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元好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元好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的诗、词、文及诗论，都代表了金元文学的最高成就，为历代研究者所注目。元初学人奉元氏为一代文宗，评定精当。明人崇古，于金元文学不屑一顾，对元氏诗文偶有评及，亦多门户之见。到清代，元氏颇受青睐。选本如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曾国藩《十八家诗钞》、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古文选》等，皆从史的角度着眼将元氏列入古大家的行列。尤其是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对元氏诗作艺术成就的分析评论，具体精辟，多为后世所引用。20世纪以来，随着评价尺度的改换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元好问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 世纪初至40年代的元好问研究
这一阶段的编著有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1]、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2]、郭绍虞《元好问文选》、夏敬观《元好问诗》[4]。缪著在清人翁方纲、施国祁、李光廷所编诸《谱》的基础上，参稽互校，扬长避短。其《序例》云：“遗山生平交游，多当时文章气节之士。诸《谱》于此，或疏而未及，或略而不详。兹编皆述其行性及与遗山交谊，以见切磋之益，气类之雅；”“遗山诗集分体而不编年，施、李两《谱》皆著编年诗。施《谱》颇略，疏漏甚多。李《谱》过详，武断不免。兹编录编年诗，自非题中或自注明著岁月者，皆就诗中人地情事参稽而定之。……遗山文及词，亦编年著录焉；”“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诸《谱》皆未载。兹编悉加采录，间附阐发。”由此可见著者思虑之周与创见之多。可惜由于撰作仓促及资料所限，缪著对李《谱》中许多合理推断因证据不足便轻易否定[5～6]；对词的编年乃用弘治三卷本，以致五卷本中有“明著岁月”的词也未编年。吴著弥补了这一缺憾。此书录《遗山乐府》三卷本可编年者为第一卷，五卷本可编年者为第二卷，其余难以编年者为第三卷，征引资料轶出诸《谱》范围，新见亦多，是遗山词编年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郭著收文33篇，偏重于文论和文学方面，碑志文章仅收一篇，未突出元氏散文的主要成就，所注亦嫌简略。夏著选诗189首，偏重醇静淡雅之作，认为元氏豪放跌宕的诗风“是由学杜不善得来的病”，对诗人个性未有重视。
这一阶段的论文不到10篇。王永祥《元遗山诗集校勘记》[7]尚属传统的古籍整理范围，寄斧《元遗山之诗学》[8]、陈湛铨《遗山先生述传》[9]也属介绍性的。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且具有典范性意义的论文是郭绍虞的《元遗山论诗绝句》[10]。文章着重讨论了遗山论诗是否贬苏（轼）的问题，从文化背景、个性才气等方面指出了遗山之所以贬苏的原因，最后通过与严羽以禅喻诗、重在妙悟相较，指出遗山论诗重在“诚雅”。作者站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高度，把《论诗三十首》与元氏整个诗文批评及其时代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视野广阔，搜罗宏富，体大思精。
此外，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1]第34章《元遗山以北人悲歌慷慨之风救南人之失》及苏雪林《辽金元文学》[12]、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3]的有关章节中也有评述。钱钟书的《谈艺录》[14]对清人施国祁所著《元遗山诗集笺注》注释故实的阙略疏漏、元氏论诗的南北之见及其评论苏黄和江西诗派等问题，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慧眼独具。况周颐《惠风词话》结合元氏际遇个性，评其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谓元氏《癸巳上耶律中书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郑孝胥《海藏楼诗集》、鲁迅《儒术》对元氏参与崔立碑事及与蒙古新贵的交结有批评意见。
二 50至70年代的元好问研究
这一阶段是元好问研究的升温时期：内地有论文10余篇，著作2部；台湾有论文30余篇，专著7部；香港有论文5篇。在评价尺度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变化。
