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引进论文,新阶段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走向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然而，大量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早在十多年前就倡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健康的？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变？为了促成这种转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向度
(一)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30年，投资高涨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事实。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投资年均增速为14.71％，①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使得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010年达至48.6％，并且超过了消费占GDP的比例47.4％(见图1)。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占GDP比例一般仅在20％左右。此外，中国的经济波动也依赖于投资，而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基本上围绕着投资展开。中国宏观结构的这种演变事实上意味着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理解为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投资高涨是如何拉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
这里，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投资通常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入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事实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图1 中国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第二，投资通常会带来一种新的产能和新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离不开投资，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而实现的。然而，投资并不一定意味着技术进步，它所带来的新产能有可能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生产方式。过去30年，中国通过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中国大量的投资并不能体现为技术进步(只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事实上，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投资的高涨(即使不能体现为技术进步)也能带来经济的高增长。
(二)加工组装型的贸易与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
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中国是以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国际社会提供加工和组装为其主要的产业特征。如图2所示，中国的加工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从2000年的1376.52亿美元迅速增至2010年的7402.79亿美元。在中国总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其份额一直超过一般贸易。
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制造的产业链分工中，由于处于加工与组装环节，因此，即使中国所制造的产品(更确切地说，所加工和组装的产品)有可能是高端产品，但由于产品的设计、管理、营销和核心零部件等均来自发达国家，因此，所处的地位较低，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其结果必然是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链中所得的份额较小，尽管所投入的劳动力等更多。
我们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其全球性采购、全球性生产、全球性经销的趋势非常明显。图3显示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各个参与国的作用和地位。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及部分欧美国家处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高端，提供产品设计、核心技术和品牌；日本紧随其后，生产关键的元器件等高端产品，同样处于生产价值链的较高端位置；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生产集成电路等部分关键元器件，处于生产价值链的中端位置；而中国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负责整机的加工、组装和制造，处于生产价值链的低端位置，获得的附加值很少。
图2 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1)》。
图3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金字塔结构
注：该图引自卢明华、李国平(2004)。
在具体产品的生产上，我们以iPhone的生产为例，如表1所示，一部iPhone手机的附加值中，中国的富士康作为组装环节只能得到6.5美元的加工收益，这里面还要去掉厂房、人工培训、管理等各种费用，所获利润甚少，而组装加工环节所需劳动力巨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与此相反，作为价值链上游的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其生产的都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所获得利润巨大。图4给出了2010年iPhone的利润分布。
(三)对外部条件的依赖
上述讨论意味着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更多地依赖外部条件。这种依赖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对外部市场的依赖；(2)对外部资源的依赖；(3)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中国目前的高增长与外贸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0％～2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于发达国家外部需求的扩大，而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外部需求条件迅速恶化，出口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冲击。
图4 2010年iPhone利润分布图
资料来源：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111/0013701_2.shtml。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外部需求日益增大。例如，中国的石油进口已由1990年的52.12亿美元上升至20]1年的2357.53亿美元，越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则早已是世界第一。
如前所述，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中国主要是依靠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进行加工和组装。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甚至售后服务等环节则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即使对那些具有自主品牌的制造业产品，其核心和关键零部件仍然需要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存在着严重依赖，而这必然意味着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无法获得高水平的回报。
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
我们已经知道，从宏观上讲，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通过快速增长的投资来予以实现；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上讲，这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部分产业转移，从而为自己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寻得一份定位(即加工和组装)的结果。我们也同时指出，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条件是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也必然意味着其对外部条件(特别是对外部技术)的极大依赖。
那么，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持续地以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赶上发达国家？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一)发展经济学中的“拐点”理论
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理论。首先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Lewis,1954)。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甚或无限的剩余劳动力，经济社会则被分隔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或城市)部门和传统的农业(或农村)部门，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滞留于农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
库兹涅茨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所提出的另一种拐点理论(Kuznets,1955)。按照这一理论，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随该国的经济发展(由人均GDP水平衡量)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这样一种变化规律可以用图5中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进行表示。借助该曲线，我们可以找到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拐点”。
需要说明的是，库兹涅茨曲线不仅可以用以解释收入分配的演变规律，同时也可以解释其他许多演变规律，例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 & Kruger,1991; Panayotou,1993)；消费占GDP比例的库兹涅茨曲线(见图6)；投资占GDP比例的库兹涅茨曲线(见图7)等。
