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税改革影响效应及其情景模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煤炭论文,效应论文,情景论文,资源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7-7588(2015)04-0783-09 修订日期：2015-01-28 1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资源税政策饱受诟病，特别是从量计征的资源税制不能适时反映煤价波动，难以有效调节煤炭资源的级差收入。因此，煤炭资源税制及其调节功能迫切需要完善，并被视为破解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等瓶颈约束的关键[1]。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要加快资源税改革，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事实上，由于我国煤炭价格双轨制的长期并存，煤炭价格波动不能有效地向下游行业传导，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2]。而现阶段我国煤炭市场价格的持续走低，为煤炭资源税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时间窗口，一时之间“清费正税”、“从价计征”等税改政策备受关注。 我国煤炭生产环节中涉煤税费繁杂，特别是现行的资源税费体系的功能定位及其制度设计不合理，在本质上未能体现“庇古税”的理论内涵，严重制约了煤炭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三大功能的发挥[3～6]。事实上，煤炭资源税改革之所以延宕数年而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税改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特别是地方财政严重依赖煤炭税费生存的现状，给税改政策的实施带来极大阻力。为此，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http：//www.gov.cn/zwgk/2013-11/28/content_2536862.htm)中提出，“要对重点产煤省份煤炭行业收费情况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切实减轻煤炭企业负担。在清理整顿涉煤收费基金的同时，加快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而从煤炭价格构成来看，国外多是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形成，且其价格体系中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居于主要地位[7～9]。相比之下，我国煤炭价格体系中安全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的比重较小，而中转运销成本及其相关税费占比较大，煤炭价格构成不尽合理[10]。且与国外从价计征方式相比，国内煤炭资源税收的从量计征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此，国内诸多学者分析了煤炭资源价值构成及其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从价计征对于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11～14]。 由于煤炭是我国基础性能源，其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影响较大，而煤炭资源税直接影响煤炭价格。诸多学者基于这一认识，对煤炭资源税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外对于资源税-价关系的研究，最早是以资源最优开采问题为研究背景[15～17]。其后，诸多学者分析了资源税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认为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定额消费税，从价计征方案可带来更大福利[18，19]。资源税计征形式、税率级差等问题也受到国内学界与业界的普遍关注，特别在资源税计征形式问题上，当前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从价税、从量税或复合税的选择[20]。总体来看，从价计征的观点占主流地位，且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水平与税率级差应以矿产资源价值为基础[21]。 从研究方法来看，投入产出与CGE模型等方法的应用最为广泛。如解洪涛等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分析了资源税改革的价格效应，认为其税率调整对下游产业的冲击作用极为有限，资源税改革应根据“功能优化、有利监管”的原则，整合、归并税费，并实行差别化税率[22]。郭菊娥等采用CGE模型测算了煤炭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适度提升税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且有利于减少环境的负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单位GDP煤耗[23]。而就研究结果而言，多数学者倾向于从价计征的资源税税收形式，认为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可以有效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同时也能够促进资源节约，增加社会福利[3，6，20]。