最初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是程千帆的《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15]。作者突破了“忠君爱国”这一传统的评判标准，认为“元好问之忠于金朝而反对元朝，除了属于封建思想体系的忠君思想外，其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方面，即为了保卫先进的汉族文化而反对野蛮的文化毁灭者。后一点，在客观上是和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利益一致的。这是理解元好问的思想和创作的一个基本关键”。文章还强调对反映时代主要矛盾既有审美价值又有认识价值的这类诗要特别重视。对词作成就也有精要评价：“两宋词人各有偏长，或以婉约为能，或以豪放见胜。而元好问则不仅在前辈们的诱导下，兼备了这两种风格，而且善于将它们熔铸为一炉，使其作品的刚柔兼济之妙较之辛词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对元氏反映时代战乱这类重大题材的诗初作专文讨论的是陈中凡的《元好问及其丧乱诗》[16]。文章首次用“丧乱诗”这一概念，来囊括从正大八年凤翔陷落到汴京沦陷前后这一鼎革之际元氏感伤国事民生的纪乱诗篇，突出其用“接近人民的俚语，抒写他们深藏在心底的痛楚”的诗作，认为元氏是“当代人民的歌手”。郝树侯《金元诗人元好问》[17]，认为其诗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作品中渗透着高度的人民性”。文章对元氏晚年所作的长篇山水诗给予特别关注，认为它“吐露出作者的胸襟的恢宏与想象的开朗”，为山水诗“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元好问诗选》[18]选诗226首，按创作时序编排，各个阶段、各类体裁、题材、风格兼备，注释简明通俗，是60至80年代前期的重要读本。
60年代，元好问研究成果集中在诗论方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了傅庚生等关于《论诗三十首》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是评李白还是评杜甫的论争[19～21]。《辽宁日报》刊载了林柏等关于《论诗三十首》之四“豪华”与“真淳”两种创作风格高低的论争[22～23]。从宏观上研究的是吴庚舜的《略论元好问的诗论》。[24]文章重点讨论了《论诗三十首》的主要观点和贡献，认为元氏既主张广泛地继承优良传统，又强调“真景”、“真情”源于现实，“这一看法比当时许多批评家高明”，“解决了严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郭绍虞《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25]的观点与吴文不同，认为元氏《论诗三十首》的疏凿微旨偏向于艺术标准方面，进而从宋金文化背景、诗学审美趋向探讨了元氏何以也从艺术方面论诗，而没有进一步用唯物观点去把社会生活的现实视为作诗之本的时代局限。此文受当时文艺批评思潮的影响，认为“诚”即唯心论。用唯心的观点去论诗，只能从艺术方面探索，有简单化、绝对化倾向。1978年，郭著《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出版[26]，这也是十余年前的旧稿。《小笺》以采录翁方纲《石州诗话》和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之说为主，笺释有阐发，有批评，博采众说，比观是非，明其短长，在资料、注解上很有价值。
这一阶段台湾学界对元好问研究比较关注。50年代，学人研究多集中在诗歌和诗论方面，较为厚重的是吴天任《元遗山论诗的特识》[27]。60年代，台湾学人开始对元好问的名节问题昭雪正名。姚从吾《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28]认为元氏《癸巳上耶律中书书》是儒家大同文化在东亚昌盛绵延的重要文献。元氏在生死关头，把民族文化看重，个人名节看轻，这一侠义行动，值得敬佩。“从1233年在开封围城中上书耶律楚材开端，中经参加封龙山讲学，与闻1247年张德辉的奉召北上，直到1252年的随从张德辉同赴和林，请求忽必烈允许为儒教的大宗师终止，他的苦心孤诣，为挽救并保全中原传统文化所作的种种努力，是斑斑可考的。”70年代的著述甚丰，专著有续琨《元遗山研究》[29]、吴美玉《元遗山诗研究》[30]、王礼卿《遗山论诗诠证》[31]、李冠礼《诗人元遗山研究》[32]、李长生《元好问研究》[33]。续著从行谊、史案、学术、文艺等方面评述，视野广阔、搜罗宏富，钩稽深细，堪称精博。吴著回归到文学本位，从人生观的反映、情感生活、丧乱诗、题画诗等角度探讨诗的重要内容，从用典、用前人成句、用韵、平仄等角度探讨诗的艺术形式，较为深入。论文近20篇。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34]达10万字，较为深细。
三 80年代后的元好问研究
这一阶段内地成立了元好问学会，召开了4次研讨会，成果急剧增多。出版专著有20余部。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35]、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36]、张晶《辽金诗史》[37]、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38]等著作对元氏也多有评述。发表论文400余篇。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是元好问研究的高潮期。