图5 库兹涅茨的曲线
图6 消费库兹涅茨曲线(消费占GDP比例的演变，OECD国家，1950～2004)
注：该图引自龚刚、杨光(2013)。
图7 投资库兹涅茨曲线(消费占GDP比例的演变，OECD国家，1950～2004)
注：该图引自龚刚、杨光(2013)。
发展经济学中与“拐点”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变得不足，从而经济出现停滞。当今世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曾在经济发展的初级，实现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最后仍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中等收入陷阱”也意味着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拐点”(即图8中的E点)不易出现，或人均GDP水平到达E点后，不容易进一步增长。
(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
无论是“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曲线”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而“拐点”、“中等收入”及“剩余劳动力消化”则可以看成是两个阶段之分水岭。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1)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或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2)被使用的劳动者其生产力水平低下(或技术水平落后)。
根据这样一种差异，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追赶分成两个过程(见图8)。
第一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经济处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属低等收入国家。
第二是技术的追赶过程：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已被跨越。
图8 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过程
注：该图引自Gong(2012)。
(三)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已不复存在。现实中，“招工难”和“招工局长”等情况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时出现。剩余劳动力的短缺也必然意味着工资上涨更快。在《求是》杂志上，温家宝(2011)总理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看成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长期”和“刚性”要素，而这种“长期”和“刚性”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完成。
有关的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11年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名义增长14.3％。实际增长8.5％，略小于GDP增长率；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名义增长18.3％，实际增长12.3％，大于GDP增长率。而私营单位的工资更能反映市场状态。②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已不复存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至少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交替期。
(四)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在第二阶段的不可持续性
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将使得传统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逐渐消失。那么，当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如果我们仍延续着过去的传统，试图仍然以投资的高涨来拉动经济，这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稳增长”与“防通胀”的矛盾将更为突出。经济学中有许多规律，这些规律通常体现为经济变量之间的一些关系(或矛盾)。宏观经济学中的两大规律，即菲利浦斯曲线和奥肯法则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即经济的高增长通常会引发通货膨胀。然而，这样一种关系(或矛盾)却又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不大，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则是决定物价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经济可以以相对较小的通货膨胀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增长。然而，当经济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时，上述优势将不复存在。可以设想，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甚至形成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相结合的通胀螺旋。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中国经济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成本将会更高。
2.产能过剩将越来越严重。正如前文所述，投资不仅创造了需求，投资也同时创造了产能。当投资增长持续不断地大于GDP增长时，产能过剩将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无效投资、重复投资和由投资所形成的债务问题等。
尽管产能过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加快折旧的方法来予以消化(例如，一栋楼房不到5年就可以推倒重建)，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总而言之，如果未来中国的投资仍然以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不断高涨，无效投资、重复投资和由投资所形成的债务问题等将越来越严重。
3.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投资实际上是对地球现有环境的一种改造，而所谓的改造有可能是改善环境，也有可能是破坏环境。然而，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投资活动经常体现为对现有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之改造。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源，更确切地说是人均资源拥有量决定了一国居民的生活品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而所谓的资源，不仅包括由投资等人类经济活动所创造和累积的厂房、机器等资本设备，道路、公园等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森林、树木、江河等自然地理与生态；此外，资源也同时包括那些与技术相关的无形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而这些资本的积累也同样来自于教育和科研等人类经济活动。
资源是可以再生的，是可以被创造和积累的，但资源也可以被破坏，被损耗，被报废。资源的再生性和被创造性为发展中国家最后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希望；同时资源的被破坏性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战争和动乱通常会破坏资源，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它们严重地减慢了中国资源的积累速度。然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发现中国的许多投资活动在创造了一种资源的时候却破坏了其他资源：尽管新的道路、工厂和高楼大厦等一一被创造，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及刚建成不到5年的其他固定资产等)却一一遭到破坏(或报废)。从这个角度讲，如此高速增长的投资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相应高速累积的资源。
4.不利于技术进步。已经知道，当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在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技术的解释基本上采用两种路径：一种是把技术理解为人力资本(Lucas,1988)，另一种则是把技术看成是知识资本(Romer,1990)。尽管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它仍然需要一个由企业家来完成的创新过程，但技术(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则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由于知识是可以传播和引进的(即知识有所谓的溢出性)，同时知识本身是由高素质的人力所创造，故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的追赶过程中更为缺少的是人力资本。
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投资的不断高涨必然会挤占用于教育和研发的资金，从而延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的提高绝不仅仅是一个供给问题，或教育及科研经费的增拨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提高更取决于需求，而目前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使经济社会产生对技术的足够需求。现实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问题就是这种需求不足的一个具体表现。可以设想，就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化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继续延续着目前这种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普通工人的工资将迅速上升，甚至会超过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工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一些受过简单培训的技术工人(如吊车司机等)其工资水平已经超过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老师。这样一种新的剪刀差反过来将严重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从长远来看，这必将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增长。
此外，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各种拆迁和土地纠纷及增加腐败机会等。
