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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是战争机器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曾经肆虐为灾难性的恶魔，这就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一连串残酷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是人类在理性的控制下，自觉地将已经走上军事轨道的科学技术转向和平利用，这就形成了一项铸剑为犁的旷古伟业——军转民。
科学技术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结果，说明它既可能是毁灭力，也可能是创造力，在将毁灭力转化为创造力的过程中，中国的经验之所以特别引入注目，是因为它不但在理论上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的军民结合思想，为冷战后时代的到来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导向，而且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从而庄严地宣告了军民分割历史的永恒终结。
1 历史的转折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大规模的军转民工作开始于1979年，这是中国决策层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先声夺人的战略性反应的结果。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艰苦建设，到70年代末，已形成一个功能齐全、设施配套、布局合理、队伍庞大的相对独立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增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对于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安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都曾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历史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新变化：
从国际形势来说，随着70年代以来军备控制代替军备竞赛、对话代替对抗的历史性潮流的形成，表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避免。
从国内形势来说，由于1978年之后，中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往处于战时体制的国防建设相应确立了服从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新的指导方针。
这样一来，我们庞大的国防科技工业便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生存矛盾；即一方面，随着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三线建设的完成，军工生产能力成倍增长；另一方面是军品订货急剧下降，在生产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为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制订了“军民结合”的方针。
按照军民结合方针的要求，军转民就是要对国防资源进行和平开发，实质上是对国防系统的生产要素进行分解和重组，力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资资源商品化，设备资源弹性化，技术资源产业化，人力资源通用化和市场资源多元化。
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由于过去国防系统的过量积累，既造成了设备、技术、人才的孤立优势，也导致了国防物资用品的严重积压与市场的封闭，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时期国家的战略要求，也不利于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自身的发展。于是，如何挖掘设备、技术、人才的潜力，使之由单纯服务于国防建设，转向同时也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开拓国际国内的民品市场，形成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便成了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1979年开始，中国庞大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应变新形势的结果，终于汇成了世界现代史上蔚为壮观的军转民洪流。十几年来，军转民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⑴被迫推向市场阶段
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从1979年起，国防军工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致使许多军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停缓建的三线军工企业陷入了停产、半停产的困境。为了渡过难关，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军工企业被迫走上军转民道路。这个阶段军转民的特点是漫天撒网，缺乏远见，盲目性很大。一方面不少企业把军转民只看作是解决眼前困难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都把眼光盯在当时的一些紧俏商品上，争上自行车、电风扇、缝纫机等产品。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上的产品大都是低档大路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上得快，下得也快。到1982年，军转民工作仍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⑵纳入国家计划阶段
从1983年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对军工企业的民品开发进行了规划。国务院还召开了专题研究我国军转民问题的常务会议，指出军工企业搞民品生产、技术转让，不是为了找饭吃，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方针。198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整了军工管理体制，为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纳入国家统筹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解决了国防科技工业在上层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军民分离的弊端。1990年，中国的军转民又从局部的行业性方针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次。在这个阶段，广大军工企业普遍扭转了单纯依靠军品的思想，提高了军转民的自觉性。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轨道，而军工企业通过大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也避免了与民争饭吃的现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2 卓越的成就
十五年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在完成军品科研、试验、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努力发展民品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
⑴军工企业的产品结构和军工行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军用电子工业、船舶工业一开始就亦军亦民，后经调整，已基本实现军民结合的产品结构。1992年全国彩电产量1200万台，军工电子企业生产的约占30%。船舶工业以船为本，船舶出口已占造船产量40%以上，造船、修船、非船舶产品的构成比例为60%、10%和30%。核工业多种经营，民品品种已有1300多种。航空工业积极从事民用飞机的研制，军品、航空产品、非航空产品的大体比例是28%、8%、64%。 兵器工业的“机械、光电、化工三大系列，车辆为主”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民品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9%上升到1992 年的68.8%。航天工业的卫星和火箭发射广泛应用于通讯广播、气象服务、资源勘探等领域，对外商业服务也有所突破，民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70%。
与军工企业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所有军工企业都有自己的民品生产；其次是目前已有50～60%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民品，预计“八五”技术改造完成后，80%以上的军企业将有1～2个支柱民品；第三是开拓了一批高新技术新产业，如核电，民航飞机制造，民用航天，商用计算机等。从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和生产要素的集聚模式和规模来看，军工行业的产业组织已形成开放型的军民界限模糊的模式，这对繁荣我国市场经济、增加市场有效供给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⑵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大转变
