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冷战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3-0040-08
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的过程。这是一个多学科的、复杂的并且比较敏感的历史政治课题。许多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从地缘政治、冷战思维出发，从苏东“铁幕帝国”、“民族利益”的角度，强调苏联的“武力”对东欧的“征服”①。苏东剧变以后，不少俄罗斯学者也步其后尘，并引证了一些最新的档案材料②。近来，我国学术界有一些同行也同情此说③。本文打算以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为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和探讨。
一、两个视角：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冷战时期苏东关系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绝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使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本文主要是从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个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联系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国家民族主义视角
民族主义从其所涉及的地域来看，可划分成国内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跨国家、超地区的泛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的国际表现，是某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国家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它反映了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是民族国家生存的基本方式，因而是一种能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恒常的力量和因素。国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国际关系中所讲的民族主义一般是指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追求是分层次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其次，是经济和发展利益。最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即通常所说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家威望。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更迭，但其建立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民族主义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外交特色和外交风貌。
国家民族主义具有全民性、超阶级、跨党派的特点。在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正当的、合理合法的国家利益，一般称之为“权利”(Right)。如果某个国家既看重自身正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就是比较健康的正当的国家关系。如果越过了这一界线，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别国利益、使别国人民受害和经受痛苦的基础上，争夺所谓国家“权力”(Power)，国家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泥坑。历史上的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现实中的霸权主义、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等等均由此而来。维护自身正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抵御外来侵犯势力，这就属于爱国主义的、民族自卫主义的范畴。可见，国家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带有褒贬性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国家民族主义是恒常存在并起作用的。
（二）国际主义视角
“国际主义”这个术语最先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有关④。“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个著名的论断就集中地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列宁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国际主义思想，他较早地提出和使用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列宁倡导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斯大林以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据，歪曲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极其实用主义地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主义。战后，美苏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主义成为指导这个阵营内国家相互关系的指导思想。
国际主义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具体说来就是冷战时期出现的、指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方针指南。从涵盖的内容来讲，国际主义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国家利益层面上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相互分工和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其次，是国际关系层面上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国际结盟或联盟，制衡或抗衡政治或军事上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第三，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为共同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念、阶级兄弟和同志情谊，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
按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形成国际联盟，一般有三个前提条件，一为面临“共同威胁”，有共同对手；二为凡参加联盟者均能获得利益，即所谓“红利”，包括安全红利、经济红利、权力红利，等等；三为敌对双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大体相当或相差不远⑤。国际政治中大多数表现为这种联盟，如20世纪初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二战中的法西斯轴心集团和反法西斯联盟。国际主义当然具有一般国际联盟的共性和普遍性，即面临共同对手和能够获得“红利”，但国际主义还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性，即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兄弟和同志情谊。北约也有共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但北约是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组成的，与国际主义联盟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20世纪70-80年代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中美结盟对抗苏联，当前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也具有联盟或准联盟的性质和色彩，但都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作为基础。
二、苏东同盟时期的国际主义因素
