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经历与心理健康
——自我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龚 玲1,张大均2
(1.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13；2.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 采用自我复杂性测验、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和创伤问卷、自尊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对若干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基于自我报告的客观事件发生数和主观评估影响程度，所有被试被划分到创伤经历组和非创伤经历组。研究发现，创伤经历与非创伤经历个体在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上具有显著差异，自我复杂性能够有效调节创伤经历对个体自尊和生活满意度的负性影响。
关键词： 自我结构；自我复杂性；创伤；自尊；主观幸福感；大学生
多数人难免会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经历一个心理创伤事件[1]。创伤经历(即遭遇极端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在当时会对个体造成直接而急剧的伤害, 还会影响个体日后的社会心理发展[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适应结果上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有的人或许长期陷入心理困扰，有的人则很快恢复，甚至获得成长。对此，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自我是个体心理宇宙的中心，基于自我的多维建构观下的自我概念结构特征，自我复杂性可能在创伤经历后的长时适应过程中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林伟尔的自我复杂性理论[3-4]，自我描述的信息被组织为自我方面，这些自我方面由角色、关系、活动等组成。人们在自我方面的数量和这些自我方面的重叠性上存在差异，并反映为自我复杂性水平的不同。基于情绪扩散模型，高的自我复杂性由于有着更多的自我方面数量和更低的自我方面间的重叠程度可以在事件发生后有效缓冲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3-4]。目前，大量的研究者已经证实高水平的自我复杂性能够有效调节压力事件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负性影响[3-6]。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但是，以往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自我复杂性在温和性压力(如一段时间的累积压力)下的作用[4-6]，较少研究探讨极端负性压力，如创伤性事件经历者的自我复杂性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仅有少数国外研究者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比如，Morgan和Bulman[7]探讨了自我复杂性在创伤经历后对大学生负性心理症状和应对能力的影响，发现自我复杂性并不能直接预测创伤经历后个体的心理症状和应对能力。但是，Slone和Roziner[8]发现自我复杂性可以有效调节战争相关的政治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性影响；Steinberg等[9]发现自我复杂性能够有效调节虐待对妇女自尊的负性影响，但是不能调节虐待对妇女抑郁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有待继续。
一方面，创伤经历相关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创伤后的即时影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较少关注有创伤经历的个体的长时发展状态。但是，Springer等[2]发现童年期所遭受的身体虐待预测了数十年后更糟糕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阎燕燕和孟宪璋[10]也发现童年期虐待和创伤经历与成年期罹患精神疾病密切相关，与成年后的人格发展也密切相关。Krystal提出遭遇过创伤事件的个体往往可能需要历经一段长时程的艰难过程来重建和维持他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积极看法[11]。这就意味着关注创伤经历者在长时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态非常必要。
但是，以往探讨创伤经历长时影响的研究主要以客观的潜在创伤事件的经历为依据[10，12]，较少将客观事件的经历和主观感知相结合。然而，以往研究已经证实遭受多件客观事件并不代表会对个体产生极重的影响，比如，在5个潜在创伤事件上都有经历的个体所受的影响，可能不及仅仅遭受某一潜在创伤事件但此事件给个体带来极重影响时的深度[11]。因此，本研究拟将客观的潜在创伤性事件经历和主观影响程度自评相结合，只有当潜在创伤性事件发生过，并且被参与者评估为对自己造成极重影响的时候才被划分为创伤性事件经历组。
采用英国家庭小组调查(British House hold Panel Survey)中的单一题项测量法。项目表述为“考虑所有的事情，假如整个人生浓缩为一天，你对你的人生有多满意”，采用6点计分(1=完全不满意，6=非常满意)。此测验法在以往研究中被广泛使用[20]。
同时，以往同类研究大多关注于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比如抑郁[5]、精神障碍[10]等，而较少关注积极心理健康指标(如，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但是，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健康不仅意味着没有负性心理问题还意味着具有积极的心理状态。因此，关注创伤经历者的积极心理健康状态也非常重要。鉴于创伤性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绪和认知方面[13]。本研究拟选取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为心理健康指标。自尊是个体对自己整体性的态度或自我评价[14]，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15]。主观幸福感则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包含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16]。
采用Morgan 和Bulman所使用的创伤性经历问卷[7]。该问卷包含一系列重大生活事件，所有事件均为潜在的创伤性事件。该问卷由19道自我陈述的题及1道自由补充题组成。我们采用回翻法将之翻译为中文，被试需要回答在过去的人生中，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是否发生过所列事件，如果发生过则需要进一步评估事件对个体自身当时造成影响的程度(1=没有影响，5=极重的影响)。本次测验参照Morgan 和Bulman(1994)的划分依据，只有当事件被评估为发生过，并被被试评估为有极重影响(即选择5)时才被划分为创伤性事件经历组。
