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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10-0086-06
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主体分为三类：个人或家庭、企业、政府。人是最基本的主体，后二者是由人所组织和派生出来的。因此对人的特性的理解是基本前题。我们从人与人平等的正当权利可以推论出，人对幸福的追求不能建立在剥夺或损害他人（包括自己）幸福的基础上。人为地维持一种人与人不平等、人奴役人的制度是一种极大的罪恶。由此，经济活动的目的怎样才是合理的，就成为首要问题。
一、经济活动的目的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生存和发展，即维护生命和追求幸福。而这来自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基本需要（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和发展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两类，前者包括生理、安全与保障、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四类。一种基本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就不再成其为需要。当一个人对爱和尊重的需要得到合理满足之后，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求知欲、好奇心、成就欲和真、善、美等的需要就出现了。当然，这些需要的满足并不一定遵循固定的层级顺序。一个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人可以有爱的高尚行为。需要的满足靠经济（消费、生产操作与服务、技术、经营管理等）、政治与社会管理、科学、艺术、信仰等人类活动来实现。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和主体，没有经济活动，人类连生存都谈不上。政治与社会管理、科学、艺术等造福人类的活动也要以经济做支撑，其中大量内容是为经济活动服务，艺术品或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后，其产品生产又演变为经济活动。在经济欠发达时期，经济活动主要是生产出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和部分文化产品，那时，维护生命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人们向往着摆脱匮乏，走向富足，财富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物质和文化产品，这时，追求幸福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财富的增加与幸福的增加就不能划等号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财富的极大化。
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假定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是“多比少好”，又认为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人们的福利一方面随着财富的增多而提高；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量在不断减少，甚至是零和负数，因此并不是财富越多越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比从前任何时代都高出许多，但是否幸福也增加了许多呢？为世界各国所钟情的经济增长就是追求一国产出水平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米香就认为，人们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与文化代价太高了。首先，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享受，例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清新的空气等等。其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增加，但是物质并不是唯一的幸福源泉，有些物质产品的增加也许还会给人们带来负效用。最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增加而不是幸福的增加。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也说：我国25年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绝大多数人物质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不满情绪却未见得减少。相比改革初期一片欢腾，人性得到解放的那种感觉，现在却是迷茫和失落。问题在于把钱即财富增长作为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追求人的快乐，使全社会快乐达到极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的极大化（注：茅于轼：《改革出了什么问题？——要做方向性的调整》，中评网2003年12月。）。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富裕优于贫困，另一方面要清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达到目的的手段就不应该成为人的终极目标。赚钱和积累是人类满足需要的手段，但倘若将赚钱和积累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就错了。较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但一味追求财富的极大化，劳动者疲于奔命，成了财富的奴隶，牺牲了应有的闲暇，也背离了幸福的初衷。许多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竞争中为多出成果而超负荷工作，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英年早逝，幸福度未增。中科院的科学家成了全国务行业中人均预期寿命最短的人群。
另据经济学家黄有光引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国内或国际间比较表明，人们的快乐程度确实与收入水平有正相关性，但不是非常显著。高收入的北欧国家在快乐程度上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英语国家，如美、英、澳大利亚等，接下来是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再往后依次是中东、中欧、东南欧国家（希腊、俄罗斯、土耳其、南斯拉夫）、新加坡、南亚、非洲，较差的是西南欧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最差的是东亚（包括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的日本）。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4倍，快乐程度竟然分毫不差，且都比日本高出一大截（注：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与收入相比，人们的幸福与信仰和文化更相关。
二、经济活动的原则
1.正义性
(1)取得收入的正义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劳动是取得收入的唯一正当手段，靠劳动成果积累而形成资本等生产要素，取得合理的报酬是这个原则的合理延伸。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取得收入，得到满足，获得幸福，必须要付出努力和代价。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是从事经济活动，从而取得收入，进行消费和积累的唯一正当手段。没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依靠父母亲或亲属、社会的劳动成果供养，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老人依靠自己过去的劳动积累或亲友、社会的劳动成果来供养。
非正当手段，一是非劳动所得，实际是非法夺取他人劳动成果，如窃取、抢夺、贪污受贿、诈骗等。有劳动能力而依赖他人、仅靠不付代价所占有的社会公共财产（如土地）或继承的亲人产业不劳而获的寄生性行为也是不义的。二是非道德产品，包括假冒伪劣产品、毒品、卖淫等，可能损害他人和自身的长远幸福。
保证人民的劳动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职责。由于人们天赋、人力资本积累和机遇的差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动，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总有人处于失业的状态。对于失业者，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并建立起一定的社会保障。