苏东同盟时期，即国际冷战时期，苏东关系中存在着国际主义因素，并且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苏东进行了真诚的探索和实践，并且不无可圈可点之处。
关于苏东关系中是否存在国际主义因素，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证明，那是不容易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事实的对比中或许可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既不同于阵营出现前的苏东关系，也不同于阵营解体后的俄东关系。阵营出现前，东欧追随西方，在政治上敌视，在经济上封锁，在外交上孤立，在意识形态上攻击苏联。剧变以后的俄罗斯与中东欧，相互冷淡，戒备，东欧竭力倒向西方，入（北）约加（欧）盟，东欧西行，疏俄、反俄有时达到失去理性的地步，这显然也不同于苏东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不同于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1979-1989)，更不同于二战期间的希特勒德国与东欧的关系(1939-1945)，那才真正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苏东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面貌，虽不能说很和谐，但是团结、友爱、互助，是同志式的。华沙条约和经互会这两个国际组织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结盟的明显标志。
虽然战后经济极度困难，苏联仍然做出了很多牺牲，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新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大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帮助对于东欧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并且是当时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那里得不到的。二战使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全部损失合1280亿美元，人均损失达650美元⑥。大量青壮年牺牲，许多集体农庄只剩下一些老幼病残在使用原始的农业工具耕种。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⑦。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给予东欧的支持和帮助涉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遍及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各领域。1946年6月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上承认，对南斯拉夫最实质的援助是从苏联来的，没有苏联就没有新的南斯拉夫⑧。1950年代苏联以提供粮食的方式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农业出现严重危机的影响下，供应有所减少，但仍然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期。1956年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出现了经济困难，苏联对波兰供应的粮食仍保持原有的水平。1980年代初，波兰又出现了危机，苏联向波兰提供了近40亿转账卢布的紧急经济援助，其中包括近30亿美元外汇。1982-1983年苏联又向波兰提供了27亿卢布贷款，以解波兰的燃眉之急⑨。总之，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是苏联领导人最为重视的优先项目，估计每年高达200亿美元⑩。
作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国际组织和劳动分工的组织者，经互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互会各国，除了苏联和民主德国外，其他国家底子薄，基础差，经济技术落后，传统上属于农业国，产品竞争力不强，相互联系少。经互会采取措施实行经济、科技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从整体上提高了，也拉平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其资本主义竞争对手。苏联是经互会的核心和灵魂。
特别明显的是，苏联给予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外交上的有力支持和大力帮助，双方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在国际舞台上保护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二战中的战败国的利益，支持东欧国家进入联合国，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利益，响应东欧国家的倡议，如中欧无核区（波兰倡议）、巴尔干半岛无核区（保加利亚倡议），等等。1947年8月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戈特瓦尔德说：“客观地分析一下国际形势再一次证明，只有同苏联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结盟才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和安全的未来的可靠的保障”(11)。195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文件中谈到：“我国人民同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是我们生活、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12)。
苏联在安全上保卫了东欧国家，事实上承担了保卫东欧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波兰政府曾公开了一批冷战时期华沙条约组织的秘密文件，其中绘制于1979年的一张地图以“7天到达莱茵河”为标题，表明如果遭到北约打击，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将在一周内打到德国和法国的边境。地图上布满了蘑菇云，分为蓝红两色。华沙和布拉格等几个城市标着蓝色蘑菇云，代表北约可能袭击的城市。德国、荷兰、丹麦和比利时则笼罩在红色蘑菇云下，代表苏联核武器将要袭击的目标。德国首都波恩、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其他大城市如科隆、斯图加特、汉堡、慕尼黑等都被列为打击目标，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是重点打击对象。蓝色蘑菇云沿着波兰维斯瓦河连成一线。说明苏联当时预计，北约会迅速阻断苏军的增援路线。红色蘑菇云的面积很大，说明苏军的还击将非常猛烈(13)。勃列日涅夫说过，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华沙条约，苏联人民生活得会更好一些。通过华约，苏联提高了东欧各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使华约成为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相抗衡、维护欧洲稳定与和平的一个积极因素。
苏联也曾提出了一些不仅在当时、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价值的思想。在处理了波兹南事件以后，苏联于1956年10月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14)。《宣言》承认过去苏联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犯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表现出有错必改的态度，声称苏联“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讨论一些措施……消除任何破坏国家主权、破坏经济上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可能性”(15)。对于苏联在东欧国家的驻军问题，苏联表示了商量的态度，强调“任何一个华沙参加国驻扎在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国家的同意”。应当说，《宣言》的许多内容和观点，是正确的，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在当时也是引人注目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称赞“《宣言》是正确的……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16)。