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针对资源税影响效应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其共识性观点认为从量计税方式难以实时反映资源价格及其资源价值，且相关涉煤不合理收费过多，有必要通过“清费正税”等手段平衡好各方利益诉求。而相关的定量研究中，多数学者未能对资源税税率设置等关键问题深入分析，未能厘清资源税价联动及其传导路径，且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的量化研究也较少。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基于成本推动型价格传导机制的假设，借鉴复杂网络模型对不同税率水平下的税价联动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情景模拟。 2 研究方法 复杂网络理论主要借助图论和统计物理方法，研究网络的各种拓扑结构及性质、网络的演变规则及网络动力行为[24]。由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各部门之间的价格传导系统视为一个由多个节点构成的复杂网络[25]。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以各产业为网络节点，以产业间的价格传导关系为连边，建立产业层面的价格传导网络；其次，从产业间的投入产出系数、产业供需率和产业利润率等因素研究网络演化规则，建立价格传导的复杂网络演化模型，并模拟煤炭资源税改革对相关产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价格传导机理及建模假设 价格传导是以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为基础，研究经济系统中各产业之间的价格传导作用。一般而言，由于经济系统中各部门投入产出的相关性，由此构成了价格传导的关联网络，具体表现为传导网络上各产业节点的系列衔接性。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变动，都会通过成本推动或需求拉动向其他环节传导，并最终反映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的变化(图1)。价格传导通常包含两个阶段：一是商品价格的生成过程，这一阶段主要受市场供需关系、商品利润水平以及税收政策因素的影响；二是商品价格的传导过程，主要体现为上游产业的产品作为下游产业的生产要素，导致下游产业生产成本受上游产业产品销售价格的波动而变化。其本质上是通过关联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价格的非均衡状态与均衡状态的不断过渡，表现为某一产品价格变化而引起其他产品价格结构的变动的过程。
图1 价格传导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Figure 1 Factors of price conduction and its mechanism 针对煤炭资源税而言，税率调整通过影响煤炭生产成本间接作用于煤炭价格，进而通过价格传导影响各产业及宏观经济运行。本文认为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价格传导主要是基于要素成本的价格传导，并基于两个前提假定：一是分析成本推动下价格传导作用时不考虑市场供需对价格的影响；二是不考虑时间滞后的影响，成本因素对价格传导的影响作用是一种完全传导和顺畅传导。为反映煤炭税价联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选择完全消耗系数来反映成本推动下的价格传导过程，这一指标不仅可以表现出成本因素在各个产业间的流转，而且可以反映成本对价格变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2.2 价格传导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 由于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存在方向性问题，各产业的价格传导具有方向和数量的差异，价格传导网络可认为是一个有向加权网络。据此，根据各产业节点的价格指数以及节点间传导的非线性关系可确定价格传导网络拓扑结构：
本文以边权值表示节点间的相互影响强度，以完全消耗系数反映成本因素的影响。由于价格传导网络系统一定程度上存有变异，因此还需考察价格传导系数
以反映价格传导的变异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第t期上游产业i的价格波动带来的下游产业j的价格变动情况，其绝对值用于衡量上游产业价格对下游价格的影响大小；
分别为t时刻第i、j产业的价格指数。 价格传导网络模型中通常以边权值衡量网络节点之间相互影响的强度。一般认为，生产成本、市场供需以及产业利润率是影响价格传导的重要因素[25]。本文以投入产出表中的各部门的中间使用量和最终使用量之和表示该产品的市场总需求量，以各部门的总产出表示产品的市场总供给量。对于下游产业利润率的考虑，通常认为下游产业的利润率决定了成本上升带动下游产品价格变动的方向和程度。本文以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合计与总投入之比作为产业利润率指标。由于利润率越高，上游价格变动向下游的传导越小，两者之间成反方向变化，故本文以
反映下游产业利润率水平对价格传导的影响。若以
表示在t时刻下游产业j对上游产业i的完全消耗系数，以
分别表示t时刻下游产业j的利润率、总需求和总供给，则价格传导网络的边权可表示如下：