中国需警惕投资依赖，否则将有可能陷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
三、进入新阶段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仍然有着不俗表现，其增长率足以使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美等发达国家黯然失色。然而，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背后仍然掩饰不了内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其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之后。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适当降低增长率目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不大，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则是决定物价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无限的剩余劳动力既是“蓄水池”又是“缓冲器”，既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吸收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使新兴经济体较为容易地实现低通胀情况下的高增长。
然而，当中国进入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时，上述优势将不复存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长期”和“刚性”因素。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将表现得更为突出：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成本将会更高。于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成为寻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一个必然选择。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两点：
第一，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并非意味着经济就不能高增长(或者说不能以高于发达国家2％～3％的速度增长)。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其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技术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仍然偏低；经济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平衡。这种非最优状态又同时意味着中国(在其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这种巨大的上升空间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第二，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的高增长就可以自然而生。事实上，中国能否高增长(或以什么样的速度高增长)取决于多个条件。
(二)逐步增加消费在GDP所占比例——从需求角度看新的增长方式
在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增长将随着外部需求环境和中国经济体规模的扩大愈来愈遭遇限制。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在规模上已经匹配，从平衡发展的角度看，合理的出口增长率应和发达国家经济(或市场规模)的增长率相一致，即2％～3％。投资增长率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持续地高于GDP的增长率：一方面，这将加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投资的资源成本如劳动力等已不再廉价(龚刚，2012)。由此，在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启动将成为从需求角度推动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持续高增长的不二选择。
然而，中国的消费启动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中国的收入分配仍然存在着较大程度上的不平等，并且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倾向。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形成穷人“无钱可花”、富人“有钱不花”的强烈反差，因此，当收入更加不平等时，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将更小，富人们总是会把更多的钱储存起来。于是，收入越不平等，启动内需就越困难。
第二，中国在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不够健全，居民在接受基本医疗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也极不平等，这使得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下层居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由于大多数家庭偏爱稳定的消费流(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行为假设)，因此，当未来生活不能得到保障时，家庭将处于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会更积极选择储蓄，以防患于未来。于是，没有好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启动消费也就越困难。
(三)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从供给角度看新的增长方式
已经知道，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既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来自于剩余劳动力。然而，当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技术的进步。
当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合理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然而，当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资本密集能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并进而提高人均产量。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在现实中必然意味着以大项目来“吻”增长。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例如，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连续十几年占据世界第一。进一步增资扩产的空间已经很小。以宝钢700亿湛江项目为例，2012年5月24日宝钢湛江项目获批时，市长激情亲吻核准批文，并随即于5月31日举行项目开工仪式。然而一个多月后，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因为钢铁产能还远未用尽，而且当前较高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以及钢铁行业的高额折旧使得盈利空间太小。即使建成于2008年和2009年钢铁需求量上升期的攀钢鲅鱼圈项目、首钢曹妃甸项目，迄今仍未盈利。③
图9 索洛模型中的人均资本、人均产出④
第二，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资本密集所带来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如图9所示，在索洛模型中，如果技术水平a不变，则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会使经济体进入稳定状态H*，此时人均资本为k*，人均产出为y*。在技术水平A不变的情况下，即使通过扩大投资实施规模经济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只能使人均资本暂时提高，经济仍然会回复到稳定状态H*，人均产出只能继续保持在y*水平，这就相当于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事实上，就生产技术及产业的选择而言，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至少应加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知识和技术。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知识经济是知识密集的，这意味着具有高度知识和文化的劳动者是其主要投入要素。知识经济必然是人均产出极高的经济，然而，这种极高的人均产出并不需要极高的人均资本(固定资产)拥有量(或资本密集型)而得以实现。人均产出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龚刚，2008)。在图9中，如果技术水平A上升了，经济将会进入更高的稳定状态H′，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也会相应提高到k′和y′。当技术水平不断上升时，人均产出会不断上升，从而使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的发达经济行列。反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仅仅依靠规模经济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则只能强化原有的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综上所述，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时，技术追赶将成为未来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然而，技术的提高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例如，从人力资本的延续性看，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知识的积累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中国在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才进行技术的追赶，则完全有可能使经济的追赶过程出现一段停滞时期。正因为如此，如图8所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应该是重叠的。而这同时要求政府应及早考虑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培养。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提到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可以理解为从供给的角度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四、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
已经知道，随着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中国将逐渐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此时，技术追赶将成为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在本文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中国应如何实现技术追赶。
