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故事论文,个性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存在和发现
承故事是广大人民群众创作和传承的语言艺术，它在人民口头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传承者的加工琢磨而日臻完美。但是，当我们具体考察故事传承情况的时候，又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讲故事，有些人只是喜爱它，作听众的时候多，作传播者的时候少；有些人则很有讲述的才能，在故事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民间故事讲述家”（简称“民间故事家”）作为口承故事重要传承者的称号，是最近一个时期才流行开来的，但在人民中却从来就存在着讲故事的能手。在原始时代和阶级社会初期，神话和当时的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很多重要神话都是在宗教或其他民俗仪式中讲唱，因而巫师、酋长、长老一类人物在神话的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的调查，在近世一些落后的部落中，“故事虽非绝对秘密，但只有几个人才有权讲述”，它被教士、酋长等的小集团守护着（波亚士：《神话与民俗》，见《民俗》一卷四期，中山大学1942年出版）。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近世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它们的部分神话仍然为萨满们所掌握。
我国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当时一些历史书中，保存着大量的寓言，这些寓言绝大部分是引用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或是在民间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因而，有的研究者提出，这时“似乎就出现了一种专门讲说故事的人。”《孟子》中所说的“齐东野人”、《庄子》中所说的“齐谐”以及《列子》中所说的“夷坚”，很可能“即民间故事的创作者和说讲者。他们听到一点奇闻异说，便‘皆惊而相告’，用以自眩，沽名钓誉，‘饰小说以干县令’。”（公木：《先秦寓言研究》第三章第三节，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
笑话在我国也出现得很早，在古代，笑话多为某些历史人物特殊的言行片断，像《史记·滑稽列传》中优旃、东方朔等人用幽默故事的方式向诸侯和皇帝进谏，还有后世参军戏优伶的一些表演，都可视为笑话的滥觞，这些优伶一类人物也都是笑话能手，他们的一些表演也常常为后世笑话搜集者所采纳（如《启颜录》和《广笑府》中都收入了优旃向秦始皇谏漆城的故事）。隋初侯白编撰了一本《启颜录》，在该书后世的版本中记述了侯白即兴编讲笑话的故事（如《遭见贤尊》）。侯白这种即兴编讲故事用来嘲人或自嘲的方式，其他善于谈笑的人也常使用，清代《此中人语》书中所收《夏六方》（清·程麟：《此中人语》，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廿四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即是一例。
民间存在讲故事能手的现象，在现代也不断有人发现。比如钟敬文早期采录口承故事，他在书的序言中就提到他的二嫂的肚子是一个故事、歌谣的材料库。刘大白也曾根据一个绰号叫“坛子”的妇女的讲述，写作了一本《故事的坛子》。鲁迅在《门外文谈》中特别讲到：“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解放后，一些有影响的搜集家也常提到他们接触较多的讲故事能手，如孙剑冰介绍秦地女，肖崇素介绍黑尔甲（藏族），董均伦介绍王惠等。
大家比较集中地注意发现故事讲述家的工作，是在当前这段时间内。随着民间文学各方面工作的蓬勃开展，特别是为了编纂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在全国进行普查的过程中，民间故事讲述家大量地被发现出来，出版界及时出版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的故事专集，也对这项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截止到1990年，全国已发现能讲50则故事以上的男女故事讲述家近1万名，其中有老年，也有中青年， 一些地方还发现了故事讲述家集中的“故事之家”和“故事村”，公开出版和内部印行的故事讲述家作品专集或合集，除《金德顺故事集》之外，还有《满族三老人故事集》、《四老人故事集》（山东）、《满族神话故事》（傅英仁）、《新笑府》（刘德培）、《艾沙木笑话选》（维吾尔族）、《宋宗科故事集》、《魏显德故事集》、《刘风岐故事集》，辽宁省印行了谭振山、薛天智、姜淑珍、李占春等的故事集多种，河北《耿村民间故事集》一至五集，湖北出版《武家沟村民间故事集》。