(2)生产的正义性：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生产成果都必须保证人的身心健康。不能保证劳动者的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损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产品都是非正义的。例如缺乏劳动保护的高危作业、毒品生产、有损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劣质产品等。假冒产品可能不会伤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但一则侵害了被假冒者的利益，二则大大恶化了社会的诚信环境（如办假证），对消费者的心理健康不利，也是不义的。
(3)消费的正义性：损害他人利益和损害自身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都是非正义的。如吸毒、酗酒、赌博等使消费者产生痴迷现象的活动，嫖娼、猎食保护动物等违法活动。
2.效率原则
经济学中所谓资源配置优化目标就是效率原则的体现。任何生产活动都要求收益≥成本，成本既定时，要追求最大的收益；收益既定时，要追求最小的成本，成本与收益原则是效率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经济活动都要追求效率的不断提高。
3.公平
公平包括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经济活动机会的均等以及代际公平等。所谓收入分配公平，一是指应按劳动和其他合法的生产要素所做贡献进行分配（以劳动为主）；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不能过大。所谓机会均等，指人与人在教育、工作机会、公共福利等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所谓代际公平，是指上一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下一代人的发展能力和机会为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维护代际公平。
我国长期以来在经济生活中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农民既没有得到按劳动贡献的公平报酬，也没有在教育、工作机会、公共福利等方面得到与城里人相等的机会。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使农民不能自由平等地在城市就业和生活，通过农民的低报酬（农产品低价）和近乎为零的公共福利政策，来维持城市的相对高收入和高福利待遇。这种非常不公平的城市剥夺农村的政策已长达50年，不仅给农民在物质生活上带来困难，而且使农民实质上成为国家的“二等公民”，人格遭受歧视，精神上痛苦。目前农民的穷困又造成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棘手问题。著名人士杜润生大声疾呼：“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注：杜润生2001年5月20日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周年暨‘十五’农村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90年代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又迅速扩大，到目前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值。据测算，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目前已逼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远远超过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16年长期跟踪，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于最近公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该报告指出：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间接作用的是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人享受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无任何保障。我国目前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但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身份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的保障待遇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该报告还说：“城镇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考虑的。农民工进城后还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仍处在农民工的阶层内，这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视，他们的阶层身份就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如果现在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注：中国网2004-2-23。）
税收特别是累进税本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在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的城镇居民中，月收入超过800元，也即年收入在9600元以上，才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许多大城市早已上调了起征点）；而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2001年全国人均纯收入核定数仅有2366.4元，却要缴纳不菲的税收。税收之外，还要缴更高的“村提留、乡统筹”等额外费用。农村税赋还具有明显的累退性。收入不同的人要负担相等税额，因而收入越高的人，负担的税率越低，这实际上对收入差距会产生扩大效应。一个农民如果颗粒无收，按照目前的税收体制也是要交税的。许多农民要靠在外打工的收入交税。更有甚者，连没有劳动能力获得收益的老人也要缴纳。报载：一位102岁的农民徐老太“高兴地将今年176元农业税费，交到村支书手中”。要求102岁的农民交出儿孙给的保命钱，何喜之有？（注：转引自2002年7月12日《人民法院报》。）
农民子女和市民子女在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市民子女在城市占有优越的教育资源，家庭收入状况又远远优于农民子女，却享受数倍于农民子女的补贴，而农民子女在考大学时却又要比市民子女更高的分数线（北京、上海的低分为最典型）。
城乡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1998年全国卫生费用政府投入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仅占15.9%（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0%以上）。城镇职工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的社会医疗保障。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有一个极为震惊的结论，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191个成员国中，中国排名188位，为倒数第四，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注：《差异悬殊，中国卫生保健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
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等政策思路，向社会公平迈进。
4.自由和竞争
自由的含义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拥有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和其他因素设定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式的可能性。竞争是指经济主体针对他人而为维持和提高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有自由，就会有竞争。竞争促进市场主体提高生产力效率，降低成本，并最终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与自由和竞争相对立的，一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生产者按照政府指令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时生产、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不存在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其典型代表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违反了人的多样性、自由性和自利性。它假定：政府集中的判断力和行为能力以及对个人带来的福利绝对优于个人独立活动的总和。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政府对个人的强制。事实并不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完全了解他人的各种需要，分散的信息就需要经济决策的分散化，市场经济是一种最有效地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计划经济因而在实践中是低效率的。二是一部分人（或经济主体）剥夺另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其典型代表就是垄断。垄断既违反公平的原则，又在实践中表现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自由、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中表现出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有自由，有竞争，必然有效率。没有自由，人不能尽其能，物不能尽其用，就没有效率。竞争机制注重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每个个体都有可能获得竞争机会，最大程度实现对效率的追求。