(一)引进型技术进步：当前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首先，技术进步可区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和创新型技术进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术引进，即充分利用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巨大差距，通过“干中学”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提高了技术水平。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技术引进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400多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一五”计划期间从前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恢复对外关系以后，在1972～1977年间，中国从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引进技术222项(南亮进，牧野文夫，2007)。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这一阶段，成套设备和专利购买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的进入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的技术升级，使其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FDI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约为4％，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提高到了10％。虽然FDI所占比重不高，但是其外溢效应是不可低估的(Hu & Jefferson,2009)。
技术引进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技术引进，中国成功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转移，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取得了一份自己的定位。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1985～199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指数从第61位上升到了第37位(南亮进，牧野文夫，2007)。
(二)引进型技术进步的不可持续性
技术引进是从封闭向开放转变过程所出现的现象。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国外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这为中国利用这种差距实现追赶提供了条件。它的好处是，不需要从头做起，可以节省研发投入。但是随着技术水平逐渐接近于国际前沿，技术模仿和引进的空间逐渐缩小；在高技术领域，技术的垄断性更强，保密措施也更为严格。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也日趋严重。
现有的技术创新本身也会使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新兴技术已经越来越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化生产中所采用的技术。过去的技术引进主要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这类技术一般都具有标准化、模式化的特点，包含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之中，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出售设备和转让专利等方式收回研发成本。但是在新兴部门，技术的复杂性程度更高。例如，代表当前科技前沿并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人工智能技术，它包含了计算机技术、信息论、控制论、自动化、生物学、仿生学、医学、心理学、语言学、数理逻辑和哲学等多门学科，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必须至少懂得计算机、心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技术的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引进和复制的难度。
此外，技术引进的弊端也开始日益显露。过度地依赖于技术引进，会导致企业形成惰性，难以培养出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发展中国家为了便于引进技术，往往会采取实用主义策略，执行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有可能会损害了本国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制度会形成路径依赖，因为一旦改变旧制度，原有的获益者将会遭到较大的短期利益损失，他们会阻挠制度的革新。中国应努力避免依赖技术引进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一些国家正是因为长期过分依赖技术引进而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马来西亚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时间大体和“四小龙”相当，其出口产业也一度取得了良好绩效，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被培养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四小龙”(Yusuf & Nabeshima,2009)。
(三)自主研发和创新机制
创新是将研发所得的技术(或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技术创新涉及多个主体。我们通过图10来反映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创新发生的机制。首先，自主创新的源泉来自于知识的积累。知识一般有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之分，而直接用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我们把它称之为企业专用知识(Firm Specific Knowledge)。显然，企业专用知识是建立在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基础上。
一般地，政府向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直接提供研发资金，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则通过税收和补贴等予以支持。教育部门培养人力资本，并进而分配到经济社会的其他部门，成为研发活动的主要要素投入，教育部门同时也从事基础性知识的研发。科研机构则专注于研发，从而积累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在整个创新机制中，企业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创新的执行主体，同时也从事于企业专用知识的研发和积累。
图10 自主研发和创新机制
发达国家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所特有的技术储备和知识存量是企业保持技术领先的核心。许多大型企业一般都具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每年会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⑤从而积累大量的企业专用技术(或知识)。对于这些技术和知识，企业也许并不马上将其投入生产，即不马上进行创新，甚至有可能不申请专利，而只是对其进行严格的保密和保护。然而，恰恰是此种储备却能确保企业在行业中长期保持技术领先：每当已经投入市场的产品开始逐渐变得过时，企业会从其技术储备中将新的技术投入使用，以新产品的方式将其投放到市场中去。这样一种技术的积累及创新过程，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熊彼特，1990)。显然，创造性毁灭能确保企业产品不断的升级换代，从而难以被竞争对手超越。
相反地，对于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而言，由于缺乏知识和技术存量，只能被动地承接加工和组装，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受制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形势变动时，更是缺乏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企业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要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改变自己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和知识储备体系。
(四)从引进型技术进步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技术进步的转型
知识具有部分公共品的属性，可以在国家间传播，这是支持技术引进的主要依据。中国长期以来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来推动技术进步。然而，引进的技术很多是发达国家已经摈弃甚至淘汰的技术，或者说，只是承接那些已不适合在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如加工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为自己在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寻得一份定位。
然而，许多应用性技术不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技术的发明者甚至不申请专利，只是将其保密而独自使用。因此，技术的引进，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转让，以及愿意转让哪种水平的技术。正因为如此，依赖技术引进只能永远受制于人，并且将逐步丧失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必然包括转变技术进步方式，即实现从引进型技术进步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技术进步的转变。这是从供给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举措。
五、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激励：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向
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实现从技术引进型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的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这不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研发投入；也需要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以使这些投入能更为有效地使用)；更需要进一步的企业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经济行为模式的转变。为此我们提出三个转变：
