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荒诞的游戏及所讽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讽喻论文,荒诞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4-0048-05
一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起死》，解读的人相对地比较少，可能是不大容易把握住它的内涵的缘故。
《起死》讲述的是《庄子》中的一个故事，是一则荒诞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串辛辣而温暖的嘲讽。故事描写庄子“齐生死”的恶作剧以刺世，却并非着意于去表达庄子。
先要了解鲁迅对庄子的认知。鲁迅本不认为庄子是“无是非”的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句话，典出虽在《齐物论》，但它的原义是庄子对那时儒墨纷争，名家诡辩，各执一“是”，以致是非莫辨的状况所作的批评，不是要表达自己的主张。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曾为此作过解释。他说：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①
但后人似乎不愿细加分辨，把这句话当成了庄子的格言，让庄子糊里糊涂地做稳了“无是非”观念者的祖师爷，这实在是他自己未可预料的。这应该是一桩公案，而至今还很少见有专门的讨论。
为什么先要提起这样一桩公案？因为鲁迅在《起死》的描写中，“庄子”是以一个“无是非”观念的人物出现的。鲁迅既知庄子不是“无是非”，笔下却出现了一个“无是非”的“庄子”，岂不有龃龉？这是解读这篇作品时首先要遇到的一个困惑。要解开这个困惑，先要明白这是与所写的文体有关的。《起死》是“小说”，小说是可以借《庄子》书中的故事来自由创作的。鲁迅自己曾戏说过，“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②，他拿“庄子”来跟“今人”开个玩笑，明显地是一种调侃，读者其实不必认真地拿来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人物，而鲁迅在调侃中也无须正经地去臧否庄子。把这一点先弄明白，对于认识《起死》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者至今认为鲁迅作《起死》的用意是在批判庄子，那是不一定确切的。
不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庄子的话，但这句话又早已是中国人通行无阻的“口头禅”。它之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辛酸的幽默话，原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的。鲁迅说过：“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③又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的：‘赵太爷说是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④一般民众是难得去问是与非的。王权之下的一般读书人不敢直面世事，道理也正与此同。所以不但是一般民众，就是读书人也都乐于把这句话据为己有，以为临事时卸责的借口。读书人拿了“庄子”的大名来做挡箭牌，则更是另有卑怯而自私的隐衷。这就是“格言”的原意早被遮蔽了的原因。总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成为格言，既与庄子有关，却也是误读了庄子的话意的。
但鲁迅为什么对此加以追问，且对于知识者有特别的谴责呢？因为知识者是“现代”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应该对庄子有新的认识。尤其是新一代的知识者，他们本应该能够养成鲜明的爱憎和是非判断的能力，能够荡涤旧习，以矫社会之弊，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五四过后，恰恰是社会精神的倒退成为了庄子重新走入现代人生活的原因。由此，当30年代的文坛上再现出一派标榜庄子的气氛时，鲁迅深有感触，也必然会有所针砭的。或者有人会理解为这不过是鲁迅的特别的敏感，因为那时标榜庄子的人，并不一定自觉到自己对庄子的传承，或者他们其实对庄子的思想并无透彻的理解，不过取其一点去发挥罢了，鲁迅的责备是过于苛峻。但鲁迅既深知庄子，又深知自己为何要摆脱庄子，他就有责任去让社会认识“庄子气”。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为智者，他的所感所见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轻视的睿知睿见。