5.诚信
诚实、守信作为经济活动的原则，对个人、企业及社会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诚信本身也是正义所要求的。在一个充满谎言、不守信用的社会里，生活是谈不上幸福和快乐的。没有诚信的社会环境也将极大地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如果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就无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如何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又如何增进人的福利？
6.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的经济活动，一方面要利用自然资源生产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或不当利用也会造成对自然与环境的破坏，危及和损害人类当前和长远的幸福甚至于人类的生存本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业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应引起人类的警觉。在美国，存在着生产中的高效率和消费中的巨大浪费，人均能源消耗为发展中国家的8-10倍，如果世界各国都以美国的生活为标准去追求，不出两代人地球的资源就会很快耗尽。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至关重要的。
三、经济活动的扩张
经济活动的扩张，即经济增长与发展。一是表现为人类所消费的产品与服务数量的增加，二是质量上的提高，三是品种上的增加。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农业社会受科技发展缓慢的影响，经济发展比较缓慢。16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催生了工业革命，人类从18世纪中期开始进入工业时代。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北美、欧洲、澳洲、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生活需要的发展，同时，人有发现和发明的需要与能力，通过科技的发展、创新为自己造福。没有创新，经济水平只能是原地踏步，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推动力。
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即经济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国民平均生产率的差别。决定生产率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物质资本——用于生产的设备、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存量；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自然资源；科学技术进步；分工协作和组织管理的发展；以及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分工协作和组织管理发展的制度与和平环境等。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在推动人均生产率的提高方面非常关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和其他因素。通过对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发现，在对要素生产率增加的贡献中，知识的进展做出了约2/3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于有了企业家的“创新”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大发展起始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美国经济、科技在现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美国的发展又与欧洲移居新大陆的“清教徒”关系密切。德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1904-1905年发表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作，证明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写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起着促进作用。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也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而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又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注：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四、经济活动的规范
为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需要通过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加以规范。其中，法律是依靠外在的强制手段，而道德是依靠内在的良心。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所以市场经济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须有法治做保证。……依我看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注：余晖主编：《一群没有LOGO的农民兄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56-164页。）。但是，道德能靠得住吗？在良心受到污染的社会环境中，道德似乎很脆弱，人们的良心往往会在利益的面前败退，使得社会经济的正义、公平、诚信等原则在现实中遭到很大破坏，最终无法达到经济活动的目的，降低了国民应有的幸福。
经济学博士赵晓最近对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进行了思考，认为其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差。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它可以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行为的发生，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让人没法使用，最后会自行崩溃。他发现，相比之下，基督敦徒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原因在于基督教徒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这样的财富哲学使人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信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他说，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更容易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他最后认为，惟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注：天则经济研究所，2003年中评网首发。）。这为我们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从而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增加国民的幸福与快乐，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