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市租”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市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租是西汉商业税的一种，但对其具体性质及相关问题，在学者间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将其作为市场交易税、营业税等类型来看待。（注：如高敏先生在《汉代赋税制度考释》（载于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8月）中认为，市租是“关于工商业主的营业税”；冷鹏飞先生则在《汉代“市租”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中讲：“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此外，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4月）82-90页，黄今言：《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江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也持相似观点，等等。）这一看法直接源自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中的一段《索隐》，其正文为武帝时主父偃的一段话：“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道：“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日得千金。”（注：《汉书》卷38《高五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主父偃）因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颜师古注曰：“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但问题是，《史记》、《汉书》的正文中并无明确认定市租性质的文句，仅凭一条注文，实在难于坐实。而且我们只要细加分析，不难发现，这条注文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换言之，此注文可信度差，不适用于论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注文进：“谓所卖之物出税，日得千金。”而我们知道，汉时一金相当于一万钱，《汉书·食货志》载：“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即为证明，那么此处的千金即为一千万钱。但如果真的按照临淄地区一天的市场营业税为一千万钱来计算，则一个月有三亿钱的收入，一年就是36亿钱。《汉书·王嘉传》讲：“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这是赞扬汉元帝节省开支，余下了40万万赋敛钱，对于此条，《补注》中沈钦韩曰：“《太平御览》六百二十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现在，我们不禁要问了，汉时全国一年的赋敛钱也不过是40亿，而《索隐》注文却告诉我们，临淄地区一年“所卖之物出税”就能基本上达到这一水平，这可能吗？一个地方市场的一项商业收益决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富甲天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不可信，也是不可能的。既如此，对于此条注文所表达的所谓营业税问题，最低程度上我们至少要对其存疑。西汉对商业经营征税，《汉书·食货志》中倒是有一条明确的记载：“（王莽时）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市租的具体内容，（注：如黄今言先生在《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冷鹏飞先生在《汉代“市租”考》中都持这种观点。）但这则材料一是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在《汉书·食货志》中，在这段话之后，还有如下的记载：“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也就是说，这一笔税入，即“贡”，由官府专门管理，并可用作赊贷之用。但史书记载，市租主要是作为帝王、列侯等的私藏，不入于国家财政。《汉书·食货志》讲：“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这里，“市肆租税之入”就是指市租，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市租”，即在军队里设军市而征收的市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讲：“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今臣窃闻为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史记》索隐讲：“案军中立市，市有税，税即租也。”又云：“汉市肆租税之入为私奉养。服虔云，私廪假钱是也，或云，官所别廪给也。”那么，我们说，既然市租是私人的“奉钱”，又怎么可能成为赊贷的本钱呢？官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个权力的，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即市租是市租；工商营业税是工商营业税。
其实，“市租”、“市税”等名词并不仅仅只见于汉，后世的史书中也屡见它的出现。如《晋书·杜夷传》中：“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缺乏。”《魏书》卷110《食货志》则讲：“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而《周书·宣帝纪》中则有：“初税入市者人一钱”的记载，等等。但西汉时与后世不同的是，“市租”与“市籍”是联系在一起的。《汉书·何武传》讲：“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从上文中，我们知道了如下的事实，何显家里有人有市籍，常常不纳市租，市啬夫求商进行追捕。针对这一事例，钱剑夫先生讲：“所谓市籍应该就是设店营业之前必须于市令或市啬夫处登记，注入簿籍，又当另有准予开业的凭证，犹如近代的‘营业牌照’或‘开业许可证’之类，即为‘市籍’，并据以征纳市租。”（注：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70页。另外，前引《汉书·食货志》中的“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钱先生以为是王莽作出的一种市租改革，是“仿照《周礼》并兼取‘什一’之法改变的一种市租。”（同书73页）所以，从根本上讲，钱先生认为市租与营业税是二而为一的东西。）我们知道，古代的正规市场是封闭式的，《说文》对“市”的解释为：“买卖所之也，市有垣。”即“市”是有围墙的，在这个范围之内，有官员加以管理，当然也就要加以征税了，或许“市籍”就是合法进入市场的买卖凭证，也是征税的凭据，这和当时进入宫殿必须有“门籍”相类似。《周礼·秋官·士师》注进：“今宫门有簿籍。”疏云：“举汉法以况之。”在当时，没有门籍，是不可以出入宫殿的，属“阑人”类违法行为，所以《汉书·窦婴传》中讲：“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大臣窦婴一旦被取消门籍后，就无法进入宫门了。（注：这种制度至少维系到了唐代，程树德所著《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之《律令杂考》，就此条说明道：“按唐律，无著籍者入宫殿，在卫禁一。”）