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走向考察（待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0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
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要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入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域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的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注：见严昭柱：《论文学本质多元化的实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注：见山人：《〈坚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
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与文艺》等三篇文章，（注：三文依次见《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3日，《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注：参见：贺敬之《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意见》。《求是》1991年第5,6期，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2,5,6期，《文艺报》1990年4月28日的有关文章。）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
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
“八九”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
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
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
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
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注：见《书外琐谈》，《中华读书报》1997年8月13日6版。）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
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
《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1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有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
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文革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注：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攀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核心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注：见《两代学人的对话与潜对话——〈跨世纪学人文存〉出版笔谈》中樊骏的文字。《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日第7版。）
《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
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注：杜文：《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分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1999年第1期；孟文：《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见《文艺争鸣》1998年第4,5期。）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
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殊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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