突破高成本低效益流失资源、资金引起漏损的重要手段。这里应特别注重，由于漏损现象的存在，只有当外部供给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才能成为不可逆进程从而提高持续的自增长能力。在广袤的西部民族地区，要使外部供给具有这种强度效应而不受漏损困挠，首先是选准一批增长点并形成阶梯式开发格局。比如首批重点放在背靠大西南的成都、重庆及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安及民族省会城市之后以国家刚性政策支持与区域内经济协调带动交通沿线地区、自治州府及容易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自然资源富集区的开发与发展，最终形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网络扩散。其次，既然东南沿海起飞态势的形成以政府对地区经济的过渡干预为条件，[⑨]现在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也需要经历这一过程，外部供给的主要来源仍是一国政府。但有一种误解，似乎把国家支持西部发展等同于完全依赖国家支撑其发展，实际上重要的是以强度供给刺激起经济增长的兴奋点以提高持续自然增长能力，从而启动地区经济的超常发展，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造成差距逐步缩小的态势，而并非一夜之间拉平区域经济差距。因此，中央财力减弱与体制转轨时期宏观调控能力差，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协调区域经济中无所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不会对自增长能力已经很强的东部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目前东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诸如产业高度化、资金的高效益使用等，还有赖于西部及民族地区的开发、发展。
2.注重内部改造与重整。改造自身，增强内生变量，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相对价格向制度变迁与经济成长方面的倾斜，减少变迁的机会成本，是克服漏损现象的根本性措施。这之中，人的改造，人们的观念转变、素质提高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说中国实施市场取向的改革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过程[⑩]，那么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经济及文化环境所限，其意识形态成本的支付将更大。可以说，在非自然进程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运作过程中，民族地区各种观念碰撞、文化冲突将成为频度相当集中的成本支出。对此，增大教育投入、注重观念扶贫应当摆在首要位置。此外，下述二方面在内部改造与重构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一是民族地区在目前改革势能弱、自增长条件差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引导，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政府行为和观念的转换，政府官员教育程度的提高十分重要。一个不称职的地方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克服漏损现象的主要障碍。二是增强人员的双向流动。封闭的环境是观念落后、变迁缓慢的主要原因，人员的流出流进，会通过言传身教的途径加速观念的转变。笔者以为，在一定条件下人员的流出比流入更富有建设意义。民族地区人员到相对发达地区打工、经商、就职，会由于可观的收入与生活的现代性产生示范效应，带动本民族具有相似条件的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换，因而更容易打破观念转变中的文化阻隔。并且现在已有研究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人口分布改变的过程，并用分子分母的关系（以收入作分子，人口作分母）说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向高收入地区流动的正相关关系(11)。因此，对人员的流出现象，要避免总以“孔雀东南飞”之类的定向思维去思考。无论如何，人员流动、人力资源重组，在经济效益上要优于人力资源闲置。
3.建构整体经济的开放形态。封闭的内循环状态的经济格局，强化了漏损效应并使基于经济贸易联系产生的资金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不可能。克服漏损的长远之计在于民族区域经济的全面开放。迄今为止，西部民族地区与区域外的经贸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原材料与工业品的非对等交换及单一纵向分工。同时，落后民族地区不仅与东南沿海等区域外经济联系少，而且与区域内及区域边缘的大、中城市也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的经贸格局。譬如，成都、重庆、兰州、西安及其他一些省会城市以其人文荟萃、科技力量雄厚或地理位置重要，正在或可能成为西部新的增长点，但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将不太可能较快地对广大的民族地区尤其是广袤的山区产生强幅射效应，原因在于后者的经济运行处于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两种经济轨道无法交接。鉴于上述省会城市与落后民族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整体性，只要指导思路与发展方向正确，以一个整体经济形象出现在区域经济舞台上并非难事。西部民族地区依托区域内的大、中城市并通过这些大、中城市为中介，才有条件主动参与国内、国际贸易，提高两种贸易的比重，在此基础上与区域外建立广泛的经济交往，从而最终具备资金吸附力与产业开发高效益，尽快走出漏损的困惑。
4.培植支柱产业。以支柱产业的突起带动经济飞跃，是突破漏损的捷径。而要选准适宜发展的支柱产业，前提是拓宽思路，确立多方发展民族经济的策略，而不能将视野局限在别人已走过的路上。比如，针对地处高寒或地质地貌情况复杂、交通不便又毫无工业基础的民族地区，照大众化路子完全依赖工农业的成长支持经济发展难以尽快见效。当务之急是因地制宜选准支柱产业，并允许以超常规的方式促其发展。上述地区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至使工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条件欠佳，但另一方面却以资源丰富、小气候变换多姿见长，大多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应当确立以资源换资金的发展思路，大胆招商引资，最大可能地将自然赋予的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如果条件许可，甚至可以采取竞标等方式在一定年限内租让给外资经营。这样，一方面可获取民族地区急需的发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外资对旅游相关项目的经营，如旅游基础设施、运输通讯的建设，旅游管理与旅游文化等软环境的开发，可以充分发挥支柱产业的联带效应。总之，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民族地区，要树立着力于能成长为支柱产业的自然资源开发，从而以之带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发展观，尽快走出漏损陷井。
注释：
①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常用“漏出”或“漏损”一词表达宏观经济中储蓄作为收入的一种漏出，或高于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从而造成原有乘数效应的漏损等。本文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使用范围和所指对象均有所不同。
②⑤⑥⑧参见诺思与林毅夫的有关论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P371—403），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参见陈建樾：《我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起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④⑨参见胡鞍钢：《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8月9日，7月19日。
⑦参见张惠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探析》，《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⑩参见文力：《制度变迁成本分析》、《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11)参见樊纲：《改革与发展：当今国人魂牵梦绕的两大命题》、《决策咨询》在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