军转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伴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从思想观念，经营机制，产品开发到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必然要经历重大转变。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军工企业习惯于生产任务靠上级下达，经费靠国家拨给，产品靠军队采用，原材料靠国家供应，形成依赖、等待思想，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和竞争意识。这样的企业适应性差，发展缺少活力。开展军转民以来，中国政府首先要求军工部门和军工企业改变思想观念，同时引导他们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军工企业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军品能力调整方案，在保军的前提下对军品、民品进行统筹规划，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制定民品发展计划，大胆改革，全面更新了思想观念：首先是破除军工封闭思想，树立面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开放经营的观念。二是破除单纯依靠指定性计划，专吃军工饭的等靠要思想，树立市场观念。三是破除因军品任务减少而产生的消极被动思想，树立二次创业的观念。正是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了军工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⑶推动改革深入发展，从宏观和微观上建立了两个良性循环
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过去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基本上是封闭的，不符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实行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推动军工企业进入市场，增强活力，摆脱困境，提高效益，在宏观上实现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微观上实现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的良性循环，这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军民结合方针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营管理，运行机制，产品结构，组织机构，劳动分配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军工的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得到了较好发挥。特别是一批大型军工企业，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调整组织结构，走上了联合开发、组建集团的道路，围绕名优产品多层次、多方位地发展了多种形式的联合协作。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55个试点企业集团名单中，军工有嘉陵集团，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南方动力机械集团，上海航空工业集团，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贵州航天工业集团，湖北航天工业集团等7个。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国防工业系统约有40～50%的企业已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横向联合。这种横向联合既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军工系统两个良性循环的实现。
⑷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军转民工作离不开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早在1979年国家提出建立深圳特区伊始，国防工业部门就组织了一批军工企业和资金前去进行军转民的开发，成为开创特区建设的骨干力量。十几年来，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在深圳、珠海、厦门等沿海开放地区建立了1000多个军转民商业企业，近几年又在青岛、烟台等地开辟了军转民科技工业园区。在军工企业较集中的一些内地省市，政府部门均将军转民纳入了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利用军工技术优势，发展地方经济和科技，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四川省绵阳市提出“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口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河南省在双湖开发区建设军工城，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实践证明，凡是地方领导重视，将国防科技工业的民品生产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以及军工部门主要依靠地方，重大问题能及时同地方政府通报商量的，军民结合都搞得比较好。
⑸推动了整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随着军转民事业的深入，国防高科技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高水平，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得到有力开发。如核幅射技术已广泛用于培育粮棉油作物新品种，大大提高了产量。卫星技术已用于国土普查、地质调查、石油勘探、环境监测等，尤其是通信卫星使电视、广播、通讯实现了对全国的覆盖。军工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促进和先导作用。据统计，八五军转民研制生产计划安排的项目中，扩大出口、替代进口和国家急需的生产装备等高新技术产品达80%以上，其中有相当一批产品达到国际上80年代中后期水平。而且，军工技术转民用一直是我国技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中国首届军工技术转民用交易会在杭州举行，各军工部门共提供7000多项适用技术，交易额达几亿元。这是国防科技第一次面向社会，面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技术交易活动，也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市场实践，引起了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广泛重视。此后又在北京、深圳、宁波等地举办了军转民技术交易会。这些技术交易活动促进了技术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进而也推动了整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⑹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各个国家都在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世界经济循环，作为国家经济组成部分之一的军事工业也不例外。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中国军转民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并已取得初步成效。首先是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改造军工企业，使之转产民品。如电子工业引进日本的摩托车、汽车生产技术和设备，引进德国空气冷却发动机生产技术等；其次是为外国公司加工产品，如航空工业为美国麦道公司生产机头，组装麦道飞机，为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加工尾翼等；第三是靠自己的设备和技术打入国际市场，如为美国、澳大利亚发射民用卫星等；第四是与外国公司合资在中国或国外办联合企业；第五是和外国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开发高新科学技术产品；第六是中外联合在中国或外国培训军工企业管理人员。这一系列国际合作有力地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为中国军转民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目前，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已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共计引进外资达50多亿美元。
3 困境与出路
中国军转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也依然存在不少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主要有：
⑴地理原因 由于一些军工企业偏居山沟，交通不便，严重地影响到军转民产品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⑵技术原因 不少军工企业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技术设备未能及时得到更新，人员的知识结构趋于老化，早先的技术优势已逐步丧失。
⑶体制原因 由于军工企业既生产军品，又生产民品，因而出现了两种体制，即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两种体制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相适应的一面可以引导两种体制互相取长补短，相矛盾的一面则导致轻经济效益以及人才队伍流失等诸多弊端。
⑷政策原因 首先是军工企业的产权不明确。其次是拨改贷之后，军工企业的贷款包袱沉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军品生产仍沿袭计划定价，比较普遍地造成了企业的政策性亏损。
⑸观念原因 军工企业中还有一部分人，包括管理部门中的一些人，依然留恋旧体制，思想不解放，看不到世界大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内涵，这种因循守旧的观念在军转民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短期行为，缺乏长远眼光。
扭转部分企业军转民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而改革的方向首先是集中在思想观念上、管理体制上与经营机制上。
就思想观念而言，我国军工部门和企业必须彻底打破传统的“等靠要”的思维模式，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的观念意识，这就是：
⑴战略意识 早在1990年，我国的军转民就从局部的行业性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军转民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措施，而是国家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可以说，只要国家还存在，军事技术还未彻底消亡，那么，不同水平、层次、作法上的军转民就会依然存在。军工企业必须围绕此点对军转民进行定位。