问题在于怎样去表达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解。面对着一种已经社会化的精神现象，怎样去谈论被符号化了的“庄子”？怎样去揭示“庄子气”的可悲而可笑的本质？对本不愿意“明是非”的听众去辨“是非”，鲁迅认为作用是不大的。在“不可理喻”的环境中，正面地讲理论通常是徒费口舌。在这种情形下，运用“小说”的形式，正是比较恰当的。在故事中，可以假装承认了庄子就是“无是非”论的“祖师爷”这样的“事实”，来和自标为有“庄子气”的人物开点玩笑，不失为一种愉快而有效的策略。这是一种“归谬法”的思路，也就是将习以为常的东西滑稽化，使之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荒诞”的存在，以让世人警醒。这是鲁迅以滑稽化的手法来写庄子的动因。而这又决定了《起死》是闹剧性的作品，是嘲讽性的作品：嘲笑了一个滑稽化了的“庄子”，也嘲笑了文坛上拿了庄子来做祖师爷的“无是非”党，嘲笑了一群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以庄子的名义正在退隐的文人。由此可以明白，作品要嘲笑的主要是“无是非”观念和符号化了的“庄子”。如果论者借了小说的描写来研究庄子的真实的思想和行为，说作品反映了鲁迅怎样的庄子观，如何实现了鲁迅对庄子的批判，等等，那其实是自己去惹麻烦的。
这是我们理解《起死》先得弄明白的“是”与“非”，否则附会之说就很难避免了。
二
要之，作品中的“庄子”是虚拟的滑稽化的艺术形象。
鲁迅应用的是《庄子·外篇·至乐》中的一个材料。《至乐》篇中的故事只是庄子杜撰的一个滑稽化的寓言。这个寓言写的是所谓“齐生死”的说教。但只要感受这故事中的谐笑与洒脱，读者就应该明白庄子其实是意在抒愤懑。鲁迅在《半夏小集》中，谈及庄子的死亡观时有一段话说：“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我却没有这样旷达……”⑤则可见，鲁迅也并不以庄子为“齐生死”的理论家。在对待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上，鲁迅甚至是引庄子为同调的。
《起死》将庄子自己杜撰的故事演成为庄子本人的荒诞的行为，只是一个玩笑。在庄子，写自己在梦中与髑髅对话本也就是一个玩笑。世间之读庄子而多误解，是因为不能明白庄子诙谐滑稽、谈言微中的说话方式。读者有时其实是拿庄子的玩笑话当真的；而同样的道理，他们在读《起死》时，也会拿鲁迅的玩笑话当真。对于拿笑话当真话或拿真话当笑话者最好是不说话，鲁迅曾经这样表达过。《故事新编》有些作品似不可解或可以胡解，正是与此类情形有关。鲁迅说过中国人其实不懂幽默，用在读庄子或用在读鲁迅作品的情形上，也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实例。
庄子在这里是赞美死亡。髑髅夜里托梦，教训庄子：“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说：“然。”髑髅于是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对髑髅说，我可以让你复生，你也不愿意么？髑髅说：“吾安能弃南面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⑥读者可以明白庄子是借了髑髅来“扯淡”，原不过是“发牢骚”。但他的话说得有趣，说到了极端，读者就会知道他是另有用意。他是要讥刺像权贵们那样的“活着”，还不如“死”掉的快活。对“死”的赞美显然是对他所指陈的“生”的鄙弃，庄子是以“生”不如“死”去指认“生”的无价值，以子虚乌有的“死后”的自由去表达对个体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而并非要在哲学的层面上去宣扬“齐生死”。认识庄子这样的说话特点，对于认识庄子和鲁迅的作品都是十分重要的。疾言厉色地责备庄子是宣扬“齐生死”，说他是如何的滑头，如何的虚无，就是缺乏了这方面的知会。所以鲁迅演绎了庄子讲述过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在这故事中得到感悟，是正如我们读庄子《至乐》篇时本就应该得到的感悟一样的。我们会与庄子一道去鄙弃那无意义的“生”，去谴责那为了自己的生而无视他人的死的逸乐者。让庄子由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为滑稽化的故事的主人公，是让庄子受点“冤枉”，而使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生动可感。所以，滑稽化的庄子是鲁迅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特定的人物，是一个喜剧性的形象，是一个在“事实”面前善于耍滑头的丑角化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相信可以“齐生死”并企图付诸实践的颟顸可笑的书呆子形象。因此，若单就此篇而论，鲁迅是有点与庄子本人一起来嘲笑社会的意思的。
三
现在单就作品中的描写来论喜剧化了的“庄子”的形象。
先看庄子的打扮：