据此可知，影响煤炭价格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成本、供需、产业利润率、产业结构等因素。 2.3 价格传导复杂网络的特征度量 根据复杂网络拓扑结构，为研究价格传导系统的演化规律和动力行为，本文对价格传导系统的网络结构和经济特征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价格波动性指标、价格传导性指标以及网络结构性指标等，其中网络结构指标仅考察点强度、单位权和边权差异性三个指标，用以搜寻价格传导的关键路径。 (1)价格波动性指标。为分析上游产业外生价格冲击对下游行业价格的影响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首先以各产业点权变动来反映产业价格波动(
分别代表不同时刻的产业i的点权)；其次以边权变化量反映产业间的价格传导关系，即
分别表示不同时刻的产业i对产业j的边权。 (2)价格传导性指标。首先以边权
表示价格传导强度，指一个产业的价格变化量向下游产业价格的传导量，表明该产业价格变动对下游产业的作用强度；其次，以点权
表征价格传导能力，即一个产业的价格变化总量，反映了该产业在价格传导中的总影响力。 (3)网络结构性指标。为衡量价格传导网络系统的行为特征，本文重点分析点强度、单位权和边权差异性三个统计指标： ①点强度。在价格传导网络中通常将点强度定义为
，若边权与网络的拓扑结构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时，点强度一般为
或β=1，但A≠〈w〉，或β≠1。 ②单位权。为考察顶点的连接和权重情况，本文在点权的基础上引入单位权，将其定义为
，表示顶点连接的平均权重，因选择76个产业部门，因此节点度
=76。 ③边权分布的差异性。定义
用以衡量顶点所连接的边权分布差异性。据此可知，若边权分布离散程度小，
；若边权分布离散程度大，X(k)≈1。 2.4 价格传导复杂网络的演化模型 价格传导网络是一个有向加权网络，这也决定了网络主体间的有向连接关系，且不同节点存在异质性、各个节点的边权存在差异。由此可定义各节点之间的边权关系是固定的，但边权值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制定如下价格传导网络的演化规则： 步骤1：假定网络初始状态包含76个无连接的节点，且所有边权值为0，点权为模拟初始状态。
步骤3：见公式(4)的边权定义，价格变化Δp根据各节点的边权值，向存在连边的其它产业进行价格传导，形成新的点权和边权。 步骤4：重复上述步骤2～步骤4，直到指定的时间步为止。 根据上述演化规则，根据近似平均场理论可以得到边权随时间演化的动力学方程如下：
基于价格传导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其演化规则，本文结合实际数据演化生成价格传导网络，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以Matlab工具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影响效应进行情景模拟分析。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根据模型可知，构建价格传导网络模型的关键，在于产业节点的确定及其边权的测度。其中，网络节点代表各产业部门，而其边权又受成本、供需、利润和价格传导变异等因素的影响，对应的指标分别为市场供需比、利润率、完全消耗系数和价格传导变异系数。前两者可从投入产出表直接取得，完全消耗系数是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各产业的投入量计算得出，而价格传导变异系数则根据各产业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出。因此，产业部门划分、完全消耗系数及其价格指数的处理至关重要。 (1)产业部门的划分。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根据价格传导复杂网络模型的数据要求与研究需要，同时借鉴杨彤等的做法[25]，将投入产出表中135个产业进行相应的拆分或整合，最终整理为76个部门。 (2)完全消耗系数。在产业调整的基础上本文构建76个产业的投入产出表，进而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然后计算完全消耗系数。以
为直接消耗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为投入产出表中每个单元格的价值量；Y为该单元格所在列的总投入量，可以得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 利用公式
求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其中I为76×76的单位矩阵。 (3)价格指数。价格传导变异系数是基于各产业价格指数的变动水平计算得出，而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商品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统计指标，通常以报告期与基准期相对比的相对数值来表示。本文通过梳理200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价年鉴》和修正后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得到2007-2011年我国76部门的实际价格指数[26，27]。 4 模型检验与情景模拟 4.1 模型检验与分析 4.1.1 模型适应性检验 基于价格传导网络的拓扑结构和演化模型，对我国2007-2011年76个产业的价格传导过程进行模拟，并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检验模型的适用性。运用皮氏积矩相关系数对价格传导网络进行检验，公式如下：