此外，各地民间文学刊物上还刊出许多故事讲述家作品专辑（如黑龙江满族的穆晔骏、藏族的七切尖、河南曹衍玉、江苏陆瑞英等人的作品专辑）。民间文学理论界对此也很重视，不只国内召开过多次不同规模的研讨会，还在耿村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故事讲述家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论（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和讨论文集（《宋宗科故事讨论会论文集》）。故事讲述家的问题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
二、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共性和个性
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大量发现，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大多出身贫苦，有的人长期在农村劳动，一生不离家门；有的人经历比较复杂，为衣食四处奔波。多数故事家为人正派、性格随和，能为邻舍排难解纷，讲故事既是他们的业余的文娱活动，也是他们广泛联系群众的方式。故事讲述家大多在少年时代有接受口头故事的机会，并由此培养出喜爱民间故事的浓厚兴趣，很多人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有接受故事的机遇。他们的记忆力较强，青少年时期听过的故事能长期不忘，有的人从青年时代就讲故事，反复讲述也有助于他们对故事的记忆，因而得以掌握大量故事，被群众称为“故事篓子”。很多人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很强，长期讲述更锻炼了他们讲述的艺术才能。有些人除积累了丰富的口承故事知识之外，还喜爱并参与歌谣、谚语、谜语、说唱、戏曲等民间文艺的演唱与传播活动，有的故事讲述家还受过说唱文艺的专门训练，原来就是这方面的职业艺人。
这些共同点，客观地形成了界定故事讲述家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故事讲述家都能讲较多的故事，在这方面，一般以能讲50个故事为起码的条件；第二，故事讲述家讲述的水平较高，所讲的故事结构完整、生动有趣，具有一定个人的特点；第三，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
各个故事讲述家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很多差别，就是上述那些共同点，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也各有不同，这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就构成了对他们进行分类的基础。在这方面，有些研究者从生活经历的角度，把故事讲述家分为封闭型和开放型，即很少离开家乡和不断外出经历较为复杂的两类；有些研究者根据故事家的文化水平，把他们分为低、中、高三个文化层次；比较多的是根据故事家讲述故事的数量，进行分类，如耿村故事家调查者把能讲50个到100个故事的称为中型故事家（16 人）；能讲100个以上故事的称为大型故事家（10人）；能讲10 个到二三十个故事的，为一般讲述者（82人）〔1〕。 辽宁省发现的故事家较多，省一级的统计以能讲100个故事为起点，如按耿村分类方法， 其中能讲100到200个故事的为中型故事家（72人），能讲200 个以上故事的为大型故事家（14人），能讲几十个故事的讲述者未予统计，其数量当会更多。
对故事家还可以根据他们传承故事的情况，进行分类，把他们分为“传承型”和“传承兼创作型”两类，下面对这种分类作一些说明。
（一）传承型故事讲述家：所谓传承型故事讲述家，是指他（她）们主要传承从他人接受得来的故事（很多故事家对自己故事的具体来源大多能够记忆），不创作或很少创作完整的故事。这类故事讲述家占大多数，他（她）们传承故事的具体情况在以下几个方面各有不同，从而表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
