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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11（2003）04-0070-06
本文将依据改进后的科玛奈尔（Commaner）方程，来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均衡程度，其理论构架如下：
I=（P×G/P×R/G×E/R）R[-1]/[E（10）/R（10）]
在式中，I为环境污染指数；P为区域人口；G为区域的GDP；R为区域消耗的资源总量；E为区域排放的污染物；E（10）为世界前10名发达国家污染物排放总量；R（10）为世界前10名发达国家应用资源总量。
当人口P保持不变（零增长），而G大量增加的条件下，为保持I的不变或下降，必须大量应用先进技术促进单位GDP利用资源量的大幅下降以及单位资源产生的污染物的大幅度下降。用这种方法能够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与发展的均衡程度，并能用以证实Kuznets倒U曲线的成立。
1 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非均衡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人口基数庞大并仍在不断膨胀，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均对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工业经济密度核算方法（即单位面积的全部工业总产值，单位：万元/km[2]）是考察工业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环保局对全国2348个县作为样本核算的结果来看：工业发达地区，包括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较发达地区，包括山东半岛、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华南南部、闽浙沿海及辽东半岛；工业欠发达地区，包括松嫩平原、西南地区、华南北部、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及新疆中部；工业不发达和极不发达地区，包括青藏高原、内蒙古、新疆及东北的北部地区。
从整体上看，工业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污染也较严重，以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为例，上海地区为最高，达20万吨/km[2]；渤海湾、辽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地区次之，为1～5万吨/km[2]；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再次之，为0.5～1万吨/km[2]；西南、华北、东北地区的污染强度较轻，为0.1～0.5万吨/km[2]；而青藏高原、内蒙古、西北地区的污染强度最小，小于0.1万吨/km[2]。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业经济发达也是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基础。工业污染物作为工业生产在所难免的附属产物，随着GDP的增长，必然提高环境污染指数。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论断那些工业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污染相对较轻。事实上，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增强环保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污染正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转移。以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评价指标，我国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与极不发达地区的差异明显，如表1所示。
表1 万元产值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第190页
从计算结果来看，上海、江苏、浙江等工业发达地区万元产值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反而明显低于工业不发达和极不发达的云贵、青藏地区。这说明，工业污染的治理受工业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的制约，从而提示我们：在快速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减轻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完全可能的，而不必因环境而减慢甚至停止工业发展的步伐。正如美国马里兰大学Kanstanza，De Broyn，Arrow等科学家从不同角度所证实的那样，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高，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由低而高，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又从高而低，得到改善和恢复。这一理论就是对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的验证，并以此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与发展的均衡程度，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然而，在图1中所发现的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和人均收入的“某个临界点”是否一致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美国是当其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1980年不变价格），日本是当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1980年不变价格），才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环境治理的（World Bank，1986年）。虽然，中国目前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但是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亦不能无所作为。如何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2 产业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
一个地区工业污染强度与工业经济密度的差异，一方面受工业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取得了重大进步，据统计，1978年～2001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3％，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为4.0％，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2％和8.3％。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的不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89年的25.0∶43.0∶32.0，再变为2001年的15.2∶51.1∶33.6，如表2所示。