式中X和Y分别为价格指数变动的模拟结果和实际数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各年相关度均大于0.85，各年价格指数的模拟数据与实际情况拟合较好。这说明价格传导网络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我国现实中的价格传导，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4.1.2 煤炭价格传导关键路径识别 由于价格传导网络是有向加权网络，任意两节点的连边都具有不同的方向和权重。由此可知，不同产业间的价格传导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的价格传导强度，即上游产业边权中出权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上游产业的价格在下游产业价格变动中所占的比例，即对应的下游产业入权的大小。因此，构建关键传导路径的搜寻模型必须兼顾这两方面的影响。 为分析煤炭价格传导的关键路径，本文将煤炭产业对其它产业的边权之和进行排序，选择最大的边作为关键路径，对应的产业就是关键路径上的产业；再以该产业为出发点，搜寻该产业的边权之和中的最大值，其对应的产业就是关键路径上的产业。每个节点向下游传导时，如果所选择的下游节点已经被选择为关键路径，则选择第二大的边权作为关键路径，依次类推。按照这一规则，本文确定了煤炭价格传导关键路径的前20个产业(表2)。确定该关键路径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作为价格传导效应的重点观测指标，煤炭价格调整后，迅速定位需要重点监测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关键路径中的上游产业；二是有针对性地通过政策引导或规制使价格传导中的部分路径传导强度得到弱化或强化，以稳定物价水平，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总体来看，煤炭价格波动将直接导致冶金、石化、电力、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 4.2 煤炭资源税情景模拟分析 4.2.1 情景设定 目前我国煤炭资源税为从量计征形式，这一形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府税收收入总量，但也存在很大的弊端。本文根据清费正税的政策取向，对煤炭资源税采用从价计征形式设定了不同的情景，以求反映不同税率水平下，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对下游产业的价格传导效应。根据山西省财政厅的测算，在全面取缔涉煤收费的前提下，要保证地方政府的现有收益水平，煤炭资源税税率可定为7.4％。若煤炭资源税税率低于这个界限，地方政府收益将减小，煤企盈利空间加大；若煤炭资源税税率超过这个界限，煤炭企业负担将加大，为维持其现有收益，煤炭企业则会提高煤炭价格以弥补税率变动的影响。据此，本文考虑在保证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现有收益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不同税率对煤炭价格、电力价格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煤炭资源税税率设定见表3所示。 4.2.2 情景模拟结果 本文根据“从价计征”形式设定了不同的政策情景，并基于价格传导复杂网络模型，分析不同资源税政策对煤炭价格及其下游核心产业价格波动的影响(表2)。 4.2.3 情景分析与比较 综合考虑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现有收益水平，本文假定6％、7％、8％、10％四档税率，通过预测各产业点权的变化，考察不同税率对煤炭价格、电力价格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根据参数设定可知，四种税率水平下煤炭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1.4％、-0.4％、0.6％、2.6％。在其他产业价格不变条件下，利用价格传导网络及其演化规则，生成新的价格传导系统，并将其与原价格传导网络中各产业点权及其价格水平进行比较。
从仿真结果来看，资源税调整对煤炭行业自身的影响最大，四种情景下煤炭产业点权值变动幅度分别为-5.405、-2.782、1.272、1.830(图2)。根据前文可知，各产业的点权值反映了该产业在价格传导系统中的总影响力。根据模拟结果可知，煤炭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总体上是随着其价格波动而呈同向变化。
图2 煤炭价格传导关键产业点权变动幅度 Figure 2 Point right value changes of coal price transmission key industries
图3 煤炭价格传导核心产业价格变动幅度 Figure3 Price changes of key industries for coal price transmission 而电力行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并不随着煤炭价格波动呈规律性变化，四种情景下电力行业的点权变动幅度分别为-2.302、-2.498、-1.805、-3.103。其中，尤以A4情景下电力行业点权值的变动最为显著。分析可知，由于煤炭资源税税率的提高，煤炭价格上涨，电力部门明显处于电煤市场交易的弱势地位，相应的入权值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作为下游的电力行业由于受到宏观政策的价格管制，其对各行业的出权值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动，两者综合作用下，使得电力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总体影响力显著降低。 就各行业价格指数的变化来看(图3)，不同税率情景下煤炭资源税改革对各个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且整体上来看资源税率的变动与各行业价格水平呈同向关系。