（1）他（她）们的故事整体构成情况不同。比如， 朝鲜族女故事讲述家金德顺的故事大部分是她小时候听阿妈妮、祖母、外祖母和一位姑母讲的，另外也从左邻右舍哈儿妈妮那里听到一些，而在她以后的讲述活动中接触最多的也是邻舍中那些上了年纪的哈儿妈妮（裴永镇：《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见《金德顺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种情况直接决定了她所讲的故事以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为主，在她的故事集中，各种传说10个，幻想故事26个，生活故事24个（其中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16个），笑话和机智人物故事5个，动物故事8个，其中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占全部作品71%。金德顺故事这种构成情况，在一些不大远离家乡，故事传承主要得自家庭成员和近邻的故事讲述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那些经历比较复杂的故事讲述家，他们故事的整体构成则是另一种情形。如刘德培，一生足迹遍及湖北五峰周围十个县，干过几十种出卖劳动力的活路，他的故事主要来自家乡周围的人和在外乡劳动时所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传承，他的性格又很开朗乐观，被周围的人们称为“一个遭孽人，一个快活人”，因此在他的故事集中，各种传说14篇，生活故事和笑话（包括机智人物的小故事）197个，幻想故事3个。生活故事和笑话一类具有喜剧性特点的故事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这在目前已发现的故事讲述家中只有维吾尔族的艾沙木·库尔班和他相似。同样具有复杂经历的故事讲述家，其故事构成还有另一种情形，如耿村故事讲述家靳正新，他能讲故事500多个， 其中神话7个，各类传说244个，人物传说187个，生活故事100个，传说体裁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统计中未见幻想故事。
（2）各个故事家大多有一些别人不大知道或不常讲的故事作品。 口承故事有些流传较广，有些则只在家族或村落范围内流传，还有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比较少见，加上每个故事讲述家故事的来源各有自己的渠道，因而即使是同一地区、甚至是故事构成情况相近的故事讲述家，他（她）们作品的篇目也有很大差异，相同和相近的作品只是少数。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视的是那些主要为某个故事讲述家掌握，而其他人较少讲述的作品。比如，金德顺所讲的《东明王的传说》、《海水为什么咸》是朝鲜民族特有的著名故事。又如，玉皇大帝在故事传说中经常出现，但专门讲到他的来历的故事却不多见。唐代《酉阳杂俎》中的《张天翁》讲到他姓张名坚，用巧智取代刘天翁的位置，但这个故事在后代把天翁改为阎王，玉皇大帝的来历仍然少见评说。四川魏显德老人神话仙话色彩的故事较多，在他的故事集中开篇就是《玉皇张大帝的来历》和《玉皇的作风最坏》，从玉皇个人的能力和品德着眼进行肯定和批判。辽宁薛天智有一篇《打玉皇》则是着重讲玉皇决定下界人的命运，故事的主人公“胎里穷”夫妇对此十分不平，他俩先打了土地财神、阎王，玉皇大怒，找上门来，也被这夫妇二人巧妙地打得没处躲藏，从窗户眼儿挤出去，逃回天上去了。还有其他故事，如《慈母心》，很能表现薛天智故事倾向特别鲜明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故事中“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我所恨的恨透，把我所爱的爱透。”〔2〕
在故事家特有故事方面，从事耿村故事调查的同志反映，耿村一些故事讲述家都很重视自己特有的作品，而他们许多人也确都有自己拿手的故事。如靳景祥的《藁城宫面的来历》，王玉田《文王八卦借盘缠》、《唐太宗还阳记》，孙胜台的《虱子告状》、《细人见阎王》。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提一下河北刘风岐的《鹤蚌相争》，它是先秦寓言《鹬蚌相争》的一个变体，故事已发展为蚌姑娘与打鱼的张傻子结婚，鹤化为道士前来破坏，情节相当曲折。
由于种种原因，满族口承故事过去搜集得较少，近来有所突破，一些同志在这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如傅英仁，他从小爱讲“瞎话”，后又当了萨满，有机会从老萨满那里得到很多神话，而他自己又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因此得以把这批神话故事记录出来，使之免于失散（金天一在民间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故事讲述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见《民间文学》1986年2期第63页）。傅英仁传承的满族神话， 涉及宁古塔地区的十三个哈拉（氏族）、六个旗民系统（除镶白、镶红两旗以外）和四大神群类型，即北方原始神群、动物神群、部族神群、英雄神群（马名超：《给民间口头文学以“第二次生命”——记满族故事家傅英仁》，见黑龙江文联主办《文艺评论》1987年第4期）， 是他对满族口承故事特有的贡献。此外，江苏常熟的浦月亭，他原为上海申曲艺人，60年代初回乡以说书为生。他的故事与一般农村故事讲述家有很大不同（完颜绍元：《民间故事家浦月亭》，见《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2期）。
