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的理性回归之路——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之路论文,理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过程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中国图书馆现代化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理论 必须向实践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图书馆现代化必须走具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了使图书馆现代化的道路少一些曲折，少一些障碍，必须有一个 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运动[1]。
1 历史启示与现实呼唤
严格说来，中国图书馆学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中国本土的封建藏书楼并没有孕育出近现 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携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封建藏书楼逐渐消亡，公共图书馆浮出水面，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由 此开启了其百年近现代史。综观其百年历程，中国图书馆学走了一条由引进、融合到独立发 展的道路，并最终确立了其在学术之林和社会事业中的双重地位。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图书馆学高扬理性旗帜的三次关键时期：第一次是30年代出现的“新图 书馆运动”和“新图书馆学派”，其作用在于解决图书馆发展方向的问题，在观念上和旧的 藏书楼决裂，为新兴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第一轮思想启蒙；第二次是50年代开展 的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大讨论，为图书馆学确立了核心概念和基本范 畴；第三次是80年代初兴起，并于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的发展战略研究，其作用在于解决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为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进行观念上的准备。这三次带有 启蒙性质的运动为随之而来的图书馆学的大发展扫清了思想观念上的障碍。
过去的百年，中国图书馆学从学术丛林的边缘成功地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这种发展和壮大 ，不单是体现在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的论文专著，建立和完善了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单 是 体现在丰富和改进了研究方法。更足以说明这种进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加入了这样一个学术群体，他们讲求一种谦和的学术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一种 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海量胸襟。历史启示我们：开放的学术环境是图书馆学得以发展的外 部条件，优秀的学术队伍是图书馆学得以壮大的组织保证，而不断进取和创新的学术精神是 图书馆学源源不竭的思想动力。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图书馆学始终没有走出技术化倾向的怪圈，长期 忽视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抽象和升华，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热衷于对事物具体表象的概括和 描述，满足于实践活动中的技能、方法、手段、流程、规则等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长期低 迷徘徊，学科规范难以建立，学科概念、术语变幻频繁，一些基本的核心的概念认识始终难 以统一，理论研究低层次重复，理论成果带有明显的经验性、普泛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 在人类图书馆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是技术的、经验的东西占了上风，这不能不说是图书馆学 的悲哀。这说明，理性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扫除图书馆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当今社会，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加推动了 人们对技术的迷信和狂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网络化使传统的 图书馆学理论规范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在要素、本质、属性、职能 、基本矛盾、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的馆藏理论受到猛烈的冲击，传统的 服务方式、管理操作手段也发生了根本的飞跃，这些都需要理论进行科学的阐释，而传统的 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客观现实，更难预测一日千里的未来。技术大潮对图书馆学理论大坝的冲 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图书馆学如果再不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势必有大坝决堤，洪流泛滥的 那一天，到那时，图书馆学就真的要被技术洪流淹没了。
思想总是在实践的前方引路。高扬理性的旗帜，并不是要围堵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反，理 论大坝建设的目的正是要引导技术洪流的发展，为我所用。因此，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改组与整合，使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图书馆学才有出 路。
除去外在的技术因素外，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体自身理性精神的消退也是图书馆学丧失理性 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当中存在严重的泛化倾向，所谓泛化是 指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其本体学科的分化综合或其它学科与之移植渗透时出现的一种繁衍现 象。在这种倾向下，新学科的建立不是以社会需要为动力，而是研究者个人的随意性行为， 是把某一学科不加选择地和图书馆学随意组合和拼接。其结果是，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中 ，被研究者涉猎的学科已近300门，仅心理学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拼接的就有几十种之多 ，诸如图书馆心理学、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图书馆管理心理学、馆员心理学、检索心 理学、编目心理学、图书馆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图书馆服务心理学、图书馆领导心理 学、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操作心理学、儿童图书馆心理学、公共图书馆心理学……[2]名目繁 多，不一而足。这种盲目铺摊设点的后果就是，图书馆学被支解得支离破碎，失去了本我， 只有名目而没有内涵。