⑵自主意识 随着传统的计划体制被打破，政府与企业的直接隶属关系被淡化，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作为社会经济行为的基本单元，其产品项目的研制、开发、选型定产都应该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而不应受制于任何外来的行政干扰。
⑶竞争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企业造就了优胜劣汰的挑战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物竞天择是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只有经常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与竞争状态，苦练内功，激发企业活力，才能不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⑷市场意识 企业是一个动态的物流转换点，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的结果，是生产出产品。产品的出口是市场。如果出口受阻，也就是市场占有率过小，就会造成梗塞现象，导致大进小出的危机，这种危机将陷任何一个企业于灭顶之灾。因此，我国军工企业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十二分的热情，予市场问题以足够的重视。
就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的改革而言，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军工企业与全国其它国营企业一样，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企业内部应有的积极性和热情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我国政府已作出转变政府机构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决定，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就是要走公司化的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产权明晰、责权清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我国军工企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股份制，它涉及到对企业资产的界定与分割。我国军工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是全国人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含辛茹苦才逐渐积聚起来的国有资产。确保这部分资产的保值和升值，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每一位员工都负有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从资源的运动、流通和交换过程来看，资产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只有在流通、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资产要流通和交换，就必须变换形态进行分割。因为价值几千万几亿元的整块的实物形态的资产，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交换是很困难的，只有把它变成货币形态，分割成不大的一些份额，也就是股份，才可以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交换。这就是股份制的实质，也就是通常所谓企业转换机制的根本问题所在。
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涉及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尽管股份制本身并非十全十美，特别是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极需重视的问题。但是，国内外经济的实践表明，股份制毕竟是一种比较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我国军工企业应该结合股份制改造，深入推进各项改革，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克服困难，求得进步和发展。
4 走向第三次创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我国军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是军工企业的第一次创业，即创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时期，1979年以后开展的大规模军转民，为军工企业进行第二次创业的标志，那么，以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目前我国军工企业已开始进入第三次创业时期。
⑴从体制来看 军工企业在第一次创业时期，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到第二次创业时期，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并举的混合型经济。在第三次创业时期，军品生产仍将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民品生产的国家计划色彩将逐步消失，市场需求成为企业从事军转民生产的主要导向。也就是说，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将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进行调节，企业本身也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受汰劣存优的严峻考验。
⑵从经营对象来看 军工企业在第一次创业时期经营的是产品。第二次创业时期，经营的是商品。企业被推向市场，民品生产主要靠市场调节，军品也按合同制生产，但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发生变动。第三次创业时期，经营的是企业。随着公司法的实施，企业不但将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而且从整体上将成为被经营的对象。
⑶从结构来看 军工企业经过第一次创业，技术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生产土枪土炮的简陋设备过渡到了能生产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技术手段。经过第二次创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次创业则将使企业的资产结构发生裂变。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军工企业将按纯军品、纯民品、军民品结合三类进行结构调整，产权发生变化，分别逐步按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改组，以往国家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将被打破，代之而起的将是国有、民有、外资拥有的多元化。
⑷从发展形式来看 军工企业在第一次创业时期，实现的是扶持式发展，即国家扶持什么，就发展什么。在第二次创业时期，实现的是滚动式发展，企业遵循市场经济和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产品选型，靠向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进行转产民品的开发和生产，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去寻求和开拓市场。这种发展的特点是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在第三次创业时期，将实现跳跃式发展。企业通过行业协作，以及横向联合，将迅速走向集团化、国际化。这是发展道路上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将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⑸从依靠力量来看 军工企业在第一次创业时期，依靠的是行政力量，即完全依靠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进行拓展、扩张。在第二次创业时期，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即主要依靠改革管理体制，改善运行机制，激发内部活力，参与市场竞争。在第三次创业时期，主要依靠的将是外部的经济力量。因为毫无疑问，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势必力不从心，难以再创新高度，再上新台阶。特别是企业要实现跳跃式发展，更不能不借助外界的力量。企业实行股份制以扩大融资领域，即是借助外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⑹从目标来看 军工企业在第一次创业时期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以增强国家的防务能力。在第二次创业时期，目标是要解决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谋求已经形成配套体系的军工企业的继续生存问题。在第三次创业时期，目标是要在保持必要的军品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军工企业的发展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要全面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宏观和微观的两个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
以上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首先是改革的深入发展，导致了企业体制的变更，使企业本身成为被经营的对象，进而才有企业资产结构的变化。而正是由于企业资产构成的变化，为借助外力提供了可能，进而才有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所以说，改革乃是军工企业走向第三次创业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