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
这跟“司命大臣”的装扮是完全一样的：
司命大臣道冠布袍，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手执马鞭，在东方的朦胧中出现。
“庄子”与“司命大臣”都是“道士”的样子。
作品中的这一细节实在很需要读者去琢磨。鲁迅不让庄子穿儒冠儒服，而让他头戴道冠，身穿布袍，可见“庄子”不但是“读书人”，而且是“道教徒”。这一细节让读者想到，在鲁迅的构想中，“庄子”之为文士，精神本质上却是“道士”。这跟道教附会庄子为祖师之一，思路上倒是相合的。然则鲁迅要批判这样的“庄子”，作品的内涵已超越了对“无是非”的文人的批判，而牵涉到了国民性的批判，牵涉到了对“道教根底”问题的追问。这是完全超出了庄子《至乐》篇的题旨的，也是《起死》至为深刻而独到的表达。
如果只看《至乐》，则篇中是写庄子“援髑髅枕而卧”，因而夜半成梦，与髑髅对话。事甚诡谲，极富想像，但没有宗教的色彩。而《起死》中的庄子是装神弄鬼的能手。《起死》三次描写了他祈拜“司命大天尊”的恶作剧：
（放下马鞭，朝着东方，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这一节祷告辞，全是胡诌。中间的语句全是《千字文》和《百家姓》上的韵语（民间道教里的祷告大多有类于此，是谵妄的表达，鲁迅在别的文章中也曾引述过这类可笑的祷告）。道教与老庄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庄子本不可能是道教的祖师，但道教却把他看作祖师之一。这一点正是中国精神界的怪现状，也是认识演为宗教的道教的关键处之一。其道理，则大概和“无是非”论者硬把庄子拉作他们的祖师是一样的。在小说中，“司命”是“微笑”着对庄子说：“你也还是能说不能行，是人而非神……”这句话，我疑心乃是鲁迅对庄子的正面的表达。所以，现在这个完全道教化了的庄子，也完全是作者“微笑”着拿来开玩笑的“庄子”，也是作者在暗中嘲笑将庄子道教化的世间的荒诞和虚妄。
“司命大神”在《至乐》篇中本来是没有的，是作者临时虚构的形象。命名的根据应该就是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民间俗话。可以随便虚构神祗，乃是道教的本领。所以无论道教的神谱中有无此神，鲁迅也是可以把他请出来的。庄子称呼他为“司命大天尊”，“天尊”正是道教神祇中的最高的称谓。而且他是天上的神仙，而非阴间的鬼魅，因为庄子是“面朝东方，拱两手向天”向他祈祷的。在地面，当然还有一批主宰人的生死的鬼物，如城隍判官、阎王爷等等，但“司命大神”不属于这一类。在这位“司命大天尊”面前，“庄子”更是有了道教徒的身份了。这一节，也可以认为作者并不着意于宗教，而只是有点“浪漫主义的想像”。“司命大神”愿意帮助庄子去“起死”，但后来又不搭理他去“复死”，则这位爱耍脾气的大神也不大像一位神。他的出现明显是为了表达对庄子的戏弄。神而有戏弄庄子的意思，则这神到底也是“是人而非神”！所以庄子也是拿他来开玩笑的：“请大神随随便便，通融一点罢。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至此读者须明白，所有这些玩笑所显示的其实都是鲁迅在拿“道教”来开玩笑。在故事中，连“愚人”的“汉子”也是信仰道教的，因为他相信“符袋”！五百年前的“汉子”的时代，社会民众也是道教化的：“……因为孩子们的魂灵，要摄去垫鹿台脚了，真吓得大家鸡飞狗走，赶忙做起符袋来，给孩子们带上……”（这意思，鲁迅在《论照相之类》和《南京民谣》等作品中也曾说过）可知鲁迅在《起死》中不但揭示了“庄子”的精神弊端，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道教的根底。“无是非”论者的“庄子”（当然包括他映照的古的或今的一个群体）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中出现的。
四
回过头来说，《起死》也不是没有表达对庄子本人的见识或批判，至少在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相关的描述。
首先，由“司命大神”说出来的“你也还是能说不能行”这句话，其实是鲁迅对庄子的基本判断。庄子与一般为王所用的士人的区别在于他不愿为王所用。他与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还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其不合作的理由。但他的“牢骚”却不能直接去伤害他的对手；他的话看起来似是洋洋得意，无所顾忌，其实是自我退守，自命清高。这方法很合历代牢骚派人物的胃口，所以庄子是历代明哲保身的知识者最乐于仿效的对象。鲁迅的睿智过人正在于他在这里发现了“庄周的毒”；并且发现他自己也毫无例外地“中了庄周的毒”。当他发现这种“毒”在社会上流行时，也就会有格外的警惕。这种毒素最大的祸害在哪里呢？就在于“能说不能行”，就在于它好像是进攻的而其实是退守的，是退守而摆出抗拒的姿态。这是无益于抗争的。鲁迅说过，猫捉老鼠，猫是不吭声的，吱吱叫的是老鼠。“吱吱叫”是于事无补的。为恶者虽然不喜欢，却并不害怕有人“发牢骚”。而时代需要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的战士”，所以，庄子式的牢骚是值得后来者反思并引为借鉴的。在《起死》中，鲁迅已表达了对庄子这方面的指责，但因为情节的关系，他只是顺笔带过，通过司命大神的口，把这层意思点现出来了。