同样的，没有市籍，就不允许在市场中经商。官府可凭据市籍收税，如前引《汉书·何武传》中对“何显家”的市租征收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著市籍，而偷偷在市场中经商，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偷漏市税的办法，取得更大的利益。为了保证税收，国家又往往采取十分严厉的举措对此加以打击，如成帝时尹赏为长安令，“乃部户曹掾吏，与乡史、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铠捍持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注：《汉书》卷90《酷吏传·尹赏》。）对于没有市籍而在市场上经商的人，采取了十分残酷的镇压手段。但即便如此，一些有权势的人依然可以想尽办法私自经商，如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的客就“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史逐去客。”（注：《汉书》卷76《赵广汉传》。）而赵广汉自己也曾查处过博陆侯霍禹私自从事商业，“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注：《汉书》卷76《赵广汉传》。）这种事例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以至元帝时贡禹呼吁道：“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注：《汉书》卷72《贡禹传》。）而所谓“私贩卖”，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可以偷漏市税。
如前所述，市租与营业税虽然都与市场关系紧密，但并不是一种税，这一问题至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始，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加以各种推定，由于材料匮乏，对于市租还是难于作出最后的认定，学者们虽然各有贡献，但此问题并不能讲已经有了圆满的解说，时至今日，我们事实上还无法将有关市租的各种具体情形真正坐实。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黄君默在《两汉的租税制度》中将市租定义为“市籍税”，并讲：“其所谓市籍租，大概指填市籍册的一种手续费。”（注：《食货》第3卷第7期，1936年3月出版。）而当时的马非百先生则认为：“唯其税之性质，为房屋税，抑为货物税，殊不可定矣。”（注：《秦汉经济史资料（七）——租税制度》，《食货》第3卷第9期，1936年4月出版。）而如前所述，马大英先生虽然认为市租为交易税，但他也在史料的矛盾中不得不认为，“（市租）有时也包括房地租在内。”（注：马大英《汉代财政史》85页，笔者认为，这正好说明将市租作为交易税是难于成立的。）那么这样一来，除将市租定为营业税外，仅笔者所见，对于市租的认定就有4种说法：A、手续费；B、房屋税；C、货物税；D、地租，这4种说法中哪一种要最后被确定为唯一的结论，现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还只停留在一种推测之中，甚或以上4种说法都不对也未可知，或许就是如前引《魏书·肃宗传》中“税市人出入者”的那种市门税，等等。但不管如何莫衷一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几种说法都是围绕着市场管理来展开的，而且如前所引，各种相关史料也的确显示出这种特点，所以，我们将市租作为一种“市场管理税”来看待，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至于它究竟属于“市场管理税”中的哪一种，因材料缘故，我们只能存疑，以待来日。
市租能够成为市场管理税种，有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市场是官立的。在古代中国不允许“私市”，当时连私自买卖都是被禁止的，何况私人设立市场呢？所以汉武帝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注：《汉书》卷67《胡建传》。）军正丞胡建要斩首开凿军营围墙，以开辟商业区的军官，其理由即在于“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注：《汉书》卷67《胡建传》。）即私自开辟市场，牟取利益。这也说明市场要官立，并由官府对市租进行管理征收。同时从另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认定，军官开辟商业区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而这个为之冒杀头危险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可以从商人身上收取一定的有关商业费用，如果不是这样，何利之有，竟以至于为之杀头呢？这一笔收入无疑类似于市租，但其从性质上而言，不应是营业税，因为营业税明确规定是由官府收取的，即“自占所为于在所之县官”。（注：《汉书》卷24下《食货志》。）私立市场的设立在当时本来就处于偷偷摸摸的状态之下，决不可能大胆到再替官府收税，而史书中在叙述其罪过时，也未讲到这一点，如真是超权限去收营业税，这也是一种大罪，书中不可能毫无交代，所以这一笔收入不过是市场管理费用而已，这也更证实了以上我们所推导的结论，市场不能私人设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规市场中的土地为官府所有，即所谓“官地”。《后汉书·刘盆子传》讲：“帝（光武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官府是这一片市场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它可以选择受益人；反过来，经商者进入这一片地域经商，他所拥有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从法理上而言，也的确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有没有不交这种税的呢？或许有，但数量一定很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司马相如在“市”中做买卖，但史书中未见有征市租之事，或许关键就在于他是“买一酒舍”，而不是进入市场，“坐列肆中”，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可能具有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但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市租的征收范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市租是市场管理税，因而它就应当在官立市场内进行，其范围不至于太广。但有学者以为，除了正规市场征收市租，在其他地方与买卖有关的税费也被称之为“市租”。（注：如黄今言先生在《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中将其归为市租中的集市交易税，认为：“只要货物投入了集市交易，一般就得征课市租。”马大英先生也持相似看法，见《汉代财政史》84-85页，版本同前。）但这种情况在史料上其实是难于坐实的。凭借立论的典型材料主要是《盐铁论·水旱》中的一段文字：“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于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其财货五谷新弊易货。”然而从字面上，我们并不能看出这里面有“市租”的痕迹。