他目送她上楼，刚要转身离开，就听到如芸的尖叫声，他来不及思考，一口气冲到六楼，看到如芸家的防盗门大开着，看来是家里进了贼，她站在门口不敢进。他把她拉到身后，小心翼翼地进了门，先闪进厨房拿了把刀，踩过地上的狼藉，挨个屋里搜看了一遍，发现屋里没有人，这才松了口气，打了电话报警。
二、研究方法
在三所大学有偿招募325名大学生，最终有效被试318人。具体样本分布如下：大一学生101人(31.8%)，大二学生76人(占23.9%)，大三学生84人(占26.4%)，大四学生57人(占17.9%)；男生75人，女生243人；农村生源学生213人，城市生源学生89人，缺失16人。所有被试的平均年龄是20.21(rang:17-24, sd =1.45)。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人工转化、录入校对后，采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工具有：
结合研究问题，通过对上述量表的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一)自我复杂性测验
采用Abela 和 Ve’ronneau-McArdle[17]的测试程序，以龚玲和张大均[6]修订的自我描述词汇为素材。首先，所有参与者均会被告知需要先梳理出代表自己现在生命或生活中重要的或有意义的自我方面(2≤n ≤15),再从呈现的44个词(分别有22个积极消极词)中选择合适的词来描述每个方面下自己真实的样子。最后，所有被试还会被告知可以重复使用呈现的词也可以完全不选用呈现的词，直到他们认为已经完整的形容或描述了自己，同时，当他们认为现有的这些方面已经代表了自己生命中有意义的方面、并再也不能生成新的自我方面时就可以不用继续生成。
锁合随动式限幅机构的工作流程为：(a)初始状态时钢球通过压紧弹簧与钻进机构上的机架固连；(b)钻进机构抵达限幅机构锁合位置，锁定卡榫与钻机导轮支架开始锁定；(c)锁定卡榫与钻机导轮支架锁定后，如果需要进行抬钻作业，钻进机构带动锁定卡榫向上运动，提钻预紧弹簧被压缩，以提供一定的抬钻位移量，同时限幅机构支撑架保持原有状态；(d)当钻进机构提供给限幅机构的进尺力超过了预定的解锁力后，钢球从锁定支座中脱出，限幅机构实现解锁；(e)限幅机构解锁后，它继续随钻进机构向下钻进；(f)限幅机构抵达下限位，钻进过程结束。
自我复杂性的测量指标采用的是使用范围最广的H 指标，这个指数可以同时代表自我方面的数量和重叠性特征[18]51-72。H 的计算公式如下：
如前所述，科技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凸显、科学界越轨行为的增加，等等，是导致科学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公众对这些科学偏差行为和负面效果的感知会对科学公信力产生消极影响。笔者因此设计了三个相关问题，包括“现代人过多地依赖科学而忽略了传统和信仰的价值”“科研不端行为在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当代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了”，选项同样包含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种，分别赋值 5、4、3、2、1 分，最后将每个问题所得分数加总，用来测量公众的科学偏差感知度。
其中，n 指的是所呈现的形容词的总数量;n i 指的是在特定的自我维度群体中特质形容词的数量。
(二)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和创伤
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探讨自我复杂性在创伤性经历后的长时适应过程中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是否具有调节效应。这可以为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如何更好关注创伤经历个体提供有效指导，比如关注个体的自我复杂性。这可以为临床干预，尤其是针对创伤经历个体实施干预时提供新的着眼点，比如从认知结构，尤其是自我复杂性的角度来进行心理健康的干预。
(三)自尊
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由 10个项目组成，采用4点评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分值越高代表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在有关自尊水平的测量中被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9]。本研究中的α 系数为0.97。
(四)生活满意度
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指标的差异性可能也需要引起注意。不同心理健康指标本身具有性质上的差异，比如，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健康指标，而情绪则是一种相对变动的指标。因此，本研究拟同时考察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心理健康指标和具有相对变动性的心理健康指标，并比较自我复杂性在有无创伤经历对不同性质心理健康指标预测中作用上的差异。
(五)积极消极情感
中文版的PANAS量表是适合于中国使用、并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情感幸福感测量工具[21]。量表包括18个项目，其中含积极情绪9个项目和消极情绪9个项目，本次测验时在消极量表中添加了一道用于测量抑郁情感的题。本研究中PA的α 系数为0.92、NA的α 系数为0.88。
三、结果
综上所述，造成小吨位铸造引导轮中频感应淬火后产生裂纹的主要原因，是铸造毛坯变截面处的圆弧存在尖角和内部铸造缺陷造成的应力集中，导致无法抵抗感应淬火的组织应力及热应力。
(一)经历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和创伤性事件的比率
结果还表明，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组别对消极情感的主效应显著(β =0.28,t =5.13，p <.0001)，自我复杂性对消极情感的主效应不显著(β =-0.05,t =-0.95，p =0.34)，两者的交互效应也不显著(β =-0.11,t =-1.64，p =0.10)。
H =log2n -(1/n )(∑i n i log2n i )
表 1参与者报告的每件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率和创伤性事件发生率
一共有70人自评至少经历过一件重大生活事件，并且这件事给他们带来过极重的影响(评分为5分)，即被划分到创伤性事件经历组，另外的248人则被划分为非创伤性事件组(包含32名报告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件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216名报告虽然曾经经历过重大负性事件，但是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没有达到极重影响程度的参与者)。每个事件下的创伤性被试人数比例也参见表1。从表1中可见，比例最多的就是父母分居、离婚或再结婚(23%)、怀孕或让对方怀孕(21%)、被人性侵犯(20%)、亲友去世(20%)和重要亲属去世(19%)。