2 理性回归之路
今天，刚从21世纪黎明中醒来的人们，忽然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社会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组织进行 深刻的再造，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也没能例外，种种传统的工作方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 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传统文化仪式所拥有的象征符号。从这个意义上， 正 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的时机已经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 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没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能如此引人 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新文明视若无睹。
但理智地考察当今的社会转型，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人的视线更多地停留于追求功利的操 作层面，超功利的精神追求则被淡化，科学技术的巨大现实成就，使技术至上成为人们处理 人 与自然关系的标准性理念，技术便以一种普适性的文化观念被广泛地认同，人们的社会 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技术文化旨趣的操纵，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隐匿着深度的人文危机— —价值理性的迷误。图书馆学理性的回归，路在何方？
2.1 图书馆学理想支柱的塑造
理想是超越现实而对未来的合理想象和观念设定。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而言， 铸就理想首要的是应该塑造一种“社会精神气质”。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得出一个社会学假 设：任何一项社会事业都有一种无形的社会精神气质作为时代的精神力量来予以支撑。没有 这一支撑，任何事业都难以成功。人类文明的嬗变已经证实了这一假设。不可规避的是，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亟需高尚的社会精神气质作为观念的支持，以纠正图书馆学研究活动 中的虚妄与片面，祛除研究主体的“动力短缺症”。
我国学术传统中，现代科学的构成要素明显不足，“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 学理论……没有发展出以数学做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3]，这就造成我国图书馆学在形成 之初理论基础上即呈现“先天不足”。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从组织形式到运作方式， 都有较强的引进色彩。早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译著比重较大，论著也明显地受西方图书馆学 的影响，主要建树是编制分类法与兴办本专业教育。加上20世纪前50年，我国饱经内忧外患 ，文化事业及其研究缺乏理想的社会环境，虽经两代学人的上下求索，完成了图书馆学的奠 基工作，初步形成一种严肃求实的学风，但在学科规范建设中存在着许多待完善之处。这种 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研究者精神气质的塑造。
现代图书馆学的最高理想是实现超越地域、国籍、语言、文化、种族等界限的文献信息资 源的共享。为实现这一理想，图书馆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谦和的学术精神，一种实事求是 的研究态度，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海量胸襟，同时还要高度自信、执著求真、因时取 宜、认同求异、律己宽人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一经形成，必将影响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文 化心态，并作为“获得性遗传”因素诱导着研究成员的理想追求。马克思说得好：“每个原 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4]适应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运动之客观需要的社会精神气 质，正是我们时代的“原理”。
价值理性迷误的解决，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文化重建工作。一种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也并非 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经过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尊重 现实，但又应扬弃和超越现实。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能够善假于物，即借助中介 ，黑格尔将此称为“理性的技巧”。当然，不是凭空任意地选取中介，中介植根于人对现实 的改造之中。而且，图书馆学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不能一劳永逸地固守某一中介，而应不断 地否定中介，也就是“在中介的过程中便扬弃了中介本身”[5]。借助于中介又扬弃中介， 这样，图书馆学可主动选择并不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2.2 图书馆学人文语境的营造
语境是语言符号的存在空间，又是语言符号活动的背景。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通 过语言接受这一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每一个因子都融化 在语言中。文化语境是文化雕塑人格的一个重要的领地和媒介，人通过语言不仅传输信息， 传播知识，而且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解读，澄明和领悟人之存在意义。语言对人不仅 具有工具性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和存在论的意义。所以，建构人文语境也是作为图书馆学 研究主体的人之存在的必然旨归。
作为图书馆学研究主体的人，其价值理性的缺失与当代非价值理性语境的弥漫和扩张息息 相关。抛开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的传统不谈，单就经济和技术而言，对图书馆学语境的形成 和增长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图书 馆界正在或即将发生深刻变革，同时对图书馆学语境及研究者的心理产生复杂影响。市场经 济的本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情境中，人与人关系有着不同于过去的崭新内容和形式， 经济理性被视为应有的规范。在人际交往经济化的环境中，人们彼此之间进行“交谈”时所 用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是商品和货币，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被视为符合人的尊严的话语。 在 这种话语环境下，由物质待遇的反差带来的心理失落感被唤醒，人的功利意识暴涨。翻看图 书馆学期刊，这类论文比比皆是。前一段时间关于图书馆收费的呼声尘嚣日上，正是这种功 利意识与图书馆社会公益性质冲突加剧的反映。
