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理论研究的成就与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困惑论文,成就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5)01-0021 -08
一、转型研究的主要流派和存在问题
1.主要流派
经济转型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从国外研究来看，研 究内容和研究框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缘于不同学者所属的经济学流派的 研究框架和思路的不同。对转型经济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开来的，对 转型和过渡经济最早开展系统研究的是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赞 助发行，1993年在苏格兰首版的《转型经济学》杂志算是主流经济学关于转型研究的一 个重要阵地，其他的主流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学家》、《比 较经济学》、《经济问题》和《剑桥经济学》等，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刊登了一 些关于转型研究的文章。另外，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如1996年的《从计划到市场 》和1997年的《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报告》都 对世界范围的转型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和关注。总的来看，科尔奈的《通向自由之路 》[1]、麦金农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2]、罗兰 的《转型与经济学》[3]、科勒德克的《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4]、乔纳蒂的《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5]、布鲁斯的《从马克思到市场 ：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6]、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 转型的理论与证据》[7]、拉迪的《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8]和科尔奈的《后社会主 义转轨的思索》[9]等，可以算是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就目前来看，反映各个经济 学派关于转型问题的研究可以归为以下三种主要观点。[10]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和弗莱堡 学派等为代表，它们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 经济体制的转型。该派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 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们认为，一个计划体制国家由政府所开展 的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 才能成功。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及时补上计划体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完 全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是这种 观点的代表，他对苏、东国家开出的“休克疗法”的猛药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后来，由于该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转型遇到了极大困难，而同时中国的经 济转型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该理论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 和初始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一个特例。如萨克斯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 会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东欧地区则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不仅存在 转型问题，还同时存在发展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11]另外，马丁认为，中国成功的因 素应取决于国内的高储蓄、国内稳定、较好的利用外资、工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所有制 结构的独特性。[12]而拉笛则认为，中国的成功被夸大了，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 ，特别对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言，所以，对中国的成功现在预言还为时尚早。 [8]
(2)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转型观
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主张政府对市场运行采取相机干预的新学 派。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有 效运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
该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观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休克疗法”是盲目和有害 的，价格机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手段，而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马上可以 完成的，私有化必须循序渐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容忽视，政策的真空是危险的， 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政权的稳定是推动转型顺利进行 的关键。该学派还认为，“休克疗法”所推行的快速自由化(价格放开)和私有化是把“ 事情搞糟”的关键所在，价格的全面放开会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调，引起价格上涨、通货 膨胀，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改革信心；而快速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企业快速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规范的问题，只会造成生产停滞、冲突加深和失业增加。
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强调，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资本 市场是不完全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中，竞争远比私 有化重要，私有化与效率并不等同。总的来看，他极力强调了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7]
(3)体现金融深化思想的新古典转型次序观
该学派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总的来说，其基本理念也是积极推行“宏观 稳定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只是更加强调转型过程的次序和秩序。该学派思想源于从 事不发达地区发展研究的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他们认为以金融深化为主线的过程是全 面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关键。麦金农认为，虽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是转型国家改革的目 标，但是向经济市场化过渡有一个最优次序问题，而这个次序的制定和把握必须依赖政 府。在这一点上，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有所不同，强调市场体制的建立和成熟也 需要不断的培育和发展，市场体制是不会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