我们当然承认当时从事商业买卖要交税，但它并不就是市租，将商品营业税等同于市租无疑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作法，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市场运营中，实际上至少有两种税的存在，一是市租，即市场管理税；二才是商品营业税，即前面讲的“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注：《汉书》卷24下《食货志》。另外，汉代这方面史料缺乏，我们如果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在后世中，一些不在正规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国家甚至规定可以不交税，如宋朝规定：“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此外，还有学者在市租中归入一类“特种交易税”（注：参见黄今言：《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马大英：《汉代财政史》87页，版本同前。），它源自于元帝时贡禹所讲的“租铢之律”。《汉书·贡禹传》记载道：“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颜师古注曰：“租税之法皆依田亩，不得杂计百物之铢两。”《汉书·食货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但对“租铢之律”，颜师古注道：“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但从以上材料中，要充分认定“租铢之律”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的特种交易税，其实是较为勉强的，而要再将其列入市租的范围，几乎可以说是于史无征。那么，如何看待“租铢之律”呢？其实颜师古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两条注文看似不同，但说的却是同一问题，即租赋中的货币本位问题，换言之，贡禹所讲的“租铢之律”是指在租赋交纳中折钱为赋，贡禹认为这一点不利于农业，故而建议用谷、布等代替钱以交税。为更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看《汉书·食货志》中的一则记载：“（王莽时）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这是王莽改制中的一项内容，但其反证了汉时交税，尤其在商业圈内，要折为钱，而不能用“本物”。对商人而言，“本物”为商品；对农民而言，则为谷、帛等农产品了，这与贡禹所讲，在内涵上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市租从其范围而言，应该只是市场管理税，它与营业税是分开的。
对市租的探讨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数额。有学者以为它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之间，其根据是前引《汉书·食货志》中的“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注：黄今言：《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但在前文我们已经就此讨论了其与市租的不同，故不再赘述。此外，还有学者将市租税额认定为2%，主要证据同上，并相应增加了一些论说，主要推断摘引如下：
《管子·幼官》曰：“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里所说的“市赋”即“市租”，其征收率为2%。……异时（元狩四年前）曾征收商贾所储缗钱（现金）税，税率亦为2%，……其时以牛马羊实物征税，税率也是2%，既然汉代曾征收商贾现金税、牲畜实物税与《管子·幼官》所说的市租税率相同，推知汉代的市租率也应是2%……当时人们公认的商业利润率为20%，上述王莽时市租按商业利润的1/10征税，如果按商贾进入市场的货物量征税，则市租率为2/10×1/10=2%，由此可知，对商贾储存的现金（缗钱）、拥有的实物（轺车、牛马羊等）和投入市场的货物均以2%的税率征收，就是征收商贾所得利润的1/10。可见汉代的市租征收率是一致的。（注：冷鹏飞：《汉代“市租”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但以上论断，很有一些疑点。其一，如前所述，十分之一的营业税收入不同于市租，二者间的等同在史料上并不能拿出充分的证据，所以在10%的税制基础上立论，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其二，《管子·幼官》所反映的数字，即市赋2%，关赋1%，只是一个理想的数字，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如关赋1%就远远不符合汉代的实际。同样。《管子》中的所谓“市赋”也不足信。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几则有关汉代的材料，《九章算术·衰分》中有一题，“今有甲持钱五百六十，乙持钱三百五十，丙持钱一百八十，凡三人俱出关，关税百钱。”在这里，所谓的关赋为10%，然而还有更高的，《九章算术·均输）载：“今有人持金出五关，前关二而税一，次关三而税一，次关四而税一，次关五而税一，次关六而税一。”这里面的数字与《管子》中所载相差更巨。故而以上述《管子》中的数字来立论显然是不妥的。其三，如按2%推算市租，则按照前文所讲的临淄地区“市租千金”，该市场中货物所值折为钱就达5亿钱之多。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西汉一年的赋敛钱为40亿，则这一市场的商品所值就占据了天下财富的1/8，这哪里是一个地方市场？这分明就是一个金库？！（注：在冷先生的论证中，“市租千金”为其论述的支撑性史料之一。）其实，从现有材料，我们根本不足于对市租推断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一些认识，这对我们更接近历史真实会有一定作用，对于市租额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下列评判：一、当时的税额可能有不固定性。《新序·杂事第一》讲：“（晋）平公曰：‘……吾门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这里讲的是春秋时的故事，但反映的却可能是汉时的状况，从上文中可见市租在征收中是不固定的，数额度上有随意性。我们认为这种额度的不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者的加价；二是各地地价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对市租的征收，边远之地的市租可能就要低于商业繁盛之区。二、市租征收可能有一定期限。如前所述，从《汉书·何武传》中，我们看到“何显家”被追市租，则完全可以由此认定市租交纳是有一定期限的，期限多少，尚不能定。当场交税，应该也是可以的。三、市租交纳可能是以财产为基数。对于市租是定额还是浮动，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下定论，但《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条如下记载：“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这条材料，从反面告诉我们，此前有市籍者一定要“以物自占”，即自报财产以交税，“以物自占”以纳税，可能是当时的通行规范，当时的市租很可能就是以这种办法征收，而不是定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汉时的市租的确是作为一项市场管理税来加以征收的，它主要适用于有市籍者，其税额尚不能定论，但绝不是2%的低额度，在征收中有一定期限，并可能以财物多少为收税标准，税额上呈不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