表2 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由表2可见，尽管第三产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1年的33.6％，但是我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60％～80％之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也超过了35％，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另外，从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分布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其经济的增长方式也相对优越，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率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其经济的增长方式也相对落后，主要依靠资源型开发等基础产业。因此，从西、中、东部地区依次来看，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990年～2001年平均为24.7％，比东部地区的14.5％高出1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比重2001年西部地区为35.7％，比东部地区的40.2％低4.5％（见表4）。
表4 西、中、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 可持续发展中的投入-产出的非均衡性
GDP是衡量经济交易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至于交易过程中是增加社会财富（正作用）还是减少社会财富（逆作用），并不加以辨识。因而，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GDP的本质认为任何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它实际上变成了把收入、支出、资产、负债一律抛开其正号和负号，统统以“绝对值”状况累加在一起，造成了它在反映发展上的不实表达（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为解决这一缺陷，在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中，正在尝试着引入“绿色GDP”概念，它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指标。所谓“绿色GDP”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资产消耗，计算出由净生产值（NDP）以后，再减去水质、大气以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得出的。可简单地表达为：绿色GDP=现行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也就是说，现在对国民收入的计算只重视经济实绩，反映不出环境污染造成的福利水平下降和环境破坏造成的财富再生产能力降低，甚至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也包含在国民收入里，而“绿色GDP”则解决了这些问题。然而，引入“绿色GDP”概念，却很难推广，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诸如费用计算上的困难，形成原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各国国情的差异性等。不过，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正在对环境恶化因素的数值化和计量化展开全面的研究，以便在国民收入中反映出环境费用。因此，今后“绿色GDP”的普及也并非不可能。
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投入越多，所产生的污染物也就越多，因而，如果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的压力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单位经济产出所耗用的资源量已经逐步下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表5所示：
表5 199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每亿美元GDP的资源消耗量单位：吨/亿美元
*以1987年美元价格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在每亿美元GDP中，中国各种资源的消耗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日相比，更是高出几倍至几十倍。这种差距是中国低度产业结构的反映（如前二所述），也是中国产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效率不高的表现。据统计，1995年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不足韩国的1/2，美国的1/4，日本的1/8。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例，我国拥有矿山23.9万个，相当于世界全部矿山总数的50％（也就是说，中国矿山总数等于除中国外的世界矿山总和），所以“小、散、多”和乱采滥挖现象较为普遍，这就势必造成矿产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低20个百分点。另外，从中国GDP的增长率来看也是这样，从1994年～2000年，中国名义GDP以每年13.5％的高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发展较快的东亚邻国和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然而，从营业盈余的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只有9.8％，如表6所示。
表6 按收入法计算GDP的国际比较分析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如果把中国类比为一个企业，它的特点就是营业收入增长很快，但营业利润则滞后，而毛利率亦不断下降。造成中国经济营业盈余增长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折旧的增长率太高，平均每年18.5％。这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过度投资的结果，反映在中国的投资率上（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在这期间高达35％，这要比金融风暴前韩国的33％还要高，而韩国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顾回报率，对固定资产的过度投资。这一点，中国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4 各地区间人均GDP的非均衡性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多数分布在北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府沿海开发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引起了东西和南北人均GDP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1）沿海省、市、区在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两江、两东（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及福建、海南等省、市、区的位次均发生前移。（2）东北和西北的省、市、区以及除四川以外的西南地区，人均GDP的排名均发生后移。（3）中等收入（人均GDP为全国平均的0.75倍～1.25倍）的省、市、区数量急剧缩小（由1978年的15个缩小到1998年的8个）；而低收入（人均GDP为全国平均的0.75倍以下）的省、市、区数量急剧增加（由1978年的8个增加到1996年14个）。这表明，中国地区间人均GDP非均衡发展过快，两极分化越来越突出，形势严峻。而这种现象，直接反映在地区间竞争力上的巨大差距。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的综合考察分析来看，以全国平均水平（市场占有率3.1％，竞争优势系数1.0）为标准，可把中国各地区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显在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都较高的地区，包括上海、两江、两东（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地区；第二类，显在竞争力较强但潜在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包括辽宁、河北、河南、湖北；第三类，潜在竞争力较强但显在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福建；第四类，显在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均较弱的地区，占全国的61.3％，尤其是西藏、青海、宁夏、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江西等8省区，无论市场占有率，竞争优势系数，还是增加值比重，均排在全国后10位以内，明显处于竞争劣势。详见表7、表8：