与经济相比，技术对图书馆学语境的负面影响则来得更隐蔽一些。当今社会是一个新技术 层出不穷的社会，技术上的每一次发现和突破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 术语往往随意性比较强，缺少规范和统一，给研究带来混乱和不便。以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为例，类似的名称还有电子图书馆(Electronic Library)、虚拟图书馆(Virtu al Library)、自动化图书馆(Automatic Library)、多媒体图书馆(Multimedia Library)、 无 墙图书馆(Library without Wall)和全球图书馆(Global Library)等名词。对这些名词的概 念，图书馆学界仍然是莫衷一是。在这些名词中，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最 为常用，且其意义也较为接近，因此经常混用。学科语言如此混乱，势必造成研究的混乱和 无序，净化图书馆学的用语势在必行。除去用语的混乱外，技术对图书馆学语境的负面影响 更体现于观念层次上。“技术决定论”追求的是人对自然而言的中心地位、物质需求的绝对 优先、技术规则和经验实证知识、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程序化等。应当承认，它是具有相当程 度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其现实运作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提高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能力 。但是，假使图书馆学把它视为研究的中心和全部内容，则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只注重 手段，把手段当成目的，用手段遮蔽目的，无视“人是目的”这一至真文化价值理念。正是 由于经济、技术等非价值理性的过度扩张，导致了图书馆学人在价值理性面前的“失语”。
实现图书馆学人文语境要立足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首要的是要建构图书馆学人文 话语系统，高扬人文精神，亦即对读者的关注和尊重，对价值理性的祈盼和颂扬。人文精神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环境中可能有差别，但其基本内核却是相同的，即做人的基本操守 和可通约的价值取向。社会剧烈的震荡曾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而祥和盛世则呼唤其回归。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尤需自觉地培植人文精神。我国历史上经历过急剧变革的知识分子中， 有部分人心理上存在“心达而险”、“言伪而辩”的缺失，在当前个别研究者中，也程度不 同地存在。如矫情地刻意逐渐，张扬的话语霸权，牵强的建学立说，片面的惊人之论等，其 背后，都有上述负效应的影子。综观近年“变图书馆为租书馆”之类的“高见”，及某些“ 争鸣”中几近人身攻击的激烈言辞，甚至连业内知名人士亦不能免，均系上述缺憾产生的发 人深省的例证[6]。
2.3 图书馆学文化的重建和互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经济和技术的普遍发展，人们的视野愈来愈开阔，世界也在愈来 愈大的程度上成为普遍的文化共同体。与之相适应，图书馆学正在转变为世界的图书馆学， 即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也处在这一文化交流的共同体当中。文化是现实的投影，图书馆学研 究者只能在多元文化激荡的历史情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当然包括应该适时地吸纳国外图 书馆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成分。文化具有共享性，在共享中文化又能“增殖”。就是说，异 质文化的冲突意味着文化之间的沟通或融合，最终促进图书馆学的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同时又是属于全世界的。图书馆学成长在这 民族性和世界性融为一体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有效的文化交流，摆脱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视角来审视和批判我国图书馆学文化 中存在的劣根性，消除有可能造成图书馆学研究者价值理性迷误的“前现代”文化因子；其 次 ，它有助于我们从我国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检视和吸纳外域文化，坚决地拒斥国外的 图书馆学文化中不利于我国图书馆学健全发展的“现代”和“后现代”因素。
一般而言，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心理三个层次。通过文化的重建和互动来破除价值理性 的迷误，主要是从制度和心理层面来进行的，而且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不完 善的制度往往对研究者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也是功利性倾向的重要诱因。如我国图书馆事 业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深层障碍，使图书馆的发展背离了某些预期，现实与阐释相脱节， 加剧了某些研究者的失落，于是在失落的惶惑中，把研究转向不熟悉的领域，图书馆“产业 化”的提出就是典型例证。再如职称评定制度，数量往往取代质量成为晋升的关键。加之“ 评”“聘”尚未能理顺关系，小知识分子为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往往视论文为终南捷径，部 分人为此使出全身解数。惶惑心态下提出的不成熟的看法和追逐物欲而赶制的“作品”，大 都是“书被催成墨未浓”，很难体现学术尊严[7]。
要从根本上祛除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就得从文化建设的高度，从制度和心理入 手，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理念，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机地把两者揉合在一起，使之良 性互动，经过综合创新，创造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型的图书馆学文化。 如此性质的文化，必将培育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 提供高水平高品位的人文资质和主体动力。
3 结语
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 的一种努力”[8]。我们提出图书馆学价值理性回归的三条道路，正是这样的努力。应该说 ，图书馆学价值理性的回归是一项整体运作系统。塑造图书馆学的理想支柱和精神气质是中 枢；营造图书馆学的人文语境是从图书馆学内部培育价值理性的生存场所；而图书馆学文化 的重建和交流则是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搏动中寻求价值理性的最佳文化定位。以上三层面互 补互释，可以从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和谐一致的高度，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人构筑精神家园 ，引导人们走出价值理性的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