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在详细 分析和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后总结道，对于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 在一个如何确定最优次序的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 极其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不应该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麦金农对转型的次序 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确保财政控制，首先应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使之在GDP中的份 额越来越少；其次，为确保政府支出的来源同时又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 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然而又是较低的税收；在紧缩的财政控制到位，物价 水平得到稳定，财政赤字被消除后，政府就可以进行第二步改革，即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随着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的自由化以后，政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事汇率自由化 的改革。[2]
2.存在的问题
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到目前为止，转型的研究还没有能形成一套得到大家普 遍认可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改革缺乏理论的支撑，只能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一些 引导改革的策略和措施[13]；而西方的转型(轨)理论，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 论和产权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在私有权制度下研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规律和效率 ，它对于如何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并没有过多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所给出的结论只 能是快速私有化和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而转型的复杂性往往令许多主流经济学 家不知所措。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来研究 转型问题，但由于转型与制度变迁所寓含的特殊关系，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经济体制理 论又经常使人感到不是十分贴切。
从目前转型的进程来看，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由于“休克疗法”的失效正逐步受到 人们的鄙弃。“休克疗法”的激进转型方式的后果也让人们重新反思新古典自由主义转 型观。正如科勒德克所说：“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休克’而无疗法的所谓‘ 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换句话说，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 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 ’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 果承担责任。”[4](P84)针对有人认为在“休克疗法”的过程中，经济衰退是未来经济 发展的前提，科勒德克给予了积极的回击，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对 将来的某种‘投资’，而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正如试图用俄罗斯的国内生 产总值在1994-1996年下降20%来假设其在2000-2003年的增长约30%显得荒诞一样，…… 经济增长史中没有在有时滞的增长与衰退之间存在这类因果关系的例子，特别是在一组 因素导致生产下降而另一组因素导致上升的情形中。”[4](P129)罗兰也认为，向市场 体制的转型是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演进过程，它的演进是受演化惯性和路径依赖影 响的，任何超越自然规律“拔苗助长”式的激进过渡和主观构思的“美好蓝图”式的理 性设计，都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3]
体现金融深化思想的新古典转型次序观虽然更强调转型的次序和过程，但由于该理论 还是建立在传统主流新古典“产权至上”的框架上，它在根子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自由 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而其转型深化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演绎，并没有多少实 际意义。而从转型的进展来看，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强调政府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转 型观，还是更多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注意。但从该学派的后续研究来看，其并没有对 政府在转型中的定位和作用给予更深入的研究，倒是一些中国学者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 的揭示。如在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要区分转型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的基 础上，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转型实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究。斯蒂格利茨认为， 地方政府存在的理由，首先是它比中央政府更加接近民众，也就是说比中央政府更加了 解所管辖的民众的需求和效用。其次一个国家内部地区的人有权对不同种类的公共服务 进行不同的选择，而地方政府就是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选择的机制。[7]中国学者在其后 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如周振华对地 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详细的论证[14]，杨瑞龙[15]、黄少安 [16]和周业安[17]等人提出的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型都把地方政府的作用放在了比较 突出的地位。
二、90年代以来转型的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研究
罗兰总结道：“政策建议无论多么详尽，都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做出的。”[3](P6)所以 ，转型研究必须以转型实际过程作为研究起点是重要的。罗兰对政府作用、转型起点和 转型方式的研究为以后进一步研究转型的一般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但罗兰还是 明确认为，现在主流经济学关于转型的研究从转型进程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在《 转型与经济学》序言中认为，或许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结论更具价值 。[3]
2002年3月2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尼尔森(Nelson)教授在中国所作的题为“演化经济学 的前沿”的报告中，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目前所关注的前沿问题。他认为，演化经济学有 两个前沿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即如何理解经济的演 化过程；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面对制度研究方面所遇到的新挑战。他深入表述道，在演化 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例如 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时，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容 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
演进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人 们的重视，特别是随着1981年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 变迁的演化理论》[18]的问世，演化经济学终于迎来了其理论日趋成熟和快速发展的时 期。