表7 中国地区市场占有率统计分析（显在竞争力）
表8 中国地区市场工业竞争优势系数统计分析表（潜在竞争力）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5 各阶层间人均GDP的非均衡性
195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说时，分析了收入分配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不均等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即当人均收入增长时，不均等在最初会加重；在中等收入水平时，不均等达到顶峰，最为严重；继而当收入水平具有了工业化国家的特点时，不均等开始下降，如图2所示。
图2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这一观点的依据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有所欠缺，但后人根据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新的计量方法，如最困难的40％的穷人占总收入的比重分析法，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分析法以及从洛伦兹曲线中推导出来的基尼集中比率等研究的结果表明，库兹涅茨益线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不均等之间的关系的测定是比较准确的。目前，中国正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发展时期，因此，这一理论模式适合于我们测定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不均等之间的关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拥有金融资产数量最多的有20％的家庭，拥有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48％。1999年这一比值是55％；2002年这一比值上升到66％。在2002年的调查中，最低收入的家庭有10％，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有10％，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其余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由此可以测算出，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见表9）。
表9 不同职业户主家庭财产差异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从表9中，我们不难看出：教授和科学研究人员分别排在第9位和第19位。也就是说，从事简单技术劳动的个体经营者、银行职员、社会中介人员均排在教授和科学研究人员之前，这种现象在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实属罕见。
以索洛模式、丹尼森-肯德里克模式、罗默模式和卢卡斯模式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他们从生产力增长要素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采用实证的思考方式，注重经济微观及个量的技术分析；采用一般均衡、竞争性均衡、边际分析等思考方式，重点研究技术进步、知识更新和人力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以技术进步作为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占据了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统治地位。1991年10月，在美国东北大学召开的“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有90％以上的论文均带有新古典经济学趋向的观点。仅以罗默模型为例，它的主要思路为：Q[，i]=F（K[，i]，K，X[，i]）
式中：Q[，i-i]企业的产出水平；
F-所有企业的连续可微分生产函数；
K[，i-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
K-所有企业均可应用的一般知识；
x[，i-i]企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追加要素的总和。
罗默模型的本质在于，它将知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式之中，在式中明显地把知识总体分为两个作用不同的部分，一部分为一般知识，它当然应产生一般的规模经济效益；另一部分为专业化知识，它是经过脑力劳动以创造文明或专利的形式，代表着某种革命性作用的知识投入到生产之中，必然使经济产生递增效益。罗默模型十分强调专业化知识、创新性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革命性作用，并且从实证分析出发证明了科技能力不仅可以克服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可望在不扩大外延投入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效益的递增。
更公平的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是建立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键因素。只要那里的收入和财产分配极不公平，那么，那里的较高的GNP增长率就很难转化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教授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排位与时代极不相符。关于科技知识提高人的素质的论述，牛文元先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中文版前言中作了简洁的叙述，可供借鉴。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必须把人的能力建设与人的潜在开发摆在核心位置。人的自然能力属性与人的社会能力属性的综合，具体反映在人的技能与智能的全面发展上。所谓体能，是指一个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所具有的健全体魄；所谓技能，是指一个人在生存与发展中所必须掌握的技术手段；所谓智能，是指一个人在不同领域中的创新与突破能力。一般而言，社会支付的成本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其比值是1∶3∶9。意即如果说要维持一个健全体魄的支付成本为1时，则开发技能的车工那边成本相对为3，一切智能的成本相对为9。从对社会的贡献上去比较，体能、技能和智能之比则为1∶10∶100。就是说，如果具有健壮体能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为1时，具有技能的人其相对贡献是他的10倍，而具有智能的相对贡献则是体能的100倍。上述两例等比级数清晰地提示了人的能力建设在发展中的巨大意义。”因此，我国从事智能职业人员的财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将遇到重重障碍。
综上所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主要课题是：（1）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非均衡性；（2）产业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3）可持续发展中的投入、产出的非均衡性；（4）各地区间人均GDP的非均衡性；（5）各阶层间人均GDP的非均衡性。而这种非均衡发展势必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政府为实现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五大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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