（3）故事讲述家在讲述中对原故事各有不同的加工与创造。 口头故事在流传中经常变动，有些故事讲述家常常自觉地修正补充前人的讲述，使之更加完善，或更能体现自己的风格，这就使同一故事有了各具特色的讲法。比如，山东尹宝兰和胡怀梅二人都有关于老虎报恩的故事，尹宝兰的《老虎报恩》情节简练，着重讲老虎被救后与人结拜为兄弟的情节，对老虎背来的媳妇的来历不作任何交代。胡怀梅的《虎儿》特别讲了虎儿背来的媳妇是犯人抄家遗下来的幼女，由另一只母虎养大。她还对这媳妇生子后，母虎姥姥给外孙作满月大加渲染，说它邀来天虎、地虎……并给小孩起名叫做“群虎喜子”。这些情节显然是她的想象与创造。
不同故事家常对同一细节作不同的处理，如《郭巨埋儿》中关于埋儿的细节，很多讲述者只作简单交代：埋儿时挖出了银子，有的提到埋儿时，“两口子都哭了”。耿村孙胜台讲这个故事，对埋儿前后交代十分简单，但对埋儿的细节却加以细致的描写：她说两口子来到荒草地，挖了个坑，把孩子搁下去。坑小，孩子弓着腰象虾米一样。媳妇说“再挖挖吧”，丈夫把孩子拽出来，这时孩子冲他俩笑了三声，媳妇眼里的泪刷就流了下来。埋了吧，很好的小子，还冲他们笑；不埋吧，……这段细节描写表现了孙胜台作为一个历经苦难的母亲，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处境与感情的深刻体验，而这正是她的故事的特点：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而突出生活细节的真实感人，因而她的故事大多比较简短。像孙胜台这种类型的故事讲述家，在国外早已被研究者所注意，俄国亚纳多夫斯基研究的三种基本类型的故事家之一，即维诺科罗娃，她不大关心幻想故事叙事风格和重复等程式，“她用来填充故事的是自己所知的作为女仆和家庭妇女的家庭生活细节。有关被流放监禁及后来的生活的她的体验，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在故事情境中”。“她把每一段重要的插曲构思得富于戏剧性，还对所有心理的反应加以刻划。”（〔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译本第543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些特点在孙胜台的一些故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她的《细人见阎王》以略带夸张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里生动深刻地刻划了一种性格的典型。
故事讲述家在讲述中的加工创造，还常常采取把不同故事接连起来的办法以增加故事的曲折性；或在原故事的框架内添加内容；或把只有一个事件的简单故事改编为三个或多个同类事件的复杂故事，如耿村王玉田把《拐子说美》的小故事发展为《三代人比美》（见《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二集）等。这些情况已和运用传统故事模式和手法创作新篇很相接近了。
（4）故事讲述家在语言和艺术表现方面也常各有自己的特色。 故事讲述家的个性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语言的差别上，这种差别与他们家乡的方言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有些采录者较好地保持了故事讲述家方言的特点，如刘德培的故事、江苏陆瑞英的故事（见《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1期），秦地女的故事等。 有些故事讲述家的用语很有自己的特色，如出生于清末的尹宝兰，她一生未远离家门，她讲故事很少用现代流行的语汇，她称男孩子为“学生”，或“小年幼的”，称生个男孩为“生了个小小”，称地主、财东为“主家”……她的这些语汇在不同故事中一律不加变动，已经定型化。有时连描写人物行动的用语也是固定的，如她有两篇讲武打的故事，不论讲谁和谁对打，都是“插花盖顶，菊花盘根”这两句。比尹宝兰年轻20岁的胡怀梅的语言则较为丰富，她既使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又从说书、唱本、戏曲中吸收了不少语式，如：“姓赵的娶妻糜氏，生了一个小丫头叫凤兰。凤兰七岁时娘死了，她爹又给她说了个后娘，姓田、田氏。姓倒不孬，说话甜甜蜜蜜的，就是嘴甜心苦，腰里别个剪子股，凤兰这个丫头不知吃了多少苦。”
有些讲述者很善于发挥口头语言的特长，江苏陆瑞英有个故事《住哪搭》，讲一对老夫妻，给三个儿子盖了新房，儿子们不要老人，老夫妻俩反而没了住处，各样家畜用自己的叫声邀老人同住。猪叫“住里，住里”，鸭叫“轧轧末哉，轧轧末哉”，小鸡叫“挤挤，挤挤”。老黄狗看不过了，叫“汪、汪、汪”，替老人喊冤枉，一只老公鸡啼：“告—告—告！”让老人去告不孝的儿子！故事巧妙地使用了语言的谐音，含蓄地表现了不孝子猪狗不如！在这方面刘德培的故事最为突出，他在故事里大量使用对联、俗语、谜语、三句半、顺口溜、绕口令、皮影戏文等民间文艺资料，把生活故事、笑话固有的这种表现方法发挥到极点，引起研究者的很大兴趣，近来就有人专对他故事中的联语进行研究〔3〕。同样，藏族故事讲述家七切尖运用藏族故事的民族形式， 在故事中插入许多诗歌以辅助叙事与抒情，讲述时又说又唱。