苏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以国际主义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斯大林并没有忘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他本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与苏联一样，东欧也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东欧国家在实践中大多自觉地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把苏联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把苏联的今天看成是自己的明天，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并非虚伪、奉承、夸张或者欺骗，其中也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成分。尤其是在苏东同盟建立的初期，不仅苏联领导人，就是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把自觉维护苏联的领导地位、捍卫苏联的安全和利益看成是国际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国际主义的表现是实实在在的、有目共睹的事实。
总之，在当时国际冷战的格局下，苏东双方在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意识形态诸方面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认同，也包括相互利用，进行了不无成功的合作。冷战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固然是苏美划分势力范围的产物，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划分也是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俄罗斯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强调苏联因素的同时，并不否认东欧本身因素在形成苏东阵营中的重要作用(17)。苏联为东欧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把半个世纪期间的苏东关系骂得一团漆黑，把苏东同盟的建立完全归结于苏联的强制，甚至武力，全盘否定苏东关系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国家民族主义：苏联与东欧的复杂互动
国家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恒常的。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之间的国家民族主义作用是相互的。在苏东阵营中，苏联是最强大的国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东欧是小国、弱国，苏联的实力大于东欧各国实力之和，苏联对东欧的影响大大超过东欧对苏联的影响，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苏联来说，有些错误难以避免，但有些错误本可避免却没有能够避免，有些事情本可处理得更好一些却没有做到，其中，具有历史传统的苏联大国主义，以及作为大国主义集中表现的大党主义是主要原因。
苏联当然有自己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然而，苏联对东欧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传统，把东欧纳入世界冷战体系，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把东欧作为与西方斗争的工具和砝码。苏联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经常表现出一个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利益和意愿的轻视、压制和侵犯。例如输出和维护苏联模式，恩威并施，文武兼济；人为结束了东欧正在实行的、比较符合东欧国情和历史传统、也为西方国家所接受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多党联合执政，消灭资产阶级政党，急速向苏联模式过渡，批判南斯拉夫道路为“右倾民族主义”，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是对苏联模式的破坏，终于不能容忍，直至出兵碾碎“布拉格之春”；粗暴干涉各国内政，惩治和镇压“异端”思想和行为；扶植各国内部“亲苏派”，打击“民族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经互会和华沙条约谋取民族私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苏联同西方阵营进行斗争的工具和砝码；苏对东欧实行沙俄式的控制手法；区别对待，分清亲疏远近，层次分明，分化东欧各国，使其不至于铁板一块，对东欧国家的团结存有戒心。戈尔巴乔夫向东欧输出改革与新思维外交，是苏联国家民族主义和变形的“国际主义”的不成功的结合，导致了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又促成了苏联自身的解体。
反过来，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国民性格，东欧各国领导人的个性因素，经济上的唯利主义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一些东欧国家的投靠、投机，也在苏东关系中发挥了作用。东欧一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也在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利用苏联谋取民族私利。如波兰、匈牙利民族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纪律，南斯拉夫人的尚武和好斗，民主德国人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另外，“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大保加利亚”也是具有历史传统的(18)。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欧的这些民族性格是苏东同盟中的消极因素。
争取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地位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在苏南冲突中，南斯拉夫坚决要把苏南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铁托说：“不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多么爱，但他决不会因此对他自己也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少爱一些”(19)。1964年，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萨拉扬发表文章，歌颂“罗马尼亚军队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同光荣的苏联军队一起奋勇作战”，还特别指出“苏联的贡献居于第二位”(20)。齐奥塞斯库在国际舞台上刻意保持独立自主的英雄形象，以使自己能够与铁托相提并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批判那些攻击波苏友谊的人是不顾波兰的生存，仿佛波兰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岛上，指责他们完全是不现实的，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谴责，因为他们寻求自由权利这样的奢侈品，而不顾波兰的根本利益(21)。继任的波兰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也不加掩饰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权利就是波兰人的幸福与劳动人民的幸福”，把波兰民族利益置于社会主义利益之上(22)。盖莱克下台后还公开承认：“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不断努力为我国争取获得华沙条约第二号国家的地位而工作。当时我认为，从我国人口数量来看，或从所占有的领土面积来看，以及从我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地位等理由来看，这是我国应当享有的”(23)。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认为，凡是对民主德国有利的事情，总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利，从而也就对苏联有利(24)。即便是一贯比较听话的保加利亚，在自己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保加利亚共产党把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民族的事业，也看作是国际主义的事业”(25)。