(二)创伤组和非创伤组的差异性比较
通过t 检验比较创伤组和非创伤组在自我复杂性、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上的差异。结果发现，有创伤性事件经历组比无创伤性事件组报告更低的自尊(p <0.05)、更多的消极情感(p <0.001)和更低的生活满意度(p <0.01)，但是，在年龄、自我复杂性和积极情感上两者并无显著性差异(p >0.05)，具体见表1。由于是否经历创伤事件在积极情感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后续回归分析时不再考虑积极情感这一结果变量。
表 2经历创伤组与非创伤经历组的各变量平均分( M/ SD)及差异比较
注：*p< .05，**p< .01，***p< .001，下同
(三)创伤组和非创伤组自我复杂性和心理健康的相关
表3呈现了创伤组和非创伤组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可见，在创伤组中，自我复杂性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与积极和消极情感的相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非创伤组中，自我复杂性与所有心理健康结果指标的相关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创伤经历组和非创伤经历组各变量的
相关分析( r 值)
(四)自我复杂性在有无创伤经历对心理健康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此次调查中自变量有无创伤性事件经历是类别变量，调节变量自我复杂性是连续变量，故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检验。对自我复杂性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分别以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为因变量，第一步纳入是否创伤事件经历的组别和自我复杂性，第二步纳入两者的交互作用。
结果表明，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组别对自尊的主效应显著(β =-0.12，t =-2.10，p <0.05)。但是，创伤经历对个体自尊的影响会受到自我复杂性的调节作用(β =0.15，t =2.25，p <0.05)。图1呈现了自我复杂性在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创伤经历与否与自尊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高自我复杂性时创伤经历与否不能显著预测自尊(β =-0.04,p =0.75)，而在低自我复杂性时创伤经历与否能够显著预测自尊(β =-0.23,p =0.03)。也就是说，高水平的自我复杂性缓冲了创伤经历对个体自尊的负性影响。
拓展阶段分为两部分：小组讲台汇报和教师引导讨论。十个小组依据抽签书序，选取代表上台汇报叙述性描写特征（每组2分钟）（组内一位同学在黑板书写句子），汇报后同学和老师给予评价反馈（每组1分钟）。所有组汇报结束后，教师引导讨论给出一个综合性的概括，然后结合文章和同学一起逐一详细找出和解释叙述性描写的应用（共25分钟）。最后的5分钟为整个讲解及授课的综合答疑和布置作业。
结果还表明，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组别对生活满意度的主效应显著(β =-0.17，t =-2.97，p <0.001)。但是，创伤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受到自我复杂性的缓冲作用(β =0.19，t =2.72，p <0.01)。图2呈现了自我复杂性在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创伤经历与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如图2所示，在高自我复杂性时创伤经历与否不能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β =-0.01，p =0.95)，而在低自我复杂性时创伤与否能够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β =-0.37，p =0.001)。换言之，高水平的自我复杂性缓冲了创伤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负性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一共有287人(占90%的比例)报告曾经经历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潜在创伤性事件)。表1呈现了每种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比率，其中报告人数比例前五位的是重要亲属去世(57%)、家庭遭遇严重经济问题(49%)、亲人身患重病或出现严重心理问题(44%)、亲密友人去世(40%)和童年被辱骂(39%)。
表 4有无创伤经历、自我复杂性对心理健康指标的回归分析
注：组别：0=非创伤组，1=创伤组
图 1自我复杂性调节创伤经历与否和自尊间关系的示意图
图 2自我复杂性调节创伤经历与否和生活 满意度间关系的示意图
四、讨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创伤与非创伤组的报告比例，两组在测试结果变量上的差异及自我复杂性在创伤经历对心理健康预测中的作用进行讨论：
(一)创伤经历与非创伤经历个体的报告比例及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内地大学生报告至少经历过一件潜在创伤性事件的比例为90%，这远远高于吴明家[22]对台湾花莲地区青少年(59.7%)和Johnson[23]对美国青少年的调查结果(57%)。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是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较青少年而言他们人生经历更丰富，遭受创伤事件的几率也相应增大。也可能是在于测量工具上的差异，本研究所选择的极端负性生活事件均是潜在的创伤事件，但并不等同于创伤事件。同时，结合主观体验的影响程度考察时，发现划分为创伤性事件经历组的比率为22%。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始于2009年。自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教育部正式牵头负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3年多来，教育部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干，使得校园足球工作成绩斐然，也为学校体育工作指出了新方向、开辟了新思路、创建了新模式。
研究发现创伤经历与非创伤经历大学生在自我复杂性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对被虐待妇女[9]的结果相一致，但是与精神分裂症[24]、偏执妄想症患者[25]和幻听障碍者[26]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所选被试均是在校大学生，虽然具有创伤经历与否的差异，但是并非临床患者。临床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可能会在活动领域和人际交往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并因此而妨碍了他们自我的发展，如导致自我表征的简单性，即拥有的自我方面数量较少并且相对重叠。