从目前对制度演进研究的进展来看，青木昌彦无疑是这一方面的集大成者。青木昌彦 认为，现实经济社会里还存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英国式 等等，如何理解这种制度的多样性?转轨国家应转向哪种市场经济模式?一个国家中各种 制度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是什么?制度如何改变或为何不可改变?制 度如何演化?如何理解博弈论的多重均衡性?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从字面上看 ，比较制度分析涉及到三个要素：比较、制度与分析，“比较”的起点是通过时间、空 间的比较来论证制度演进的路径，这是一种建立在制度演进基础上的制度变迁和转型研 究框架。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观点和思想，当然，他的思想 明显受到了肖特、宾默尔和培顿·杨等学者的影响，但从对转型的研究和进展来看，毫 无疑问青木昌彦是用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分析框架研究转型现实问题的领军人物。
青木先生的制度演进观是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观，他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来 说明他的制度演化思想。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过程，其 中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虽然自发性和诱导性(人为作用) 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个共同条件：在初始政治域 ，必须有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改对于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以分散化或 相互协调的方式联合采取新策略，这样才能导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现。即使参与人集体选 择了新法规，并引入了新参与人(如监督结构)来实施它，在此之前，也必须要有分散化 的私人试验的积累，或在政治域参与人必须达成高度一致的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博弈 形式的变化，不论有意无意，通过促成参与人在相关域实现预期收敛而有助于一种新均 衡的出现。[19](P239)
青木昌彦在用博弈论进行制度分析时，按对博弈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 同，把博弈模型分为古典博弈模型和进化博弈模型。他分析认为，古典博弈模型适合于 分析诸如规范、合同和治理结构之类的可自我实施性问题；而进化博弈则适合于分析以 惯例和习俗形式体现的制度的自我实施性。[11]这两种模型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 在一些情况下，两者甚至在同一域导致相同的模型解(即制度)。青木昌彦在用进化博弈 模型分析制度演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 博弈精炼均衡)，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问题时也还是有效的。这样 在青木昌彦的研究框架中他就很好地把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框架和基于有限理性的演 进博弈框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就目前来看，青木昌彦、格雷夫(Avner Greif)[20][21]、培顿·杨(Young,H.P.)[21] [22]等学者在用博弈论研究制度演进问题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思路，他们构建 的很多模型和研究框架都给制度变迁和演进的深入研究指出了方向。
从诺思后期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以及青木昌彦、格雷夫和培顿·杨等人的研究来看， 把制度变迁和演进放在一个演进均衡的框架下，会比直接在主流完全理性基础框架下通 过一般均衡和制度供需均衡要有效得多。当然，从目前来看关于转型中的制度演进和进 化博弈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远没有结束，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深化和探究。
三、转型内涵的争议与研究框架的不足
1.对西方学者界定转型内涵的质疑
“中央计划经济的兴起和衰落不仅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且是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的经济试验败笔之一。”[3](P7)罗兰的这番表述也说明他认为对转型的发生进 行研究对于经济学本身的深化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转型按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 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的说法是：“‘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为另一种国 家和政体’。眼下，该词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 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 产资源为主。”[24](P505)这种说法可以说代表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大部分主流学 者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如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中，对转型的内涵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他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分为两类：一类是 有限的经济变化和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4]；另一类是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 并逐步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向市场转轨。而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 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也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25]他 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一种真正 的转型。科尔奈则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 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注：“体制的特殊品性”具 体表现是指：(1)政治力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 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特征。它们之间的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 5)。)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政治方面)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成经济体制方面的转 轨。[26]他强调，“体制的特殊品性”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 度会有不同的“体制的特殊品性”，转型必定是“品性”的改变。
当然，在界定转型内涵时一些学者界定了“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 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关系(当然也有人把Transition理解为“过渡”和“转 型”)。(注：如东北财大吕炜认为，转轨是指以前的传统模式完全被另外一个不同性质 的模式所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大规模的市场化， 而且在于压倒一切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全面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改革只被认为不改变以 前的传统模式性质前提下对其体制的某些不当之处进行的改动。而转型只被看作是一个 相对短期更侧重于经济体制或制度迅速转变的概念。见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 论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5页。)总的来看，过渡、转轨和转型所 指的内涵基本相近，而改革和转型则有明显的区别。按照西方学者如科勒德克和科尔内 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称之为转型而只能称之为改革。 如果按科勒德克这种逻辑来理解转型和改革，那么中国的改革和前苏、东国家从20世纪 50-60年代开始持续几十年的改革就没有区别了。那么，中国从完全的计划体制到基本 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又怎样解释?其中引导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的量变和质变如何界定?这 说明上述对转型内涵的简单界定存在某种欠缺和模糊，因为它没有给出经济体制转型为 什么必须以宪法制度的变革为基础。