（一）生平思想研究 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39]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元氏气节做出高度评价：“如果我们不是用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来惋惜或责备元好问作为一个亡金遗民似有不足之处，而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元好问的活动是否符合他那个时代向他提出的历史要求，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元好问同耶律楚材、忽必烈一样，是一个促进了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人物。”降大任《〈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40]撇开历来所争议的碑文是由刘祁还是元好问所作的问题，认为其实质是“止实叙事”，无失节可言。狄宝心《元遗山在崔立碑事件中的动机及其评价》[41]考察了元氏在汴京沦陷前夕言行的内在联系，认为元氏参与其事是主动的，其动机是为知识分子免遭屠戮。刘泽《元好问在癸巳之变中的思想转折》[42]认为在金哀宗出奔、崔立兵变、耶律楚材入汴一系列事件中，元好问的人生价值观由忠君变为忠国忠民，再变为忠于中原传统文化。张博泉《时代与元好问》[43]进而从辽金以来社会形态的整体变化中阐述了元好问的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一统观，认为它既来之于时代，也体现了时代发展和变化的进步要求。此外，对元好问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民族观、宗教观等方面也展开了研究。
（二）诗论研究 元好问的诗论研究，仍是这一阶段的热门课题，论文有90多篇。除对《论诗三十首》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其内涵、渊源、成就及历史地位作了多方位的探讨外，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其他诗文中的诗学论述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论诗三十首》等论诗诗，历来异解纷呈。这一阶段从微观角度对其微旨进行探讨的文章有30多篇。卢兴基《元遗山和范宽的〈秦川图〉——为元遗山〈论诗三十首〉之一索解》[44]认为“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不是论杜甫、白居易，而是以范宽的创作主张及其作品为根据，反映了他的诗歌主张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此说对前一阶段吴庚舜与郭绍虞的分歧是有力的补正。其他如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辨释三则》[45]、李正民《元好问诗论初探》[46]、陈长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二解》[47]等，在基础性研究方面收获甚丰。鉴于这方面的资料搜罗不易，刘泽将古今中外对《论诗三十首》的解释汇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48]，便于比观，是继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之后的总结性成果。
在宏观研究方面，刘禹昌《元好问诗论》[49]从辨别正体、伪体的角度阐述元氏对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这一抽象原则的具体继承和发展；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50]从写作契机、论诗标准、批评方法三方面探讨其成就；赵廷鹏《元遗山论诗有新篇》[51]从元氏以药剂、禅理、弈棋论诗探讨其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整体性意象理论；刘明今《元好问诗论新探》[52]从金末诗坛复古风尚及其在理论上混乱的状况阐述了元氏明辨泾渭以指示师古正途，以诚本论来明确师古精神，用“学至于无学”点出师古方法的诗学现实意义；门岿《论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体系》[53]从元氏积极维护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来把握其文学批评体系，认为树立文学典范、提倡继承创新是其主导思想，阐发文章正脉、弘扬儒学道统是其总体纲领，论说以诚为本、主张抒发情性是其理论核心。分阶段研究的有刘泽《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54]、辛刚国《伦理主义的回归与禅宗思维方式的渗透——元好问晚期诗学倾向初探》[55]等。分专题研究的有詹杭伦《元好问的杜诗学》[56]、狄宝心《元好问“以诚为本”说的出发点和归宿》[57]等。
（三）诗歌研究 这一阶段学者首先关注的是代表元好问诗歌最高成就的感慨乱亡的诗作。这方面的文章有陈书龙《论元好问的“丧乱诗”》[58]、赵廷鹏等《赋到沧桑句便工——论元好问的纪乱诗》[59]等。由“丧乱”变为“纪乱”，扩大了“丧乱诗”的内涵，除反映蒙古灭金的丧乱外，还包括揭露金朝统治腐败和感伤金朝灭亡的诗。这些文章注重对艺术性作多角度的观照。如赵文认为：“遗山写金的纪乱诗，叙事成分较少，史实皆被情融化，成为情与史结合的意象，以抒情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张晶《鲜卑诗人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及其北方民族文化基质》[60]进而认为：“遗山诗之所以堪入‘大家’之列，一则在于其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悲剧审美效应，二则在于他为诗史提供了新的艺术范本。”其悲剧审美效应除沉痛悲凉慷慨激越具有大气包举震撼人心的力度外，更在于将悲壮慷慨的感情渗透在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从来没有谁把如此雄浑苍莽的意境与如此悲怆浓挚的情感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关于后者，作者认为：杜甫的史诗是用客观化的、叙事性的笔法来反映社会现实，而遗山则是以在历史惨剧中所激起的强烈主体感受来熔摄当时的客观情景，铸造成超越具体史实具有巨大历史容量的诗歌意象。这些论述确比以前深入得多。