以煤、电行业为例，对应6％、7％、8％、10％四档煤炭资源税税率水平，煤炭行业价格指数变动幅度分别为-7.510、-3.857、3.245、8.511，相应的电力行业价格水平分别为-0.663、-0.497、0.504、0.892，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电力行业。对于其他产业而言，由于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对各行业传导强度有所不同，不同税率情景下各行业价格水平变动有较大差异。 根据表3煤炭价格核心传导产业价格变动幅度仿真结果来看，随着煤炭资源税税率的提高，煤炭价格指数随之上涨，这些产业成为点权最高的产业群，但是各产业的增幅大小并不相同。价格传导系统的其他边缘产业虽然也受到煤炭资源税改革的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相应于电煤价格而言，煤炭资源税改革必将直接影响煤炭价格，而后向电力等关联产业进行传导。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情景差异。对应6％、7％、8％、10％四档税率，CPI的变动幅度分别为0.084、0.920、1.383、2.173。可以认为，CPI变动随着煤炭资源税率的提高而增长，两者呈同向变化。分析可知，由于煤炭资源税的影响，导致煤炭价格波动，进而通过其产业传导作用带动其他产业价格水平的下滑或上涨，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总体来看，煤炭价格指数在不同的税率情景下变动幅度有所差异，关键传导产业的点权权重与价格水平及其增幅有所差异。即不同的资源税税率会对煤炭价格产生不同的影响，且对各关联产业以及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相比之下，其他价格传导边缘产业虽也受到煤炭价格指数变动的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成本推动型价格传导的理论假设，建立了价格传导复杂网络模型，通过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情景模拟，定量刻画了不同情景下资源税改革对煤炭产业以及其他各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影响，结论显示： (1)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对煤炭行业自身的影响显著大于电力行业，其根源在于煤炭资源税税率提高将导致煤价上涨，而电力行业因受宏观政策的价格管制，使得电力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总体影响力显著降低。 (2)不同税率情景下，煤炭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总体上是随其价格波动而呈同向变化，而电力行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并不随着煤炭价格波动呈规律性变化。 (3)煤炭资源税税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情景差异，CPI变动随着煤炭资源税率的提高而增长，两者呈同向影响关系。 (4)煤炭资源税计征形式及其税率水平将影响煤炭价格波动，进而通过其产业传导作用，带动其他产业价格水平的调整，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 5.2 政策建议 结合当前国内煤电价格形成机制，未来政策取向应以煤炭资源税改革为手段，完善煤炭市场化定价机制，理顺煤炭资源税、价关系。具体建议如下。 (1)改革煤炭资源税计征形式，逐步推进从价税改革试点。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应抓住当前煤炭价格下滑的时间窗口，通过清费正税等手段推进从价税改革试点工作。为保障税改政策的顺利实施，一方面可在保障地方政府现有收益的水平上实施渐进式变革，在晋、陕、蒙、新等主要产煤地区进行试点；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考虑煤炭企业经营形势及其承受能力，同时也要对无力消化从价税提高而导致生产成本的部分煤炭企业形成“倒逼”机制，进而淘汰落后产能。 (2)兼顾地方政府与煤企利益，合理设定差异化资源税率。基于两者利益平衡的考虑，为保障当前我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顺利推进，避免地方政府的财税反弹，减小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煤炭资源税税率的设定应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煤炭资源等级的差异，保留细分税目税率的差别化，体现级差调节作用。而在当前煤价持续下滑的资源税改初期，地方政府应放权让利于煤炭企业，特别是在清费正税尚未到位的情况下税率水平可适度降低。 (3)健全煤炭价格传导机制，疏导煤炭税价联动的传导路径。基于前文分析可知，煤炭资源税改革通过影响煤炭价格而间接作用于电力等下游相关产业，而电力企业由于长期电价管制无法向下游产业转移成本压力，导致“煤电冲突”激化。因此，我国在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的同时，应抓住电煤供应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与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资源税价联动改革的调节杠杆，形成煤炭企业与关联产业和最终消费者共同分担的税收成本匹配机制，避免税收成本过度向煤炭、电力等上游产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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