故事讲述家个人风格有时同他们创造性地发挥故事体裁固有的艺术特点有关。刘德培的故事多是一些短小的风趣的生活故事和笑话，他讲故事不大注意描写与形容，而是苦心琢磨在讲述时如何得彩，使听的人快活，他自己讲得也快活。有些讲述幻想故事为主的故事家，他们则发挥幻想故事曲折、委婉的特点，有时还要作些渲染，以增加故事神奇、瑰丽的气氛等等。
（二）传承兼创作型故事讲述家：故事讲述家在讲述时对原来的故事进行修正、加工、补充，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这里的“创作型”是指能编讲完整故事的一些故事讲述家。在目前已发现的故事讲述家当中，只有少数人有这种创作，而且他们这种创作的数量远远没有得自传承的作品多。如刘德培，据调查者说：“他的故事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前辈人的口耳相传”，“百分之十来源于他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目睹耳闻，是以他自己和同辈人生涯中可气可笑的往事为素材，加工创造的。他常把后一类分散穿插在前一类中讲述，效果有时比单讲前一类还要好。”（王作栋：《刘德培印象》，见《新笑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刘德培是一个贫苦的劳动者，他大半生的经历、遭遇和故事中许多人物大体相同或很相似，在他反复讲述从前辈得来的那些故事时，不但会在他的心灵上引起共鸣，而且很自然地会使他联想到自己和同伴生活中遇到的可气可笑的事，于是运用他熟悉的故事和笑话的形式，在讲故事时穿插上关于自己生活的同类创作，是十分自然的。在他那里，个人经历、传承来的故事，自己的创作，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三位一体的，因而他的创作与传承的故事，在语言风格上是极为相近的，这从《新笑府》中《舂米甩米》一组故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从事河北耿村调查的同志说，耿村故事讲述家总体上是传承型的，又说“既传承又创作”是他们一个明显的特点，并介绍了他们创作新篇的方法，一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而成的；二是根据真人真事编讲的；再有就是对戏曲、电视剧和书面作品再创作（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第八节，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在传承和创作的比例上，有的讲述家也和刘德培差不多，如靳正新故事总量550个， 创作有32个。耿村故事讲述家的创作有许多是用传统故事的形式和手法反映现代生活的。如王玉田的《三代人比美》、《找后门》，靳景祥的《张糊弄和李瞎话》、《活鬼》、《唾沫姻缘》，靳正新的《高先生开会》，徐丑货的《电力局长下乡》，孙胜台的《活尸》。这些故事大体具有口头故事的传统风格，有的可能和传统故事一起流传下来（其中《张糊弄和李瞎话》就是靳景祥听别人传讲的新故事，但尚流传不广）。耿村故事讲述家关于革命英雄人物的一些故事，有的也有口头故事的特点，但一些篇幅较长、在创作方法上远离民间口头故事传统的作品，如《于小虎传奇》，则较难在口头流传，只能视为故事家个人的“新故事”创作了。
山东费县宋宗科是目前发现的故事讲述家中经历最为复杂、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他1902年出生，读过几年私塾，学过医，拜师学过渔鼓和山东快书，后到云蒙山出家当了道士，升为禅士和讲士，又到处漫游传经讲道。他不仅干过的行当多，有一些还达到相当的水平，他在曲艺方面得到过演出证书，和高元钧、刘铜武联名出版《山东快书武松传》，作道士当过北京白云观代理道长，研究过道教经典，还俗后在青岛开药铺，公私合营后到另一家药房当经理。 在故事方面他先后讲出了400多篇，公开出版的《宋宗科故事集》收入98篇作品。
从文化知识结构来看，宋宗科既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又接触过某些上层文化，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他的故事中有所反映。在他的故事集中，人物传说53篇，地方风物传说28篇，生活故事12篇，幻想故事5 篇。他的作品整体构成情况和耿村靳正新接近，但他的传说知识性、历史性较强，其中关于历代帝王将相、文化名人等的作品57篇，关于仙道人物的作品29篇。从传承与创作的比例来看，他的情况也和刘德培等人差不多，可以视为他的创作或创作成分较多的作品如《乾隆巧断诸葛祠》、《邱处机的故事》、《徐福骗秦王》（一、二）、《苏东坡三赞崂山》、《学好人》等十来篇，还有一些是就史事略加点染的文人轶事。但他创作的情况又与刘德培和耿村的故事讲述家不同，既不是直接讲述个人经历，又很少反映现代生活，而大多是据民间固有的传说或史实进行改编和再创作，在创作中表现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思想。