(一)转变政府角色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学长期以来不断争论、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社会这一大环境而言，政府的职能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政府应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等。然而，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言，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和维护经济活动的秩序。这种秩序要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效率(或资源的有效分配)。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础的经济秩序，其优越性体现在：与计划经济相比，它能更好地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或资源的有效分配)。
经济活动的效率或资源的有效分配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没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等)没有被利用起来？第二，已经被使用的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等)是否被更合理和更高效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言，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更体现在其第二个层面上：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它使个人更具有活力，而不是沦为工具；它使企业更勇于创新，而不是完成计划的单位；它使技术更容易进步，生产力更容易提高。
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即使是最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也经常会出现。而当经济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剩余资源(如劳动力等)时(例如，当经济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更需要政府的干预(如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才能体现出来。⑥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选择了“强政府”的角色定位，依靠政府支持和推动下的大规模投资，较快地完成了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大规模的剩余资源(如劳动力等)已不复存在，更由于经济社会的增长动力只能来自于使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等)更为高效地使用，因此，市场经济本身所拥有的激励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政府也应相应地转变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以建立和维护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适时地弱化其对经济干预的“强政府”角色。
(二)转变投资方向
从图10中我们已经看到，自主创新型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大量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资本的积累来自于研发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则来自于教育投资。显然，足够的教育和研发投入对于中国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图11 中国与美国和G7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然而，无论是研发还是教育投入，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非常大。如图11所示，美国和发达经济体(G7)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上远远超过中国。由于发达经济体规模更大，它们的研发投入总水平更高。因此，中国应适当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而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和研发的投人，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需要说明的是，足够的教育和研发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与此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为了使这些投入能更为有效地使用，中国还需要进行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
(三)转变企业行为
市场经济能否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不仅需要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它的投资方向，更需要建立起富有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精神的企业制度。
我们认为，就企业制度而言，阻碍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第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收益并不马上凸现，因此，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不可能进行研发。此外，当企业的利益大量来自于政府所给予的特殊垄断地位时，企业也没有激励去进行研发。而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分依靠政府所给予的垄断恰恰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也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规模和财务能力是决定企业研发能力的重要因素。于是，在中国，我们会经常看到，中小型民营企业尽管有激励去进行研发，但没有能力和实力进行研发；而大型的国有企业尽管有能力和实力进行研发，但却没有激励去进行研发。正因为如此，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消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干部任免制度，消除国有企业短期行为等是建设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需要中小型民营企业向大型企业发展。
六、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从宏观上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理解为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产业结构上看，这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部分产业转移，从而为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寻得一份定位(加工和组装)的结果。中国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必然意味着其对外部条件的极大依赖(其中，技术引进是此种依赖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这样一种增长过程也同样可以理解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然而，当剩余劳动力消耗完成以后，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因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不可持续。这事实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敲响了警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如下内容：(1)适当降低增长率目标；(2)逐步增加消费在GDP所占比例；(3)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其中，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是通过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内涵的技术进步，从供给角度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动力。
中国当前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引进型技术进步。由于技术的封锁和当今前沿技术越来越复杂，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以技术引进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将不可持续的。为此中国只有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实现从技术引进型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的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而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主要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向。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
①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所公布的数据计算。
②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nodate_detail.jsp? channelid=75004&record=74。
③资料来源：http://company.stcn.com/content/2012－07/12/content_6224821.htm。
④该图可以在许多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发现(如龚刚，2012，第15章)，其中，y为人均产量，k为人均资本，A为技术，s为储蓄率。
⑤例如，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所拥有的贝尔实验室每年的经费为22亿美元(资金直接来自企业)，而中国科学院每年只有超过14亿美元的经费(资金直接来自政府拨款)；该实验室诞生了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产生的专利总数接近3万项，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发明成果，包括晶体管、激光、数字计算机、通信卫星、蜂窝移动电话等。它拥有大约2万研究人员，约为中国科学院的全部研究人员数量的2/3。资料来源：http://tech.sina.com.cn/news/ology/1999－9－29/7721.shtml; http://it.sohu.com/20061213/n247000643.shtml。
⑥事实上，我们甚至认为，如果仅仅就资源的充分就业而言，市场经济甚至还不如计划经济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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