关于在经互会内部实行经济专门化的设想最先是民主德国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民德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民德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较发达，希望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愿为其他比较落后的盟国所拖累。赫鲁晓夫接受并支持了这种观点，从而导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欠发达国家对苏联的不满和反对。波兰和罗马尼亚不愿把粮食拿到经互会市场上交易，而宁愿卖给西方赚取外汇。波兰从苏联获得便宜的粮食，不是为了满足国内的人民生活之必需，而是用它作饲料用以养猪制成咸肉卖给西方赚取硬通货。赫鲁晓夫恼火地说，我们从土地中得到黄金，而你们（波兰人）从我们的帮助中得到黄金(26)。
东欧有的国家以即将遭到西方侵略为由，要求苏联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要求。乌布利希在1967年4月危言耸听地对勃列日涅夫和哥穆尔卡说，根据东德已掌握的情报，西德正策划在几个月内在边界发动武装进攻，以便把冷战变成热战。这不仅要把民主德国卷进去，而且会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在一定程度上也卷进去(27)。东欧各国经常以国内可能出现政治动乱为由，向苏联索要便宜的能源和经济援助。更有甚者，打西方牌，巧妙地在东西方之间施展外交手段，以西方来牵制苏联，为自己谋利。如波兰盖莱克提出高速发展战略，向西方大借外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东西方集团之间左右逢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是斯拉夫民族，它们也利用这一点来与苏联拉特殊关系，以期争取特殊的好处。哥德瓦尔特就曾向斯大林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保加利亚曾计划将保变成“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一篇宣言中讲：“历史和战争的经验证明，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斯拉夫统一战线才能防止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个基础就是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协议”(28)。
利用最高领导人私人之间“亲密关系”为国家和个人谋取好处。最典型的要数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1971-1974年，他们每年都要一块打猎或度假，并“讨论”国家大事。这一方面有利于他巩固个人权威，另一方面也为保加利亚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比如，70年代欧洲发生能源危机时期，保加利亚照样以便宜的价格从苏联获得石油、煤、金属、木材、棉花，等等。苏联供应的能源和原料大大超过了保加利亚本身的需要。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载着苏联货物的列车到达保加利亚后甚至不用“卸货”，就直接越过边境开往了西方国家。有人作过一个初步统计，仅对苏联石油产品的再出口一项，就使保加利亚获得8亿美元利润。苏联驻保外交人员曾经企图干预和阻止这种“抢劫行为”，但遭到失败，其中一些人还被从保召回，因为他们胆敢反对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两国最高层之间的协议给保加利亚的好处还反映在相互贸易中产品的价格问题上。它保障了保加利亚很多工业产品可获得近300%的利润，而保的一些质量不高的次品也流入了苏联市场。对保农业出口价格的“调整”使苏联每年要补偿保加利亚上亿卢布(29)。由于苏联提供的石油价格只相当于国际市场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东欧各国争抢苏联的石油。有一次，齐奥塞斯库就对一位苏联领导人非常激愤地说：为什么罗马尼亚每年仅仅得到五六百万吨苏联石油，而其他国家却要多获得两三倍。这算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30)
在苏联所犯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中，实事求是地说，东欧很多国家也有份，甚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可以说东欧一些国家是始作俑者。东欧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冲突，历史恩怨，地位争夺，错综复杂，层出不穷。各国之间既有历史的旧账，又有新的国家、民族利益及各国党、党的领袖在苏联集团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之争，动机也较为复杂，或是出于国家民族主义；或是出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或是出于教条主义；或是出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动机。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虽然东欧党有些领导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在思想上同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但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和批判。南斯拉夫与周边社会主义邻国（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31)。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借“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反对铁托分子”之名打击自己党内、政府内的竞争对手，如阿尔巴尼亚以“南斯拉夫的间谍”为名处死了霍查的竞争对手科奇·佐治，拉科西在匈牙利也趁机除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拉伊克。对于1956匈牙利事件的处理，除了阿尔巴尼亚外，赫鲁晓夫征求过所有华约国家的意见，甚至还冒着危险连夜赶往南斯拉夫征求铁托的意见。除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外，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领导人都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以“挽救革命”。一贯以民族主义倾向著称的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与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一起，表示愿以自己国家的军队与苏军联合行动(32)。哥穆尔卡利用匈牙利事件为波兰谋利。11月，当匈牙利的局势已成定局的时候，他率一个波兰代表团来苏联进行谈判，赢得了对方在经济上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民主德国与波兰有矛盾。波兰想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民主德国反对。乌布利希利用苏联去压波兰就范，反对哥穆尔卡的改革，强调“在苏联的领导下”和“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才能繁荣和发展(33)。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利益之争，阿谴责南企图吞并阿，利用苏联、共产党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到赫鲁晓夫改善同南的关系时，阿就骂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妥协，与苏联反目。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发生冲突后，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追随苏联，断绝与阿的经贸往来，降低与阿外交级别(34)。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苏联方面施加了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种种压力，与捷克方面进行了多次接触和谈判。苏在使用政治方法还是军事手段问题上反复犹豫，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35)。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波兰的领导人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对于推动苏联最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小结与思考