宋宗科的创作，有些短小的故事，是运用传统故事的方法（如三次重复、三四个人物）结构而成的，如《苏东坡三赞崂山》、《四个老道夸云蒙》。有些是把原有故事改编而成的，如《邱处机的故事》可能是根据民间关于十八罗汉来历的说法，改编成邱处机劝度强盗改恶从善的故事。《卓文君三修书》把一般只讲文君用十三个数字修书，扩充为三次修书。在这方面扩充量最大的是《学好人》。这个故事的前四个事件（寸草不爱爱黄金，吃素的和尚偷吃荤，公道善人外面光滑心里丑，贞节烈女偷郎君）在一些地方有所流传〔4〕。 民间流传的这个故事可能与佛经故事《老婆罗门辨明奸伪》（原载《杂宝藏经》，又见《佛经故事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定联系，但后者主旨在于“智者应该像明镜一样，善辨是非，能别善恶”，民间流传的这个故事，重点在发挥世上好人难寻。宋宗科的立意与二者又有不同。他在民间流传的前四个事件基础上又续了四个同类事件，最后讲一个好人做了三件好事。全篇由张毛这个人物出外寻找好人为线索，把前后十几个事件串联起来，说明尽管世上好人难寻，但还是可以找到好人，应该学习好人，做有利于他人的好事。这是宋宗科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
最能展示宋宗科历史文化知识的是《乾隆巧断诸葛祠》和《徐福骗（一骗、二骗）秦王》。关于前一个故事，民间原有关于诸葛亮隐居卧龙岗和三顾茅庐所在地的争论，笔者在南阳曾听群艺馆的同志谈起这桩公案，还提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那副对联，但没有公认的结论，只有关于争论起因的一些推测。宋宗科在故事中把这桩公案全面展开，并予以结案，他以双方在南阳公堂、襄阳公堂、朝廷之上的三次争论，引出乾隆帝派刘石庵查访，在查访中巧遇邓执中，经过邓执中的条分缕析，揭示出争论的来龙去脉，发表了对诸葛亮的全面看法，说服了双方，结束了这桩千年来的公案。在这个故事框架中，宋宗科讲了许多有关历史知识、地方掌故、名人轶事；也运用了一些民间口头传说的资料（如邓怀秀赠给诸葛亮《太公兵符》的传说，和民间广泛流传诸葛亮有异人为师的说法相通）。
关于徐福，古代历史和民间传说都着重讲他去东海访求长生不老药，带五百童男童女到了日本，至于他如何骗得秦始皇的信任，则很少涉及。《徐福骗秦王》力图揭示这个历史之谜，这就既要有历史知识，又要有大胆想象力。这个故事的情节不像《乾隆巧断诸葛祠》那样曲折，主要交代徐福借卖药结识秦王身边的东方将军，得以面见秦王。故事主要讲他如何向秦王当面陈词，他因势利导，首先辨白自己不是骗子，过去赴东海求药的术士也不是骗子；继而劝说秦王开发东海，与东海嬴洲上嬴姓同族人交往；接着又力陈赴东海求仙可以成功的理由，并向秦王献地图，终于鼓动秦王作出探海东巡的决定。这套行骗说词的安排，层层深入，旁征博引，读来毫不枯燥，很能投合秦王心理。
上述宋宗科的一部分创作，和传统故事比较接近，有可能为一般讲述者接受而口头流传；他的另一些篇幅较长的创作，如《乾隆巧断诸葛祠》、《徐福骗秦王》之类，由于知识性太强，有些语言过于文雅，或如《孙二娘开店》用韵语长篇报菜名，技巧性太强，都很难进入一般口头流传渠道。他这部分创作和耿村故事家一些长篇革命故事一样，实际上已和下层人民口头故事的性质有所不同，跨入中层民众通俗文化的领域，不论它们称作“故事”还是“说书”或“新故事”，专人口头讲述或书面传承，将是它们传播的主要方式。
从传承论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共性和个性的情况，大略如此。
*本文第二部分，曾以《民间故事家的类型》为题， 在亚洲民间说话学会理事会上发言。
注释：
〔1〕 耿村故事家分类材料， 见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辽宁省故事家统计资料，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省卷》附录，中国ISBN中心1994年出版。
〔2〕 刘敏：《坎坷的经历， 丰富的矿藏——采录故事家薛天智故事的报告》，见《薛天智故事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沈阳市卷编委会1988年编印。
〔3〕
周红：《民间故事中的对联艺术及其民俗价值——刘德培故事集《新笑府》初探一得》，见《中国民间文化》第四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出版。
〔4〕 好人难寻类型的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省卷》收了《好心的和尚》。河北省卢龙县故事家也有这个类型的故事《多年老僧吃大肉》，见《刘风岐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