山水诗、题画诗也是这一阶段的热点课题，文章有姚乃文《试论元好问的山水诗》[61]、陈书龙《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62]、门岿《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63]、贺新辉《试评元好问的题画诗》[64]等。姚文把元氏山水诗以金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其后期诗多用长篇巨制描写雄壮奇伟的山水，寄寓世事沧桑的感慨，不专于一字一句求工，而是以整篇的布局与气格取胜，这是元氏新开拓的领域。门文认为元好问能从画面联想到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抒发心底悲愤，成为他现实主义诗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这种把原画面作为引爆抒情的导线，用个人情感将画面和社会场景交融一体的创作手法，大大扩展了画面境界的艺术表现，为题画诗如何反映社会人生的重要课题开拓了一条新路。
此外，从题材着眼的有门岿《论元好问的赠答诗》[65]、郭政《元遗山饮酒诗散论》[66]等；从体裁着眼的有陈长义《试论元好问的乐府诗》[67]、王志华《元好问碑志铭诗的文学成就》[68]等；从地缘着眼的有王玉声《元好问与他的忻州诗》[69]、王基《元好问与开封相关诗略论》[70]等。基础性研究方面除前及选注本、点校本外，在文本考订方面有赵廷鹏《〈元遗山诗集〉未收和误收的诗》[71]，在作品编年考订方面有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72]、《元遗山作品编年考五则》[73]等。对元氏诗风及其继承、成就、影响等也多有文章论及。
（四）其他研究 与诗相比，对元氏词的研究比较薄弱。总体评述的代表性文章有沈祖棻《读〈遗山乐府〉》[74]、缪钺《论元好问词》[75]、张晶《论遗山词》[76]。分阶段研讨的有赵兴勤《论元好问词创作的三个阶段》[77]、赵永源《沉挚苍凉的时代悲歌：试论元好问金亡前后的词》[78]等。分题材研讨的有包根弟《元好问咏物词初探》[79]、张进《论元好问的侣情词》[80]等。
元好问的散曲不多，但正如罗慷烈《元曲三百首笺·叙论》所言“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比较重要。贺新辉《元好问的散曲》和《元好问和元曲的兴起与发展》[81～84]认为元氏散曲“是从词到曲嬗变演化过程中的历史纪录”，其曲品之高，对元曲的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专文研讨的还有孟繁仁《论元遗山曲》[85]等。
对元氏文集的研究尚属拓荒性的，仅有李峭仑《试论元好问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86]、陈长义《试论遗山碑铭文章的文学价值》[87]几篇。这一阶段的成绩主要在文本的整理方面，除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增补文11篇外，添补缺漏的有狄宝心《元好问〈萧轩杨公墓碑〉补缺》[88]等。
对小说《续夷坚志》的研究，李正民《试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89]、钟婴《〈续夷坚志〉散论》[90]从金元之际社会动乱和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发展史纵横观照，认为它避免了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弱点，是一部以怪言真的纪实性文言小说，反映了乱世之际的社会心态，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对《中州集》的研究，胡传志的系列论文《〈中州集〉文化意义再评价》[91]等从不同角度作了系统的探讨。赵兴勤著《中州乐府》有注释、辑评、附录，属开拓性成果。张博泉《〈中州集〉与〈金史〉》[92]、詹杭伦《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宗旨》[93]另辟蹊径，见解独到。
在史学方面，张博泉《元好问与史学》[94]阐述了元氏史学的特点。程妮娜《〈遗山文集〉与史学》[95]阐述了元集在金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陈学霖《元好问〈壬辰杂编〉探赜》[96]探讨了这部佚著的内容。
同期台湾方面的元好问研究也有进展。1982年天一出版社出版了《元好问传记资料》，共8册，侧重收录现当代的研究成果。1990年，也召开了“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97]收文18篇，编纂《元好问研究资料汇编》[98]。香港方面有邓昭祺的博士论文《元遗山论诗绝句笺证》[99]、方满锦博士论文《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100]、《元好问名节研究》[101]。美国有魏世德的博士论文《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02]。日本、韩国也有著作。
综上所述，可以说20世纪以来元好问研究的成绩是空前的。它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大有进展，而且还带动了对整个金代文学的研究（2002年成立了辽金文学学会，已召开会议2次），这必将为以后撰写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贡献。