过去西方学者研究苏东关系，往往从国家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往往从国际主义视角出发。从国家民族主义视角，往往强调苏东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提倡“自助”、“天助”，得出的结论简单化、庸俗化。从国际主义视角出发，往往只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兄弟情谊，讴歌阶级“互助”，又掩盖了民族、国家利益的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容易简单化和政治化。无论从哪一个单个视角分析，多多少少容易带上冷战思维，失之为“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很难得出全面、完整、科学的结论。在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派别，它们相互批评，门户之见甚深，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如果说国家民族主义比较接近现实主义，那么国际主义就相对接近自由主义。在冷战时期的苏东关系中，既有国家民族主义因素，也有国际主义因素，而绝不是单一因素。它们共存竞争，复杂互动，是冷战时期决定苏东关系的主要因素。两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竞争、冲突，甚至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国家民族主义是恒常存在并起作用的。国际主义因素像空气一样，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苏东阵营出现之初，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争当中，在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如政治、军事、外交等），国际主义表现得比较突出，“东风”与“西风”的分野也是明显的。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在一致情况下一般表现为国际主义，在冲突情况下往往以国家民族主义占上风。只有把国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者结合起来，综合、全面分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才能比较接近史实，得出相对正确的观点。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释：
①如〔美〕凯尔迪什主编：《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美〕J·布朗著：《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1968-1975》，商正、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美〕约翰·多恩伯格：《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楼小燕、柯国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兆、刘振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
②如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РФ，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1995г.〔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著：《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gives the first use in English of "internationalist",in 1864 and of "internationalism",in 1877.
⑤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如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4页。
⑥(11) СССР и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1944-1949гг，Москва，1985.С.66.С.458.
⑦〔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祖武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326页。
⑧〔锡兰〕特加·古纳瓦达纳：《赫鲁晓夫主义》，齐之思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71页。
⑨〔俄〕Е·Т·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139页。
⑩〔俄〕Е·Т·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148页。参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3.ОП.12.Д.1005.Л.1-208.
(12)Решентпников Л.，Смирнова Н.，Советско-Алб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как Это было？Коммунист 1990 №9，с.108.
(13)《公开冷战时期文件：波兰称苏联曾要炸欧洲》，《国际焦点报道》第2961期，第1版。
(14)(15)(16)刘彦顺著：《外交解密档案丛书·波兰十月风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5页，第154-155页，第155页。
(17)Ю.С.Новопашин，Бывшие "Хозяе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Москва，1994г.Мурашко Г.П.，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ос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9г.
(18)Марцуль.Г.С，Опыт СССР в реш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и мир социализма，Минск，1982.С.129。
(19)Phyllis Auty,Tito:A Biography,New York:McGraw-Hill,1970,p.252.
(20)〔美〕罗宾·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7页。
(21)Nicholas Bethell,Gomulka:his Poland and his communis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9,pp.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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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波〕欧文·魏特：《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郭力、苏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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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Ю.С.Новопашин，Бывшие Хозяе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Москва，1994г，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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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页。
(32)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4 №5，С.76.
(33)〔波〕欧文·魏特；《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郭力、苏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34页。
(34)РешентпниковоЛ СмирноваоН.，Советско—Алб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как Это было？Коммунист，1990 №9，С.108.
(35)Пихов.Р.Г，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68г 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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