一个国家在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不会 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虽然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宪 法秩序和经济体制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的经济 体制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即可以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如资本主义可以和市 场体制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相结合(如德国法西斯的中央计划体制和 印度的中央计划体制等)；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计划体制(如目前的朝鲜、古巴的社 会主义计划体制)，也可以搞市场体制(如中国和越南目前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其政体也是一个独 裁的政体，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 想范例，但它们同样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它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和 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这与西方学者倡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方式完全相反。
由上述可知，虽然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宪法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能够产生重要影 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那种认为只要宪法制度和政体没有变化，就不能达到经 济体制的转型，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和建立在意识 形态基础上的错误观点。而且，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来看，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而不会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2.制度变迁理论对转型研究缺乏针对性
制度变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制度变迁，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被理解为是用 一种制度对现有制度的替代过程，这个过程有“革命”、“演化”和“内敛”三种演化 路径。(注：香港中文大学张小军的博士论文首先提出(张小军，1998)，见韦森：《社 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5页。)制度变迁，既包含基本 制度的变迁，又包含一般制度的变迁；既包括内在制度的变迁，又包括外在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创新和改进都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
转型毫无疑问是一种制度变迁，但它不是一般的制度变迁，而是一种重要社会经济制 度的变迁，是社会经济体制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的整体变迁。总的来看，转型不完全等 同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变化， 而且还包括个别的制度安排层次变化。而转型则是指整体性的经济制度结构的更替，以 及在这种更替中一系列制度变迁的系统工程。所以，制度变迁相对于转型来说更具有一 般性，虽然制度变迁的理论也大都适用于转型问题研究，但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针对性。
3.转型一般理论的欠缺
从目前国外转型理论的研究来看，都是把转型的研究对象界定在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向 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而具体的研究更多限于策略和方式上，而并没有真正揭示转型的 一般理论和规律。因为转型是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从计划体制 向市场体制过渡只是转型理论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我们不能仅把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 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称为转型，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必须具有一般性，如在管理学 中，组织转型的概念就界定为从企业的一种组织形态向另一种组织形态的转变过程，而 决不会把研究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或H型组织的过渡过程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转型理 论。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只是转型理论研究的一个具体事例 ，研究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也很难归纳和演绎出有关转型问题的一般理论。从目前来看 ，西方学者的转型理论都属于对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如何转向市场体制的解释和指 导层次上的研究和论述，并没有揭示转型深层次的规律和一般性的理论。
从目前来看，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国外关于转型研究最为全面和具体 的一部专著，也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该书考察了政治程序是如何动态地 对大规模改革做出决策的，分析了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中市场缺位情况下自由化对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该书还在第三编详尽分析了企业在转型中的经济行为，并讨 论了私有化、结构重组和金融改革的作用。罗兰对转型研究的最大贡献是系统讨论了转 型的政治约束和初始条件对转型过程的影响，并对转型过程的激进和渐进方式的选择给 予了深入的分析和揭示。罗兰的书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如威廉姆森评论道：“热若 尔·罗兰把经济分析工具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严密性论证结合起来，撰写了雄心勃勃 而又名副其实的开创性著作。”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的著名学者雅诺什 ·科尔奈也认为，“本书是热若尔·罗兰所做的关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重要的、前沿性 研究的极好的总结。”(注：参见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内容简介。)但是，罗兰在书 中没有给转型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这一现象的关 注，并没有针对转型做一般性研究。
国内的转型研究更多的是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践入手，总的来看，国内的转型研究 主要是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和过程进行解释和归纳，而没有对转型一般理论给予更 多的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 转型问题，并为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和建议。从目前来看，国内学 者的转型研究，最大的不足是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差，缺乏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和其他较为 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转型问题进行逻辑一致和深入全面的概括和演绎。
从转型经济学的发展来看，目前对转型问题研究的不够深入和理论的欠缺，主要是因 为人们没有把转型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学科来研究。由于在研究转型问题时缺乏一般 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就必然会导致在实际中对转型问题和现象认识的肤浅。所以，从目 前来看，对转型一般理论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收稿日期：200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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