同时，研究发现创伤经历者与非创伤经历者在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积极情感上无显著性差异。前者在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如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上显著低于后者，在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消极情感上显著高于后者。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如张敏等[27]和安芹、贾晓明、李波[28]均发现童年创伤经历对中学生的自尊具有负性预测，Steinberg等[9]发现遭受过虐待的妇女有更低的自尊水平。
(二)自我复杂性在创伤经历对心理健康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对于创伤经历者而言，拥有高自我复杂的个体能够有效抵御创伤性经历对他们自尊和生活满意度的负性影响，这与林伟尔[4]主张的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模型相一致。对于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个体而言，当极端负性的创伤事件发生之后，能够理解并将创伤事件及其影响局限于某个自我方面，而不是扩散于整个自我结构无疑是极端重要的。换言之，具有高自我复杂性的个体在创伤性经历后的修复过程中可能更容易领悟并实现将事件的影响局限于自我中的某一部分。与此同时，其所拥有的更多数量的其他自我方面，也能够保障个体更易于从其他独立自我方面提取优点来重建、恢复并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此外，低自我复杂性个体由于拥有更少的重要自我方面，如角色、活动等人际交往，在遭遇极端负性事件后，可能更难以获得其他关系的支持，这可能也导致低自我复杂性个体更难以从极端负性事件的影响中较好恢复。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语际错误，还是语内错误中的词汇错误与句法错误，知识能力的不足都是其根本原因。
但是，结果表明自我复杂性并不能调节创伤体验对个体负性情感的影响，这与Steinberg等[9]在检验自我复杂性在遭受虐待对妇女抑郁情绪关系中的结果一致，均没有发现自我复杂性对情绪的调节效应。原因可能在于，本次测验在划分是否有创伤性经历时是以整个过去的人生为时间点，这就意味着不同个体创伤性经历的时间点可能是有明显差异的，并很有可能是发生在很远以前的过去，而非现在或近期，如童年期。换句话说，我们探讨的是自我复杂性在创伤经历个体身上长时适应上的作用。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均属于个体心理健康的认知成分，均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很好反映个体整体而相对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反之，情感属于相对易动的心理健康指标。虽然创伤经历对个体的负性情感仍具有显著的主效应，但是在对情感状态的预测上自我复杂性与创伤体验与否两者并不会互相影响。鉴于本研究仅为相关研究，且并未考察创伤经历者的创伤经历时间点对心理健康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还需采用其他研究路径，比如纵向追踪来更好探究其间的关系。同时，在未来研究中考虑创伤性事件所经历的时间点及创伤事件的类型也很重要。
1.1.1本次调查病例的纳入标准为 （1）经诊断均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2）病历资料完整;（3）无严重语言功能障碍患者；（4）无精神病史以及药物过敏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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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tic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 -complexity
GONG Ling1, ZHANG Dajun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Education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
Abstract ： The self-complexity test, major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trauma questionnaire, self-esteem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some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objective events reported by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degree of subjective evalu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raumatic experience group and non-traumatic experience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non-traumatic experienc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esteem, life satisfa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Self-complexity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on individual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Key words ： Self structure; self-complexity; traumatic event exposure; self-esteem; subject well being; college student
中图分类号： B842.6;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10-0116-09
收稿日期： 2019-04-2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XL1502)；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16JY35)；江西省十三五教育规划项目(18JB079)
作者简介： 龚玲(1986-)，女，湖北石首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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