与这层意思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写出“巡士”眼中的庄子：
“咱们的局长这几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说您老要上楚国发财去了，也许从这里经过的。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读《齐物论》，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真好！”
在“巡士”的话里，庄子虽然是正要“上楚国发财去”，但已经是一位“隐士”，而“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嘲讽已经是不留余地。老子还有走流沙的一幕，算得是一位隐者，庄子被后世派为“隐士”，却是有点糊里糊涂。但是庄子的“以柔退走”的生活姿态以及“油滑”的达意方式，在精神上与“走流沙”的行为并无二致，世间把庄子和老子同视为“隐士”，也是抓住了本质。鲁迅把30年代庄子气很重的人物称为“文坛上的隐士”，所依据的也是这个根由。也就是说，老子和庄子其实都不是后世所标榜的那样的“隐士”，但是他们的退隐精神却正是可以使得他们被认为是隐士的祖宗的。然而后世的“隐士”之标榜庄子，更只是拿了庄子做招牌，变成既是“翩翩一只云中鹤”，又是“飞来飞去宰相衙”⑦的俗物了。作品里的“敝局长”自称“隐士”，而可以稳当“局长”，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这些俗物看来，庄子之要上楚国去，是要“发财去了”，是最合乎逻辑不过的。“带便兼办一点差使”的局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也就见得是合理的了。庄子自然是被后世的隐士们所利用，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点退隐的精神本质和未免于“油滑”的辩才，才会被后世的隐士们所利用。鲁迅在作品中这样嘲笑他，也是叫不得冤枉的！鲁迅是“带便”把庄子的这一面揭露出来，以供后世的“隐士”们做镜子用的。
此外，对庄子的最明白不过的批判，是写出庄子面对“事实”时的尴尬。“汉子”对庄子的批判，其实就是“事实”对“空言”的批判。这方面的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是作品中最为详细而精彩的笔墨。“汉子”不知道“齐生死”的道理，只知道他原是有“衣服，包裹和伞子”，正赶路要去探亲，所以执意要向庄子讨还。庄子的一大套“起死”的大道理，对于这个“愚人”和“粗人”来说，不过是“胡闹”，是“胡说”，是“开玩笑”。那效果，和“局长”之“很爱读您老的文章”是大不同的。“汉子”的话也是寄托了作者对庄子的批判的：
“我不相信你的胡说。”“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
“你还我一个死罢。要不然，我就要你还我的衣服，伞子和包裹，里面是五十二个圜钱，斤半白糖，二斤南枣……”
“不要再胡说了。赔我的衣服！”“你这贼骨头！你这强盗军师！我先剥你的道袍，拿你的马，赔我……”
庄子在这时候的表现则是作者让他自我暴露：他一面说着“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叫人“你不要专想衣服罢”，一面就说：“衣服本来并非我有。不过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这时“汉子”要求的是“你借我一条裤子！”）
这层意思最为显豁，不必多作解释。
要之，《起死》之作，是鲁迅借了庄子故事，旨在表达个人的感想和见解。读者须将作品的内涵看懂，却不必太拘泥于作品的体裁或表达方式。也因此，本文对于与作品相关的枝节问题，反而是略而不论了。
收稿日期：2008-02-22
注释：
①鲁迅：《“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
②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③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7页。
④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⑤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9页。
⑥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4页。
⑦蒋士铨：《临川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